農民日報：職業教育的“鄉村焦慮”該如何撫平？
【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馮克 李浩】
與職業教育的“城市焦慮”聚焦於所謂“普職分流”不同，當下職業教育的“鄉村焦慮”更多的是：如何辦好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不斷培養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幹得好的鄉村振興實用人才。
工作定了。從海寧職業高級中學到嘉興職業技術學院，學了5年園藝專業的“00後”畢業生朱儁傑，把手中幾個聘書反覆對比，最終決定留在實習單位世合有機農園。“現在我們承包了28個大棚，從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閒。”短短兩個月，朱儁傑已經迅速完成了從職教畢業生到返鄉創業者的角色轉變。
“我們的學生畢業就能就業、就業就是能手。”嘉興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方俊良告訴記者，不少高職院校畢業生在求職市場上其實“挺有市場”。今年，他們學校有3000餘名畢業生，來校招聘的企業超過2700家、共5萬多個崗位，可以説供不應求。
2021年11月27日，2022屆畢業生參加嘉興市數字化人才招聘暨嘉職院秋季校園招聘會。
又是史上“最”難畢業季！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千萬人大關。而以“職業院校就業”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各地職業院校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青睞的新聞不少，這與前不久“教育這十年”新聞發佈會上教育部公佈的“十年來，我國中職就業率（含升學）持續在96％以上，高職在91％以上，高於普通高校平均值”的消息相互印證，更與社會輿論場上長久以來對職業教育的“污名化爭議”形成鮮明對比。
“大有可為的職業教育，為何想説愛你不容易？原因就是職業教育長期被污名化，被看作低人一等的教育。”在今年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上海中華職教社常務副主任胡衞委員對職業教育現狀的剖析和建言，就曾引發網絡熱議，迅速登榜熱搜。其實，去年“大體相當”的中考普職分流政策激起的這波社會焦慮至今未息。
事實上，當前我國職業院校中，現代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一線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而在職業院校中，70％以上學生來自農村。但據記者觀察，居於這波焦慮中心的多是城市家庭，鮮有農村家長和孩子的聲音；而網絡上關於普職分流的探討也多集中於對“大體相當”政策的偏激“聲討”，少有對政策出台初衷和未來走向優化的理性建言。
這不禁引發記者思考：輿論場中被淹沒的職業教育“鄉村焦慮”究竟是什麼？與城市有何不同？又該如何撫平？
關於職業教育，鄉村在“焦慮”什麼
“寧去最差的普高，也別去好的職高。”每每有中考生在網絡上發出普職選擇之問，網友們紛紛現身説法進行勸退。前不久，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一經頒佈，仍有媒體“蹭熱度”地把其中“普職協調發展”解讀為“取消普職分流”，並再度收割一批流量。
而被社會輿論忽視的一個事實是，中考分流早不是新鮮事兒。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明確提出了“普職分流”和“大體相當”的概念：“我國廣大青少年一般應從中學階段開始分流：初中畢業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教育。”這一政策使得當時我國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得以快速扭轉。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專生”，曾是一代人的光環，那也是職業教育的高光時刻。這一時期，中專學校為社會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能型人才，“上岸”難度完全不亞於現在的985高校，專業主要集中在工商財、農林水、醫衞、師範四大領域，考上就意味着有了“鐵飯碗”。雖然後來中專包分配製度取消、高等教育擴招等政策出台，中職學校生源和辦學質量受到影響，但“普職分流”並未停滯。
據教育部歷年公佈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5年至2020年，我國中職學校和普通高中招生比例總體為4∶6。放眼世界，德國和新加坡在小學畢業和中等教育完成後都進行了普職分類教育。其他如澳大利亞、比利時、丹麥、法國、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英國等國，高中階段普職比例大致都是4∶6。
而現今國家加大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同樣來源於急迫的問題導向。
當前，我國正面臨產業結構加速轉型，急需大量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作為支撐。《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顯示，到2025年我國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將達48％，技術藍領缺口更是高達3000萬人。但普職教育長期結構不合理，導致就業和人才資源結構性矛盾凸顯，“有文化沒技能”“有技能沒文化”成為企業和畢業生在招聘與就業時的雙重尷尬。
“新的分流政策對學校影響不大。”接受記者採訪的多名初中教師表示，中考後分流政策一直都有，但以前學生即使沒考上普高，家長還可以通過交擇校費、復讀或進入民辦高中等辦法解決。重慶開州區某中學初中班主任李玲告訴記者，她認為是如今嚴格的招生和“雙減”政策，讓家長們感到“無計可施”，才愈發焦慮。
同濟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鄢彩玲認為，“雙減”之下的普職分流政策其實對一些地區的農村學生來説相對利好，在城鄉教育資源差異大的地區，城市與農村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會導致城鄉學生在競爭上的不公平，現在砍掉了補習班等輔助工具，對這些地區的農村學生相對更公平一點。
那麼，關於職業教育鄉村到底“焦慮”何在？
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於東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展過一場農村教育綜合改革，中等職業教育提出‘學農、愛農、務農’的辦學方向，培養了一批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各類‘能人’、‘把式’，符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可惜這場改革到90年代初無疾而終，整個教育納入了應試教育和升學主義的軌道。”
政策調整往往以問題為導向，而政策取向自然能準確反映焦慮所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要“支持舉辦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鄉村振興人才”“加大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投入”。
可見，與職業教育的“城市焦慮”聚焦於所謂“普職分流”不同，當下職業教育的“鄉村焦慮”更多的是：如何辦好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學成後回到農村去，有能力、也願意投身鄉村振興。
農村職教“非農化”，人才流向“離農化”
“家禽、寵物、家畜板塊高薪誠聘，要求專科以上學歷。”前幾天，李為亮發佈了一則招聘信息，應聘者寥寥無幾。“相比別的專業，學畜牧的本身就少，畢業後從事這一行業的還不到三分之一，很難招到符合要求的人。”作為北京一家大型畜牧醫藥企業的人力資源總監，李為亮感慨道，大城市的大企業尚且如此，去縣城、農村的畢業生就更少了。
“農村教育宣傳的是走出農村，不談如何建設家鄉，鄉村如何培養自己的建設者？”於東平在不同場合多次表達了對鄉村教育特別是農村職業教育的焦慮。
“涉農專業招不來學生，只能被迫取消了。”供職於西部地區一所國家級重點中職學校的何輝告訴記者，學生主要來自本縣及周邊農村，目前開設的二十幾個專業沒有一個涉農的。受到招生和就業壓力，涉農職業院校向綜合型院校轉型、涉農專業萎縮等問題不斷出現。
近二十多年來，城市的人才“虹吸效應”愈發明顯，農村吸引力持續下降，學生不願意學農，導致許多職校主動或被動取消涉農專業，農村職業教育辦學“非農化”現象在一些地方日趨嚴重。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相關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共有中等職業學校7294所，開設農林牧漁類專業36個，而開設農產品質量檢測與管理、棉花加工與檢驗、航海捕撈等14個專業的學校還不到10所。
“現在的涉農專業，除了傳統的種植養殖，更需要培養集智慧農業、農村電商等農業全產業鏈人才或交叉學科複合型農業人才。”嘉興職業技術學院現代農業學院院長吳海紅説。
清明節前，在四川開江縣職業中學校企合作基地廣福鎮福龜茶廠，食品專業學生學習茶葉炒青技術。
但是，在“非農化”辦學傾向下，職業院校尤其是縣城中職學校專業設置存在老化、脱節的現象，與區域產業不協調，與鄉村新產業新業態人才需求不能很好對接。這直接導致不少專業無法開展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學生學不到“真東西”，畢業即失業，學校辦學愈加不受認可，難以為鄉村振興培養適應性人才。
當然，這裏面有很多制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經費不足。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測算，職業教育辦學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而目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不到普通本科教育的45％，中等職業教育投入更少，難以滿足職業教育的辦學要求。就拿農機設備應用與維修專業來説，缺少農機設施設備和田間實訓基地，專業根本開不起來。
2006年，記者曾參與中國社科院關於職業教育的國情調研項目，發現當時我國職業教育師資嚴重匱乏。多數中等職業學校直接招用一線技術人員擔任教師，或由普通師範畢業生充當職業技術課教師，存在懂技術的不懂教學規律，懂教學的不懂技術的問題，導致學生既學不到系統的文化理論知識，也不能很好掌握專業技術技能。時至今日，這些問題依舊存在。一方面是由於教師招聘主要是全省統一組織，職業院校通過傳統招聘考試難以招到合適的專業教師；另一方面是學校在收入待遇和工作環境上吸引力不足，難以讓能工巧匠走進校園。
農村職業教育的“非農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才流向的“離農化”，很多地方缺乏一批立足地區產業發展的優質中職、高職專科、職業本科學校來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記者通過採訪貴州、四川、重慶、江西、浙江、北京、山東等地多家中職學校負責人瞭解到，中職學校有80％以上學生選擇升學，而農村學生的升學之路，基本就是一條從農村到縣城、縣城到大城市的離鄉之路。
“爺爺種了一輩地，孫子還去種地？”當得知朱儁傑初中畢業要去職高學園林時，爺爺奶奶就感到十分不理解。如今真正投身其中，他確實也嚐到了這份辛苦。
早上五點半，天剛微亮，朱儁傑就起牀了。簡單洗漱後，他來到蔬菜大棚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即使是現代化的農業生產，也無法改變自然生產規律。“夏日炎炎，汗水濕透衣背，農業的工作內容、環境、待遇與付出並不成正比，許多同學都寧願選擇錢少但環境舒服的工作。”朱儁傑説。
除了傳統觀念和工作環境的因素，對年輕人而言，農村吸引力還不夠。一方面是當前專業設置與農村需求不對口，但關鍵是大部分農村地區，缺少地方產業及相關產業鏈作為支撐，就業機會少，工資待遇低；另一方面是與城市相比，農村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養老等條件仍存在差距。
出路何在，圍繞鄉村振興需求轉
“鄉村教育的目標不應是培養‘小鎮做題家’和‘二流機器人’，也絕不是隻為城市輸血或者為大學提供學生。今天的農村教育，應該致力於同時滿足升學、進城務工和建設鄉村的多元需求。”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楊東平説。目前，農村職教的發展現狀距離這一理想化狀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也有不少先行者的探索可學可鑑。
在《擺脱貧困》一書中，習近平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提出：“職業技術教育理所當然要同閩東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以及同農民脱貧致富的需要緊密結合。”當前，鄉村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對職業教育的適應性要求更高。
“以前一直好奇開江豆筍和橄欖油的生產加工工藝，現在拿着學校發的書就一目瞭然了。”四川開江縣職業中學食品生物工藝專業學生黃紅表示，學校打造的特色課程，激發了他們對本土農產品加工的興趣和信心。
“學生學得好不好，課程內容很重要。”開江縣職業中學校長劉海洋説，近年來，學校以培養本土人才為出發點，圍繞當地加工製造、農副產品生產加工、農村電商經營等產業開發了11門課程，緊跟當地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需求，有效改善人才培養與現代農業發展不適應、與區域特色產業發展不匹配的問題。
為此，學校與種養基地、電商企業、農副產品基地等開展校企合作，組建“土專家”“田秀才”“致富帶頭人”隊伍，讓教師與企業專家交叉教學，不斷提升學生服務縣域、區域發展的適應性和專業性。
把鏡頭從西南轉向東部，山東平度雖素有膠東“金糧倉”之稱，而該市職業教育中心同樣也曾面臨“離農”、“非農”等轉型壓力和焦慮，這使得它的堅守更有普遍性的啓示意義。
“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我們也堅持辦農業專業。”平度市職業教育中心校長朱風彬告訴記者，學校成立43年來，能夠堅守農字招牌，服務地區三農發展，關鍵在於“堅持三分流不動搖”：
第一，堅持初中後合理分流不動搖，教育引導學生和家長理性選擇“適合的教育”；
第二，堅持高中段科學分流不動搖，通過拓寬普職融通渠道，影響和吸引更多的普高生通過接受職業教育實現升學深造和順利就業；
第三，堅持中職畢業恰當分流不動搖，基於縣域人才需求特點和學生髮展實際，強化職業指導和就業教育，引導學生恰當選擇就業和升學，本地生源中30％多中職畢業生、80％多高職畢業生實現當地就業。
“三分流”使平度全市職普比例保持在4.2∶5.8，一大批來自農村的學生通過接受職業教育在當地實現順利就業。2018年，平度職教中心申報的《助推縣域三農轉型升級的中等職業學校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
對於縣域農業農村產業發展，往往由於缺乏人才和技術支撐難以做大做強，從而陷入一種缺乏人才導致產業後勁乏力進而影響吸引力招不來人才的怪圈。而平度打破既有思路，逆向操作，“面向市場設專業、依託專業辦產業、辦好產業促專業、專業示範帶行業”，從而形成了從選種育種到品牌營銷的完整產業鏈和人才庫。
近年來，平度職教中心示範孵化規模化奶牛場11個，養豬場31個，養雞場160個，培養家庭農場和農產品深加工廠等經營主體2128個，推廣實施138項實用技術，催生了本市20個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產業轉型升級有效帶動了縣域經濟的發展，2022年平度市名列全國百強縣第63位，為農村職業教育貢獻了“平度經驗”。
山東平度職教中心果酒實訓教師王瑩瑩在葡萄酒文化長廊指導學生進行葡萄酒品鑑。
“職業教育要全面圍着鄉村振興需求轉。”於東平認為，職業院校要及時適應所在區域產業結構的變革與需求，以培養鄉村振興帶頭人和實用適用的技術技能人才為目標，把地方職業院校的工作納入區域發展規劃中。
“助力鄉村振興，縣級職教中心應發揮更大作用。”朱風彬説，與國外的社區相比，中國是以縣為基本單元，也最接近農村，因此應立足縣域辦強中等職業教育，培養既可升學也能就業的優質學生；有條件的縣域應提高辦學層次，探索辦高等職業專科或職業技術大學，服務區域發展，還能為更多農民提供就地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機會。
破牆辦學，才能“桃李滿天下”
此前，21世紀教育研究院、廣東省時代公益基金會發布的《鄉村教育新觀察——中國鄉村教育發展報告（2021）》指出，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中職教育發展的現實困境主要有三種：一是農村中職教育發展“空心化”，供需結構失調，優質資源匱乏；二是辦學“普教化”，人才培養逐漸喪失“職業性”和“農村性”，將農村中職教育辦成了“升學教育”；三是發展模式僵化，在適應當地農村產業發展的培養質量上存在較大缺口，人才培養模式較為單一，培養質量差。而要破解這三重困境，產教融合是一條一舉多得的必由之路。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基本辦學模式，也是職業教育最突出的辦學優勢。”日前，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十年來，國家層面陸續出台並實施《關於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等一系列政策，開展現代學徒制、產教融合型城市等一系列試點，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鼓勵行業企業全面參與教育教學各個環節，推進產教融合、校企一體辦學，促進專業與產業、企業、崗位對接。
目前，校企合作已呈現出多樣化格局。全國組建了1500多個職業教育集團（聯盟），涵蓋了企業、學校、行業、科研機構在內的4.5萬餘家成員單位，形成了資源共享、責任共擔、合作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辦學模式。
作為全國最大的畜牧獸醫人才培養基地，山東畜牧獸醫職業學院在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特色辦學路子上積極摸索。學院黨委書記鄭立森介紹，學院採取混合所有制辦學形式，校企共建9個特色二級學院，實行現代學徒制、訂單式培養等育人模式，形成校企聯合招生、協同育人機制。同時，豐富產教融合，政校行企聯動，建成了“從牧場到餐桌”全產業鏈專業體系，以校內生產性實訓基地為核心的實踐教學體系，以解決行業企業技術難題為核心的技術服務體系，為區域培養輸送了上萬名畜牧獸醫人才。
此外，於東平提出，要助力實現鄉村人才振興，除了“牆內辦學”，還應發揮圍牆外的辦學力量，如農村成人教育、國家廣播電視大學、農業廣播學校等涉農教育機構應該協同作戰，致力於培養不同類型、層次的專業人才。
“農廣校培養了一批中專學歷的農民，北京農職院急需一批優質的高素質農民補充生源，於是兩家一拍即合。”北京市農廣校負責人介紹，2016年起，北京市農廣校聯合北京農職院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學歷能力雙提升培育項目”。截至2021年，共招收高素質農民和村“兩委”幹部3572人，既圓了廣大農民的大學夢，又有效解決了京郊農村人才總量不足、結構性短缺和高端人才供給不足的問題。
嘉興職業技術學院是更早的“破牆者”。據方俊良介紹，早在2008年，嘉職院就在全國率先實施農民大學生學歷提升工程，面向農民大學生、涉農全日制專業學生和農民培訓學員，分類定製專屬人才培養方案，形成了“政府買單、量身定做、聯合培養”的農民大學生培養模式，現已培養1099名農民大學生，1749名“一村一名大學生”。同時，嘉職院還建立“一院對接一縣、一院對口一地”精準服務對接機制，即由一個二級學院對接本市一個縣（市、區），以及該縣（市、區）對口幫扶西部地區的一個縣，緊貼本市五縣兩區和幫扶六縣鄉村經濟發展需求，重點開展鄉村人才培養、科技下鄉、數字賦能等行動，為區域產業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
當然，撫平職業教育的“鄉村焦慮”，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發揮各方面合力，最重要的是教育觀念的扭轉。“我們的鄉村要建設成金山銀山，必須摒棄‘只有考上大學才能脱離貧困’的偏頗宣傳導向，加強孩子對鄉村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發揮職業教育的優勢作用，不斷培養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幹得好的鄉村振興實用人才。”這也是於東平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的關鍵問題。
（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文中李玲、李為亮、何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