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埃斯皮諾薩：烏克蘭戰事不利，在後方加緊“去俄語”
【文/哈維爾·埃斯皮諾薩 譯/觀察者網 劉思瑜】
九名學生正在安靜地聽阿爾喬姆·比奇欽講課。這位22歲的年輕人是烏克蘭語研習班的一名教師，今年2月15日，他從哈爾科夫搬到了利沃夫居住。由於母親是俄羅斯人，比奇欽從小是説俄語長大的。“但我的生活在2014年發生了變化。那時起，我決定做一個徹底的改變，開始學習烏克蘭語”，他解釋道。
他的轉變非常徹底。就在去年，比奇欽獲得了烏克蘭語語言文學的碩士學位。幾個月前，他加入到了耶迪尼（聯合）組織志願教師的隊伍中來，這個團體負責給來自烏克蘭東部的難民教授本國語言。比奇欽提到：“前來上課的每個人都經歷過悲傷的故事，我們要把這些故事寫下來，讓大家知道我們改説烏克蘭語的原因。”
在談及學習烏克蘭語的動機時，奧爾加·基塞列娃的態度顯得最為堅決。這位來自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的老婦人説道：“我今年已經62歲了，卻不會説烏克蘭語，這令我感到羞恥”。為了寬慰她，比奇欽提起了烏克蘭近幾十年來的歷史：“你沒必要感到羞愧。我們的國家曾經歷過蘇聯時代。儘管烏克蘭語是構成我們國家身份的基本要素，但在俄語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下，我們中的許多人過去仍舊不敢在公共場合使用烏克蘭語。”
結束這場“哲學探討”後，課堂裏的學生們投入到語言學習中。這一天的學習內容是用烏克蘭語打招呼。“Привіт”（你好），“Доброго ранку”（早上好）。比奇欽鼓勵學生尋找多種表達方式來彼此寒暄。在腦海中搜索同義詞時，基塞列娃和維克多·普赫納蒂夫婦略有些卡殼。這對夫婦慣於用俄語交流，不過，他們從俄語向烏克蘭語的切換還算流暢。
佐婭·察潘科今年66歲，同樣是從哈爾科夫搬來的。有一次她走進利沃夫當地的劇院，卻發現自己“什麼都聽不懂，不得不離開”，這一經歷使她意識到，學習烏克蘭語已成為刻不容緩的需求。
烏克蘭南部尼古拉耶夫圖書館裏的烏克蘭語研習班（阿爾伯特·洛雷斯 攝）
利沃夫開設的研習班只是烏克蘭語教學的眾多團體之一，自今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這類研習班在烏克蘭各地的數量急劇增長。這也是烏克蘭為了抵禦俄羅斯幾個世紀以來巨大的文化影響而實行的措施之一。
直至今年年初，在哈爾科夫、敖德薩、尼古拉耶夫等烏克蘭東部城市仍然有1/3的烏克蘭人日常使用俄語溝通。在這些地區，相對於烏克蘭語，俄語在使用頻率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受戰火影響而西遷的烏克蘭東部居民遭遇了空前的文化衝擊。許多組織正試圖減輕這種衝擊給遷徙人口帶來的消極影響，娜塔莉婭·費德奇科所在的組織正是其中之一。在一次電話訪談中，她説道：“我們的目標在於幫助説俄語的（烏克蘭）民眾適應新生活。但這對許多人而言並非易事，因為它意味着身份認同上的巨大轉變。”
和其他許多倡議一樣，烏克蘭語研習班的誕生可追溯至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當時，烏克蘭人已經意識到俄羅斯對自己國家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滲透。當費德奇科發現在烏克蘭首都基輔上學的兒子接受的卻是俄語教學時，她大為震驚。在她看來：“語言是一種武器。哪怕烏克蘭作為一個國家不復存在，如果語言能夠持久留存，那我們仍然可以繼續抵抗”。
這位耶迪尼組織的聯合創始人提出，研習班項目旨在讓100萬烏克蘭人在一年內停止使用俄語。為此，他們已經在基輔、哈爾科夫和尼古拉耶夫等城市構建起和利沃夫相似的課程組織網絡。她所在的團體贊助的網課已經擁有了超過1.7萬名學生，面授課則有將近700人蔘與。
她進一步解釋道：“我們搭建了一個由20-30名志願者組成的網絡援助空間，志願者們負責解答人們在烏克蘭語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每天我們都會給學生們佈置一個小任務，比如去超市的時候使用烏克蘭語交流，或是把手機語言從俄語調為烏克蘭語等等。”
在烏克蘭，這種在語言上轉變的趨勢日益明顯，且已輻射至社交媒體、音樂、書寫等多個領域。根據“研究和內容分析中心”（Centro para la Investigación y el Análisis de Contenidos）統計，在俄烏衝突爆發前，烏克蘭各類社交平台上發佈的內容中僅有16%以烏克蘭語寫成；而在6月，這一數據在臉書、推特和Ins上已經上升到了2/3。
對於烏克蘭人而言，最著名的案例莫過於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的經歷。澤連斯基出生於烏克蘭東部，接受的是俄語教育，平時也以俄語交流。但就在2017年投身政壇之前，他決定改説烏克蘭語。在他執政期間，烏克蘭加強了對本國語言的推廣力度，要求在學校、公共辦公室、印刷媒體乃至網絡頁面上都使用烏克蘭語。
此外，烏克蘭當局收緊了對俄羅斯圖書進口的限制，還於7月11日宣佈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全數替換公共圖書館裏的俄語書籍。據烏克蘭文化部部長奧列克桑德·特卡欽科所言，需要替換的書籍總量高達數百萬冊。該部門負責人估計，這一舉措的實施成本將達到50億格里夫納（約合1.32億歐元）。據烏克蘭出版商協會計算，2017年俄語書籍的銷售額佔到了烏克蘭書籍總銷售額的55%至66%。
政府還試圖刪除學校課程中關於列夫·托爾斯泰、亞歷山大·普希金、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國名家作品的內容。諷刺的是，這正是二戰後蘇聯曾經對待德國文學的方式（直到1960年，德國的文學作品才得以重返蘇聯學校的課本）。
烏克蘭當局對俄羅斯文化擴張的限制還延伸到了對各市政區域和文化機構的要求上。例如，在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地區，街頭音樂家們不能以俄語表演，帶有俄語標籤的商品也被禁止出售；此外，全國所有的劇院和歌劇院都不得演奏柴可夫斯基等俄國作曲家的作品。
然而，上述官方舉措也造成了新的問題。比如，尼古拉耶夫主要公共圖書館的館長英嘉·愛德華迪茨娜就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局面：館中收藏的30萬冊書籍中，有20萬冊都是用俄語寫成的。“如果把它們全部丟掉，我們的書架就空了”，她提出，“哪怕俄羅斯會把普希金或者契訶夫的作品用作宣傳的手段，我也不能就這樣捨棄這些書。”
作為鼓勵烏克蘭南部居民參加語言研習班的主要動員人之一，英嘉的話還是頗具權威性的。同時，她也是志願教師中的一員。英嘉的所有學生都是女性，其中一位學生娜塔莉婭·魯登科今年已經62歲了。幾十年來，由於國籍是俄羅斯，娜塔莉婭一直説的都是俄語。“我在俄羅斯生活了30年，從來沒有學過烏克蘭語。但現在人們在文化領域抵抗俄羅斯。在我看來，這就像是一條文化戰壕”，這位老婦人吃力地用當地的語言表示道。
和絕大多數學習者一樣，娜塔莉婭決定學習烏克蘭語是因為“不想再用敵人的語言交流”。她補充道：“我們之中有七成的人都是出於這個原因。”烏克蘭東部和西部的其他學習者也都重申了做出這一決定的前提。
（觀察者網劉思瑜譯自西班牙《世界報》（El Mundo）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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