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震：澳智庫給中澳關係幫倒忙，趕緊回頭

【文/羅震 譯/觀察者網 寧櫟】

隨着台灣海峽緊張局勢加劇，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有可能波動。5月以來官方關係的温和改善可能會逆轉。

堪培拉需要儘可能好的建議，來增進國家利益。澳大利亞人需要關於中國和中澳關係的深入和平衡的討論。

近年來，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有關中國的重要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該研究所章程規定，在非競爭性的前提下接受數百萬美元的納税人支付的贈款，通過向政府提供“挑戰性的建議”和“不同意見”來加強政策的制定。然而，在對華問題上，該研究所並沒有提供多樣性視角，而是利用了巨大的公共資源來鼓動澳大利亞的反華聲音。

在過去的十年裏，該研究所還引入了一種商業模式，除了原來澳大利亞聯邦的資金，來自外國政府和包括軍火商在內合作者的收入大大增加。很明顯，這些支持者想把中澳關係推向對抗，來謀求其私利。

澳大利亞的超級反華鷹派，前國防部長彼得·達頓任命了一個自己派系的人當該研究所的新執行主任，後者長期在聯盟黨任職。

戰略政策研究所有時會成為過分批評的目標。它的資金來源一般是透明的。最關鍵的問題是工作的質量。“澳大利亞國防成本”的預算簡報，是該研究所產出低效的一個例子。

儘管如此，讓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和評論繼續接受獨立專家評估很有必要，特別是這些與中澳關係關係密切。

2022年7月中澳外長在巴厘島會晤（來源：法新社）

最近，戰略政策研究所發表了一份報告，還新開了駐美國華盛頓的辦事處，彼得·達頓認為，這值得再提供一筆價值500萬美元的非競爭性的贈款，由納税人買單。

該報告聲稱，在諮詢“澳大利亞政府和行業機構官員……”後，對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提出了“澳大利亞的觀點”。

結論呢？“印太經濟框架”被堪培拉的官僚和行業領導者視為“將更多投資引入印太地區、制定標準、形成供應鏈風險集體解決方案的機會……”。

這種膨脹的“澳大利亞觀點”肯定會受到華盛頓的歡迎，因為華盛頓熱衷於將“印太經濟框架”描繪成抗衡中國區域經濟影響力的手段。

該報告強調，“理解澳大利亞的提議對理解‘印太經濟框架’至關重要”，特別是，“正如澳大利亞官員所指出的，‘印太經濟框架’不只是一個貿易協定”，相反，“它依賴於外來投資…… 作為市場準入的替代。”

首先要問的是，提供這些觀點的“澳大利亞官員”是誰？報告沒有透露，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允許匿名。

該報告採訪了多少人？這是代表性的樣本嗎？還是從各相關部門平衡抽樣？是否諮詢了所有行業團體？讀者並不知情。

撇開方法上的問題不談，該報告的動機和目標是什麼？ 例如，由“澳大利亞官員”公開反駁獨立分析師對“印太經濟框架”的指責，可能有助於促進更好的政策制定和公眾的理解。 然而，這樣的批判性分析卻找不到。

澳大利亞人應該知道，拜登政府執政18個月後，白宮實際上發表的是一個新聞稿：“對未來談判展開集體討論……”。

而且要知道，即使是這一聲明也只是通過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才實現，而未來的總統能很容易地大筆一揮就撤銷。這很難成為穩定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很難投入寶貴的外交資源去認真談判，也不能指望談判的“結果”有約束力。

因此，也許“澳大利亞官員”本可以解釋一下，“印太經濟框架”究竟如何提供了促進更大外來投資的可信途徑，還有所謂“制定標準”的潛力。如果華盛頓重視該地區的利益，就需要清楚地説明為什麼把中國排除在外，畢竟中國是大多數“印太經濟框架”成員最重要的經濟夥伴。

今年5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做了總結。他宣佈，新加坡將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畢竟“簽約”是免費的，但“讓中國經濟融入，遠勝於讓它按照不同的規則獨自發展”。

現在工黨政府需要比二流建議更好的建議來穩定甚至改善與對華關係。戰略政策研究所可以參與其中。但如果它不參與，就應該靠邊站。

（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13日《堪培拉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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