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巴貝里：佩洛西竄台背後動因——政治利益與模糊策略

【文/ 安德烈·巴貝里 譯/ 觀察者網 葉超楠】

南希·佩洛西在竄訪台灣的一天內，接連會見台灣當局各官員，行程可謂滿滿當當。紐特·金裏奇，上一位竄訪台灣的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在1997年到台北時，僅停留了2小時。因此，可以説這兩次訪問在不同時期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影響。更確切地説，這是一個美國對亞太地區戰略佈局態度轉變過程的證明，這是美國直接和中國產生矛盾衝突的場景。

在佩洛西和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會晤之前，她一直和台灣“議員”保持着聯繫，她還向台灣當局立法機構“副院長”蔡其昌表示，想要促進美台“立法機構間的合作”。佩洛西意欲與台灣一起增強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部署，顯然，這是為遏制中國而精心制定的策略。

俄羅斯有一句俗語説，任何一場挑釁背後必有算計。與《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的評論恰好相反，此次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到台灣不是“無足輕重且隨意”的。面對中國的警告，美國仍然發動了這場風險巨大的挑釁行動，不僅帶來了不可預料的未來矛盾升級的隱患，也給中美雙邊關係戴起了新的枷鎖。“今天我們代表團赴台灣是為了讓大家清楚地知道我們不會放棄台灣，”佩洛西代表美國鄭重許諾，“美國與台灣的團結現在是至關重要的。”

白宮謹慎的發文以及佩洛西訪台的堅定像是個矛盾模版。美國國內，拜登政府表現得十分謹慎；而在台灣，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卻堅定表達了台灣地區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性。我們看到了一個明顯的矛盾現象，但是卻能夠從政治角度理解。

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拜登政府發佈的信息是想減弱美國政府在明面上對佩洛西竄訪舉動的支持度，但也同時傳達出，雖面臨中國政府的“威脅”，該訪問將以正式的形式進行。

由於中期選舉存在的未知數，美國國會以及民主黨內出現了裂隙。據預測，中期選舉中美國國會大多數民主黨將失去席位。也就是説，未來一切都是隨勢而行、結果不定的，同時也是頗具風險的。

但目前的情況是，在這些不確定因素影響下，人們對佩洛西赴台舉動的利弊產生了極大的擔憂與質疑，這是拜登政府及國防部幾周來烘托造勢而成，是為了更好地掩蓋華盛頓向中共發出的“堅定信號”。

其傳達的信號為美國正在調整對台的“戰略模糊”歷史政策。政策根本上不變（也就是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試圖改變當中國可能出現的武統台灣情況時，國際上對美國行動的感知。

布林肯反誣中方的反制是挑釁

在這種複雜的狀況下，各方都應儘可能謹慎行事。但國際上的感知極有可能是：不同於1979年《與台灣關係法》中的模糊做法，華盛頓可能會對中方武統行為啓動軍事介入，而中共在下半年的重大會議上定將提出武統台灣的必要性。

1972年在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任期內，恢復中美外交關係的歷程開啓了，後由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結束了與台灣當局的“外交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台灣關係法》於1979年4月10日簽署，是為保護美國在台灣地區的商業利益以及國家安全利益而誕生的。

由於缺乏前期諮詢以及卡特政府立法提案的匱乏，共和黨及民主黨的議員們起草了一份法律草案，一方面該法案讓美國能夠調整與中國大陸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也讓美國能夠持續與台灣地區保持長久往來關係。《與台灣關係法》中，美國沒有清晰表明“不對中國武力統一進行軍事幹預”的承諾，而這也使得華盛頓在關於美國是否會軍事幹涉這一話題上始終都給分析評論專家及學者們留下了一個“戰略模糊”的形象。

喬·拜登，較之特朗普更甚，在美帝國主義政府裏算是試圖改變現狀的典型代表，哪怕這改變過程是緩慢微小、艱難曲折的。拜登過去一直在積極瓦解堅持“一箇中國”政策的傳統立場，並一直提出，美國將在台灣地區處於危難之際給予幫助，而這一點並未在《與台灣關係法》中直接明確指出，雖然其中的確存在模糊的解讀空間。

南希·佩洛西則在蔡英文面前表達得更加直白明晰：“我們支持台灣保持現狀，我們不希望台灣因武力而改變。”佩洛西的表述更為斷然堅定，雖然不是官方回答，卻比1979年的法案更加不容置喙。

正如我們預測的那樣，中方發起軍事演習表示對佩洛西訪台的譴責。在佩洛西抵達台灣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發佈公告宣佈將實行台灣島周邊的六個海空域進行大規模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中國軍方的《解放軍報》稱，“台獨分裂分子們”應明白“任何中國對佩洛西竄台的舉措都是正義的、合理的且有必要的”。

新華社官方報道在首頁大篇幅抨擊了佩洛西此次竄台，並將中國在新時代為建設世界一流軍隊作出的卓絕努力以記事方式單獨發表在一篇報道中。同時，借人民解放軍成立第95個紀念日之際向美國發出了鄭重警告。文章借中國主席的話表示“人民軍隊將毫不動搖地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

正如國際分析評論專家喬治·弗裏德曼——斯特拉福智庫（美國地緣政治情報平台）創始人——所言，目前世界四極都處於不穩定狀態：美國、歐盟、俄羅斯和中國，代表着百分之六十多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剛經歷好戰的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事件的日本，已被涵蓋在美國那一極範圍內）。危機的各個方面持續相互滋長，可能會擴大衰退問題的影響。

“此次危機可以分為四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戰爭層面（指俄烏衝突），相較於大多數戰爭來説，它產生了在經濟上更強的影響力，這就導致了歐盟供應鏈的危機，歐盟因為自身內部財政問題，早已處於極大的壓力之下。

第二層危機是比供應鏈更大的問題，缺少物質的問題影響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因此該危機不僅對美國、歐盟、俄羅斯和中國四極具有負面影響，也擴大到了世界各地。

第三層危機則是美國週期性的經濟衰退。全球供應鏈斷裂造成能源價格急劇增加，而這加劇了美國經濟衰退。

第四層，不出意外的，全球對中國出口商品需求量也會有所下降。”

面對中美衝突以及佩洛西訪台（對中方來説是一次挑釁）帶來的後續影響，目前的狀況可能會變得難以掌控。

（本文發表於西班牙《左翼日報》網站laizquierdadiar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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