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梓：一些人困惑，中國經濟發展的動能還在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夫梓】

日前，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一篇文章《整個公司的經營方針要從追求規模轉向追求利潤和現金流》在各大平台刷屏。其中提到：

“我們要看到公司面臨的困難以及未來的困難，未來十年應該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歷史時期，全球經濟會持續衰退。那麼消費能力會有很大幅度下降，對我們產生不僅是供應的壓力，而且還有市場的壓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華為對未來過於樂觀的預期情緒要降下來，2023年甚至到2025年，一定要把活下來作為最主要的綱領……”

在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下調的背景之下，“活下來”的表述引發了許多共情。

實際上，伴隨着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當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遭遇逆全球化的風潮，疊加上新冠疫情反彈帶來的風險，經濟發展速度不可避免地有所放緩。對此，輿論場上不乏對於當下中國經濟運行狀況的討論，其中也難免有一些焦慮的情緒。

“中國經濟該如何再次騰飛？”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能還在嗎？”

類似的困惑常見諸相關討論之中。

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深圳主持召開經濟大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分析經濟形勢，對做好下一步經濟工作提出要求。

會議提到，經濟大省要繼續挑起國家發展、穩經濟的大梁，發揮保障國家財力的主力作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進一步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堵點，推動經濟運行儘快迴歸正常軌道，努力穩增長穩財源。廣東、江蘇、浙江、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各省要堅持政府過緊日子，盤活財政存量資金，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加大財力下沉，保障基層“三保”尤其是保基本民生支出、保基層工資發放。

綜合這些報道，筆者認為，我們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經濟發展遇到當下的波折是預想之中的事，也在中央統籌考慮的範圍之內。同時，中國的決策者用務實的態度討論目前的經濟形勢，沒有遮掩，而是開誠佈公地講問題、談策略，態度是坦蕩的。

值得注意的是，輿論場上對於此次轉移支付也有不少爭論。對此，我們要知道轉移支付表面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是國家能力的體現，但是本質上是一個國家不同經濟發展板塊之間、不同社會羣體之間關係的協調。歷史上，東西德合併後，西德地區無條件轉移支付給東德地區，原因不是聯邦政府有能力，而是過去百年艱難困苦塑造了人民情感的“德意志”，這個是無條件的。

中國的轉製成本非常高，經過更加艱辛苦難的歷程，國家才得以凝聚，才得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一統的國家體制。長期的戰爭和苦難換來了團結，也凝固了我們國家內部的政治共同體意識，長期使國家受益。説得直白點，就是遇到難事，有個“我們”，並且可以“共渡難關”，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強力政治體制的事。

白鶴灘水電站，“西電東送”的骨幹電源。新華社記者胡超 攝

任何體制都會遇到一些臨機情況，需要做緊急處理。過去經濟財政處於上升期，完成區域轉移支付是靠中央能力，現在西部部分地區經濟能力有所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難以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情況，在此背景下，中央集中財力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適度向中西部地區和基層傾斜，維護的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利益，需要東部一些省份拿出“家底”給予最大程度的支持，這個“渡過難關”就是要靠共同體意識和大局意識。今天許多事情不單單是技術層面的經濟和財政事務，而是政治經濟學事務。

當然，除了轉移支付的途徑，立足於長遠看，緩解地方財政的困境、實現收支平衡，也有必要關注如下幾個維度的問題，從長計議：

第一，重新思考改革發展的根本優勢。

90年代以來，中國在處理央地關係時，為了激勵地方發展，推行了“分灶吃飯”的體制改革。“分灶吃飯”的根本優勢是產權安排的相對清晰化，確保了地方權責一致，地方有多大權辦多大事兒，允許地方“摸着石頭過河”。這是中國經濟騰飛、財政增長最核心的密碼。

“分灶吃飯”在承認中央的領導、承認一個普遍的公有產權的前提下，賦予地方一個小產權的概念。在這種體制下，地方主政者需要服從於大局的安排，但也擁有一定的自主性和主導權，故而可以自主摸索發展路徑，因地制宜推進地方發展。

這樣的制度設計達成了兩個“最大程度”的微妙平衡——最大程度地在保有中央集中領導的前提下，也最大程度地激勵着地方積極性。今天，“摸着石頭過河”的方法論沒有過時。這樣一種制度經驗，值得我們借鑑、思考。

第二，特殊時期要有特殊的制度安排。

一個國家在其上升期做的是增量的改革，容易通過發展解決各方面問題，但高歌猛進在古今中外都不是常態。在一定意義上，遭遇一些突如其來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下如何做好思想準備和補救手段，可能更能夠考驗政治智慧和能力。“後撤”的政治哲學要難於“前進”的政治哲學。當增量改革轉化為非增量改革，分配居多的政策也就不得不讓位給再分配居多的政策，社會各方面、各羣體對規則的理解會出現很大變化。國家做多了會得抱怨，不做則可能出現失控——各種衝突和情緒的失控。

1950年代，英國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變化以及英帝國面臨的一系列難題，為了穩定國家民眾，團結政治精英，實施了貝弗裏奇計劃等一大堆臨機性策略，目的是增強各羣體的安全感和體面感。着眼於當下我們面對的問題，安全感和體面感同樣是需要關注的維度。除了從財政上和轉移支付上着眼，還要針對社會各羣體在民生、就業、社會文化、政治參與等各方面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和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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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慎用“刀刃向內”的策略。

現在，面對着穩增長、穩就業、保民生的硬任務，我們整個體制在運轉的過程中，尤其涉及到經濟增長的面向，更要注重政策法規的靈活調整，汲取專業經營羣體、專家學者的意見，優化營商環境，由此釋放更多的社會積極性。在節流的過程中，慎用“刀刃向內”的策略，保障地方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落實基層“三保”，儘可能避免過度削減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薪資及福利，維持特殊社會羣體必要的體面和心理穩定。

面對當前的困難，一些評論者直言：“感受到了經濟的寒意。”但必須看到的是，我們並不是喪失了發展的能力。中國的工業體系是健全的，中國的人才基礎、專業基礎是富餘的，中國的企業的門類、產業鏈基礎都是完整的，地方幹部的積極性、獲取財政資源的能力也從未消失。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動能並未減弱。目前的問題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經濟學問題，關鍵要處理好國家各方面政治關係，形成共同奮鬥的力量，激勵共渡難關、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

對此，我們應該抱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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