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中國的秦，展示出一種宏大至極的願景-詹姆斯· C. 斯科特、田雷

【文/詹姆斯· C. 斯科特  譯/田雷】

在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了處理勞力、穀物、土地和配給的計量單位，某種方式的標準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須的，且構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實現上述的標準化，早期國家必須發明出一套標準的命名法，將所有基本的類別包括進來，比如收據、施工指令、勞役通知等——而這一過程，是通過書寫或文字來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並適用於整個城邦境內，就取代了地方上口頭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種消弭距離的技術，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國家並不廣遠的國土範圍。

針對耕田、耙地或播種這些農業勞作的任務，國家發展出了勞動的標準，某種類似“工分”的設計也被創造出來，顯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務履行或拖欠。對於魚、油和紡織物來説，分類和質量的標準也有了詳細的規定，以紡織物為例，就是通過重量和密度來進行區分的。至於牲畜、奴隸和苦工，也通過性別和年齡加以分類。即便國家此時仍處在“襁褓”之中，它的佔取之心就已顯露出來，總在設法從所佔有的土地和人口處汲取更多的資源，而對於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統計學”也已經浮現出來。這種嚴格控制的努力雖思之令人驚歎，但至於它在田間地頭又要如何落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於文字出現在中國的黃河沿岸，還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國的文字可能始於二里頭文化區，只是沒有證據遺存下來。舉世聞名的中國文字出現在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學家發現了用於占卜的甲骨文。從那時起，經過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國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於國家管理的目的。不過只有等到聲名顯赫、鋭意改革但卻曇花一現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國家建構之間的聯結。

雲夢睡虎地秦簡資料圖，圖自《國家寶藏》

中國的秦，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第三王朝，作為一個政權，它追求系統化，迷戀秩序，展示出一種宏大至極的願景，要實現國家資源的總動員。至少在書面上，秦的雄心壯志一覽無餘。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索不達米亞，追究文字的起源，它從一開始就不是表達語音的某種方式。

對於秦來説，要追求標準化和簡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項工作，通過改革將書寫文字統一起來——最終，秦政權刪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筆畫更為平直，並將其推行到國土的全境。由於中文的書面文字並不是某種方言語音的抄錄，所以中文與生俱來就有某種普遍性。如同別處的早期早成國家，秦所推動的標準化的過程，也適用於鑄幣以及度量衡的單位，以之丈量土地，稱重穀物。之所以這麼做，目的在於廢除大量原屬地方的、各國間不相容的度量衡慣例，如此一來，中央的統治者才能史無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國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財富、物產以及人力資源。

秦的理想不只是成為一個強大的邦國——只要偶爾向周圍一些半獨立的衞星市鎮索取貢品，也就心滿意足了，而是創造出一個大權集於中央的國家。到了漢代，宮廷歷史學家司馬遷回望歷史，就讚賞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將秦王國變成了一部質樸的戰爭機器：“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税平。平鬥桶權衡丈尺。”後來，就連勞作的規範以及工具也被標準化了。

商鞅戟，圖自上海博物館

早期國家處在列國的包圍中，所面對的環境是區域性的軍事競爭，故而當務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壓榨出儘可能多的資源。這就意味着，要盡現有技術條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儘可能完整的資源詳目，並隨時更新。對於國家來説，能象徵其權勢的，不僅是為數眾多且不斷增長的人口，還包括細緻的家户登記，後者便於徵收人頭税以及徵兵。戰爭中抓來的俘虜，都被安置到距離宮廷不遠處，各種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動。説起早期農業王國，它們招牌式的治國之道就是讓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經授權的遷徙。對於税務人員來説，人口的流動和分散是件頭疼的事。

讓收税官員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會移動。然而，由於秦承認私人對土地的所有，國家就要進行詳盡的地籍調查工作，在每一塊莊稼地與某一位所有者/納税人之間建立起聯結。根據土壤質量、播種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異，國家對土地進行分類，這樣一來，税收官員就能估算出一塊地預期的產量，然後得出它的税率。按照秦的税制，還規定了對生長中的作物進行年度的評估，如此就可以根據實際的收成來調整税負，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們都在關注國家官員的標準化努力，他們意圖通過書寫、統計、普查和度量衡，擺脱此前純粹的掠奪行徑，轉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屬民的勞力和食物資源。早期國家總在進行種種努力，塑造所轄國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饒、更可識別，也更適於資源佔取，在種種舉措中，度量工程或許是最重要的，但卻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

雖説灌溉以及治水並非早期國家的發明，但國家出現後，確實擴展了灌溉和溝渠系統，以促進運輸並擴大種糧土地的面積。只要情況允許，早期國家也會對下轄屬民以及戰俘進行強制的重新安置，以增加生產人口的數量並加強國家對他們的識別。在很大程度上，秦之所以有“均田”的概念，就是為了保證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夠的土地，這樣才有收成可徵税，才能形成徵兵所需的人口基數。

有秦一代，國家非常重視人口，這表現在國家不僅禁止民眾棄地而逃，還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對於生育的婦人及其家庭有税收寬減的優惠。新石器時代晚期多物種混居營，是最早期國家得以發端的“內核”，但説起早期國家的治國之道，很多都是某種巧妙的、政治性的地貌改造，目的就在於促進對資源的佔取：比方説，更大面積的糧田，數量更多、密度更大的人口，還有某種“信息軟件”，其編碼就是書寫的成文記錄，有了它，國家就能獲取更多更廣的信息。然而，成敗或在一線間，這種政治性的雄心壯志，追求地貌景觀的徹底改造，也導致了最有野心的早期國家在彈指間灰飛煙滅。烏爾第三王朝痴迷於各項事務井井有條，其延續不過一個世紀，而秦代更是十五載而亡。

既然早期的文字是附隨於國家建構的，兩者之間密不可分，那麼當國家消失時，文字會發生什麼變化？

對此，我們所握有的證據着實不多，然而呈現出的跡象都是，如果沒有了官員體系、行政記錄以及層級間的交流，文字的讀寫能力就算不會完全消失，也會大大減弱。其實，我們對此不必訝異，畢竟，在最早期的國家中，能讀寫文字符號的，僅限於人口中的鳳毛麟角——其中大多數都是官員。從大約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古希臘的城邦聯盟崩潰，進入了我們所知的“黑暗時代”。當讀寫能力再度出現時，文字所採取的不再是“線性文字B”的舊形式，而是一套從腓尼基人那裏借來的全新書寫字母。

當然，在那個過渡期，並不是説希臘文化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準確地説，文化轉成了口頭的形式，我們今天所讀到的《奧德賽》和《伊利亞德》，最初就形成於這一階段，只是後來轉錄為文字。就文學的傳統來説，羅馬帝國有着更為廣遠的輻射，但即便是羅馬帝國，當它在5世紀分崩離析後，拉丁語的讀寫也近乎絕跡，只有在一些宗教機構內還留有星星之火。在此不妨推測，在最早期的國家中，文字最初的發展，乃是作為一種治國的技術，既然如此，文字作為一種成就，也就同國家本身一樣，脆弱且短暫易逝了。

説到這裏，我們能否換個想法，是否可以把最早的文字讀寫視為一種交流溝通的技術，就好像作物種植一樣，也是眾多生存技術中的一種？就作物種植的技術而言，在它們獲得廣泛運用之前，早已為先民所知，而且即便推廣後，也僅限於特定的生態和人口環境。同理，整個世界在文字發明之前也並非“萬古如夜”，而在文字出現後，也並非所有的社會都採用或者渴望採用文字的形式。最初的文字書寫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國家建構、人口集中，以及國土規模擴大。換到其他的環境中，文字也是沒用的。一位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早期文字的學者曾嘗試推斷其中的奧秘，在他看來，文字之所以一到別地就受到抵制，正是因為文字與國家以及税收之間有着抹不去的關聯，這就好像在田間的耕作之所以長期受到抵制，就是因為一分耕耘就是一分勞苦，兩者之間的關聯壓根無法遮掩。

根據考古發掘，許多處在邊緣地帶的文化都曾接觸過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社會的複雜，但為什麼每一個各有不同的社羣都會拒絕使用文字呢？一個可能的回答是，這種對複雜的拒絕乃是一種自覺的行為。這麼做的理由何在呢？……很有可能，邊緣的羣落並不是在智力上不夠格，無法應對那種複雜，而是他們實在太聰明瞭，他們是在設法避開這種沉重的命令結構，事實證明，他們躲過了至少五百年，直至最終在軍事征服後被接管……在任何一個例子中，我們都能看到，邊緣社羣即便在感知到外部的複雜後，一開始仍會拒絕採納這種複雜……正是因為這麼做，他們才能躲開國家的牢籠，又自在地過了五百年。

【本文節選自《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第四章“穀物立國：早期國家的農業生態”，標題系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