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卡拉加諾夫：這場戰爭將長期持續，不取決於烏克蘭的戰事
【文/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譯/墨凝 文軒】
目前世界的變化進程使人無法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基本和系統的分析，更不要説預測。我這裏只談一些趨勢，我認為，那些做政治決策的人要考慮到這些趨勢。
我先談談一個顯而易見的思想，但這個思想尚未被俄羅斯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包括部分政治精英完全意識到。俄羅斯試圖融入由西方創造的國際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個時代如果更早結束會更好。 俄羅斯與西方的衝突變成了直接對抗和混合戰爭。這場戰爭將長期持續，不取決於烏克蘭的戰事。
烏克蘭是現實問題，是可視的，但並非這場對抗唯一的舞台，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的舞台。於我們而言，這是一項痛苦而必要的工作，對過去 35 年的幻想和錯誤進行反思，擺脱過去的羈絆。至於以後會是什麼樣，答案在未來。顯而易見的是。現在開啓的歷史階段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前所未聞的亂世”，這是亞歷山大·布洛克20世紀初為人類寫下的預言。顯然，新開啓的這段歷史時期會非常艱難。回到熟悉且相對舒適的原狀似乎是不可能的。
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從“非西方”到“世界的大多數” ，俄羅斯遠離“歐洲-大西洋”文明 截圖來自《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
對抗的緣起
目前正在開展一場為捍衞國家主權和獨特文明的俄羅斯未來而進行的鬥爭。俄羅斯正以現在的樣態遠離歐洲-大西洋文明。這個文明曾經給予俄羅斯很多東西，但現在的俄羅斯已不再需要，更何況西方文明越來越背離俄羅斯的歷史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是的，歐洲-大西洋本身正在迅速退化，即使從它自身出發審視也是如此。
筆者在此重申此前的一些觀點，涉及國際體系崩潰的基本原因：
1、西方失去了軍事優勢——這是過去四到五個世紀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基礎。
2、現有資本主義模式（世界經濟）的枯竭、消費的無限增長、所有行業的金融化、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界限模糊，導致道德基礎受到致命的侵蝕，動搖了曾經一度以此為進步的根基的資本主義（俄羅斯也有類似問題）。
3、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裝（而且是顯而易見的自私自利）在解決現實的全球問題，包括自然環境、氣候、流行病、社會不平等加劇、很難獲得食品、移民等等。而這些問題越來越尖鋭。
4、但大變局的主要原因和基本特徵，是由於“非西方”的崛起（也是由於西方軍事優勢的喪失），我們用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和語言賦予其“非西方”的稱謂。也許，可以把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綜合體，更準確稱為“世界的大多數”。因為在人類社會的大語境下，西方很顯然是少數派。這個説法是費多爾·盧基揚諾夫告訴我的。其他同事建議把這些國家稱為“大東方”看看哪個術語會用起來吧。但“非西方”的説法肯定不行。
大變局也有其他具體原因。其中之一是大多數西方國家領導精英素質退化，原因之一是，在相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經歷了長期和平發展階段。當前的精英面對棘手的問題表現出無能為力。這些問題不斷累積、矛盾升級，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之力量的重新分配。挑起烏克蘭周邊的危機，加劇對俄羅斯的敵意，這是從 15 年前開始的，是西方試圖維持其特權地位的一個重要手段。俄羅斯不讓西方將其作為資源基地。但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樹立了不對西方俯首帖耳的榜樣。他們還將試圖動搖俄羅斯的根基，讓未來幾十年的主要戰略對手-中國的大後方孤立無援。
扼殺俄羅斯的政策會曠日持久
但是，西方自我毀滅的進程將繼續下去，只不過因反對俄羅斯而暫時形成團結的局面。西方走弱至少已經十五年了，目前正邁向一個新水平。世界解構的趨勢加劇。不斷會有新的移民潮，以及與糧食危機相關的衝突。西方一邊撤退，一邊試圖反攻，它會徹底摧毀此前用於調節國際關係和國際法體系的其他制度，甚至拋棄了外交習慣和禮節。只有經歷三到四輪選舉週期之後，西方政治才有可能發生現實變化，前提是政治代際全面更迭。
未來十年，上述因素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體系性因素將導致國際的不穩定和衝突加劇，尤其是在南方和東方，然後再回到歐洲。無論特別軍事行動何時以及如何結束，在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對於我們國家，戰爭的風險仍然很大。也可能因為這次或者其他不可避免的衝突升級而發生戰爭。
今天的對抗比20世紀下半葉的冷戰時期更激烈。 西方不僅要遏制俄羅斯，而且企圖以目前的方式摧毀俄羅斯這個國家。 由於俄羅斯聯邦有強大的核潛力，所以戰爭（暫時）尚未升級為直接的軍事對抗。 規範和法律體系的全面危機已經蔓延到軍事政治領域，這大大增加了風險。
西方（尤其是美國）正試圖通過改變軍事力量來調整世界的發展方向，因為發展方向對西方不利。會出現新一代武器，目的是中和俄羅斯的現有優勢。無論如何，國際戰略穩定水平都會下降。希望今天的對抗能夠在不進一步加劇危機的情況下讓對手清醒，但指望不大，因為政治領導人的水平差強人意。而且存在跨過核門檻的危險，原因是精英素質水平太低。必須努力降低核戰爭、特別是熱核戰爭的風險。説實話，都不知道去找誰展開這項工作。
與西方的關係
西方的巨大敵意產生的原因，不僅是俄羅斯拒絕按舊規則行事，以及西方想阻止世界力量的重新分配，或者説歐洲人害怕迴歸傳統次大陸的必然性，包括軍事競爭方面。首先是西方世界的內部動機。他們需要把俄羅斯樹立成敵人，並團結起來應對，這樣就可以在失敗的情況下保留住精英的權力，經濟、社會和政治組織模式日益衰微，他們是在這套組織中成長起來的，而這套組織正在崩潰。
西方不可避免的尖鋭危機將中斷反俄“共識”，引領一些精英集團和個別國家克服全面對抗的局面。 但另一方面，結構性問題又會為了轉移人們對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注意力，結果會讓問題更加複雜。 在可預見的未來，西方（希望個別國家除外）是一個充滿敵意、而且完全沒有能力談判的對手，他會要求劃界和遏制俄羅斯。
有一個問題比較特殊，即在文化上保持距離，考慮到 300 多年來俄羅斯精英對歐洲的傾慕，以及500 年來歐洲的西方文化對日漸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滲透。我們的出路可能是：我們是集多種文明於一身的文明，是“世界的世界”，而且作為古典歐洲的最後堡壘之一，因為大部分歐洲已經在“舊世界”消亡。無論如何，俄羅斯繼承的歐洲文化的遺產，並不是俄羅斯文化多向度和文化多樣性政策的妨礙，而是其支柱和前提之一。畢竟，歐洲在其最好的時代和最佳表現期，努力打開了新的世界視野。從韃靼-蒙古身上我們繼承的是宗教寬容性和文化開放性。我們與歐洲人的不同在於，我們在建立帝國時沒有去摧毀，而是吸納了當地的文化和精英，早在歐亞主義理論提出之前就成為歐亞人。應該説，之前那些壓迫偉大亞洲文明的國家，將“亞洲主義”的羞恥感強加給我們，而現在“亞洲主義”則代表成功。
瞭解以下內容極為重要。這場衝突只存在於當前的西方建制派之中，建制派是在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中成長起來的。但對西方國家而言，這場衝突並非命中註定的。當然，近幾十年的“自由的全球帝國主義”對建制派極為有利，如果沒有衝突，他們也可以過的不錯，雖不奢華，但更平靜，不會捲入其絕大多數公民不需要的危險和冒險之中。
從理論上講，在未來（大約 10 到 15 年）我們可以期待關係的相對正常化，前提是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的精英獲得權力，並且這些人承認俄羅斯國家的利益。必然出現的更加威權政權的體制也可能帶來額外的危險。即使出現積極的發展態勢，也回不到相對可預測的過去。
應該主要依靠自己，以及那些與俄羅斯互動並從中獲利和受益的國家，還有那些以國家利益為導向，而非以超國家利益甚或違背國家利益為導向的精英。幸運的是，這樣的國家很多，而且還會更多。
俄羅斯國防部此前公佈的在哈爾科夫地區增援視頻的一部分 圖自歐洲通訊社
烏克蘭問題
未來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別軍事行動的結果，其最終目標尚有待確定。保衞頓巴斯、“解放”烏克蘭東部和南部，這些目標是顯而易見的。“去納粹化”（或消滅侵略性民族主義）只有在完全佔領烏克蘭領土並進行政治清洗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項任務（即使在俄羅斯的最強硬政權下）在當今世界也很難實現，而且這有揹我們人民的基本價值觀。
必將實現的是徹底且強硬的非軍事化，不可能是別樣的，還有烏克蘭國家的中立、東部和東南部的“解放”和恢復是可以實現的。但要達到這個目的，俄羅斯就需要在政治、倫理道德和經濟上做長期軍事行動的準備，不斷平衡西方的升級，包括達到有限核戰爭的水平（如果沒有這樣的威脅，美國和西方未必會退縮，並同意臨時休戰以外的協議）。要想“解放”全部或者更多的烏克蘭領土（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除外），就要進行長期動員，戰事成本急劇上升，會犧牲更多的人。
中期來看，存在社會產生疲勞的風險。戰爭疲勞是 1917 年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憶歷史，並非危言聳聽。如果烏克蘭的戰鬥不以勝利告終，就會失去民眾對最高權力的信任，現行政治體系和國家本身的公信力將受到損害。新的 1917 年 2 月的幾率會上升，這是自 17 世紀動亂時期以來俄羅斯政治史上最大的悲劇。1991 年 8 月，至少有一部分精英（既有黨內的，又有黨外的）準備奪取政權，結果很糟糕。當前風險與 20 世紀末的風險之間的差異在於：當時西方世界沒打算傷害俄羅斯，不相信俄羅斯能夠復興為世界大國。但俄羅斯做到了。現在，如果我們絆倒了，他們會嘗試徹底打垮俄羅斯。
正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所言，1917 年 2 月，精英的背叛是事件的催化劑。現在這種可能性還不大，因為克里姆林宮近年來的狀況和政策促進了精英的“民族化”。但對社會提供長期支持並非易事，尤其在經濟戰導致生活水平下降的情況下。西方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儘管如此，也不要賭西方會先搖搖欲墜。我們回顧一下 1916 -1917 年的歷史，當時德國人正在輸掉戰爭，陷入社會深淵，但俄羅斯卻先倒下了，由於俄羅斯內訌，德國總參謀部就培育出了布爾什維克。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就要在國內進行調整，在國內進行動員，將當前與西方（包括烏克蘭）的衝突宣佈為“新的衞國戰爭”。但這種氛圍的改變可能會使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當局及國家疏遠，因為他們已經過上了相對富裕、舒適的生活，在此之前則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窮困。
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領土“解放”後，就可以開始談休戰問題。儘管尚不能達成相對穩定的和平協議。此外，只有在共同協議的框架內才有可能實現，包括建立一個新的歐洲/歐亞安全體系。其輪廓尚未顯現，其潛在參與者也沒有相應的準備。
無論如何，無論烏克蘭的局勢如何，在世界衝突和混亂狀況越來越普遍的背景下，都應該做好與西方進行長期（約十五年）此起彼伏對抗的準備。
不孤立的堡壘
俄羅斯要活下去並轉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新的國家和社會組織能力。必須進行動員。動員的本質首先應該是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鼓勵內部的經濟、技術、智力、精神和人力的發展。當然，被排除在一些國際機制之外會造成障礙。但另一方面，也能激發另闢蹊徑的想法，解決新出現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引導資源，擺脱外方合同方對己有利的系列限制。
未來用“俄羅斯堡壘”這個隱喻也並不十分準確，因為它預設的是自我隔離、自給自足的情況。但自我隔離本身也是一種威脅，歷史規律已經印證。在經濟戰中，對手就是要把俄羅斯國家推到閉關自守的地步。
我們理解的“堡壘”，首先是牢固的防禦，以應對周圍的混亂世界，促進自主選擇，決定與誰以及如何做事兒。
事情是必須要做的——俄羅斯不能關閉與“世界的大多數”合作的大門，包括智力方面的合作。也包括那些準備進行建設性互動的西方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定會有的。
俄羅斯需要實現雖然雖未宣佈但顯而易見的目標。
第一，把俄羅斯精英徹底民族化，去掉買辦和親西方的因素和情緒。由於最激進反對派因擔心被趕出體制精英而移民海外，因此可以説，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經濟施壓的外部措施和西方恐俄症也起到作用，產生了“正在毆打我們的人”的效果。然而，但到目前為止，文化和知識的西化問題，即通過西方信息來源感知事件的習慣，依賴來自西方的評估和理論，這個領域幾乎還沒有被觸及。
今天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都深受西方世界觀的影響。要對知識分子羣體進行意識“去殖民化”的強化工作，擺脱外交政策、文化、信息的西方導向。這種轉型的涵義不是用反向的、帶有攻擊性的反西方主義取代之前的西方主義。這樣做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任務不同，需要為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社會打開更廣闊的視野。
西方的國際影響力正在下降，所以沒必要給予過多的關注。西方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而且越來越不重要。但在俄羅斯的信息和知識圖景中，幾乎沒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甚至中國和印度的人物、現象和事件。需要迅速加強與世界不同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繫，擴大東方研究、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知識等學科的研究和人才培養。
第二，國家、公民和企業必須做好心理準備，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內，生活和發展的環境是：日益嚴重的國際混亂，習以為常的關係中斷，經濟、信息和人類的去全球化。這就需要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系，上面是可控的，但下面是更自由主義、更相互聯繫的。目標似乎已經明確。但進展仍然幾乎是自發的，被官僚的惰性阻礙，被精英消極抵抗，他們的利益和心態與之前的體系有關。全社會必須明白，這並不是個別人的主觀願望或雄心壯志，而是在險象叢生的世界為國家和社會而進行的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任務--確保俄羅斯經濟最大限度的自給自足。目前不僅面對來自西方的敵意，而且1980-2000年代的全球化模式正在崩潰。社會必須瞭解，其中原因具有客觀性，在過去 15 年（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開始後），西方針對俄羅斯的行動和經濟戰急劇加速，對全球化模式採取了自殺性手段，經濟戰從2014年開始，2022年達到頂峯。要讓大家理解，全球主義的自由經濟政策不僅對俄羅斯不利，而且我們眼見着在全球範圍內崩潰。世界各地的相互依存都走向反面。
第四，知識界應該對社會和精英自己的主權化進行系統工作，獲得意識方面的獨立性。社會科學不可能是超國家的、萬應的，這些學科要反映所在國家的精英的利益，以及這些國家的地緣政治和歷史特性。我舉過很多例子證明過這個論點。還有一個例子。有一種觀點曾經認為，未來疆域和自然資源不如金融或數字經濟重要，軍事的重要性在下降等等，這類説法顯然是錯誤的。專注的是特定的國家和精英羣體的需求。領土價值下降的論點主要是海上強國推動的，為了獲益，他們有意破壞大陸內部的交往和交通，特別是在歐亞大陸。結果造成俄羅斯疆域之內的互相聯繫仍然很少，尤其是在西伯利亞，連接我們與亞洲的“南北”走廊嚴重欠發達。這是不加批判地引入外國有害思想的另一個例子。不久前，包括我們在內的人幾乎普遍相信，經濟全球化將進一步擴大和深化。
俄羅斯版麥當勞重新開業 圖自路透社
全球化的要素——金融、能源、商品、信息、經濟聯繫——不會完全消失，但會被削弱。全球化要素在政治和經濟民族化和區域化的浪潮面前退卻。未來十年真正的全球性問題實際上不會在國際層面上得到解決。最激烈的競爭會使這些問題變成次等問題甚至被遮蔽。亨利·基辛格在大約 25 年前提出的悖論完全正確：問題的全球化已經出現，但解決問題的工具卻在國家範圍內。儘管如此，也要在智力和組織方面做好合作的準備，首先在“世界的大多數”合作框架內。有朝一日，這可能會成為與西方積極互動的基礎，但也是一個無限遙遠的前景。
要解決上述問題，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但不能是新的思想統一。蘇聯時期我們經歷過，是蘇聯俄羅斯失敗的原因之一。我們根本不知道也不瞭解現實世界。全面的謊言，真相的隱瞞已經導致了我們之前的失敗。例如，在日俄戰爭期間。現在，西方的政治正確和“取消文化”正在導致思想和政治的貧乏。有必要保持討論自由和智力創造的自由。要對自己、對社會、對當局説實話。這的確很難，特別是在與我們曾經在許多方面都仰望過的那個世界公開對抗，以及國內政治體制不可避免的強硬化的態勢下。但這項任務必須系統地解決，包括用行政手段。否則，我們將再次失敗。
必須有效加強當局與社會、行政機構和思想精英之間相互反饋系統。曾經的溝通欠缺在軍事行動的第一階段起到了負面作用。社會上大部分人尚未對採取的措施做好準備，不理解採取措施的必要性。如果反饋工作順利，一些錯誤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幾年前，2014年“俄羅斯之春”的熱情沒有被充分利用，包括當時基輔及其西方支持者的不知所措。我個人認為， 2017-2018 年就有必要激化問題，當時已有戰爭危險了。另當別論的是對一些鄰國的專業判斷，這些鄰國是我們政策的優先選項，需要深入、準確地瞭解當地進程。似乎，對烏克蘭情勢的評估就不準確。
我不止一次地説提出新“俄羅斯思想”的必要性，一種全民的意識形態，包括在這本刊物上。現在尤其迫切需要，不僅是為了調動社會的精神力量，而且可作為內政和外交的實用工具。自偉大的衞國戰爭以來，這種思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提出。在頓巴斯，俄羅斯的多民族人民的代表在英勇地並肩戰鬥，前赴後繼。在這種情況下，之前曾擔心“俄羅斯思想”有可能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反國家意識形態，這種擔心就顯得多餘了。
於世界而言，俄羅斯思想更加鮮明。我們是多文明的文明，是反新殖民主義的橋頭堡，是多種文明和文化自由發展的保護。我們主張人人有權按照自己的原則和習俗生活，反對任何霸權或宣稱接近終極真理。我們目前反對西方的擴張及惡的鬥爭，集中在烏克蘭，這是一場為了建立新的公平世界秩序而進行的鬥爭。幾乎所有這些理念都被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提到過。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現在只需列出它們，並目標明確地前行。
當然需要新的外交政策。俄羅斯以特別軍事行動的方式解決最嚴峻的安全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在戰術上削弱了它在世界大舞台上的地位，使它被迫將資源集中在烏克蘭和歐洲方向上。但這也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方式。我們在為過去的幻想和精神上的懶惰付出代價。如果軍事行動以成功告終，那麼莫斯科在世界上的地位將實質加強。首先，降低西翼的脆弱性。其次，也可能更重要的是，俄羅斯將向世界宣告，自己是一個能夠在國際舞台上改變整體力量平衡並決定世界政治方向的國家。
接下來的外交政策應主要服務於內政。
俄羅斯已經起到並仍將起到把世界從西方強權中解放出來的作用。
但是，一直為大家堵槍眼是沒有意義的。是時候意識到一個簡單的，但與我們而言相當新穎的想法了。俄羅斯對形成世界新秩序的最大貢獻在於，在世界動盪的情況下成功發展自身並保證歐亞大陸的穩定。外交政策戰略與其更多地着眼於經濟利益（儘管不能沒有經濟利益），不如更多地着眼於在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條件下，確保國家內部發展。
我再説一遍，在與世界重要組成部分——西方進行長期系統性對抗的背景下，所有這些問題都將無解，如果當局和社會不進行意識形態和組織方面的動員。現在的問題只在於，這種動員應該是怎樣程度。當局或者沒有意識到，或者不敢説“沒有戰爭的20年”結束了。他們已經把戰爭強加於我們，這是一場生存之戰，我們必須贏得戰爭。如果我們堅持不住了，退縮了，他們就會徹底擊垮你。
過去四十年的經歷令人沮喪：有太多的東西我們無法理解，或不想理解。我們犯了錯。儘管如此，我們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還開始獲勝。讓我們吸取教訓，鼓足幹勁兒，發展俄羅斯文化的開放性，今後我們還能繼續獲勝。儘管挑戰很大，且非同尋常。要放眼未來，當然，還要恢復俄羅斯的血氣方剛。
【本文原刊於9月1日《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網站，中文譯文刊登於微信號“遠東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