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藤茂男：戰爭十五年的陰影
【文/齋藤茂男】
最開始，我們四處尋訪着能成為採訪對象的教師。
一位中年教師告訴我們：“盛岡的六太郎老師或許可以。可以採訪他從戰爭時期開始直至今日的人生。”
吉田六太郎，五十九歲，盛岡市立上田小學校長。
他出身於盛岡市南部巖手縣紫波郡見前村(現在的都南村)的一户窮苦農民家庭。
六太郎上小學的時期正處於昭和(1926—1989)初期，那時候正好趕上一戰後的大蕭條，大街上到處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城市人口的迴流使得農村生活雪上加霜。
來自當時日本殖民地朝鮮、台灣的進口便宜大米，因美國經濟衰退而引起的蠶繭價格暴跌，這些都將當時的農民們推向了餓死的邊緣。“巖手嬰幼兒死亡率高達30%”，“飢餓兒童劇增”——翻開當時的報紙，隨處可見這樣的新聞標題。女孩們被迫賣身來養活父母與兄弟姐妹，那是一個苦不堪言的時代。
“那時候，能進師範學校的都是認真的、學習好的窮人家的孩子。為什麼呢？因為師範學校不僅不收學費，還會給學生髮拉舍爾毛制的衣服、褲子和鞋子。學校實行全寄宿制，伙食費、住宿費統統不需要，這些對窮人家的孩子來説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畢業後還能當老師。”
那時候，相比從天矇矇亮開始就一直要勞作到深夜的農民生活，能穿拉舍爾毛製衣服、有飯吃的“軍隊生活”可要輕鬆多了。
將學生培養成“心地善良”“信人愛人”“德行高尚”的人，讓“為天皇國家奉獻一切”的“服從”精神滲透到每一個日本人的心中——這便是當時日本的師範學校肩負的特殊使命。
年少的六太郎在入學時就被教育：“師範學校就是‘死範’學校”，“教師的一言一行是所有人的範本，其終極意義便是死之模範”。
之後不久，學校便成了和軍隊一樣戒律森嚴的地方，人們甚至説：“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兵學校、師範學校是三大培養戰爭武器的地方。”
六太郎入學那年的秋天，九一八事變爆發。十五年戰爭的齒輪也由此開始轉動。就在這一時期，一樁對於巖手師範的學生來説一生難忘的“事件”發生了。
1931年9月19日晨，日軍在瀋陽外攘門上向中國軍隊進攻。（資料圖）
“皇國教育”的腳步聲
六太郎入學時，巖手師範裏有一位“不守規矩”的老師。他便是教授教育學課程同時身兼宿管職位的千喜良英之助老師(已故)。
在當時軍事化管理氛圍日漸濃厚的校園裏，千喜良老師可以説是為學校帶來了陣陣新風。
由於當時的學生大多出身於貧農家庭，總是接連不斷地有人身患心肺疾病，他先是買下了十萬平方米的農地，開始自己供應糧食，緊接着便新建了食堂、茶室，還破天荒地為清一色都是男生的宿舍招來了女宿管。他還開設保健室，請來護士，甚至讓大家坐車去醫院看病。此外，他還允許學生們使用大型電動洗衣機，讓大家都能把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學校之前設有門禁，但千喜良老師認為，為人師、無信任、不教育，於是便廢除了門禁。
“老師那時候經常喝了酒後，在晚自修時間來到我們學生宿舍，説： ‘你們肯定沒在學習’。於是，我們就經常一起搞宿舍節的活動。所有學生都很崇拜他。”六太郎老師説道。
據當時最高年級(五年級)的級長、後來擔任了盛岡市教育局局長的中村圭六説，千喜良老師從來不會在課堂上對學生説“這個你看書就知道了”。相反，他自己翻譯了約翰・杜威的《教育學概論》，給學生講授時也總是結合具體案例。“他引用的例子總是特別貼切，一下子就抓住了學生們的注意力。”
但是，這一自由主義式的教育終究還是被信奉“皇國史觀”的縣知事以及心懷不軌的學務課長給埋葬了。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上面決定將千喜良老師派往沖繩。消息一傳開，都已經放暑假回家的全校學生立馬趕回了學校。大家召開了學生大會，決議發起留任請願運動。一夜之間，請願書上就蓋滿了全校學生的血印。因不滿校長、知事的回答，學生們還選出了代表，由他們去文部省直接上訪。
當時有八名學生被選為代表，其中就包括中村級長。由於車站裏早已佈滿了縣裏的官員和便衣警察，八名學生換上了和服，藏在貨艙與客艙之間，悄悄地前往東京。但是，東京上野站也早就被校長等人佈下了眼線，上訪文部省的行動最終還是失敗了。
決心與縣政府對抗到底的學生們一度聚集在學校的後山，誓不服從，最後還是千喜良老師親自出面勸説，整件事才得以收場。緊接着的一天晚上，整個宿舍的同學為千喜良老師辦了送別宴。
恩師出發的那天早上，學生們被禁止進入盛岡車站。
早在那時，日本東北一帶有志的教師羣體中就出現了“教育運動”的火苗——目睹着如此多窮困潦倒的農民家的孩子，他們高舉“北方教育”的旗幟，通過生活作文讓孩子們直面現實，即讓學生們觀察生活，並用自己的語言表達感受，並努力培養他們批判、破局的能力。
與此同時，試圖撲滅這一火焰的勢頭也在不斷壯大。年少的六太郎在巖手師範裏也目睹了不少學生被帶走的景象。每當這種時候，千喜良老師都會悄悄地和警察們交涉，將學生們保釋出來。
以千喜良老師的下放事件為界，整個時代正以急促的腳步邁向了下一幕。國家主義的思潮開始席捲整個教室與宿舍。
千喜良老師的留任運動令當時就讀於巖手師範的六太郎感慨萬千。那時，還有另一位學生也是每日都想念千喜良老師，立志要成為千喜良老師那樣的教師。他便是比六太郎大一級的齋藤利雄。
當時，師範學校的學生在畢業後要作為短期現役兵服五個月的兵役。五個月後，大家便能升為下士，由此免除兵役。齋藤於一九三五年春天加入了弘前的步兵三一聯隊，九月服完兵役後便去了巖手縣紫波郡見前村(當時名稱)的見前小學當老師。第二年，結束弘前軍隊生活的六太郎也來到了同一所小學。
六太郎老師第一次站上講台的那一年，日本的大城市裏正流行着《勿忘我》、《啊，儘管如此》等抒情歌曲。尋常老百姓的幸福如風中蠟燭般閃爍。但就算是這樣微小的幸福，最終也在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的“二二六”事件以及第二年爆發的日本侵華戰爭中消失了。
電影《二二六》片段
兩位青年教師在國家制定的教學綱要下，全身心地投入那僅存一點點自由的寫作教育之中，讓飢餓的少年兒童將農村生活的現實寫進詩歌與作文，藉此幫助他們直面真實的世界。學生們寫完後，兩位老師會一直忙碌到深夜，為這些詩歌與作文製作油印本，在此基礎上製作《青空》、《對話》兩本文集。
那時候，齋藤老師正在和學校裏的一位女老師談戀愛，還為此和禁止職場戀情的主任吵了一架。結果，齋藤老師和那位女老師因此被調到了不同的學校。
“他一直把我看作共產黨，正好藉機除掉我。”齋藤老師説道。當時，通過生活寫作與學生產生聯繫的教師都被視為共產黨。一九四〇年，許多教師因違反了《治安維持法》而被當場帶走。
齋藤老師前往的新學校坐落於北上山系山麓地區的一個小山村。村裏有許多基督教徒。
即使是現在，村裏還保留着讀作“聖母寺”的真龍寺屋號、姓氏三佐以及架着十字架的墓穴。在這裏，齋藤老師依舊是勤勤懇懇地教那些窮人家的孩子們寫作文。
但即便是這樣一種努力，最終也被吞噬在黑暗的怒濤之中。自調到盛岡市內的小學起，孩子們以及百姓們就天天被拉着參與防空演習。然後，戰敗的夏天到來了。
“聽了那一天的廣播，我覺得整個人都失去了力氣。自己就像是一個戰敗犯，送去預科練的孩子們死在了戰場上。周圍的同事裏有的説要為了將民主主義貫徹到底從頭再來。但我當時想的是，不管怎麼樣都得把老師這份工作辭了，放過我吧。”
將六年級畢業生送出校門的一九四六年，齋藤老師也走出了校門。
此後，齋藤老師一直就職於日本國有鐵道，退休後在盛岡市內的家中安安靜靜地過着自己的日子。當他談起當時的學生們，談起那些屈從的日子時，我們總覺得他的眼睛是濕潤的。
女教師的悲歡
一九三八年末，六太郎所在的巖手縣紫波郡的見前小學迎來了一位未來的女教師。她是松田察(當時叫菅野察)，十九歲，作為巖手女子師範的五年級學生來參加農村教育實習。
松田察第一次在學校裏見到六太郎時嚇了一跳。一身黑衣的六太郎老師在隆冬裏竟光着腳走路。不過，更讓松田印象深刻的還是六太郎老師上的課。
那一年，陸軍大將荒木貞夫已經當上了文部省大臣。所有學校都收到了文部省寄來的《國體本義》一書，天皇制軍國主義教育正在日本全國上下如火如荼地展開。而就在這“向右轉、向右看齊”式的集體教育被奉為教育上策之時，六太郎老師班裏的孩子們卻顯得無拘無束、悠然自得。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接受審判的荒木貞夫（資料圖）
松田當時在六太郎老師的班上實習，可只從他那爭取到了體操和音樂兩節課的時間。由此也可見六太郎老師真的是十分珍惜教孩子們的每一節課。一週之後，松田的教育實習結束。離開校門的那一天，六太郎老師把一本足足有三釐米厚的《教育實踐記錄》借給了她。
第二年春天，松田開啓了她在巖手縣氣仙郡世田米小學的教師生活。那是一個貧困的山村。當時的女教師們不僅得為吃不上飯的孩子們準備便當，還得擔任學校的保健師。當時規定女教師在畢業前要考出準護士的資格證(她們為此幾乎沒有休息日可言)，保健師經驗有助於取得該資格。家訪發現孩子們沒有衣服穿，女教師們有時還會從自己家裏拿一些舊衣服送過去。
一九四一年春天，各國立學校在新學期收到了國家教科書第五期的修訂版。寫着“日本是一個好國家，純潔的國家，全世界唯一一個神之國家”的教科書被送到了孩子們的手裏。當時的教綱還明確規定教師在課堂最開始的兩分鐘、中間的四分鐘、最後的三分鐘分別要講這個那個，稍不遵守就會被巡視的校長及視學官提醒。
在當時的情況下，老師們能自由教學的只剩作文課了。因此，松田便讓孩子們大量地寫作。有一天，她讓孩子們寫一篇題為《送兵出征的早晨》的作文。這些作文最後會被裝進袋裏送給出徵的軍人們。讀到其中一位學生的父親也將奔赴戰場時，松田便在那位學生作文的最後寫下了“希望你的爸爸能好好回來”。
結果沒多久，她就被校長和視學官叫了去：“你那個年級放在慰問袋裏的作文非常不合適。你算什麼日本國民！”由此，她還被迫寫了反省書：“今後一定會努力教導學生具有為戰鬥獻出生命的決心。”
“那天晚上在值班室，我一邊哭一邊試圖反抗，最終還是被迫在他們寫好的內容上籤了字。可能是因為我在辦公室和其他老師説的話被他們知道了吧——‘不管多陛下萬歲，看着眼前這些被生活壓得無法喘息的孩子們，我真的説不出‘你爸爸如果能在戰爭中光榮死去就好了’這種話。”
現在，松田老師已經五十五歲了。她成了一名家庭主婦，住在盛岡市內的一所中學前，每天聽着孩子們的嬉戲聲生活着。我們見到她的那一天，她興奮地告訴我們：“明天我要去參加當年教過的孩子們的同學會。”
回不來的學生們
宣佈戰敗的《終戰詔書》播出的那個炎熱夏日，盛岡市仁王國學校(當時名稱)的老師們一大早就被緊急叫到了校長室，其中也包括六太郎老師。距在見前小學任教時已經過了九年多，當時的他已經二十九歲了。
“聽到廣播的那一瞬間，怎麼説呢，整個人就陷入了一種虛脱的狀態，然後眼淚嘩嘩地流。有的老師互相握着手，哭着説這以後可怎麼辦，有的一個人默默啜泣……”六太郎老師回憶道。對他來説，當時的眼淚傳遞了一種什麼樣的情緒呢？“就是很不甘心，特別不甘心。”那天晚上，在同事借宿的學校附近房間裏，六太郎和其他幾個老師喝着燒酒聊到了深夜。當晚的他也是充滿了自責：“是不是因為我們貢獻的力量太小了？”
即使是六太郎這樣的老師，這樣一位在國家嚴格管制教育的情況下還能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個性，全身心地陪伴孩子成長的老師，最終也在日漸嚴峻的戰爭中成為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戰爭協力”戰士。
在見前村任教時，面對着日本東北地區的貧困農民，他開始意識到，要想改善農民的生活，就必須和農民們一起行動起來。村常會、部落常會、農事講習會，他憑着一股年輕勁兒四處奔走，積極地和村民們探討如何改善農業經營，探討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對於青年時代的六太郎來説，擴大教育規模，從國家發展、民族未來的角度來教育貧困農民是教師的職責。後來，他的想法進一步發生變化：“我們必須打贏這場仗。只有戰爭勝利了，和日本一樣飽受折磨的東亞各民族才能迎來幸福的日子。”
也是在這個時候，六太郎迷上了吉田松陰與宮澤賢志。他在自己家裏辦起了“神民塾”，召集村裏的青年男女來參加，為他們講解松陰與賢志的著作，還在村裏建起了松陰碑。
電影《戰爭與人》片段
“松陰對松下村塾裏孩子們的愛、對鄉土的愛，終其一生為他人奉獻的品格，賢治對農民們無限的愛——我想將這些傳遞給年輕人們。”六太郎説道。
一九四四年，六太郎在他的母校巖手師範開了一場有關松陰的講座。
為了多一些時間和學生們相處，六太郎甚至住進了學校，他也還是會為了印製文章而製作油印板。這是一位滿心都希望孩子們幸福的教師，一位不知不覺沉溺於戰爭中的教師。
“那時候，松陰也好，賢治也好，戰爭也好，都在我心中共存着，毫無矛盾。連賢治説的‘在全世界都實現幸福之前是不可能有個人幸福的’這句話也被我當成了呼喚‘戰爭協力’的彈簧。那時候的視野可真狹隘啊。哎，太丟人了，還是不説了吧。”六太郎老師咬緊了嘴唇。
對於六太郎老師來説，最令他難受的還是那些他教的孩子們。從學校高等科被送往戰場的正夫、作藏還有松治，這些學生都是在他的鼓勵下參與了“滿蒙開拓團少年義勇軍”。送站那天，他對他們説“這是你們最高的榮譽”。那些孩子最終都沒能再回到這片土地。“我究竟怎麼做才能補償他們呢?”
巖手各個村莊颳起秋風的時候，沉重的“八一五”戰敗體驗開始在六太郎的腦海裏揮之不去。
“在那樣一種天皇絕對主義的體制下，父母們能為孩子們受的教育説上什麼呢？教育不就只是一種徹底的義務、一種強制、一種命令嗎？在‘一旦有危急情況，定當為國挺身而出’的終極目的下，父母們、孩子們不都失去了表達的權利？以天皇的名義命令基於謊言教科書的謊言教育，由我這樣的謊言老師若無其事地來施行……如果校長們能認真一點，‘八一五’戰敗體驗就不會在戰後的實踐中被忘記。因為我們在戰後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以此為原點。”
六太郎老師在最近的小學校長會的機關志中寫道。
【本文節選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新書《何謂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