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操縱“新冷戰”，美國會把鬥爭轉向軍事領域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美國對中國採取咄咄逼人的姿態，必然在西方反對美國這一政策的人士之間引發交流和討論，並對這一系列政策的起因和前景進行跨國界的分析與探討。這其中，2020年7月成立的“拒絕新冷戰”運動在諸多“進步勢力”中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該組織定期舉行一系列活動、發佈簡報，並與反對美國對華冷戰政策的西方重要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進行交流和討論。最新進展是《美國正在對華發動“新冷戰”——來自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分析》於9月17日上市。該書的作者是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羅思義（John Ross）、黛博拉·韋內齊亞爾（Deborah Veneziale）和維賈伊·普拉薩德（Vijay Prashad）——這些都是“觀察者網”讀者所熟悉的名字。
《美國正在對華發動“新冷戰”——來自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分析》封面（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本書吸引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它彙集了對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持反對態度的力量中、來自西方的最進步的分析；其次，由於其作者均來自西方，因此非常瞭解西方，他們擁有中國作者所不具備的經驗和知識——當然這不意味着中國人有必要全盤接受他們對西方的分析，但這不失為一個值得了解的信源。
第三，西方大多數支持冷戰的作者既不瞭解中國現狀，也對了解中國現狀或者參與關於中國的分析的討論不感興趣——無知是他們最基本的狀態。但是，該書的所有作者都與中國有過接觸。事實上，這本書的三個章節都是在“觀察者網”發表的中文文章的加長版和修訂版，因此得到了諸多中國讀者的指正，並且英文版也將在美國上市——維賈伊·普拉薩德專門為這本書作序。也為“觀察者網”讀者所熟知的著名的中國分析家，比如張維為、王文、高志凱、劉欣等，曾參與過“拒絕新冷戰”組織的活動。因此，中國和西方反對新冷戰的人士之間是有所接觸，互通有無的——這種情況在西方作者中並不常見。
因此，本文旨在結論性地呈現書中的分析，以進一步促進在中國問題上更深入的對話。此外它還對世界不同地區支持和反對美國侵華政策的力量進行了對比和評估。
美國“先發制人的核打擊”意味着什麼
美國社會主義雜誌《每月評論》主編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撰寫的“美國軍事戰略”章節，含有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當權派軍事戰略討論的詳細分析——任何想要認真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人都有必要閲讀一番。福斯特提出的事實，直接戳破了部分中國“民間”媒體所着力營造的那個“和平愛好者”屬性的美國。
福斯特在對核戰略進行細緻的研究後發現，美國幾十年來一直在努力達成的目標，是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即能一次性消滅對手核力量，從而有效地防止對方實施致命的報復性打擊的能力。這項研究令人沮喪：“從20世紀60年代莫斯科與華盛頓實現了大致的核均勢開始，到90年代蘇聯解體，美蘇冷戰期間的主導核戰略都是基於‘相互確保摧毀’概念。
當核均勢轉化為‘相互確保摧毀’時，通常被視為對雙方的徹底破壞，即數以億計的人死亡……但美國仍然無視核冬天的警告，它憑藉遠比蘇聯多的資源，試圖超越‘相互確保摧毀’的均勢，朝着美國‘核優勢’的方向發展，以恢復美國在冷戰早期的核優勢水平。核優勢，相對於核均勢，意味着“消除報復性打擊的可能性”，因此也被稱為‘先發打擊潛力’。從這個角度來説，華盛頓的官方防禦態勢一直考慮美國對核國家或無核國家進行先發打擊，這一點很重要。”
福斯特指出，美國核戰略發展路線是由美國核戰略奠基人赫爾曼·卡恩制定的，他還創造了打擊社會價值策略和反制策略這兩個關鍵術語。打擊社會價值策略是指以攻擊敵人的城市、平民和經濟為目標，旨在徹底消滅敵人，這會導致相互確保摧毀。相反，反制策略指的是以敵人的核武器設施作為攻擊目標，以防止對方反擊。
福斯特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美國開始嘗試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核戰略的特點是接受與蘇聯的大致核對等地位，從而接受‘相互確保摧毀’。在卡特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這一政策宣告破產。1979年，華盛頓強迫北約允許在歐洲部署攜帶核武器的巡航導彈和潘興II型導彈，這兩種反制武器都是針對蘇聯的核武庫的，這一決定點燃了歐洲的反核運動。
在隨後的里根政府中，華盛頓全面採取了反制戰略。里根政府推出了‘星球大戰’計劃，旨在建設一種能夠保衞美國本土的全面反彈道導彈系統，最終由於不切實際而被放棄，但在後來的政府中促成了其他反導系統的建設。此外，美國在里根政府推動了MX（後來的和平使者）導彈，這是一種能夠在蘇聯導彈發射前將其摧毀的反制武器。
所有這些武器都能壓制蘇軍在先發進攻中的‘突擊’行動，還能通過反導系統攔截僅存的幾枚蘇聯導彈。反制武器需要更高的精確度，因為它們在“反價值”攻擊中不再是城市的破壞者，而是要精確瞄準堅固的導彈發射井、移動陸基導彈、核潛艇和指揮控制中心。正是在這裏，美國在反制武器方面擁有技術優勢……然而，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用軍控協會（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的專家諾蘭（Janne Nolan）的話説，‘反制仍然是美國核戰略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其目的是實現核優勢地位。’”
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的核政策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北約在東歐地區侵略性地擴張，以使美國的武器系統能快速打擊俄羅斯。這一政策最終引爆了俄烏戰爭。
福斯特指出，從本世紀初開始，美國加快了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的嘗試。2006年，凱爾·利伯（Keir A. Lieber）和達里爾·普萊斯（Daryl G. Press）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旗艦雜誌《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美國核優勢地位的崛起》。在他們的文章中，利伯和普萊斯認為美國“即將獲得核優勢地位”，或者説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能力，這是美國至少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目標。正如他們所説，“大量證據表明，華盛頓實際上是在刻意追求核優勢地位。”
福斯特證明，在與蘇聯的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強化了自己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核武器巡航導彈、能夠在海岸附近發射導彈的核潛艇以及攜帶核武器巡航導彈和核重力炸彈的轟炸機等武器，可以更有效地穿透俄羅斯或中國的防禦系統。改進後的美國監視技術大大增強了其探測移動陸基導彈和核潛艇的能力。在最近加入北約的國家以及靠近或處於俄羅斯邊境的國家部署戰略武器，可能有助於提高核武器打擊莫斯科和其他俄羅斯目標的速度。核導彈防禦設施主要用於應對對美國先發打擊的報復，它可以擊落在對方倖存下來的有限數量的導彈。（這種“導彈防禦系統”在面對對方的先發攻擊時是無效的，因為它們會被大量的導彈和誘餌所淹沒。）顯然，美國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的目的，是針對中國和俄羅斯。利伯和普萊斯得出結論，美國的目的是最大化地提高自身能力，以防止中國對美國的先發制人核打擊作出有效回應。
福斯特指出，美國近來簽署的削減核武器總數條約，並沒有違背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的意圖：“美國和俄羅斯在2010年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雖然限制了核武器，但並未阻止摧毀對方武器的核反制武器現代化的競賽。事實上，數量上的限制使美國佔上風的核反制戰略更加可行，因為它是核報復性武庫生存能力的三個主要基礎之一。
當華盛頓以核優勢地位為目標，美國開始單方面退出冷戰中建立的一些主要核條約。2002年，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單方面退出了《反導條約》。2019年，在特朗普政府領導下，華盛頓退出了《中導條約》，藉口是俄羅斯違反了該條約。2020年，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退出了《開放天空條約》，隨後俄羅斯在次年退出。毫無疑問，退出這些條約有利於華盛頓在尋求核優勢時增加其核反擊的選項。”
福斯特指出，幸運的是，中國和俄羅斯的武器技術發展迄今為止阻止了美國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的能力，儘管這並沒有轉移美國達成這一目標的注意力：“近年來，俄羅斯和中國在戰略武器技術和系統方面取得了飛躍。為了粉碎華盛頓提升先發打擊能力的企圖，莫斯科和北京都轉向了非對稱戰略武器系統，旨在抵消美國在導彈防禦和高精度制導方面的優勢……同時，俄羅斯和中國一直在開發反衞星‘反太空’武器，旨在消除美國在高精度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方面的優勢。儘管華盛頓一直在尋求所謂的核優勢，但鑑於其他主要核大國的技術實力，它仍然無法掌握優勢地位。”
美國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的意圖極其危險，不僅是因為它公然為侵略張目，在實踐上無法成功阻止對手報復，而且因為無法避免“核冬天”的風險——科學家發現，核戰爭將促使大量煙塵和煙霧進入大氣層並阻擋太陽輻射，從而將地球温度降低到威脅糧食供應，進而將使得地球上的大多數人，甚至那些沒有被核彈直接影響到的人，都因飢餓致死。美國核政策加上美國大型政治力量反對採取有效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是共同對人類文明構成生存威脅的兩種方式之一。這就是“滅絕主義”風險——“滅絕主義”是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於20世紀80年代發明的一個詞彙。
中國人已經普遍注意到，近幾十年來，美國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侵略性軍事行動愈演愈烈——1999年轟炸南聯盟，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轟炸利比亞，至今仍在對敍利亞進行軍事幹預。但是，福斯特所撰寫的這部分章節，就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政策，進行了極其詳細的分析，這些內容對於任何研究中美關係的人來説都是值得關注的。
經濟低迷下的美國軍事野心
福斯特的分析清楚地表明，美國正在進行系統性的核軍事擴充，其最終目標是獲得先發制人核打擊能力。這引出了我所負責的章節的主題——美國此舉會帶來什麼樣的風險？美國為何要推動這種政策？
我從2009年開始在中國工作時就知道，部分中國媒體總是高估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比如，他們引用的並非反映美國經濟過去和現在表現的實際數據，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增長預測數據——如果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預測與實際結果進行比較，就會發現美國系統性地誇大了其增長預期。同樣，特朗普在任期間總是宣稱“美國經濟正強勁增長”，但事實上他治下的GDP增長峯值是二戰結束以來的歷任美國總統中最低的。也即是説，部分中國媒體熱衷於傳播關於美國經濟的謊言——對於嚴肅的事情而言，傳播謊言，而非事實，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事實上，美國長期經濟增長一直呈放緩趨勢。如圖1所示， 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從1969年的4.4%降至2002年的3.5%、2019年的2.0%、2022年的1.9%。簡而言之，美國中長期年均增速僅為2%或更低。
圖1
顯然，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的樂觀預測源於眾多不同角度的誤導。但就當前而言，這種錯誤的預期會導致他們低估了美國的軍事野心和威脅。
美國外交政策人士當然知道，與中國這樣的大國或更早時期的蘇聯開戰，具有極大的風險。如果先發制人核打擊的嘗試遭到失敗，那麼隨後可能會遭到對手毀滅性的核反擊。美國一些圈子主張美國為台灣問題與中國進行一場“有限戰爭”，但這種算計恐將落空。如果中美之間真發生戰爭，那麼可能會升級為全面衝突。要知道戰爭的結果可能會受到難以事先預測的諸多因素的影響，如軍事士氣、其他國家的行動等。
基於這些原因，美國當然更願意嘗試以非軍事手段擊敗中國這樣的大國。20世紀80年代，美國就是用這種手段對付蘇聯，然後大獲成功。誠然，當時里根確實在加強軍備建設，但其目的並不是真與蘇聯開戰——當時的蘇聯的軍事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尤其是核武器這一決定性領域。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受錯誤政策的拖累，蘇聯經濟增速一直慢於美國。因此，作為美國的敵人，蘇聯在軍事上很強，但在經濟上很弱。同時，與經濟實力相比，美國的軍事實力相較蘇聯並不擁有決定性的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競爭轉移到經濟領域，而不是直接參與軍事衝突，是一個符合邏輯的戰略選擇。因此，美國加強軍備建設並不是為對蘇聯開戰，而是希望通過昂貴的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經濟。面對戈爾巴喬夫的錯誤政策，美國的這一政策大獲成功。蘇聯經濟無法承受這樣的競爭壓力，通脹飆升、消費短缺、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增加和許多其他問題接踵而至。隨後，對西方抱有不切實際幻想的戈爾巴喬夫推行的令人絕望的政策，導致蘇聯於1991年解體——這是一場地緣政治災難，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令俄羅斯至今都沒能恢復元氣。當前的烏克蘭戰爭，是這場災難的延續。
美國強加給蘇聯的這場災難，是通過施加外部經濟壓力和利用內部混亂的組合拳，而非軍事行動，乾脆利落地擊垮了蘇聯。戈爾巴喬夫在美國被熱捧為巨人，在俄羅斯則被視為災難和民族叛徒，這一點從他去世時美國人和俄羅斯人對他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美國肯定會發現，相比軍事手段，用對付蘇聯的同樣手段來打敗中國，並讓中國落入蘇聯同樣的境地，會更加安全。
但是，中美現在的關係與冷戰後期的蘇美關係大相徑庭。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並沒有像戈爾巴喬夫那樣自毀長城，而是推行旨在提升中國實力的政策——美國意識到，它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如意算盤落空了。而且，與20世紀80年代前經濟增速慢於美國的蘇聯相比，中國不僅長期經濟增速高於美國，而且在應對新冠疫情等近期事件方面的短期經濟表現也好於美國。在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過去三年裏，也就是新冠疫情在世界範圍內肆虐的時期內，中國GDP增長11.8%，美國GDP則僅增長了3.8%——中國GDP增速是美國的三倍多。
因此，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經濟地位遠遠高於其軍事地位——這意味着美國試圖將衝突轉移到經濟領域，而不是軍事領域。但就中國而言，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它在軍事上強大，但在經濟上較弱。這就產生了美國尋求將鬥爭轉移到軍事領域的風險，這就是它不斷升級軍事政策的原因。
如前所述，美國此前只對軍事實力遠弱於美國的發展中國家——南聯盟、阿富汗、利比亞、敍利亞，以及規模較小的其他國家採取過軍事行動。但是，如今美國在烏克蘭與俄羅斯這樣的大國進行軍事對抗。儘管美國事先知道，它將北約東擴至烏克蘭將影響到俄羅斯的最重要利益（俄羅斯擁有極其強大軍事實力且核武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這一舉動明顯越過了俄羅斯的紅線）——美國完全瞭解這一點，但仍準備為此承擔風險。
因此，正如筆者就此指出：“歸結到最基本的事實，推動美國軍事侵略政策持續20多年且不斷升級的關鍵因素顯而易見：美國已經永久失去壓倒性的世界經濟主導地位。但與此同時，美國在軍事力量和軍費支出方面仍然保持着優勢。這對人類來説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因為在此期間，美國可能會試圖利用軍事實力來彌補經濟短板。這是美國將軍事威脅從針對發展中國家升級到針對俄羅斯這樣的大國的原因。”
這對中國構成直接的風險：“當然，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遠快於美國，這意味着在一段時間後，中國的軍事實力有望追平美國。但這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中國決定實施這樣的政策，也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建立一個與美國相當的核武庫。鑑於空軍、海軍等掌握先進技術的部隊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進行建設，建立與美國實力相當的常規軍備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美國的軍事實力將遠強於中國。因此，這將誘使美國試圖用軍事手段來彌補其不斷減弱的經濟實力。”
美國政客的“長痛”與“短痛”
上文已對美國軍事戰略和其背後助推的經濟力量進行了分析。我們也有必要論證美國是否在政治上也正在走上同樣的路線。這正是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研究員黛博拉·韋內齊亞爾所撰寫的章節《誰在領導美國走向反華戰爭？》的主題，該章詳細分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各政治派別的發展趨勢。其結論顯而易見：
“本文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在拜登政府中，兩個原本彼此競爭的外交政策精英團體——自由主義鷹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戰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階層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識，使美國的好戰情緒達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國大資產階級出於長期利益的考慮，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為戰略對手的共識，形成了對於外交政策的堅實支持；三是因為美國憲法的設計、極右翼勢力的擴張以及選舉過程的赤裸裸‘金錢化’，傳説中的民主制衡體制完全沒有能力制約‘好戰政策’的擴散趨勢。”
韋內齊亞爾追溯了美國的“自由鷹派”和“新保守主義”在外交政策的趨勢上的歷史性差異。儘管這兩派在歷史上都主張外國軍事幹預，但自由鷹派認為美國應當影響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實施軍事幹預，新保守派則不憚於發起單邊軍事行動、違反一切國際法律。
在2008年左右，兩派之間的分歧逐漸彌合，形成了以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的共識。這促成自由主義鷹派和新保守派一致推崇的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問世。韋內齊亞爾指出：“新保守派和自由鷹派則在拜登政權中實現了戰略導向的徹底合流。在‘9·11’之後，由於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這兩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勢……兩派精英達成共識的國際事務理論可以簡述為：美國應該積極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歡迎的政權，全力促進‘自由民主’，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確保其全球霸權，並打擊那些挑戰西方價值和軍事霸權的國家——首當其衝者自然是俄羅斯和中國。去年5月，國務卿布林肯呼籲捍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個詞意味着遵循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和安全組織，而不是基於聯合國的更廣泛的機構），這表明自由鷹派現在已經正式放棄了追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多邊組織的幌子——除非這些組織遵循美國的規定。”
在本書的序言中，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執行主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維賈伊·普拉薩德總結了過去數十年來美國越來越願意考慮使用軍事手段的原因。他指出：“在2003年美國非法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在與我談話時告訴我，華盛頓所推崇的政策可以歸結為一句簡單的口號：以短期痛苦換來長期利益。一般認為，美國精英願意容忍為了其他國家的短期痛苦——即使在這其中美國的勞動人民可能因戰爭的破壞和巨大傷亡而面臨經濟困境。但是，如果一切順利，戰爭將會給美國帶來期望的長期收益，以維持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的優勢，這是美國放在首位的。‘如果一切順利’這句話令我不寒而慄，讓我同樣感到恐懼的是他對誰將面對痛苦、誰將享受收穫時表現出來的冷漠無情。有人諷刺地説，伊拉克人與工人階級出身的美國士兵將受到負面影響，以便大型石油公司和金融公司享受征服伊拉克的紅利。這種態度——短期的痛苦，長期的收穫——是美國精英們的典型錯覺。”
因此，在這一章中，作者用詳實而清楚地論證了，雖然美國無法在和平經濟競爭中擊敗中國，但美國在軍事上仍然極其強大。因此，美國為緩解壓力試圖將問題轉移到軍事領域並非臨時性的，而是當前形勢下核心訴求。書中關於軍事、經濟和政治的綜合性分析，印證了這一點。
反對“新冷戰”的“全球戰線”
那麼在這樣的客觀局勢下，什麼力量可以成功阻止美國的好戰行徑？雖然本書對此沒有直接論述，但從本書的總體分析中，觀點呼之欲出，筆者願就此發表一些個人淺見。
首先，美國侵略中國的最大障礙當然來自中國自身。中國自身實力的提升無可替代。簡言之，就當前國際形勢而言，中國擊敗美國侵略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國能否成功提升自身實力。
第二個因素，特別是在當前形勢下，是俄羅斯的軍事實力，特別是核實力。作為中國近鄰的俄羅斯，是唯一一個在核武器數量方面能與美國抗衡的國家。鑑於俄羅斯和中國交好，美國不能不考慮到，對中國的任何直接軍事攻擊都有可能使俄羅斯站在中國一邊——這對於美國來説是一個極大的風險。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美國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試圖勸誘俄羅斯放棄與中國交好。這是美國將北約東擴至東歐和烏克蘭的關鍵目標之一——期望俄羅斯被美國的威脅嚇倒，從而向美國投降，並放棄與中國交好。
誠然，關於其他國家與美國的關係，及其對美國侵略中國的態度，涉及的更多是政治問題，而非軍事問題。情況也因地區而異。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模式——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北方、美國及其盟友之間存在分歧。
要對此有進一步的認識，就有必要看看各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和發言。當然，這並非一個完美的衡量標準，但它們反映了各國對美國侵略中國的總體立場。由此呈現的模式也非常清楚，沒有必要對此質疑。為實事求是，也為避免盲目樂觀，將舉一個不是特別有利於中國的例子——美國炮製涉疆謠言針對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對其他國家施加了最大壓力。表1呈現了各國在聯合國的涉疆立場。結果顯而易見。
首先，在任何情況下，支持中國涉疆立場的國家都多於支持美國涉疆立場的國家。作為“拒絕新冷戰”組織支持者的海外華人團體“橋組”總結道：“自2019年7月以來，新疆問題五次成為聯合國辯論焦點。每次，致函聯合國支持中國涉疆立場的國家都多於反對中國涉疆立場的國家。總計有79個國家至少一次聯合聲明支持中國涉疆立場，共同聲明批評中國涉疆立場的國家為46個。”
除聯合聲明外，在各國分別就中國涉疆立場表明態度中，支持中國的國家超過90個，批評中國的國家47個。在五次涉疆的聯合聲明中，每次支持中國的國家都超過批評中國的國家。
其次，對於美國炮製的涉疆謠言是否得人心，最直接的比較是看2021年6月22日，44個國家簽署共同聲明支持美國立場，69個國家支持中方立場。但事實上，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支持中國的國家數量也被低估了，因為美國施加巨大壓力，許多其他國家僅以單獨發言的方式支持和呼應中國，但沒有在聲明上簽字——《環球時報》也指出，總的來説，有90多個國家支持中國。
表1
第三，在以上案例中，支持美國的國家和支持中國的國家有鮮明的區別。美國基本上只獲得北美（美國自身和加拿大）、西歐和東歐以及澳大利亞和日本的支持，未獲撒哈拉以南非洲任何支持，幾乎沒有獲得中東支持（唯一支持它的國家是以色列），在前蘇聯地區獲得的支持（波羅的海國家）微不足道。在東亞/東南亞，除了日本，美國並沒獲得重大支持；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只有小國（海地和伯利茲）支持美國；在南亞，沒有獲得積極的支持。相反，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中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總之，支持美國的是全球北方是帝國主義國家；而全球南方是發展中國家則反對美國，支持中國。
進一步詳細分析全球不同地區國家的立場，不妨從那些最反對和最支持美國侵略性政策的國家説起。
儘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政府的政治傾向各不相同——按西方的説法，就是傾向左翼和右翼都有，但中國仍得到了該地區各國的大力支持。沒有一個撒哈拉以南國家在新疆問題上支持美國，許多國家公開支持中國。該地區在野的各種進步力量也支持中國。美國在該地區投入大量資源，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攻勢，並增加在該地區的軍事參與。但正如上述數據顯示，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對改變該地區各國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在中東，中國也得到了從右翼到左翼政治傾向政府的廣泛支持。只有以色列在新疆問題上支持美國，許多中東國家則支持中國。
除日本外的東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美國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在這一地區，除了日本，帕勞和馬紹爾羣島也新疆問題上支持美國的國家，但兩國總人口加起來只有7萬！
在南海問題上，絕大多數國家明確表示反對美國干涉該地區。美國已下定決心，通過政治和挑釁行動（如美國軍艦通過該海域航行）加劇該海域周圍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到目前為止，美國並未取得重大成功，該地區局勢總體平靜。該地區各國顯然更願意和平發展經濟，而不是跟隨美國捲入挑釁——該地區包含了一些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該地區包含從君主立憲制國家（泰國）到共產主義政府（越南）等極為廣泛的國家政體，但反對美國侵略的立場，並不受政體影響。東亞/東南亞國家拒絕聽從美國對付中國，該地區平靜的局勢和快速的經濟發展與歐洲的負面經濟趨勢和政治動盪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在歐洲，許多國家都支持美國對付中國。
在前蘇聯地區，中國的地位也非常穩固。迄今為止，該地區最大的國家俄羅斯與中國關係非常友好。只有波羅的海小國在新疆問題上支持美國。
在南亞，許多國家在新疆問題上支持中國，沒有一個國家支持美國。印度既不支持中國，也不支持美國。
上面分析了壓倒性反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地區，現在轉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這是一個支持美國侵略中國的勢力與反對美國侵略中國的力量之間存在爭鬥的地區。對於聯合國涉疆立場投票，有八個國家表態支持中國，只有兩個極小的國家（伯利茲和海地）支持美國。但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拉美大中型國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智利等）在聯合國涉疆問題上投了棄權票。這反映了這些拉美國家右翼和左翼勢力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政治鬥爭——左翼勢力普遍反對美國侵略中國，並尋求與中國建立互利共贏的關係，而右翼勢力則支持美國。
總體而言，在最近一段時期，尋求與中國交好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不斷加強，左翼在許多國家的選舉中獲勝。最近，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國政府改變了歷史上一貫的追隨美國的國策，與中國建立了全面外交關係，並結束了與台北當局的關係。在拉美尤為重要的將是巴西10月總統大選的結果，在所有民調中都領先的前總統盧拉在任時與中國建立了互利共贏的關係，並非常支持金磚國家。因此，可以説，在最近一段時期，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出現了有利於與中國交好的勢力的傾向。但在這個問題上，雙方都得到了強大力量的支持，結果尚待揭曉。
由於拉美是反對和支持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力量都很活躍的地區，而且結果未知，因此，“拒絕新冷戰”組織非常重視拉美舉辦的活動，巴西前總統迪爾馬·羅塞夫等拉丁美洲主要政治人物也參與其中。同樣，本書的發佈會也同時以英語和西班牙語舉行。
歐洲是第二個支持和反對美國侵華政策的主要力量都很活躍的地區。歷史上，歐盟曾與中國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經濟關係。但是，近來美國處心積慮試圖破壞歐洲和中國之間互利共贏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比如，美國迫使英國切斷華為的電信系統，炮製大量的涉疆涉港謠言，尤其是後者產生了一些影響。到目前為止，它在阻止歐盟批准其與中國的投資條約方面發揮了作用，許多歐洲國家在聯合國支持美國涉疆立場，只有塞爾維亞支持中國的立場（一些國家棄權）等。因此，可以説，如果拉美這個右翼和左翼勢力之間存在嚴重分歧的地區是在向中國傾斜，那麼歐洲則是一邊倒地傾向美國。但在歐洲，圍繞美國侵略中國的立場，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
“美國眼中的國際社會”（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最後，有必要指出的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是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當然，理想的情況是，美國的公眾和政治輿論能夠扭轉，反華勢力能被孤立。但對於這樣的嚴肅問題，沒有任何誇大的餘地。那麼問題來了，美國公眾/政治輿論朝着反對美國侵華政策的方向發展的現實可能性有多大？
關於這一點，筆者很欣慰地看到在短期內有積極的可能性存在。但事實上，上文所引用的韋內齊亞爾關於當前局勢的結論是準確的：“因為美國憲法的設計、極右翼勢力的擴張以及選舉過程的赤裸裸‘金錢化’，傳説中的民主制衡體制完全沒有能力制約‘好戰政策’的擴散趨勢。”
由於筆者經常關注中國內部的討論，所以注意到，中國部分媒體存在一種明顯的傾向，即誇大使用“軟實力”對局勢的影響程度。事實上，美國的“軟實力”取決於其“硬實力”——其經濟規模、高收入、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控制力、軍事實力等。這些當然會隨着媒體、文化產業等軟實力工具的使用而放大。但首先，這些都是由美國硬實力做支撐的；其次，如果沒有後者，上述這些工具將無用武之地——從中/長期來看，各國民眾是受現實而非宣傳的影響。總的來説，除了少數例外，生活水平高於中國的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支持度較低，而生活水平低於中國的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支持度較高。
應該認識到，美國的硬實力為其軟實力提供了基礎，使其在控制國內政治輿論方面具有巨大優勢。大多數時候，美國政治機構控制着美國的大眾政治輿論，但這其中當然有起伏波動。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當美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活動運行良好時，其本國人民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對美國及其政府的支持度都較高。當美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事務遇到問題並運轉不良時，美國民眾會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而國際上對美國的政治支持度也較低。簡言之，當美國強大時，美國對國內和國際輿論的控制力都很高；而當美國較弱時，它則會失去對國內外民意的控制。
過去幾十年中，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的戰爭。在越南，戰爭開始時，國內對美國政策的支持是壓倒性的——這不僅體現在民調中，而且也體現在早期反對戰爭的抗議者在街上遭到普通人的人身攻擊。但是，經歷數年戰爭後，隨着數千名美國士兵被殺，鉅額的戰爭支出引發通脹浪潮，美國國內輿論果斷轉向反對戰爭，迫使美國從越南撤軍，在數年內限制美國不得從事海外軍事活動。20世紀70年代初期與中期，美國緩和了與蘇聯的關係，並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
同樣，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都是在美國民眾的大規模支持下開始的，但隨着戰爭的惡化，美國公眾輿論轉而反對戰爭，迫使美國大幅減少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並從阿富汗撤軍。
因此，關於美國目前局勢的結論顯而易見。無論中國在美國媒體上花費多少錢，都不會扭轉美國的政治和公眾輿論。只有美國遭受失敗、實力有所削弱時，它才會失去對公眾和政治輿論的控制。也就是説，美國的政治和公眾輿論無法成為左右局勢的積極力量，只能作為應對外部壓力和失敗的主要手段。這些失敗最有可能來自美國以外的國家——在全球南方，在美國與俄羅斯的衝突中等等。
當然，這並不是説中國媒體就不要積極關注美國，而是説我們應該在今天的形勢下更多地關注美國國內反對其政府對華政策的力量——不管他們出於什麼原因。這些人包括商人、知識分子、和平運動分子等——即使其中一些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事實上，這正是為什麼“拒絕新冷戰”標榜自身為反對美國侵華政策組織，而不是支持社會主義中國的組織。上述分析表明，美國現行政策不僅給中國，而且也給全人類帶來了巨大風險。因此，反對美國侵華政策的人——而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或中國的堅定支持者，都應該團結起來。
但也需要現實一點。目前，美國國內反對其對華侵略政策的勢力佔少數。只有當美國遭受失敗時，他們才會成為多數。這些失敗將來自美國以外。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由於美國仍然強大，這將是一場持久戰。
結論
綜上所述，本書彙集了反對美國侵華政策的西方分析人士對美國好戰立場的最全面分析。這些分析是以廣泛的國際討論為基礎，因此非常值得一讀——不管最終認同本書觀點與否，還是看完全書與否。所有作者出版本書的目的，是藉此機會與中國分析家們進行交流和討論，進一步增進雙方瞭解。所有作者都非常希望得到中國讀者的批評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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