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只用“低階政治”議題來論證美國分裂，並不成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泉】
8月30日，戈爾巴喬夫去世。
9月1日，《經濟學人》的封面上，除了右上角一小幅戈爾巴喬夫的頭像，中間的醒目位置上放了一張美國自由女神像的“一字馬”畫像，並且把“美利堅合眾國”改成了“美利堅分眾國”，以此寓意美國面臨再次分裂的風險，頗有些讖緯的味道。不過讀了內容，筆者感到《經濟學人》根本沒有觸及深層次問題，不過是圍繞一些表面上的政治衝突現象賺人眼球而已。
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近二十年來確實出現了日益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但此兩極分化卻非《經濟學人》所指的兩極分化。
《經濟學人》用政策分化，紅藍州分化和政黨僵局來佐證其筆下的兩極分化。就政策分化而言，《經濟學人》列舉了墮胎權、非法移民和槍支管理這三大問題領域中高度對立的情況。但首先，這三個議題都是美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老問題，和經濟議題與對外政策議題相比，都屬於“低階政治”議題。
《經濟學人》封面圖
不是説這些問題不重要，而是説這些問題無論如何激化，都無法產生動搖性的影響。其他類似議題還包括同性戀權利，宗教進校園，環境保護等等。而且更需要明確的是，在這三個議題領域中出現的高度極化對立往往只存在於少數政治活躍度高的羣體中。
比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至少從1995年到現在，60%左右的美國民眾都支持墮胎權。雖然有高達37%左右的民眾反對墮胎權，但至少多數羣體的政策傾向是明確的，不存在50%對50%的對立現象。[1]
在控槍議題領域也是如此。根據蓋洛普的數據，目前66%的美國人支持通過更嚴格的槍支管制辦法，支持放松管制的只有8%。[2]在非法移民問題上，70%左右的美國人支持給予那些非法進入美國時還未成年的人提供某種入籍通道。[3]所以，用“低階政治”議題來論證政策分化實際上並不成立。
至於説以藍色為代表的民主黨州和以紅色為代表的共和黨州之間的分化，更是對美國政治的一種簡單化描述。美國的制度設計以基於相對多數為計票原則的單一選區選舉制度為主，這種設計的自然結果就是哪怕只比對手多一票，也是勝出者贏者通吃一個選區的局面。用紅、藍兩種顏色在地圖上簡單地區分民主、共和兩黨在各州的輸贏情況，無形中就放大了兩黨的對立態勢。
雖然兩黨在國會中圍繞墮胎權、移民改革和槍支管制等問題確實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對立陣營，而且由於相互的掣肘和杯葛也確實形成了不斷拉鋸的僵局，但這也不是表明美國兩黨極化的充分原因。畢竟如果考慮到“高階政治”議題領域，比如針對俄羅斯和伊朗，民主、共和兩黨之間並沒有本質分歧。
退一步講，《經濟學人》所提及的民主或共和黨各自在一個州內一黨長期主導獨大的現象確實存在並且正日益固化，也在特定社會議題領域，比如同性戀權利和移民問題上，助推了黨爭，但只要不危及美國全國範圍內的統一大市場，也暫時不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拋開《經濟學人》所描述的表面現象，理解美國真正的極化問題，可以從上、下和內、外兩個角度來展開。
所謂上下是指少數利益集團利用美國政治制度上的漏洞，比如在參議院的絕對多數立法門檻，形成少數綁架多數並不斷擴大少數利益、損害多數利益的局面。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美國槍支協會阻撓槍支管制立法，而最突出的後果則是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界逐漸掏空美國實體製造業這一長期過程。
5月6日，拜登訪問位於“鐵鏽地帶”的俄亥俄州，參觀完漢密爾頓市一家鋼鐵企業後發表演講。圖自《斯普林菲爾德日報》
1987年的好萊塢電影《華爾街》對此已經有非常精彩的描繪，現實中的一個著名例子則體現在美國某著名牀墊生產商身上。私募基金通過高槓桿收購了該公司之後，將債務轉嫁給公司，不僅不關注改進公司的管理和生產，反而通過給管理層發高工資和分紅等手段惡化了公司的現金流，導致銷售狀況良好的公司一度淪落到需要申請破產保護的地步。而在這期間利益受損最嚴重的就是生產線上以節約成本為由被裁掉的工人。
類似的金融遊戲不斷被複制之後，普通美國民眾和所謂金融精英之間的鴻溝也逐漸變得積重難返。金融界之外，保險、醫藥、建築、石油、軍工……種種利益團體不一而足，都加入到把持壟斷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行列中來，嚴重侵蝕了美國的政治基礎。相關更詳細的討論，可以參見美國政治學者西奧多洛伊在1969年出版的《自由主義的終結》這一經典著作。在當時他就已經做了大量在今天看來頗具前瞻性的探討。
就內外的角度而言，這涉及到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身份建構問題。美國目前大約有4500萬移民，其中合法移民大約為77%， 剩下的為非法移民，移民總數在總人口中的佔比約為14%。[4] 最晚近的一波移民潮始於1965年美國修改移民法，和1970年相比，其國內移民總數翻了兩番。雖然和1890年相比，還沒有超過當時14.8%的最高移民佔比，[5]但已經引發了美國國內關於身份認同的焦慮。究其原因，可能就在於最近的這一波移民潮對美國以清教為核心的歐洲傳統所帶來的衝擊。
按照移民母國來排名，25%的新移民來自於墨西哥， 6%來自於印度，6%來自於中國， 4%來自於菲律賓。和傳統的歐洲移民相比，這些羣體的文化異質度顯然更高。比較2020年和201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白人人口占比從72.4%下降到了61.6%，[6]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美國傳統的以同化為主旨的“種族大熔爐”和以保持差異性為主旨的“種族拼盤”這兩種政策取向之間的辯論，對美國傳統精英而言就多了一層緊迫感。
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來自於《華盛頓郵報》書評家卡洛斯洛扎達（Carlos Lozada）在2017年對保守派學者亨廷頓學術觀點的一個回顧。[7]在卡洛斯看來，亨廷頓從1981年到2004年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轉變。在"誰是美國人"的問題上，1981年的亨廷頓認為只要認同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中的基本原則，無論種族和原籍地，都可以被視為美國人。而到了2004年，亨廷頓則認為被稱為“美國信條”的那些原則只是組織美國社會的最抽象原則，具體實施還需要依據一個更具體的文化模式。對亨廷頓而言，這個文化模式就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也就是説只有認同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才能被稱為真正的美國人。1981年的亨廷頓容忍文化多元主義，2004年的亨廷頓則視文化多元主義為威脅。
此前，因不滿拜登移民政策，得州宣佈會“包車”把非法移民送到首都。
亨廷頓預見但沒有看到特朗普式人物的崛起。在亨廷頓眼中，特朗普代表的是某種形式的白人自救運動。 十八年後的今天，再去審視亨廷頓提出但是沒有終結的這兩種美國人身份認同建構道路，結合美國的歷史分期，就可以發現美國現在又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如果把美國從建國至內戰稱為“第一共和”，內戰後至1930年代稱為“第二共和”，羅斯福新政至今稱為“第三共和”，那麼對“亨廷頓問題”的取捨就將決定美國能否超越種族意識，進而決定其“第四共和”的走向。
在筆者看來，做出這個取捨又離不開解決前述上下視角下因為利益集團政治導致的極化現象。從人類政治文明的角度來看，基於所有權意識的佔有式利益分肥制在生態約束日益嚴峻的今天已經步入窮途末路，美國和其他所有國家在這方面的探索不僅將決定自身前途，也將共同形塑人類的未來。
參考資料：
[1]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6/13/about-six-in-ten-americans-say-abortion-should-be-legal-in-all-or-most-cases-2/
[2]https://news.gallup.com/poll/1645/guns.aspx
[3]https://www.aclu.org/press-releases/new-poll-shows-majority-voters-support-dream-act-want-citizenship-legislation
[4]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immigrants-in-the-united-states
[5]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8/20/key-findings-about-u-s-immigrants/
[6]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1/08/improved-race-ethnicity-measures-reveal-united-states-population-much-more-multiracial.html
[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book-party/wp/2017/07/18/samuel-huntington-a-prophet-for-the-trum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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