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中美戰略判斷的基礎，必須是能不能而不是敢不敢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最近，拜登再度對中美關係口出狂言。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隨後解釋稱，美國政策沒有任何改變。美國印太政策總管坎布爾雖然同樣稱政策不變，但否認拜登需要收回有關言論。

拜登最近參加的CBS訪談（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在中國，不斷有人斷言：“美國不敢軍事介入”、“美國不敢對中國大陸軍事政治目標發動攻擊”、“美國不敢對中國挑起核戰爭”，理由有一大堆。贊同的不乏其人，反對的也大有人在，其實都抓錯了重點。

那些都是對中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問題，對它們的戰略判斷是不同戰略決策的基礎。非對稱反擊、對等反擊、極限反擊、相機行事，這些都是對策。也只有在準確的戰略判斷上，才成為有效的戰略對策。

在理想情況下，戰略判斷建立在可靠情報的基礎上，但可靠情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白宮戰情室裏沒有給中國留着位子。理性推斷可以根據雙方力量和態勢對比、損失和得益、敵我友的圈子、歷史行為等，對於對方的意圖進行判斷，但這説到底是基於經驗的主觀判斷。

在珍珠港事件前夜，美國判斷日本有心挑戰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霸權，但還不敢動手，因為美國的實力太強大了。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教訓不是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而是不再相信主觀判斷。主觀判斷再考慮詳盡，依然是主觀的、經驗的，可能有錯判，也可能有時間、態勢的變化導致對手改主意了。主觀判斷在本質上就是不可能完全可靠的。

建立在對方能力基礎上的戰略判斷才是可靠的。也就是説，不是試圖推斷對手“敢不敢”，而是“能不能”。如果對手“不能”，不管是本來就“不能”，還是通過己方的努力確保對手“不能”，對手即使敢作亂，也有把握粉碎。

對手的“能”與“不能”當然不是單純地數機槍大炮飛機坦克，人的因素必須考慮進去。唯武器論和唯精神論是不可取的兩個極端，只有人和武器的有效結合，才是真正的“能”。

誰都希望在對手能力基礎上的戰略判斷和戰略對策，但這是有條件的：以強敵弱還是強強對抗。以強敵弱時，對手本來就弱，確保壓倒不難做到。強強對抗時，對手也強，那就需要努把力，儘可能建立優勢，這依然是可能做到的。

但以弱敵強時，就只能把戰略判斷和決策的基礎建立在對手的意圖上。對手明顯比自己強大，把戰略對策建立在優勢基礎上就脱離現實了。

以意圖為基礎的戰略決策依然可能是有效的。在80年代，鄧小平做出“世界大戰30年內打不起來”的判斷，就是建立在對美國、蘇聯和當時世界大勢的準確認知的基礎上。中國以此做出“軍隊為經濟建設讓路”的戰略決策，經濟建設進入快車道。

在以意圖為基礎和以能力為基礎之間，以能力為基礎的戰略決策是針對最壞情況，永遠是可靠的；以意圖為基礎則是針對最可能的情況，這是最低成本策略。在實力不足的時候，這也可能是把全部本錢都壓上的極限策略。但把可能性估計錯了，就鑄成大錯了，珍珠港就是先例。

中國正在崛起，在很多方面，正在從以弱敵強變成強強對抗，思維也需要相應改變。中國也正是這麼做的。

美國用所謂“戰略模糊”作為威懾，中國如果把心思用在猜度美國是敢於還是不敢軍事介入，就落入戰略模糊的圈套了。相反，中國把對策建立在美軍全力軍事介入的基礎上，就立於不敗之地。美軍軍事介入的話，本來就在計劃之內；不介入的話，這是外快，勝利來得更加輕易。這就是以對手能力為基礎的決策。當然，這樣的不敗之地是以實力為基礎的。

美軍要介入，又不打擊中國大陸基地，在軍事上是沒法打的。但美軍敢嗎？這一直是一個懸念。作為對策，解放軍的台海作戰部署不僅面向台島，也包括隔離西太平洋美國空海軍的進攻路線。在潛艇和火箭軍支援下，航母作為核心，水面艦艇建立外圍，而不再侷限於大陸上的三打三防。這是在廣闊海空的主動前出的積極防禦。

如果中美交戰，會升級到核戰爭嗎？中美之間的核戰爭是見核立刻互相清零嗎？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美國智庫CSIS關於台海的數字戰爭演習也因此在一開始就假定非核，迴避了這一問題。但這一問題並不因為迴避而不存在。

美國空軍上將安東尼·科頓被提名為下一任戰略司令部司令，這是與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等平級的聯合總司令部，在指揮鏈上，通過國防部長直接向總統報告，參聯會只是業務指導和協調關係，不是指揮關係。國會批准後，科頓將掌管美國三軍核力量，包括空軍的井射導彈、核轟炸機和海軍的“俄亥俄”級戰略導彈潛艇。

9月15日，科頓在國會任命聽證會上説到：“説到底，俄羅斯和中國兩家都明白，我們具有強大、堅韌的核力量，不僅為我們提供威懾，也將威懾延伸到我們的盟友。”他還在聽證會上同意共和黨參議員喬許·霍利的説法：美國核力量與常規力量要攜手使用，才能有效威懾中國。

安東尼·科頓空軍上將在美國參議院任命聽證會上（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霍利在對美國軍報《星條旗》的訪談中説到，科頓認為美國需要調整核戰略，以應對中國核力量的迅速發展以及美國第一次面臨（美中俄）三方核軍備競賽的新現實。

在兩彈一星時代，中國追求最低核威懾能力。中國在技術和國力上都無法與美蘇這樣的核大國比寶。當時世界的主要矛盾也是美蘇之間，中國只是“打邊鼓”的。換句話説，美中之間即使發生戰爭，對美國也是次要戰略方向，第一不值得動用主要力量，第二不值得為次要戰略方向承擔主要損失。中國的最低核威懾實際上可算是“核刺蝟”戰略，這對當時的中國就足夠用了，也是中國能負擔的最大限度。

但現在中美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了，中國就是主要戰略方向。美中一旦發生戰爭，不僅中國全力相搏，美國也全力相搏。中國就是美國動用主要力量的方向。為了打敗中國，美國也願意接受主要損失。換句話説，中國的最低核威懾未必夠用了，有必要上升到最高核威懾。中國的迅速強大也保障了這樣的可能性。

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包括常規和核力量。常規力量看得見摸得着，使得美國坐立不安。但中國核力量隱蔽得太好了，美國從來摸不清中國的底細。在最低核威懾年代，這是有用的，摸不清的底細本身就是一種威脅。但在最高核威懾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必須看得見摸得着，這才構成可信的核威懾。

在核三位一體裏，其實轟炸機、核潛艇、井射導彈都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前二者只是難以實時具體定位而已。各方有多少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和核潛艇甚至當前有多少在部署中都是明棋。但中國的洞庫和公路機動導彈就是暗棋，在數量和部署上都看不見摸不着。

中國有必要繼續保持這些暗棋，但也需要增加明棋。轟炸機（對中國來説實際上是空射彈道導彈）、核潛艇方面肯定不能不放鬆，井射導彈方面也需要大興土木。

這不光是公開、可信的核威懾，也迫使對手核打擊時第一波攻擊轉向這些核目標。不管是不是“接警即發射”，發射井肯定是要打擊一遍的。剛發射後的空井來不及更換目標，未發射的實井更是首要目標。大批公開的井射導彈極大地分散了對手的核實力。

中國的核暗棋實際上“隱蔽得太好了”，對手想打都無從下手，其結果是隻有把核火力都集中到一般軍民目標上。從這個角度來説，大建“風電場”還間接保護了大量軍民目標。

普京在烏克蘭戰爭一爆發時，就警告美國和北約：直接軍事介入等於核大戰。美國和北約讀懂了普京的信息，嚴守絕不直接軍事介入的界限。這對中國是有益的啓示。但中國還沒有俄羅斯那樣的核武庫，發出這樣的警告也可能被認為是“空洞”的。到中國的核警告“誠意滿滿”的時候，中國的和平崛起就更有保障了。

進入21世紀，核對抗也有了新的含義。大規模殺傷的傳統戰略核打擊依然重要，但小當量、精確核打擊和新概念核武器正在得到高度重視。

小當量當然是相對的，再小當量的核武器依然具有巨大的殺傷力和破壞力。小當量核武器對特別堅固的結構（如地下指揮所、洞庫基地）或者較大的面目標（如大型空軍基地、軍港、兵員和物資集散地、密集衝擊中的裝甲集羣）非常適合。在歷史上，小當量核武器是與戰術核武器相連的，現在小當量核武器依然以戰術性為主，主要用於打擊軍事目標，而不是人口中心或者一般經濟目標。這使得小當量核武器的軍事性質突出，使用門檻也低。

但小當量核武器也不必只是戰術性的。在直接命中的時候，小當量核武器也能對戰略目標造成巨大破壞。比如説，能直接命中發射井井蓋的話，幾百、上千噸當量的戰鬥部或許就能摧毀井內的導彈，而不必使用十萬噸級起跳的戰略級核彈頭。從核動力航母到國家戰略指揮中心，更多具有戰略意義的目標也是一樣。

另外，新概念核武器也在湧現。中子彈是第一代新概念核武器，減少衝擊波和熱輻射的產生，將核爆能量儘可能用於產生中子流，可穿透鋼鐵和混凝土結構殺傷人員，結構破壞和放射性殘留降低到最少，在理論上是反裝甲和巷戰的神器。

電磁脈衝彈則是另一種新概念核武器，同樣減少衝擊波和熱輻射的產生，將核爆能量儘可能用於產生強大電磁脈衝，毀壞電子器材和電力、通信網絡。對高度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的現代戰場，徹底失去態勢感知和指揮通信的軍隊基本上就只有等死或者投降了。

在戰術上，小當量核武器與超大威力常規彈藥的區別只是爆炸機制和威力的差別，電磁脈衝武器也可以用常規手段實現，只是威力較小。新概念核武器更是遠離常規的大規模殺傷概念，中子流的作用與常規子彈或者彈片無異，電磁脈衝武器對人體則無殺傷。小當量核武器和新概念核武器使得核門檻模糊化，使得核戰爭高度複雜化。

中國需要在小當量和新概念核武器方面跟上，以模糊反模糊，以複雜反覆雜，這才能避免被動，才能有效控制核升級。但最終還是要面對互相確保摧毀的問題。

互相確保摧毀實際上還是對等的，但對等的到底是打擊手段，還是打擊效果，這就不那麼簡單了。沒有人為了確保互相自殺而發動核打擊。更加廣義地來説，任何軍事行動都是以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為目的的，不是因為自殺衝動。互相確保摧毀只是在自己必死無疑的時候，拉上敵人同歸於盡。

核武器的威力是可怕的，但不是無限的。廣島、長崎被夷為平地，與二戰時代日本城市建築密集而且木結構為主密切相關，廣島原爆中心殘存的教堂不是木結構，就留存下來了。公開的核攻擊後超壓半徑估算並不罕見，甚至可以對世界上主要城市進行核爆模擬，但實際效果與估算必然有很大差異。鋼筋混凝土森林、城市地下空間、核彈空爆地爆都有影響。

“美蘇核武器夠毀滅地球N遍”只是説法而已。在現實中，美蘇核戰略中，核彈頭的大部分首先用於摧毀對反的井射導彈基地。井射導彈基地佔地很大，但相對於整個國家，也並沒有那麼大，幾百上千平方公里而已。美蘇可是大多了，世界更是大多了。

核戰爭絕對不能輕啓，但核戰爭並非不可能，否則核大國投入巨資發展和保持核力量就沒有必要了。“核戰爭沒有贏家”或許沒錯，但到必須核應戰的時候而當逃兵，必然是輸得乾淨的輸家。

核綁架是想當然的災難性戰略。這是指A國在大勢已去的時候，向B國和C國各發射核武器，挑起B國和C國之間的互相確保摧毀。核大國都有戰略預警系統，核武器來自哪裏是無法瞞天過海的。A國想玩核綁架，只能招來B國和C國共同向A國傾瀉核打擊。

中國發展核力量不是為了打贏核戰爭，而是為了確保對手輸得更徹底；不是為了降低中國的核門檻，而是提高對手的核門檻。

科頓説得沒錯，但要把中國和美國顛倒下：中國核力量和常規力量要攜手使用，才能有效威懾美國。為此，中國核力量的發展一點不能放鬆，反而要加緊，消除美國對中國依然具有壓倒性核優勢的幻想，抑制美國的冒險衝動。

從鄧小平時代中國依靠精準戰略判斷來制定戰略決策，到在台海確保絕對優勢，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使得中國的戰略決策從基於“敢不敢”轉向基於“能不能”。這是歷史性的轉變。

有意思的是，美國戰略決策從二戰之後就一直是基於對手能力而不是意願的。但現在，美國反而急於判斷中國的戰略意圖，即使中國一再聲明絕不放棄武統，依然不斷試探“到底有幾分是真的”。不是因為中國意圖突然更加重要了，而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實力落差消失了，美國決策也在從“不怕出現最壞情況”轉向“只能應對最可能情況”了。這是中美力量對比漲落的結果。

同時，反華成為美國唯一有共識的政治正確。從特朗普的無厘頭到拜登的“理性”，不變的是壓制中國崛起，改變的只是行事風格。人們不能再糾結於美國“敢不敢”，而是要關注“能不能”，因為美國“能”而“不必動用”的外交和軍事工具所剩無幾。為了“反華大業”，只要是“能”的，就很可能是美國“敢”的。中國必須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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