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昕：作為帝國間衝突的俄烏戰爭
【文/張昕】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宣佈對烏克蘭發起以“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為目標的“特別軍事行動”，武裝衝突持續至今。
2022年9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視頻講話，宣佈進行部分動員，並將支持頓巴斯地區、扎波羅熱州和赫爾松州居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決定。普京表示，西方的目的是削弱、分裂並最終毀滅俄羅斯；西方叫囂1991年可以讓蘇聯解體，那麼現在到了讓俄羅斯解體的時候了。此外，普京還表示，俄羅斯在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將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核武器，這不是恐嚇。（編者注：以上信息根據公開報道更新）
普京發表電視講話（視頻截圖）
對於俄烏衝突成因的理解，以及對衝突性質的評判，各界多有爭論。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俄羅斯和西方之間“選邊站”的努力之外，我們試圖提供另一個評判的思路，尤其通過進入俄羅斯政治精英的認知世界來完成這一目標。
帝國體系競爭與安全困境
俄烏衝突的最大背景和宏觀結構，是俄羅斯和西方世界對冷戰結束之後格局看法上的分歧。
在冷戰結束後的“歷史終結”史觀中，自由、民主、私有產權和資本主義作為神聖的“三位一體”，成為“文明世界”的唯一遊戲規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願意接受這套規則的國家就等着重複蘇聯的命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力推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由此獲得前所未有的時空擴張。這樣的“天下一家”“世界是平的”的想象背後，實際呈現的是一個以美國為核心、跨大西洋體系為基礎的新的世界帝國。
蘇聯解體後的歐盟和美國領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間雖然並不總是和諧一致，但通過不斷擴員和各種條件性的成員協議，逐漸將其影響擴大到東歐和東南歐。在此背景下，是否願意或以何種方式接入這個核心體系，在這個核心體系內部佔據什麼地位，就成為當年蘇東國家的共同靈魂之問。
但是，自由主義的悖論在於，一直以來它都需要依靠時間和空間上的內外區隔，才能保證自身運行，中心與邊緣的存在是維繫其生存的必要條件。在大部分東歐國家自願或不自願地進入這一“中心-外圍”結構鮮明的世界帝國的同時，俄羅斯如何看待自己在資本主義全球“命運共同體”中的位置，答案則並不那麼簡單。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一直嘗試在這個全球體系中尋找一個合適的、應得的位置。俄羅斯領導人一直希望按照自己的條件，與曾經一起終結冷戰的夥伴平等共建、共同重塑歐洲的安全和經濟體系。俄羅斯表露過加入歐盟甚至北約的意向，但前提是“平等共建”。
在當今俄羅斯領導人的世界觀裏，過去三十年的殘酷現實是：俄羅斯融入與平等共建的努力一再作廢，俄羅斯不斷被欺騙背叛，由此失望、羞辱情緒不斷積累，直到深重的怨念。被“逼到牆角”“忍無可忍”的心態最終誘發“我們別無選擇”的吶喊，不惜祭出一切可用的手段（甚至包括核威懾）來反擊對面這個“謊言帝國”（普京語）。當下的對烏“特別軍事行動”正是這場反擊戰的終極一環。
如果我們將“帝國主義”理解為資本主義國家間帶有領土化特徵的統治關係，尤其是不對稱的交換關係，它使中心和邊緣地帶之間不成比例地受益，並導致持久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複製與再生，那麼圍繞烏克蘭戰事，我們看到的是兩套帝國體系之間的糾纏和競爭：
一邊是以華盛頓為中心的安全治理模式加上以布魯塞爾為中心的經濟治理模式，姑且可以稱為“跨大西洋體系”。另一邊則是俄羅斯試圖重建的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歐亞體系。而烏克蘭可以説是帝國主義在分裂歐洲鬥爭中的最大賭注。
在烏克蘭，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北約軍國主義的全大陸擴張計劃遇到了歐洲唯一的競爭國。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短暫時段裏，俄羅斯以為它與跨大西洋體系達成了諒解，後者會尊重和照顧俄羅斯的安全和經濟利益，因此不會將東歐納入“自由世界”的修正主義項目。西方卻以為俄羅斯明白：沒有什麼能阻止“歷史的終結”降臨到整個東歐，甚至整個歐亞。但在真正吸納前蘇東地區融入的進程中，跨大西洋體系又不斷猶疑搖擺。
由此，在洛克式的跨大西洋資本主義體系和霍布斯式的孤獨反擊者俄羅斯與生成中的歐亞體系之間，上演了一輪接一輪的相互誤判，以及安全威脅螺旋式的不斷升級。
俄羅斯受閲官兵（圖源：澎湃影像）
俄羅斯“帝國反擊戰”的空間觀
在這場俄羅斯重建“小帝國”阻擊跨大西洋“大帝國”的競爭中，大帝國的擴張已經進入一個主要依賴盟友體制、資本控制、文化浸染的階段，而俄羅斯的“帝國反擊”則表現出鮮明的19世紀的時空特徵：
空間上高揚以民族族羣為基礎的領土性訴求，甚至開始帶上越來越濃重的“領土收復主義”特徵；時間上高度選擇性地使用蘇聯遺產，以文明論為基礎構建歷史統一的“俄羅斯世界”來構築自己的反擊攻勢。
2003—2013年間，部分得益於國際能源價格上升，國民經濟復甦為俄羅斯提供了在前蘇聯空間重建某種“次級帝國”地位的可能，也有可能實現90年代俄羅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早就提出的將新俄羅斯發展為自由主義帝國的政治方案。這十年左右的時間裏，俄羅斯資本對外擴張勢頭迅猛，並且地理空間特徵鮮明：高度依循蘇聯時期留下的產業鏈、有形網絡（電力、鐵路、油氣管道）、無形網絡（俄語、前蘇空間內的精英團體）和地緣政治關聯（中東、北非、黑海周邊）。
2015年後，俄羅斯政府開始推動的“歐亞經濟聯盟”和“大歐亞夥伴關係”的設想，都是對之前努力的制度化嘗試。但伴隨着2003年開始的一系列顏色革命、2008年的俄格戰爭、2013年烏克蘭的“廣場革命”和之後的克里米亞事件、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俄羅斯國家和執政精英對內對外的安全認知逐步發生轉變。2014年後，俄羅斯徹底放棄自由主義帝國的幻想，“領土邏輯”開始全面佔優。自此，圍繞烏克蘭展開的外部競爭的基本局面，就是在“領土邏輯”和安全困境驅動下的俄羅斯用重建“小帝國”的方式，反擊跨大西洋體系這個“大帝國”。
在此過程中，我們首先觀察到俄羅斯國家地理空間認知的逐步變化。歷史上更多以東西向為主軸的空間想象，近二十年逐步發展為以從北極到“南部三海”（裏海、亞述海、黑海）的南北向為主的局面。“南部三海”是俄羅斯向地中海、巴爾幹地區和中東投射力量的關鍵戰略路線，也是日後可能的“海上前沿防禦區”，其地位在如今的俄羅斯“帝國反擊戰”中日漸突出。
以裏海為例。多年來，裏海沿岸國家對裏海的法律地位一直有爭議。最終沿岸五個國家在2018年8月達成妥協，簽署《裏海法律地位公約》。該公約對俄羅斯來説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勝利。公約通過賦予裏海實質上“非海非湖”的特殊法律地位，排除了“公海”和“自由航行”等原則的適用，規定非裏海沿岸國家不得在裏海駐紮軍隊，裏海國家不向其他國家提供其領土用於對任何締約方採取侵略和其他軍事行動。
對俄羅斯而言，這種“封閉之海”（mare clausum）模式——對外國船運關閉的海洋——雖然一直是裏海的歷史現實，但現在終於得到了法律層面的確認和其他沿岸國的認可，確保了裏海地區安全層面的區域化。與此同時，雖然俄羅斯里海艦隊以前被認為只具有局部的軍事意義，但在2015年10月7日，四艘俄羅斯里海艦隊的艦船向1600多公里外的敍利亞目標發射了26枚“口徑”巡航導彈。這意味着俄羅斯可以利用裏海將自身力量投射到廣泛的中東地區。
類似的先穩固“內海”，然後再對外延伸的做法，此後也體現在亞述海和黑海地區。2014年克里米亞“迴歸”後，俄羅斯對黑海艦隊進行了現代化改造，修建連接俄羅斯大陸和克里米亞半島的刻赤海峽大橋，並在亞述海和黑海地區舉行過幾次軍事演習。在軍演期間，亞述海成為俄羅斯實質上的內海，由此引發了2021年北約國家海軍以維護“通航自由”為名義在黑海舉行的軍事演習。
北約國家海軍與俄羅斯黑海艦隊之間的近距離對峙，可算是兩個帝國、兩套地緣控制邏輯在局部地區的直接衝撞。而在北向，烏克蘭戰事背景下，俄羅斯也明確將撥出專款建造更多的核動力破冰船，因為最新地緣政治形勢進一步證明了經過北極的“北方航道”是未來俄羅斯最可靠的海上通道。
俄羅斯“帝國反擊戰”的時間觀
在俄羅斯的“帝國反擊戰”中，我們也可以窺探到最近20年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和部分執政精英的世界觀在“時間-歷史”維度的變化。在這樣的世界觀裏，關於未來的想象越來越多地呈現為“迴歸”某個過去時點。
迴歸的時點可以是所謂的“1989秩序”：背後的認識基礎在於蘇聯和俄羅斯都不是冷戰的失敗者；俄羅斯需要維護的是1989年戈爾巴喬夫時期與西方世界共同和平終結冷戰時的狀態，這是當下俄羅斯需要維護國際秩序的“現狀”，而不是美國試圖維護的1991年之後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恰恰是對現狀的破壞者。
這個迴歸的時點也可以是1945年的雅爾塔：回到最近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構國家間權力關係的時點，這也是當下世界秩序權威來源的終極原點。
這個迴歸的時點還可以是“回到維也納”：19世紀拿破崙戰爭之後，俄羅斯在戰勝國的榮光中開啓歐洲大國協調時代的時點。
2021年底，俄羅斯政府向美國和北約提交的兩份關於歐洲安全框架的協議草案中，就明確要求回到1997年北約和俄羅斯簽署雙邊基礎協議時的狀態，也就是回到北約東擴之前的狀態。所有這一系列未來作為“回到過去”的時間想象，都與蘇聯時期面向未來、不斷實現超越的時空想象形成了鮮明對照。
近年來，俄羅斯領導人還試圖通過塑造史觀，為當下的對烏軍事行動提供合法性。借用中文語境的説法，我們可以將最近20年俄羅斯領導人的史觀塑造歸納為俄羅斯的“通三統”努力，即構建從（前現代）沙俄、蘇聯到當代俄羅斯的歷史延續性。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不斷調用“歷史的俄羅斯”“歷史上的俄羅斯土地”等説法，就是這種史觀的具體體現。
但是，蘇聯部分是俄羅斯版“通三統”的一個難點。因為蘇聯先是以革命方式終結了沙俄，蘇聯的解體又催生了如今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在2021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關於蘇聯解體三十週年的紀錄片中，普京就明確提出：“什麼是蘇聯解體？就是以蘇聯為名義的對歷史俄羅斯的分離。”因此，對於複雜的蘇聯遺產的高度選擇性調用，正是過去20年俄羅斯意識形態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普京接受紀錄片採訪，談及在上世紀90年代的個人經歷（視頻截圖）
在“蘇聯”這個符號的多重含義中，對當下的俄烏衝突，甚至整個後蘇聯史觀影響最大的，是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聯邦制國家的性質變化。這一點一直是1991年大變革前後爭議最大的部分，至今俄羅斯國內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最大批評仍然在於他們葬送了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聯邦國家的存在。在此，我們最清楚地看到當下俄羅斯領導人和執政精英選擇性調用蘇聯遺產的一面。
普京在2005年的國情諮文演講中指出，“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這句話被反覆引用，但其後半部分往往被省略了：“至於俄羅斯民族，這成了一場真正的戲劇性事件。數以千萬計的我們的公民和同胞發現自己身處俄羅斯領土之外。此外，解體的流行病也感染到了俄羅斯本身。”
最近幾年，普京多次批評蘇聯早期民族政策和蘇聯憲法設定的加盟共和國制度（包括賦予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的憲法權力等安排）。當前的俄羅斯領導人希望在繼承和強調當代俄羅斯作為多民族國家的基本性質的前提下，避免蘇聯早期民族政策的長期負面後果，通過選擇性地批評上述蘇聯遺產，來證明當下重建“歷史俄羅斯”的正義性。
但是，這樣的努力與近幾年通過修憲強化俄語和東正教地位等政策之間，明顯存在張力。同時，當下俄羅斯聯邦的憲法構建仍然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制度，部分俄羅斯聯邦構成單位有明確的定名民族，甚至仍有明確的族羣和領土的對應關係。如何處理這個領域的蘇聯遺產和相應張力，俄羅斯國家對內仍然在不斷調試中。
這個領域的對外調試則直接體現在此次俄烏衝突中。在此次軍事行動前，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多次幾乎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在烏克蘭問題上做了對內對外塑造史觀、“正本清源”、統一思想的努力。
2021年，普京發表長文《論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重申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為同一個民族，而現代烏克蘭作為一個國家（包括當下的疆域領土）實為蘇聯的產物。在2022年2月21日關於烏克蘭局勢的長篇演講和2月24日戰爭動員性質的演講中，普京再次強調了作為烏克蘭當代獨立國家的“國家性”的缺失，並以反諷的口吻調侃道，既然烏克蘭政府在過去幾年一直在推動“去共產主義化”，那麼我們索性來個徹底的“去共產主義化”——把蘇聯賦予的烏克蘭國家（包括疆域領土）的性質都抹去。
這些論述反映出包括普京在內的俄羅斯部分政治精英長期以來的世界觀：從文明角度出發，同為東部斯拉夫人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擁有共同的文明起源，俄羅斯國家（或者歷史上的帝國）及其人民（特別是其斯拉夫、東正教核心）是有機統一的整體，暗示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些現代國家在今天和未來都應該共享政治命運。
這一觀點的推論是：獨特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身份是廣義的“歷史俄羅斯”的產物，他們各自的民族身份是人為的，因此是脆弱的；脱離“歷史俄羅斯”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身份是外國力量操縱的產物，是西方利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推動反俄議程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邊，正因為蘇聯解體的過程兼具去帝國、民主化和新國家/民族獨立鬥爭這幾重性質，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政治單位往往有更強的動力通過擺脱與曾經的帝國（沙俄或者蘇聯）中心（俄羅斯）的關係，保護自己脆弱的國家性和民族意識。在“解殖”框架下，前蘇東國家的民主化和國家獨立往往高度強調與蘇聯、俄羅斯之間脱鈎的重要性，這也導致如今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歷史文化和民族身份領域出現了與北約和俄羅斯在軍事領域類似的安全困境。
在一系列歷史文化問題上——誰是基輔羅斯的繼承者？上世紀30年代蘇聯大饑荒的性質是什麼？班德拉是烏克蘭的民族英雄還是法西斯頭目？沙俄和蘇聯是否構成對烏克蘭民族的殖民統治？蘇聯符號的存續在前蘇東地區是否合法？——雙方的分歧不斷政治化、安全化。其代價之一就是極大壓縮了前蘇東地區新獨立的政治實體邁向文化多元的自由主義國家的空間。在地緣政治選擇上，烏克蘭內部相當一部分希望避免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選邊站”，希望保持烏克蘭內部文化多元共存狀態與對外靈活中立地位的民眾的聲音，也在2014年“廣場革命”之後被更加極端的政治力量所綁架。
俄羅斯世界、蘇聯遺產與對烏軍事行動的性質
伴隨着俄羅斯領導人的“通三統”努力，“俄羅斯世界”理念在2010年前後成為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之一。在2014年後俄羅斯領導層進一步推動的“俄羅斯世界”的論述和世界觀中，俄羅斯國家保護的對象不僅僅侷限在擁有俄羅斯國籍的俄羅斯公民，而越來越多地訴諸一組更加寬泛、帶有鮮明文化和文明論性質的概念。在這樣的世界觀裏，當根據俄羅斯的判斷存在對“俄羅斯人”的威脅，且受威脅對象提出要求幫助的請求時，俄羅斯國家便可以在境外（但可能是“俄羅斯世界”內）使用武裝力量。這也成為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對烏軍事行動的道義正名之一，因為烏克蘭東部兩個俄羅斯族裔為主要居民的“共和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向俄羅斯發出了這樣的保護請求。
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俄羅斯還提出了有可能覆蓋整個後蘇聯空間的一般規則：只有當週邊國家踐行針對俄羅斯的“友邦關係”政策時，俄羅斯才會承認它們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周邊國家必須充分尊重其國內各種意義上的“俄羅斯人”的政治和文化權利，特別是俄羅斯族裔居民、擁有俄羅斯公民身份的居民和講俄語的居民；周邊國家只能參加俄羅斯主導的歐亞一體化，而不能參加除此以外的軍事和安全一體化進程，尤其不能參與西方主導的一體化進程。
這些我稱為“克里米亞原則”的方針，在這次俄烏衝突中也得以進一步體現和細化。以普京2月21日的長篇演講和2月24日帶有戰爭動員性質的講話為例，二者從三個不同層面論述了發動“特別軍事行動”的理由。
第一，過去三十年北約五次東擴給俄羅斯帶來了安全威脅，這種不斷積累的威脅已經關乎俄羅斯的生死存亡。
第二，烏克蘭政府在克里米亞事件之後的八年裏對烏東地區的壓迫，限制乃至剝奪了該地區俄羅斯族裔的文化語言權力和選擇自己政治命運的權力，甚至達到了“種族清洗”的程度。
第三，基輔政權縱容極右翼力量，甚至自身已經蜕變為法西斯政權，因此俄羅斯開展的“特別軍事行動”是將烏克蘭（人民）從法西斯政權下解放出來的一場“解放戰爭”。
上述三重論述相互關聯，但是在不同階段被以不同方式調用，強度也有所不同。俄羅斯最初更重視第一層次的論述，試圖援引《聯合國憲章》第7章第51條規定的“自衞權”，為自己在頓巴斯地區開展的軍事行動提供國際法依據。2月底以後，第二、三層次的論述明顯逐漸增強，蘇聯在衞國戰爭中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也因此被頻繁調用。
2022年3月中旬後，俄羅斯軍隊使用的符號除了在這次軍事行動中被迅速推廣的象徵勝利的“Z”和“V”字符號之外，還出現了沙俄軍隊旗號、蘇聯國旗、衞國戰爭勝利旗幟和俄羅斯國旗交叉出現的場面；在赫爾松、馬裏烏波爾等地區，俄軍甚至在一些標誌性建築上只升起了蘇聯的衞國戰爭旗幟，而沒有俄羅斯國旗。
對烏軍事行動發生在蘇聯解體三十週年紀念日之後不久，這似乎是某種預兆：當年蘇聯解體作為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其實一直沒有終結，如今的俄烏衝突可能會以慘烈的方式真正終結這個歷史過程。俄羅斯的“帝國反擊戰”，究竟是將完成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民族國家的重生？還是將導致俄烏雙方進入漫長的“凍結衝突”（frozen conflict），並將烏東兩“共和國”過去八年的局面擴大到整個烏克蘭東部甚至南部？抑或是像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近期暗示的那樣，在俄白聯盟的基礎上再加上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烏東甚至“新俄羅斯”地區，組成一個新的政治實體？
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內政部大樓的外牆上出現了“紅旗奶奶”巨幅壁畫
文明論與國際規則
上述“兩個帝國體系間衝突”的性質，撕裂了人們對於俄羅斯對烏軍事行動的評判。俄羅斯對北約和美國單極行為的批評——比如在普京2月24日宣佈軍事行動開始的動員演講中一一列舉的貝爾格萊德（南聯盟）、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白色粉末事件等——都具備相當的合法性和普遍的説服力。但當面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違反國際法的批評時，俄羅斯領導人直接援引了科索沃案例，其背後的邏輯只能説是“他們做得的，為什麼我做不得”。
如果冷戰後的美國是國王新裝故事中那個自己不穿衣服，還耀武揚威地要別人按他的要求穿衣行事的國王，那俄羅斯就是那個敢於挑破國王裸身現實的小孩，但他反抗的方式是走到國王面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對於這種用“憤世嫉俗”來抵抗“偽善”的策略，無論是部分歐美國家試圖推銷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還是另一些國家堅持的以國際法和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實都不能有效解開其中的困局。
隱含在“克里米亞原則”內部、在這次對烏軍事行動中進一步體現的，則是俄羅斯方面的文明論理念：只有在超越個人甚至民族國家的文明範疇層面，將戰爭理解為俄羅斯文明（或者斯拉夫-東正教-歐亞文明）對西方文明及其代理人（烏克蘭）的生存危機式的自衞反擊，才能理解俄羅斯發動的軍事行動的性質，其正義性才能得到伸張。
“文明/帝國的概念肩負的使命，是反抗由進步主義、科學主義、全球主義、後現代所構建的那個籠罩一切的無所不包的更大的帝國，即便這個更大的帝國是以捍衞個人和民族國家概念的面貌出現的。”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對烏的軍事行動未必合“法”，卻被視為合“理”，合乎更高的一種自然律。
截至2022年5月初，當年接受“芬蘭化”政治方案的芬蘭也在試圖擺脱“芬蘭化”的歷史尷尬，正在申請加入北約，對沖突之後烏克蘭進行“芬蘭化”改造是否還是一個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之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口中已經處於“腦死亡”的北約，因為俄烏衝突正經歷迴光返照。
基於安理會五常否決權體系的聯合國體系也在發生鬆動。略顯諷刺的是，限制五常否決權的動議雖然由美國推動，但也得到了不少中小國家的支持，該過程背後體現的又恰恰是俄羅斯自己近年來大力推動的“國際關係民主化”。這場作為帝國間衝突的“特別軍事行動”對人類政治生活基本規則的長時段衝擊，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