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與話語傳播”——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第一屆文化強國高端論壇在京舉行

會議簡報

9月24日，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共同主辦的第一屆文化強國高端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宣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並以“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與話語傳播”為主題，深入探討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立足中華文明深化中國道路的學理建構，構建融通中外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敍事體系，提升國際傳播能力。

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長謝春濤出席會議並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高翔受邀出席並致辭，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李毅、中國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曲瑩璞、新華社原副社長嚴文斌、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王學典發表了主旨演講。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育長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主持論壇第一單元並作總結。與會學者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文明比較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文明交流互鑑與話語創新、國際傳播與中國敍事體系建構等問題進行深入交流研討。

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華社、中國日報社、中國外文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中國傳媒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河南省文旅廳、東方出版社等單位的部分領導、專家、學者等參加會議。《文史哲》《史學理論研究》《中國政治學》《現代傳播》《國外社會科學前沿》《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行政管理改革》，以及中國日報社、光明網、中國網、澎湃新聞、觀察者網、中國社會科學網等刊物媒體記者受邀參會。線上線下共100餘人參會。

**第一單元：**致辭與主旨演講

謝春濤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長謝春濤在致辭中首先介紹了成立兩個研究中心並舉辦文化強國論壇的背景。他指出，為學習貫徹總書記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以及加強與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校（院）委前不久決定成立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掛靠在文史教研部，組織全校跨部門力量加強研究，同時加強與國內外學術交流。他結合本屆論壇主題，對兩個“中心”的工作提出具體要求：第一，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立足中華文明深化中國道路的學理研究，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敍事體系；第二，要加快建構對外傳播話語體系，把“道”貫通於故事之中，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際話語權；第三，要錘鍊一批思想性學術通才，形成一支具有跨學科、跨文明交流能力的人才隊伍。

高翔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中國歷史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高翔在致辭中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對兩個“中心”的成立熱烈祝賀，表示將全力支持兩個中心的建設和發展，攜手合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智力支持。他認為，中國道路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歷史淵源與現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的內在聯繫。他談了自己三點理解：第一，一脈相承、積澱深厚是中華文明的鮮明特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根源，鑄就了獨特的思想理念、文化基因，是我們歷史自信的底氣；第二，中國道路厚積於中華文明的歷史，一個國家走什麼樣的歷史道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社會形態所決定；第三，在傳承歷史中開創未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發展者。

李毅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李毅副校（院）長在主旨演講中認為，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的豐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規律性認識的一個新提升，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飛躍的一個重要思想標識，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其意義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歷程的反映，更是其思想豐富發展的標誌；其二，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使命、責任和擔當；其三，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強化了民族復興必然伴隨的文化復興的自覺；其四，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源頭活水，成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思想資源。

王學典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王學典作了題為《東方歷史文化傳統與一個超大型國家的治理》的主旨演講。他具體分析了中國的特點，認為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多民族、長曆史的國家，駕馭這樣的國家，必須依賴一種有組織的力量，維護大一統局面；而20世紀中國的重大任務，就是重建中國社會的核心力量，這種重建在中國共產黨手裏才得以完成，黨的領導作為一項國家根本制度確立下來。這一點，西方人不瞭解中國歷史就理解不了。大一統觀念源自儒家思想，其社會治理理論有三大遺產，今天仍有特殊意義，一是賢能政治，選賢任能；二是道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相通之處；三是儒家的天下主義，強調天下為公。同時，也需要正視儒家社會理論的侷限性，如皇權制衡、個人權利保護較弱，因此儒家思想需要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曲瑩璞

中國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曲瑩璞作了題為《堅定自信，向世界講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故事》的主旨演講。他指出，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與話語傳播需要弘揚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的和平觀，講好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建設者故事；弘揚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觀，講好中國始終做國際秩序維護者故事；弘揚計利當計天下利的發展觀，講好中國始終做全球發展貢獻者故事；弘揚平等包容交流互鑑的多元文明觀，講好中國始終做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者的故事。

嚴文斌

新華社原副社長嚴文斌在題為《國際話語權與中國敍事體系構建》的主旨演講中，提出構建中國敍事體系的四點建議：一是把準中國發展的時與勢，堅持中國敍事的破與立，構建中國故事的根與魂；二是打造中國敍事標籤，建設為世界共知、共情到共識共享的話語體系，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三是秉承全球發展倡議，建立基於中華文化、中國發展的中國版敍事體系；四是設置議題，提煉概念，瞄準最佳節點，敢説、快説、會説，實現中國敍事從被動應對向主動出擊轉變。

第二單元：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

曹衞東

張軍

上午的會議研討由北京體育大學黨委書記曹衞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副主任張軍共同主持。

汪暉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教授在題為《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的發言中指出，為了理解中國道路，必須結合5000年的文明歷史，並由此思考20世紀發生的劇烈的社會變革與文明史之間的關係。理解20世紀的中國有兩個特殊前提，一是在20世紀的動盪當中，中國變成了唯一保持原有地域人口及其歷史連續性的文明，因此要把革命變革和歷史的連續性問題當成一個問題給出辯證解釋；二是90年代中國在維持政治基本結構的連續性的條件下實行深刻的經濟改革，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變革與連續的辯證關係。另外，不把中國放在整個19、20世紀的世界性的劇變當中，就看不到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在20世紀資本主義邊緣地區發生的一系列革命中，中國革命是最重要、最深刻和最廣闊的革命，對全球史影響深遠，沒有世界史的敍事框架，就無法給出中國文明史與中國道路的新解釋。

黃平

中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黃平研究員在線上做了題為《中國道路的連續性》的發言。他指出，討論中國道路的連續性問題，要處理好應然與實然的關係問題。通常，我們是從應然去看待實然，但亦可從實然中理解某種應然。實然層面而言，文明史的延續性本身就構成了中國道路的事實正當性。中國道路是從40多年改革開放、70多年建設與探索、100年的建黨史、1840年以來的反帝反殖民與國際共運史，乃至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中走出來的。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構成了中國道路的一大特色，這與歐洲現代性截然不同。但應然層面也需要回答，避免昨日如此未來必然如此的問題，要從中國思想、中國理性、中國製度等維度來回答中國道路為什麼能延續、怎樣能延續、為什麼合理、普遍性與特殊性等問題。

李懷印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李懷印教授通過連線分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迷思與現代國家形成的中國路徑》。他認為，歐洲中心主義的“迷思”主要體現在兩點：首先，把現代國家形成的歐洲經驗視為唯一正確道路，從帝國裂變為眾多民族國家才能體現“民族主權”原則；其次，認為只有一人一票的代議制民主才是“人民主權”原則的真正體現。然而，他們沒有注意到中國體量之“大”和中國結構之“強”，進而忽視了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獨特性和連續性。他強調説，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並非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斷裂，而是從前現代疆域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過程，這一過程保持了疆域、人口與族羣的連續性，體現了中國體量之“大”；同時，現代中國是在解決晚清中央權力下移導致的種種問題過程中通過內部塑造強大政治認同、建立統一集中的財政軍事力量而形成的“強國家”，體現了中國結構之“強”。因此，要正確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就要擺脱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思維，回到中國數百年來的歷史實際中尋找答案。

謝茂松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舉國體制戰略專家組成員謝茂松，他的發言題目是《貫通古今中西馬：中華文明和中國道路的基本問題》。他強調了對中國文明與中國道路之間的關係需要有一種“整全性”的理解，並提出了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問題，這些基本問題包括：中國道路貫通古今中西馬，具有“道”、“道統”的文明原理普遍性；中國文明的底層結構與“可大可久之道”；中、西政教比較；中國道路對中國文明在價值與制度上的繼承與創新，以及中國共產黨是文明型政黨等。

吳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外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室主任、史學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史學理論研究》常務副主編吳英研究員在題為《馬克思對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揭示》的發言中，從文明史的書寫方式入手，扼要分析了現存書寫方式的缺陷以及恰切的應對之策。他認為文明史的書寫應該具有世界史的視野和比較的眼光，努力吸取西方文明史寫作的教訓，突出中國人的寫作主體地位，要體現中國的歷史觀、價值觀，體現我們的身份意識。這就要求着眼點和切入點的轉換：文明史的書寫應該以“人民”為着眼點，而不是從“資本”切入。這同時意味着，我們要處理好書寫方式與唯物史觀之間的關係，運用好唯物史觀書寫我們的文明史。

江林昌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江林昌教授在線上做了題為《環地中海與環太平洋：古代世界的兩種文明形態》的主題發言。他從地理環境和氣候學的角度對比分析了古希臘文明的“突破性”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這兩種文明形態的不同特性。其中，古希臘文明具有環地中海的特性，而中華文明則具有環太平洋的特色。張光直先生曾説，根據中國上古史，我們可以清晰有力揭示人類歷史變遷的新法則，這種法則可能代表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區文化連續體的文化法則，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適用的法則時，我們不但要使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尤其要使用中國的歷史經驗。他引用張光直這一觀點進一步闡釋了自己的結論，即正如同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古希臘、古羅馬的材料所總結歸納出的文明理論可以適用環地中海古代諸文明形態一樣，根據中國古代的材料總結歸納的文明理論，同樣可以適用於環太平洋古代諸文明形態。

任鋒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政治學》主編、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鋒做了題為《重新認識治體論傳統：〈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獨”》的發言。他在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一百年之際，提醒我們從兩個角度關注這本書對於我們自主知識體系建立所具有的意義：一是文明與國家的角度，梁啓超對西方文明與國家競爭有反思，強調中國文明的使命與世界主義；另一個就是立國思想家與共和語境中的治體論問題，梁啓超對晚清以來過於注重政治體制移植也有所反思，而強調多維政治主體、政治價值、禮治與大一統的作用。綜合分析這兩個角度有助於我們更為全面地思考現代中國的政治道路，思考我們政治秩序的根源與出路。

王博

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博教授在題為《秩序問題與中國哲學》的線上發言中，強調了秩序問題之於中國哲學的根本意義，以及由此所揭示出的歷史中國的文化特徵。古典時代的精神成就體現在五經，五經皆圍繞秩序問題，但各有側重。禮崩樂壞之後，重建秩序的思考開啓了中國的哲學時代，也讓秩序問題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問題。在儒家那裏，出現了從天賜的秩序變而為生於人的秩序這一根本性轉向，人也隨之成為最核心的問題。儒家哲學以人和合乎人的秩序為中心，以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倫理世界和政治世界為中心，從而建立起秩序形上學。但同時這種秩序又從未離開過天的向度，中國哲學的基本形態是天人之學，而不是單純的人學。以人為中心的秩序思考讓天在人的視角下獲得了不同於古典時代的新的理解。

在上午的最後研討中，李文堂教育長提出了李毅校（院）長也關注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上午多位學者都不約而同談到了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與劇變之間的關係問題，但連續性與劇變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他認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如何書寫中華文明史、講述中國故事，從而形成中國話語與中國敍事體系的重要問題。

他進一步闡釋説，幾大文明都有其基本秩序，沃格林《秩序與歷史》專門談到這種基本秩序與歷史變遷的關係，剛才王博教授也從哲學上討論了儒家的秩序觀。在中華文明基本秩序中，王學典教授談到的大一統秩序、李懷印教授談到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等，構成了中華文明基本政治秩序的某些面相，即使晚清也以弱權威方式基本守住了超大規模的人口、疆域的國家形態。但這個治理模式在殖民主義入侵與現代化過程中有一個動搖與重建，而中國共產黨通過新的社會動員重建了大一統的國家治理模式。他説，這也是汪暉教授多年關注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全新的政黨動員，用新文化、人民性重建文明秩序，從而完成超大規模的國家治理，因此他請汪暉教授對這個問題進行回應。

汪暉教授回應説，剛才幾位教授如李懷印教授都談到了政治整合問題，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政治整合大體存在三種主要的模式。一條道路是政黨政治、議會政治，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西方近代民主的模式。但在大部分王朝制國家這種整合都不成功，這個過程多半都和政治分裂發生關聯，因為政黨政治與各種利益集團、地方勢力、族羣分離發生關聯。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王朝制國家在面臨分裂局面的時候，都會重新訴諸於中央權力的集中，如袁世凱那樣，這就產生了第二種模式，就是將政治整合變成國家整合，完全用行政權來包容整個體制，這正是近代國家主義的路徑。但這個過程也不成功。第三種模式是中國革命的路徑，以革命的方式進行社會動員，形成由下至上、由上而下互動的持續性變動過程。這個革命秩序一直滲透到所有的基層細胞中。這個道路的形成從中國共產黨進入鄉村開始，通過土地革命的過程進行政治再整合。他説，我過去曾用“人民戰爭”這個詞來表達這種整合，但這不僅是軍事意義上的，因為這個過程同時也是政治動員、經濟改革、國家建設、社會組織的過程，幾乎所有這些過程都在高度動員的進程中完成。他認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都是在一次大的革命變動當中建立國家，而中國的國家建設即發生在革命的長期過程中。秩序的生長與革命進程持續地聯繫在一起，從而具有草根性和基礎性，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此深入地把秩序建立在最基礎的社會細胞中，所以它確實是社會革命，這個社會革命同時滋生了新秩序。這是當年的知識分子難以理解的，如梁漱溟，因此，我們不能離開革命進程去談秩序的重建，而要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現代中國的劇變與連續性的關係，去思考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

第三單元 文明交流與話語傳播

董青

高祖貴

下午的會議研討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合作部主任董青、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高祖貴主持。

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強世功在《“跨文明”與“新邊疆”——以邊疆作為方法》的發言中指出，今天學術界的區域研究基本上延續了西方學術界的東方學與帝國研究傳統，形成中心與邊緣、文明與野蠻、我們與他者，尤其是西方與東方的基本範式。這種帝國-邊疆範式最終形成帝國-文明的自我中心主義。中國的區域研究應以具有全球視野的“新天下主義”來批判西方的帝國-文明中心主義，以邊疆作為方法，重視邊疆的“能動性”，把邊疆視為跨文明視野中“能動的邊疆”；重視邊疆的“居間性”，將其視為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包容、學習和吸納的居間區域；重視邊疆的“革命性”，將之視為摧毀中心的革命性力量。最後，他強調要將文明視為有待創造生成的“未成之物”，以自由創造的精神力量作為文明形成、變革和發展的源頭活水。

李希光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常務副院長李希光教授在《新形勢的認識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言中指出，西方現代性建立在文明等級之上。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打着啓蒙和文明的旗幟入侵別國，對人類幾千年的優秀文明進行“知識清洗”，否認其他文明的政治合法性和知識合法性。這種過時的文明形態敍事給世界帶來更大的混亂。中國應深化與歐亞大陸和世界上其他志同道合國家的跨文明合作與對話，超越近現代以來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製造的狹隘落後的意識形態，通過非西方國家的思想家、學界和媒體的共同努力，讓西方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失去動力，用我們的思想來取代西方殖民者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就超越了北大西洋主義的東西方文明二元對立的陳舊敍事。

於運全

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院長於運全做了題為《文明交流互鑑與對外話語創新》的發言。他認為，融通中外是對外話語創新的最佳路徑、知識體系是對外話語創新的源頭活水。文明交流互鑑已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只有以文明多樣性為根基，以文明平等性為前提，以文明包容性為動力，以文明交融性為特質，才能在國際對話中實現情感上“共情”，道理上“共通”，價值上“共享”。在具體實踐中，可以搭建平台，形成話語創新交流機制；引導討論，在理性對話中建構話語；增強體驗，豐富對外話語創新感知；知己知彼，通過交互讓話語創新落到實處等。

曹衞東

北京體育大學黨委書記曹衞東教授在題為《哈貝馬斯的文明交流理論及其當代意義》的發言中指出，文明交流或者文明溯源必須把握一個普遍有效性要求，即可接受性，這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最基本範疇。今天研究文明根性或者中國道路話語體系的國際傳播，需要考慮傳播內容的可接受性，進一步建構可被接受的理想語言環境。同時，在不同文明間找到交流對話的可能，需要回到軸心時代重新思考西方文化陷入的困境，並藉助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這一西方現代性自我反思的革命性力量，與中國古代哲學既具有超越性，又沒有墮入二元對立的特性對西方文化進行反思與超越。在這裏恰恰能夠看到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的嶄新視域，並對中華文明的根源、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中國道路的現實話語，進行更深層次的對話與交流。

楊嶸均

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國外社會科學前沿》常務副主編楊嶸均在題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國際話語傳播》的發言中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世界歷史條件下啓動和發展的，也是由中國近現代特殊的歷史情境所決定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匯聚歷史、現實、未來三重維度的現代化。我們在國際話語中傳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時，首先要闡釋清楚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統一的現代化道路。我們往往習慣於強調和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性、獨特性，而忽略展現其普遍性和可學習性。其次要呈現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具有系統性、全面性和協調性特徵的現代化道路。這是一條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符合人類未來發展方向和人性解放共同追求的現代化道路。最後，還要講清楚中國式現代化是一條具有世界格局和全球視野的現代化道路。

周勇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全國新聞與傳播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勇教授在題為《面向未來的國際傳播學科建設》的發言中指出，中國國際傳播學科的未來發展要錨定“以中國為根本，以世界為面向”這一基點，秉持開放的主體性，面向實踐界、多學科、國家社會，在多元應用場景（技能）、多學科的綜合（智識）、基於中西方文化的底層邏輯（德性）等方面加強學科建設的寬度、厚度和深度。一是拓展“寬度”，以適應多場景、多語種、多層次的多元應用場景的技能培訓。二是提升“厚度”，整合國際政治、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促進跨學科融通培養，開啓“1+1+N”培養模式（即新聞、外語與其他學科），進行多學科綜合的智識培養。三是強化“深度”，從器物層面到觀念層面進行德性的養成。

隋巖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現代傳播》主編隋巖教授在題為《羣體傳播：互聯網的本質》的發言中指出，互聯網的本質屬性是傳播主體極端多元化的羣體聚集性傳播。這種羣體具有匿名性與高度不確定性，一方面形塑了社會新的社交方式和社交場景，釋放出積極活躍而又具有創造力的社會力量，為傳播提供了新的活力與契機。但與此同時，互聯網在擴大羣體聚集規模的同時，也隱含着強大的情感爆發力，放大了羣體心理中的非理性力量，從而強化了傳播中的社會風險。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所所長呂新雨教授在題為《列寧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發言中認為，俄烏衝突仍然是冷戰的延長版，是西方“文明衝突論”邏輯所帶來的必然的現實後果。而美國正在打造的新冷戰“遏制戰略”指向的不僅是後冷戰的俄羅斯，更是“共產主義”的中國。中華文明應當是文明互鑑交流的平等主體，社會主義價值觀本身正是融通古今內外的人類文明的結果，需要以此為基礎，劃清與西方文明等級論與衝突論的界限，建立與全球範圍內，特別是與全球南方的反對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爭取世界和平的國際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重塑從國際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和戰略地圖——這是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關鍵。

張明新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成員張明新教授在談到《中國話語國際傳播的困境與策略》時指出，中國話語具有自身的實踐關懷、文化特色和價值追求，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具有世界意義。中國話語不僅着眼於中國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時着眼於人類發展和文明進步。當前中國話語國際傳播的困境，首先是主體性意識需要加強。要建構獨立自主的、基於中國經驗的知識建構和傳播體系，提升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生產、供給、流通和轉化能力。其次，中國話語國際傳播的渠道和結構有待優化。中國需要全力打造國際一流新型主流媒體，建設立體的傳播渠道矩陣，搭建多元的跨文化交流平台。再次，要在全球文明互鑑和知識對話中尋求更大共識。當前中國的國家話語，在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的周密性與解釋力方面，還有待提升。要建構更具靈活性和延展性的話語闡釋空間，平衡話語表達尺度，優化民間導向的中國話語傳播效能。

秦露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副主任秦露在題為《文明的德性基礎與話語建構》的發言中指出，從19世紀以來，由基佐建構出西方追求“代議制”的歷史、由阿克頓建構出西方自古追求“自由”的歷史、由劍橋學派波考克建構出西方自古就有“公民共和主義”傳統，並在美國發揚光大，由此建構出美國政體是當今世界最佳政體的觀念。20世紀下半期新雅各賓主義進一步締造出美國是人類道德和政治領頭者的新神話。西方世界在國際傳播中的強勢話語權根基於對其文明德性的自我證成，並以政治意識形態的方式貫穿於西方強大的思想——傳媒——政治網絡之中。中西關係本質上是西方從根本上無法承認與承受一個非西方文明的國家、以非西方現代化的方式成功實現現代化，這將使基於普適原則的西方文明價值逐漸坍塌。

發言環節結束後，部分現場參會學者向發言學者進行了提問與交流互動。

中央黨校科社部劉晨光教授向發言學者提問

中央黨校黨建部王懂棋教授與發言學者交流

中央黨校文史部沈偉鵬副教授提問交流

第四單元：會議總結

李文堂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育長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代表主辦方做總結髮言。他從一個學術思想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兩個中心成立的思想背景，指出近年的一系列國際對抗與衝突，凸顯了話語權的重要性。他説，中國道路的一些原創性概念提出來，得到廣泛傳播，但學術話語建構尚未完成，這不僅僅是一個黨的理論建設問題，更是一個學術支撐問題、教育問題、藝術生產與傳播問題等，一句話，文化領導權問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對五四以來的西方知識體系、話語體系進行了反思，既反右也反“左”的“洋教條”，強調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觀，強調歷史與社會內部的動力，強調黨的歷史主體性與主動性。今天，我們党進一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進一步認識到我們的道路、話語體系要植根於我們的文明母體，一方面要面對國際話語權博弈，同時要完成內部的思想重建。只有產生一大批有思想的學者、記者、教育家、藝術家、外交官、翻譯家等，我們才可能掌握與傳播自己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他認為，人文主義、學習理性、經史傳統等塑造了以讀書人為核心的社會動員模式，使中國的德性政治文明傳統不斷被激活，對今天的中國道路產生深刻影響，而本屆論壇許多學者從不同維度都討論到了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性、自主知識體系與話語傳播藝術，內容非常豐富，達到本屆論壇預期目的，將來再組織進一步交流，深入探討，推動構建中國話語與中國敍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