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建設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中國經濟學

【文/鄭永年】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無疑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成就；今天，我們也無疑面臨很多經濟問題。無論是解釋中國的經濟成就，還是提供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案，都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但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現狀令人擔憂。中國的學界沒有解釋好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更沒有提供應對今天所面臨問題的有效方案。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有政治經濟學。中國大學裏面經濟學、商學一直以來是最受社會歡迎的學科。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研究也視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一部分，那麼中國也擁有最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和最多人數的研究者。此外，我也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中國還有很多自發的研究特定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機構。美國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多的國家，但這種現象在美國很少見，在中國則很普遍。

但是，翻看一下我們的經濟學教科書，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有多少內容是關乎中國的？

大多教科書都是西方學者寫的，根本就不涉及到中國經驗。即使涉及到，也是作為一個例子來看待，而不是經濟學理論的一部分。儘管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有機部分，儘管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所做的貢獻較之任何國家都大，但基於中國的經濟學概念和理論依然遊離於西方經濟學之外。我想我們大部分學者都會認同這樣一個基本判斷。

近代以來，經濟科學產生在西方，是西方學者構建和建設起來的。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也必須努力學習西方經濟學，但只學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階段，傳播西方經濟學知識，那麼從長遠來看將會是我們學界最大的遺憾。

實際上，我們面臨兩個大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實踐經驗還沒有被整合到經濟學中間去，對研究領域沒有知識上的貢獻。第二，如前面所説，我們缺乏基於中國經驗之上的經濟學，既解釋不了我們的成就，也很難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要解釋中國經濟現象，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建設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中國經濟學，針對中國問題，提出中國命題，給出中國方案。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界就如何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諸多討論，政府也推出了很多相關措施。近來的討論趨於激烈，自上至下，各方面都在努力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無論是經濟學家的診斷還是有關部門的解決方案，都需要直面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但在這些方面，形勢同樣不樂觀。道理很簡單，一旦對問題的診斷出現錯誤，並且開出了錯誤的藥方，那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惡化問題。

深圳市區（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西方命題和西方方案無法解決中國問題

今天，中國經濟學界所崇拜的三位經濟學偶像馬克思、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和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西方經濟歷史產生的，他們的學説針對的是西方問題，提出的是西方命題，給出的是西方方案。相應地，目前中國經濟學界開出的藥方基本上可以分為三派——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包括貨幣主義）。

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的本質是無序的，資本只要有利可圖就會無限擴張，所有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源在於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資本擴張，因此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一些人根據這一理論邏輯把經濟問題歸責於中國的民營企業，認為只要把民營企業管理好，天下就太平了。馬克思是針對當時的西方提出這些觀點的，因為近代以來西方盛行的觀念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馬克思是偉大的西方經濟學家，但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存在着一般西方學者所共有的缺陷。他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也是基於西方的視點提出來分析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社會的。

今天，一旦我們把馬克思的觀點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化，就具有了原教旨主義性質。這些觀點通過社交媒體放大後，極大增加了營商環境的不確定性和民營企業的不安全感，造成政府和民營企業之間、社會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對立。實際上，中國憲法早就承認我國是採取混合所有制的國家：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都是合乎憲法、受法律保護的。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市場自身很難實現均衡，在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國家干預。在中國，每當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凱恩斯主義信仰者就主張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大規模搞公共工程建設。

的確，基礎設施建設不僅直接拉動經濟增長，也為長遠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問題在於，今天的中國，我們仍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已多次推進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今天中國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幾近完成，在很多方面擁有了世界上最具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更是超前建設。

未來基礎設施建設仍會繼續，但要由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才能成為高質量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這不是靠增加支出規模，而要靠提高支出效率。如果再靠增加財政支出搞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那麼就會變成“拆了建、建了拆”的經濟活動。

儘管這樣的經濟活動也會繼續產生GDP，但這樣的GDP不僅會造成巨大的浪費，也很難給民生生活帶來實際好處。

新自由主義可以説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自由市場至上，反對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形式的干預。中國學者所崇拜的哈耶克是典型的代表，他認為政府的干預是“通向奴役之路”。這裏“政府的干預”既指當時蘇聯的計劃經濟，也指當時英國等西方國家的“福利社會”。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崛起是對二戰之後西方諸國採取凱恩斯主義的反對。

新自由主義者針對當時西方經濟的滯漲開出了所謂“私有化”的藥方，在金融上放鬆甚至放棄管制。儘管新自由主義導向了經濟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也導致了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可以説是今天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背景。因此，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政策層面，西方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攻擊越來越甚。

今天，儘管中國的經濟學界仍然有不少人崇拜新自由主義，但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既不符合中國國情，也沒有憲法上的合理性。

哈耶克 資料圖

例如，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在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中國的憲法規定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際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

更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是西方近代以來“政治經濟分離”的產物，即基於西方的實踐論證了政府幹預經濟的不合理性，但是中國的經濟哲學則不一樣。自古至今，在中國的經濟哲學裏，政治和經濟不可分，管理經濟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近代以來，政府的責任在“管理經濟”的基礎上又加上了“發展經濟”。可以説，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既沒有理論合理性，也沒有政策可行性。

一句話，無論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是圍繞西方的經濟問題所提出的西方命題和西方方案。這些主義中對問題的診斷、對命題的形成和相關解決方案的提出等方法，我們都可以學，但如果把這些理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實踐中，那麼就會大錯特錯。

現在我們採取的措施類似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在凱恩斯主義方面，繼續搞大規模公共工程建設，同時通過國有企業保就業，限制資本流動；在新自由主義方面，搞量化寬鬆，擴大貨幣發行量等。但在實際層面，這些措施合成起來有可能會產生問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潮已經過去。其它方法所產生的負面效果也不可忽視。

例如，限制資本流動反而會使資本更恐懼，進一步加劇資本的流失。資本的本性是流動，只有在流動中才能產生利潤，資本一旦被限制流動，資本的本質就被改變了。再如，量化寬鬆後大量資金通過國有銀行系統流向國有企業，雖然從一定程度上來説可以保住國企就業，進而對社會穩定有一定作用，但這樣保就業保社會穩定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民營企業吸納了我國80%以上的就業，如果央行放出的資金不能如預期地流向中小型和微型民營企業，那麼穩就業的總體效果就會非常有限。而且，用國有企業保就業，只是暫時地幫助就業，無助於整體生產力的提升；更甚的是，資金流向國有企業必然導致國有企業的擴張，國企的壟斷地位會進一步強化，從而進一步壓縮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從以往經驗來看，民營企業倒閉所帶來的失業不可能靠國企擴張來吸收，而只能靠民營企業本身的發展來解決。

面臨經濟實踐上的困難，我們迫切需要構建基於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政治經濟學。

我們時常説，理論指導實踐。經濟學可以説是一個經濟體經濟政策的最基礎的理論，或者思維方法。我個人認為，我們如果不能建立起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中國經濟學，那麼我們還會繼續無力去解釋我們的經濟現象、診斷我們的經濟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我們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具有非常大的迫切性。

如何構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

這裏，我想就如何構建中國經濟學提幾點初步的意見，供大家批評。

第一，我們需要學習西方構建經濟科學的方法，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傳統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等都是基於西方問題、西方命題和西方方案之上的西方知識體系，中國可以學習借鑑其合理的方法和理念，但更需要的是界定中國問題，確立中國命題，找到中國方案。

任何科學理論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思維研究方法；第二，這一思維研究方法所得的結果，即概念和理論。因此，西方經濟學概念和理論是西方經濟學家應用其思維研究方法來觀察和解釋西方經濟現象的結果。我們應當學習的是他們形成概念和理論的方法，而不是結果。但即使是方法，也不能照抄照搬，因為方法論也往往受時空限制。

第二，融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三大傳統，即已持續兩千多年的大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傳統，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小傳統。

中國政治經濟學雖然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學理化，但實踐經驗非常豐富。我們可以從《管子》和《鹽鐵論》尋找智慧，可以從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中尋找智慧。這些經濟學經典“吾道一以貫之”，都反映出中國經濟哲學的核心，即“輕重”、“平準”、“均衡”。這些理論無論對理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提出中國經濟命題，還是找到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案都有很大的啓發意義。並且，較之任何源自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也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論十大關係》資料圖

同時，我們也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近代中國開始和西方接觸以來中國經濟受世界市場影響的現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更是融合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也就是説，構建經濟學理論必須接受中國和世界關聯這一事實。我們必須接受《清史》難產的教訓，確立正確的歷史觀。史學界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寫出《清史》，這是一大遺憾。其中的一個挑戰就是中國和西方接觸以來變得更為複雜的歷史。在構建經濟學過程中，必須從一開始注意這一點。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繼續中國化。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中國的成功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今天如果我們要有效解決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我們更需要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四，梳理和整理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實踐的影響。近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影響中國經濟實踐是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實踐的影響變得更為深刻，以至於我們的經濟學家沒有意願去超越西方經濟學。如果不繫統梳理整理和檢討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那麼很難看到問題之所在，很難走出現在的經濟學困境，既解釋不了成就，也解決不了現存的問題。

第五，梳理、整理和檢討亞洲經濟體經濟發展的經驗。中國經濟學界所存在的現象不僅僅是中國現象，而是亞洲的普遍現象。東西方都知道，亞洲的經驗和西方的經驗不一樣，解釋亞洲經濟需要新的經濟理論，但大家還是很舒服地待在現存西方經濟學構架制內。

1993年，世界銀行發佈了劃時代的研究成果——《東亞奇蹟》（The East Asian Miracle），分析了為何東亞經濟體比拉美、非洲和其他地區的新興市場增長更快。研究指出，通過夯實基礎、促進投資、培養人力資本以及開放發展出口製造業，這些東亞經濟體成功實現高增長。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

世界銀行那時不情願地承認，在東亞國家，政府多渠道的系統干預促進了發展，包括通過補貼、税收激勵和金融抑制推動特定區域的特定行業。實際上，亞洲的經驗遠不止這些。亞洲經濟體，至少在屬於傳統儒家文明圈的經濟體，實際上具有自己的經濟哲學、概念、理論和政策，只是我們沒有能夠發展成為西方經濟學那樣系統和整體的經濟學。

也就是説，我們是具備各種條件來構建基於我們自己實踐經驗之上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的，這也是我們這次研討會的初心。今天的研討會是一個開端，我們計劃了一系列的研討會，通過這些研討會，聚焦志同道合的學者，形成一個學術網絡和平台，共同為建構中國政治經濟學做點有益的事情。

【本文原載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