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考古這十年，我們如何論證五千年文明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過去的十年，可謂是中國學術大發展的十年。

在大發展的潮流中，作為承載中華民族根源的人文學科，歷史學也步入了快車道，其中考古領域的成果尤為引人矚目，以至有考古“黃金十年”的説法。

這種説法並非沒有道理，據統計在過去十年裏，全國各地共推進8800多項考古發掘項目，開展的文物保護工程超過1萬項，各種以考古為主題的展覽更是超過了3萬項，數量均遠超以往。

考古的成果不僅在於數量，更在於研究的質量。圍繞關乎中華文明的若干重要問題，過去十年的考古發現可謂成果斐然。本文將由此出發，從一些重要問題，觀察過去十年的考古成就及其意義。

五千年文明的追蹤

中國人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驕傲，但是在國際範圍的學術討論中，中國學者長期面臨着一個尷尬的局面，那就是我們所説的“五千年”究竟在哪裏？中國雖然有浩如煙海的歷史著述，但史書中可以明確年代的上限卻只能追述到是公元前841年，要想再往前延伸，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考古學。

自上世紀開始，考古學家承擔起了追溯中華文明歷史的責任，並且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將中華文明史的實證記錄向前延伸了一大段。但即便如此，距離五千年還是存在差距。比如被很多網友寄予厚望的二里頭遺址，且不論其是否就是夏朝的都城，根據考古學測定的年代，二里頭距今不足四千年。還有被人稱作“堯都”的陶寺遺址，考古測定的時間也只是在距今四千年上下。

圖為河南偃師二里頭都城遺址中心區多網格式佈局示意圖。新華社發（二里頭考古工作隊供圖）

眾所周知，唐堯虞舜已經是上古時代的帝王，如果他們活動的時間距離當下只有四千多年，那麼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怎樣表述呢？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一直是困擾中國學者的問題，以至於不少人提出，或許“四千年文明史”的説法更為穩妥。不過，最近十年的良渚考古發現，為解釋“五千年文明史”重要問題提供了極佳路徑。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良渚考古發掘就已經展開，並且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在最初，良渚更多被視作一處有特色的新石器時期遺址，其精美的玉器讓人印象深刻。但近年來，通過更加全面、系統的考古發掘，研究者在良渚有了全新發現。

通過更大範圍內的考古，十餘條五千年前的人工堤壩被發現，我們看到了良渚先民修建的水利系統。在水利灌溉與保護下，考古進一步顯示，良渚不僅有高度發達的稻作農業，還有專業化的手工業。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以玉器為核心的禮制在良渚醖釀成型，進而出現了階級分化、權力分配，形成了早期的國家。

基於良渚的考古成果證明，五千年前的中國土地上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這不僅讓中華五千年文明有跡可循，也有力挑戰了西方提出的“文明標準”概念。

這是良渚博物院展示的現代稻穀和良渚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穀（右）的實物對比。新華社記者 翁忻暘 攝

如果只有一處良渚，大概還會有人提出異議。但在過去十年裏，“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多點開花、成果豐富，良渚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處。其他如河南雙槐樹、平糧台，陝西石峁、蘆山峁，湖北石家河、城河，山東焦家、崗上等遺址，從各個方面呈現了四千年、五千年左右的史前文明成果，無可辯駁得證實了中華文明在上古的蹤跡。

考古學因其學科特點，向來承擔着補充歷史空白、追述文明起源的任務。對於大眾而言，“文明起源”更是熱切期盼的考古項目。於此而言，最近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稱得上不負眾望，考古人用豐碩成果延伸了中國歷史的軸線，彰顯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

文明脈絡的連接

經過幾代學者的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中華文明的奠基可以追溯至萬年前，距今八千年文明起源，六千年前加速，在距今五千多年進入文明社會，於四千年前形成王國，在三千年前出現穩固的王權，進而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

事實上，若就進入文明社會的時間而言，古代埃及、兩河流域的時間都比中國要早，但這些文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了鮮明的特性，中華文明不僅延續五千年，而且始終保持着獨有的文明特色。但是，如何拿出證據，説明中華文明的五千年來延綿不絕，又是一個困擾歷史學家的難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就提出了“滿天星斗説”學説，將中華大地上的新石器時期文化劃分為六大板塊。在滿天星斗理論下，早期中國大地上分佈着諸多各具特色的文明，而後逐漸出現一支強大的文明，由“滿天星斗”走入“月明星稀”，引導中華文明進入延綿不絕的歷史長河。

這個重要的觀點一經提出，立刻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成為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模式的重要出發點。但是，史前文明理論的完善還需要考古知識的支撐，近十年來的考古成果恰恰起到了這個關鍵作用，有力證明了中國早期歷史從“滿天繁星”到“月明星稀”的歷史面貌，完成了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連接線”。

何尊銘文（資料圖）

近年來的考古研究證明，在距今五千年前，從北方的西遼河到中原的黃河流域，再到長江中下游流域，諸如牛河梁、凌家灘、雙槐樹、良渚等諸多文化遺址都呈現出了早期文明的樣貌。在約5000年前，中華大地的各區域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各處文化猶如滿天星斗一般，在當時的亞歐大陸東端閃耀。

此後，經過一千餘年的發展、演進和鬥爭，在距今約3800年前後的中原地區，出現了更為成熟，也更強大的文明形態。這股力量從二里頭等處延伸，有力地向周邊傳播文化、輻射影響力，成為了此後中華文明的引領者與核心。

連接四、五千年之前的文明延續，需要足夠有力的證據，這對當代的中國考古學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的中國考古人，無論是技術準備還是知識儲備，都圓滿完成了任務。

在過去，大眾眼中的考古學家往往是“手鏟釋天書”，或是“洛陽鏟看地脈”，更有離奇者，非要説考古與盜墓無異。但在最近十年裏，這種現象得到了明顯改變。比如前不久火熱一時的三星堆考古直播，讓人們看到了高科技加持的“考古方艙”，看到了充滿科技感、多學科交叉的考古實驗室，也看到了考古學家的真實工作場景。

這是在四川省廣漢市拍攝的三星堆遺址3號“祭祀坑”中新發現的青銅器局部。新華網資料圖

在一流技術和精深研究的加持下，中國考古得出的結論是誰也無法質疑的。即便是西方第一流的學者，也對近年來中國考古的成就讚歎不已。2021年三星堆考古新發現公佈不久，哈佛大學考古系主任在《華盛頓郵報》撰文，高度讚揚中國的考古成果，稱當下為“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三星堆關乎的古蜀地文明，以及古蜀地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交融關係，自然得到了證實。

有意思的是，在人文學科的許多領域裏，中國學者花費很大的力氣，也未必能讓西方媒體安靜下來。但在最近十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呈現的證據面前，有美國學者發現，美國媒體竟然對中國的考古發現“保持沉默”。其中的原因或許並不複雜。

延綿不絕的責任傳承

上古研究並非考古學的全部，在廣義範疇上，上到人類起源下到當今的文明史都可以是考古學研究的範疇。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研究不僅在文明起源問題上成果斐然，還在許多重要的研究中發揮着作用，承擔着考古學的責任。

比如在邊疆地區，像新疆石城子遺址、北庭故城遺址，西藏藏瑪不錯遺址、當雄墓地等重要考古相繼問世，不僅為探討農業起源、族羣遷徙、史前環境等話題提供了重要的證據，而且無可爭辯地證實了歷史時期多民族的共存與交流。特別是古代西域的系列考古發現，有力補充了文字史料的缺失，清晰還原了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與管轄西域的歷史。

如果我們去觀察最近十年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新疆、西藏、內蒙古、黑龍江、雲南、海南等省區都屢有考古發現上榜。

經過長達6年的發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基本確定，位於新疆奇台縣境內的石城子遺址就是東漢耿恭駐守的“疏勒城”舊址。圖自新華網

考古學承擔的責任不僅不止於古代，也在於近現代。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考古學自誕生之初就與民族興亡緊密關聯，直至今天也是如此。過去十年裏，諸如致遠艦、經遠艦、定遠艦等甲午海戰沉船相繼發現，相關考古研究不僅開啓了中國近代水下考古的先河，也為教育後人、警醒國人提供了最直觀的證據。

今日的中國考古學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並且勢不可擋。據統計，十年前的2012年，全國發掘項目約800項，而在十年後，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1400多項。長期以來被貼着“小眾”標籤的考古學，也在最近幾年越發貼近公眾。《考古公開課》、《國家寶藏》等節目一再被公眾追捧，各地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掀起浪潮，就連具有玩具性質的考古盲盒也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需要代代傳承，中國人不僅要開創未來，也要延續古往。而由於中國歷史的獨特魅力和中國愈發強大的影響力，中國考古學也必然會在國際舞台上佔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對於中國考古學來説，過去十年成果輝煌，未來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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