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卓：女性議題已淪為印度政客的角鬥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卓】

當地時間9月14日，兩名“達利特”(賤民)少女在印度北方邦一村莊遭多名男性強姦並被勒死。

該事件引發當地民眾強烈抗議，與此同時，在野黨向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Yogi Adityanath)所在的印度人民黨(BJP，以下簡稱印人黨)發起攻勢，指責其未能有效保障婦女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國大黨領導人普里揚卡·甘地發推文稱，“女孩在光天化日下受到侵害，邦政府在報紙和電視上的虛假宣傳並未改善當地治安。”大眾社會黨主席馬亞瓦蒂表示，該案件暴露出印人黨在邦法律和秩序以及婦女安全方面的主張虛假至極。

印媒相關報道截圖

巧合的是，悲劇在兩年前的同一天就以不同的方式上演過一次。2020年9月14日，北方邦一名達利特女孩遭性侵致死，而警察未經家人同意，以“低種姓者的屍體污染社區”為由將受害人屍體火化。此舉點燃民眾針對性別和種姓歧視的怒火，大量民眾要求約吉下台。

如今，約吉已成功連任北方邦首席部長，並以強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開啓第二任期。

印人黨和在野黨就女性問題攻訐持續不斷，換言之，正如印媒所批，“女性議題已淪為印度政客的角鬥場”。

一、女性議題為何常在北方邦發酵？

印度女性地位低下，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是一個普遍性問題。不過，因北方邦的特殊性，該邦與女性相關的議題尤其受到國內外輿論關注。

北方邦的性別問題和該邦的經濟發展、治理水平密不可分。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擁有2.4億人口，數量超過巴西，但同時也是印度最窮的邦之一。

從經濟總量上看，北方邦的生產總值在印度各邦中排名第三，但人均生產總值卻排名倒數第二。根據2021年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發佈的多維貧困指數(MPI)報告，北方邦有37.79%的人口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方面處於貧困狀態。

從人口結構上看，北方邦低種姓羣體佔比較大。表列種姓(SCs)和最落後階層(MBC)佔北方邦人口的20%左右，其他落後階層(OBC)佔40%。實際上，這些羣體內部也存在巨大差異，不能僅將其進行簡單歸類，但總體而言，這類羣體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水平普遍低下。

從產業結構上看，北方邦的產業發展較為滯後。農業是北方邦的經濟支柱，然而，土地灌溉不足、農業機械化率低和農產品購銷問題一直制約當地農業發展。印度女性是農業領域的主體，但女性農民中僅有12%具有土地所有權，在生產過程中不僅得不到和男性同等的認可，還嚴重缺乏獲取資源的途徑，這使得女性勞動收益和保障大大降低，在農業領域面臨艱難困境。

“全印度民主婦女協會”秘書長瑪麗亞姆·達瓦勒(Mariam Dhawale)曾説過：“如果你是印度女性，而且還是窮人或達利特人，那麼沒有什麼比這更糟糕的了。”在北方邦，女性的處境則是雪上加霜。

資料圖來源：路透社

與女性相關的問題根深蒂固，在印人黨的執政下也未出現明顯好轉。然而，在各政黨的政治話語中，女性議題早已不僅是作為一個歷史遺留或文化問題存在，而是成為一個關乎選票的政治問題。

二、女性議題助力政黨選舉

印度女性不論是在政黨競選還是印度各級立法機構的選舉中，均表現出較高的積極性和活躍度。在印度三分之二的邦級選舉中，女性的投票率實際上高於男性。2019年大選，印人黨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獲得女性選票最多的政黨；在2022年邦一級選舉中，印人黨勝選的五個邦有四個邦女性選民的選票多於男性，其中就包括針對女性犯罪的重災區北方邦。

在政黨競爭如此激烈的環境下，印度的政客們需要儘可能擴大本黨票倉。因此，女性羣體特別是低種姓女性羣體的選票變得尤為重要。如今，女性議題在印度政黨話語中佔據越來越大的討論空間，日漸成為各政黨標榜其執政理念、拉攏女性選民的首選項。

作為無論是黨員數量還是影響力均處於強勢地位的印人黨，女性選民對該黨的意義顯而易見。2019年大選之際，莫迪在競選演講中提及女性議題的頻率甚至高於其老生常談的“發展”和“國防”話題。

因此，以印人黨為例，能夠一窺女性議題如何服務於當今印度的政黨選舉。

首先，印人黨通過言辭美化和輿論宣傳與女性選民建立政治聯繫。

莫迪經常在演講中以“母親”和“姐妹”稱呼廣大女性羣體，還借印度教女性神祗來神話女性在歷史上對印度的貢獻。比如，在2022年國際婦女節的演講中，莫迪以吠陀經典中“女性是女神”歌頌女性自古以來在印度就享有至高地位，並指出印度未來的發展道路“不僅有女性參與，並且由女性主導”。

莫迪通過在政治話語中突出強調女性地位和作用，從而加強政黨與女性選民之間的聯繫。

其次，印人黨通過提高婦女在選舉和黨內組織中的代表權，增進政黨對女性的吸引力。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後，印人黨對其組織架構進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國範圍內（政府、政黨結構和選舉候選人中）給予女性代表的比例普遍高於其他地方政黨。

例如，在2021年莫迪內閣改組中，其原有舊內閣中僅有的4名女性部長數量在改組後提升至11位。在2019年的人民院(Lok Sabha)選舉中，印人黨史無前例地派出53名女性候選人。

儘管在男女候選人比例上，女性佔比依舊很低，但印人黨擴大黨內女性代表份額，對印度欲參政的女性來説無疑是一個積極信號。同時，這些舉措也改善了印人黨在選民心中“厭女症”的政黨印象。

再次，印人黨通過出台一系列與女性相關的福利政策獲得女性選民認可。

例如，莫迪政府於2014年發起“清潔印度”(Swachh Bharat)計劃，該計劃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建造廁所改善印度的衞生問題，而建造廁所項目對於女性羣體來説具有重要意義。在該計劃下，印度在2014-2020年共建造超過1億個廁所。根據阿育王大學的研究報告，此舉能夠大幅提高印度女性的生活便利度，且女性被性侵的概率也有所下降。

圖片來源：印媒

除此之外，莫迪推出的向貧困家庭婦女提供免費液化石油氣的“免費煤氣罐”計劃、為農村家庭供水的“家庭自來水計劃”及為貧困家庭供電的“供電計劃”，均切實迎合了印度廣大農村婦女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以惠及女性為重點的計劃並非是莫迪政府自創，其中不少在印度前總理曼莫漢·辛格任期就已提出，但在莫迪任期內這些構想得以付諸實踐，並取得相對不錯的成績。

由此，印人黨在前任執政黨的基礎上又建立了新的政治敍事。

三、“印度的女兒”處境如何？

通過關注女性議題來拉攏女性選民，已成為印度政黨的政治正確。表面上看，在印度各方的推動下，女性境況得到逐步改善，印度女性賦權的道路前景一片光明，但實際上，印度女性問題從未發生根本性變革。

首先，雖然以印人黨為首的各政黨將女性“捧上神壇”，但是同時也剝奪了女性變革自身的權利。

女性賦權的基礎是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從而提升女性的經濟基礎。然而，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極低，就業問題相當嚴峻。

根據世界銀行彙編的數據，從2010-2020年，印度的職業女性人數從26%跌至19%。2017-2022年，共有2100萬印女性退出就業市場，且其中大多數都不再繼續工作。甚至在疫情前，擁有7000萬女性人口的北方邦只有9.4%的女性參與工作。

儘管目前印度女性就業情況有所好轉，但女性勞動力增長集中在農業和非正規部門，其大部分薪水微薄甚至沒有薪水。經濟學教授羅莎·亞伯拉罕（Rosa Abraham）認為，就算女性有工作的意願，對工作的決定權往往也不在自己的手中。在印度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仍堅不可摧，決定一名女性人生道路的往往是其家庭中的男性成員。

可以説，大部分印度女性在就業市場毫無競爭力可言，更無法通過勞動提高自身經濟地位，想要改變自身命運成為一種奢求。

其次，雖然女性的政治代表性有所提高，但女性鮮有機會能夠參與實際的政治決策。

印度女性多見於在基層政治和高層政治中嶄露頭角，但在推動法律和決策的立法機構中代表性嚴重不足。

截至2019年6月，人民院女性議員的比例為14.39%，是印度自獨立以來女性議員數量的峯值。儘管如此，這一比例仍然低於140個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女性議員佔比平均水平為24.6%。女性在立法機構中極低的代表性導致女性在立法層面力量極其有限，推動與女性相關的政策和法律也得不到足夠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高層政治領袖中並不乏女性身影，但這些女性領導人也並未在其任期內大力推進與女性相關的政策和法律。一名女性成為政治領袖，其背後的政治家族和政黨推力往往是主要原因，她們和所有男性政治領袖一樣，在維護本黨利益的情況下治理整個國家是第一要務，女性問題自然不會是其主要的政治議程。

最後，雖然政黨出台了一系列維護女性利益的政策和法律，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重重受阻，許多政策並未真正惠及女性羣體。

例如，2015年莫迪政府發起了一項名為“拯救女兒，教育女兒”(Beti Bachao, Beti Padhao)倡議，旨在根除童婚，讓女孩獲得繼續上學的權利，同時減少基於性別選擇的墮胎問題。該倡議在宣傳層面引起較大反響，但政府在審計中發現，計劃劃撥的大部分資金至今仍未動用。也就是説，大部分計劃僅僅留在紙面上，並未付諸實施。

“拯救女兒，教育女兒”倡議介紹頁面

這也揭示了印度國家治理和基層自治的矛盾。

在印度農村，治理主體為村潘查亞特(Gram Panchayat)，該組織不是國家體制內的科層組織，因而享有高度自治屬性。國家政策是否落到村一級，往往要取決於政府與村潘查亞特是否能夠相互配合。在這樣的治理體系下，政府並不能夠要求國家政策得到層層落實，政策的實施往往“擱淺”在“最後一公里”。

四、結語

保障女性權益、提升女性地位，印度需要進行一場全面、深刻的變革，對於這場變革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印度各政黨心知肚明。問題解決尚需時日，但決定政黨在政治舞台上“生死存亡”的選票卻是急需。當下，女性議題已深深嵌入印度政黨的政治話語中，成為選舉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莫迪曾在北方邦選舉活動中稱“女性祝福了我們(印人黨)，我們也在女性選民占主導地位的領域取得了出色的勝利。”女性選民當然會“祝福”那些在競選中許諾改善她們處境的政黨，但當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暴力事件發生時，承受壓力和暴力的或許也是這一部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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