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特里格斯:西方編造“債務陷阱外交”的謊言,在掩蓋什麼?
【文/亞當·特里格斯 譯/觀察者網 寧櫟】
發展中國家正承受壓力。食品價格、通貨膨脹、利率和美元都在上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償還債務的能力正在下降。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錢比欠巴黎俱樂部(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官方債權人非正式組織)的錢總和還要多。這些國家是否要面臨“債務陷阱外交”的壓力?
“債務陷阱外交”一詞是由美國前副總統彭斯打造的。
概念很簡單。
一個國家(特別是“中國”)制定了一個策略,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貸款,而這些國家可能無力償還。一旦這些國家違約,中國就會乘虛而入,提出重組這些國家的債務,以換取地緣政治戰略資產(如海港和機場),或要求允許中國在這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
所謂“債務陷阱外交”的要素就是這樣。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自2010年以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增加了4倍,達到1700多億美元。
AidData發現,有40多箇中低收入國家對中國的債務敞口超過其經濟總量的10%。
斯里蘭卡和黎巴嫩已經違約,老撾看起來也不妙。彭博社的數據顯示,過去6個月,主權債務交易處於不良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數量增加了一倍。近2500億美元債務有違約風險,約佔所有新興市場外債的五分之一。
這並不奇怪。不斷上升的利率使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難以為繼。
美元升值使許多用美元借款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增加。
這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承受了疫情的衝擊,而現在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正在損害經濟復甦。
“債務陷阱外交”要素就是這些,但是否就一定會發生呢?
這似乎不太可能。
儘管西方大肆宣傳,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中國過去曾搞過“債務陷阱外交”。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凱文·阿克、黛博拉·布勞蒂加姆等人的分析發現,當非洲債務國陷入困境時,中國的應對相當一致:要麼取消債務,要麼展期,中國沒有沒收資產,也沒有強迫償還的企圖。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李·瓊斯和沙哈爾·哈梅里在研究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貸款時,同樣沒有發現“債務陷阱外交”的證據。即使是在最常被提及的“債務陷阱外交”受害者斯里蘭卡和馬來西亞,研究也發現這些貸款項目是由受援國政府而不是中國發起的,而且這兩國的債務問題基本是本土產生的。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什雷亞·古拉蒂和阿南德·巴布的分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但是,“債務陷阱外交”在理論上是否仍然可能存在,特別是如果更多欠中國錢的國家開始違約的話?理論上當然可能。但是,西方也有能力防止。
“債務陷阱外交”的大部分風險來自於全球金融安全網的不足。全球金融安全網涵蓋了對有金融問題的國家多種救助制度:包括全球機構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區域機構比如亞洲開發銀行,和雙邊協議比如貨幣互換安排。
簡單地説,如果全球金融安全網足夠強大,發展中國家在危機時會依賴它,而不是中國。這些國家不會受到壓力,也不必出售任何資產。
在完美的情況下,這些國家將直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
按照通常的安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促使債權國免除一大部分貸款,並重組剩餘貸款,以便在更長時間內以更低利率償還。
然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債務國提供緊急資金,以穩定其經濟。
一個強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會使得“債務陷阱外交”成為一種毫無意義的戰略。“債務陷阱外交”只有在發展中國家別無選擇,只能出售其地緣政治戰略資產時才能奏效。
如果發展中國家可以簡單地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幫助,擺脱危機,並促使債權國免除其大部分債務,那麼債權國永遠不會得到債務國的資產,還會損失大量資金。

希臘債務危機時民眾抗議IMF救助方案(來源:路透社)
那麼,問題在哪裏?問題在於,全球金融安全網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遠遠做的不夠。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表現糟糕,之後大多數亞洲國家都會另找出路,以避免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國如果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會面臨很多負面污名,市場反應也不好。
儘管進行了改革,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仍然附加了太多條件,而且速度太慢,通常是在危機爆發時才發放,而不是在危機爆發前。
“債務陷阱外交”與其説是陰謀,不如説是虛構的神話。即使這是一個真正的風險,我們也有能力防止。如果那些煽動對“債務陷阱外交”恐懼的人的擔憂是真實的,那麼他們應該首先去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
(本文發表於2021年9月22日澳大利亞《堪培拉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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