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圖茲：印度為什麼一直趕不上中國的發展步伐？

卡梅隆·阿巴迪：在討論世界經濟的未來時，將中國和印度作為未來的東方世界大國對比已成為陳詞濫調。然而，還有一種感覺是，印度經濟從未像中國那樣完全起飛，尤其是在1980年至2010年。是什麼阻礙了印度？是不同於中國政治制度的印度式民主嗎？

亞當·圖茲：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大家不關注其他問題？為什麼這兩個各自擁有六分之一左右世界人口的會如此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經濟體走與中國相似的發展道路。

因此，對印度來説，與中國進行比較是相當不公平的。但是分析只能到此為止，因為結果大相徑庭。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數字問題，而是一個民生問題。仍有很大一部分印度人口處於極度貧困之中，而中國沒有與之相似的情況。

然而，一些數字令人印象深刻。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預期壽命與印度處於同一水平。

20世紀80年代初，當世界銀行首次進入中國時，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人均GDP仍然很低，比印度高不了多少，但有望增長，因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經普及基礎教育，預期壽命和醫療服務供給已達到低收入發達國家水平，與20世紀80年代初的意大利相當。這時中印差距已逐漸明顯。印度專家就這一問題多次表示：這與國家能力有關，與基礎設施水平有關。

讓我奇怪的是，是印度的中間派政策人士而不是左翼分子總在思考這個問題，即印度獨立時未能進行真正的社會革命到底對其之後的國家發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儘管甘地及其支持者竭盡全力動員民眾，卻總是避免釋放民眾革命的全部力量，而這將真正地改變社會結構，或將直接挑戰種姓制度。但這些都沒有發生。

相反地，印度擺脱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卻保留了殖民統治的壓迫性和低效性，沒有實現徹底轉變，這是印度滯後的最深層原因，其次是基礎設施水平不足，而這是由於缺乏投資，以及缺乏教育和衞生支出（都低於中國）。

卡梅隆·阿巴迪：回到現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已經上任一段時間，他承諾轉變國家意識形態，也同時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重振經濟政策。莫迪的成果如何？他是什麼樣的政策制定者？他兑現諾言了嗎？

亞當·圖茲：在這一點上，莫迪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一位絕對了不起的政治家。毫無疑問，莫迪是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的領導者，而印度教民族主義是一種容度極低的多數主義意識形態。

由於印度擁有非常多穆斯林人口，莫迪這一政策會造成爆炸性的影響。自由派學者因批評莫迪及其領導的印人黨，被莫迪政權不斷施壓。莫迪總理的海報到處都是，有些體育場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莫迪擁有某種個人崇拜。這是非常驚人的。

印度正式啓動5G服務：首批覆蓋13城。圖源：視覺中國

莫迪的政策包括三個方面。首先，莫迪政府推動複雜的高層次改革，例如，以各種方式向外國投資開放市場，試圖通過自由市場改革以更多買賣土地、放鬆對勞動力的管制。這幾乎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議程。

其次，是印人黨-莫迪主義的裙帶資本主義，其本質是將莫迪與關鍵的印度商業利益聯繫起來的一系列網絡。這既是一種搞政治的方式，也是一種做生意的方式。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以類似的方式運作。美國政黨其實也是如此。

最後，在莫迪的領導下，印度正在加速國家整合。印度是一個幅員遼闊、多樣性高的聯邦國家，龐大的人口聚合在脆弱的聯邦結構中。過去10至15年，印度已經推出一套真正全面的國家計劃，將普通印度人，包括數億農民整合進國家身份證系統、金融系統、通訊系統。

然後將三個系統打包在一起，即將高度先進的電子身份證系統與人們的手機相連。印度手機擁有量約為12億，幾乎每人都有一台。在這種機制下，政府官員只需按一下按鈕就能向每個人提供福利金，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基於電子信息化的福利系統。此外，莫迪及其領導的印人黨推進包括清潔水、廁所革命在內的清潔運動和全國電氣化運動，這才是莫迪及其領導的印人黨聲望極高的原因。

卡梅隆·阿巴迪：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即那些不是印度教徒的人是否以某種方式被拋下？是否有清晰的數據證明這一點？

亞當·圖茲：不僅數據可以説明問題，現實也是這樣。對於一個歐洲人來説，在印度乘坐出租車令人毛骨悚然。在德里周圍乘坐出租車時，司機可以直接指出穆斯林住在哪裏，這是一個過度擁擠的貧民窟，七八層樓高的建築。每個住在德里的人都知道種族隔離線在哪裏。城裏的房東不會讓帶有穆斯林姓氏的人入住，由於越來越難以在城市裏找到租房，穆斯林只能住在這些地方。

卡梅隆·阿巴迪：具體看印度的經濟構成，製造業在印度經濟規劃中處於什麼位置？印度是錯過了發展製造業的機會，還是最終直接躍至服務業？

亞當·圖茲：當將印度與中國對比時，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時，印度和中國的大部分勞動力集中在農業。中國在農業現代化（使用化肥）、投資以及其他方面都擁有良好的開端。

然而，印中之間真正的巨大區別是，從8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發展成為全球製造業的關鍵樞紐，吸引西方、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企業的投資。各種資本進入中國，中國因此成為世界的大工廠，進而佔據了印度本可以發展的空間。而印度錯過了這個機會。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以現代形式真正開始。那時，印度正從1991年的金融危機中走出，迅速自由化，但工人進入的主要部門是建築業。

隨着印度城市人口激增，過去幾十年來所增加的額外人口最終都聚集在城市中。就像中國，印度也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但其城市化過程並未對基建投入太多的關注。儘管如此，建築業也為農村遷往城市的人口提供了主要的就業渠道。

印度新德里塑料製品廠工人辛苦勞作。圖源：視覺中國

真正令人糟心的是當我們把印度與孟加拉國對比。隨着經濟發展，中國不再是一個低成本製造業中心。問題是，誰代替了原先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位置？越南和孟加拉國快速進入這一領域。孟加拉國現在是紡織品尤其是服裝生產的全球領導者。為什麼這一現象沒有在印度發生？答案似乎與監管有關。

在孟加拉國，更容易建立更大的企業和僱用更多勞動力，尤其是女性勞動力。孟加拉國絕大多數人口是穆斯林。穆斯林婦女比印度教婦女外出工作的比例更高。因此在孟加拉國，動員女性勞動力要容易得多。

卡梅隆·阿巴迪：最後，我想問問大型跨國企業中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印度人或印裔首席執行官。這樣成功究竟是何原因導致？為什麼這些首席執行官往往不是其所領導的企業的創始人，為什麼這些企業並未設立在印度？

亞當·圖茲：是的。我在網上找到印度裔擔任企業領導層一個列表，這些企業包括谷歌、微軟、Adobe、推特、IBM、香奈兒、巴塔等。令人驚訝的是，列表上的企業具有某些明顯的共同點：技術特徵非常突出。

總而言之，財富500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中有60位來自印度，基本上是財富500強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六分之一。印度的精英教育體系絕對能與世界任何地方媲美。也許精英不是出於印度國內大學，但有這樣一批人，他們進入西方頂級大學，獲得進入這些企業的入場券。對此，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