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鵬：一部華夏文明史，是從大河大江走向大海大洋的歷史
【文/吳鵬】
從某種意義上説，一部華夏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國在北方大河邊生長，往南方大江畔拓展，通過開鑿人工運河溝通南北、打造牢不可破統一體，最後向大海進發，將大陸大洋連為一體，而自身則成為陸洋中介、世界樞紐的歷史。
正如英國地理學家、地緣政治學家詹姆斯·費爾格里夫在《地理與世界霸權》中所言，“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江河之鄉，這不僅意味着它的土地上有眾多的河流，而且意味着其歷史受到了這種支配事實的巨大影響”。
水是生命的源泉，大江大河是文明的搖籃。早在上古時期，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就在渭水兩岸創造他們的功業，通過互相學習，最終融合成血濃於水、不可分割的華夏族，發展出農耕文化和衣冠文明。這種統一起來的整體性力量，在後來的堯舜大洪水時代經受住了嚴峻考驗。
鯀禹父子帶領百姓接力平治洪水的成功，奠定了中國古代大一統政權早熟的羣體合作基礎，使得從渭水流域肇始的人文之光，逐漸沿着黃河擴展到整個北方大河流域尤其是黃土覆蓋地區，形成統一的華夏文明，奠定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面對災難時的不同選擇底色。
東西方在上古時期都有大洪水的記載或傳説，西方文化的選擇是建造逃難的挪亞方舟，中華文化的選擇是團結起來共同治水。西方文化選擇的本質是“逃”，但畢竟相對於全體人民而言，能登上挪亞方舟的人必定是少之又少的極少數。中華文化選擇的本質是“治”，通過摸索治水規律，採用疏堵結合的方式平治洪水，儘可能讓每個族羣成員都能安全挺過災難，進而變水害為水利，最終重建家園，延續文明。
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面對史前大洪水時的不同歷史選擇記憶，深刻灌注進各自的民族性格基因中，並影響到之後歷史進程，甚至持續作用於今天應對疫情等災難時的策略選擇。
無論是國內還是域外，都充分肯定了治水和水利在構建中華民族統一體和中國早期國家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如冀朝鼎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一書中所言，中國北方的黃土中含有豐富的磷、鉀等無機質，澆灌進適當水分後，黃土猶如海綿一般吸水，利用其毛細管吸收能力，將藴藏在黃土深層的磷、鉀無機質輸送到頂層，便於穀子、小麥等農作物根部的攝取。中國南方則主要是利用水利設施排除沼澤、湖泊中多餘的積水，改造沼澤、湖牀地區用以種植稻米等農作物。因此，無論南北，以灌溉系統為主要內容的水利建設都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條件。水利建設不但是推動農業發展的具體工程技術問題，更是關涉國計民生的經濟、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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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夫等西方學者，指出了中國古代王朝賴以立基的農業生產與水利建設的正相關關係。魏特夫認為，在東亞和南亞的三角洲平原地區，國家機器在農業與人口發展的基礎——水利設施的建設與管理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形成東方“治水社會”；在中國的每個地方，灌溉都是集約農業不可缺少的條件，在此基礎上，便確立了中國的農業社會，正如現代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是建立在煤與鐵的基礎上一樣。
但必須注意和警惕的是，魏特夫等學者的論著對東方尤其是古代中國，在具體地理條件、經濟環境中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歷史傳統的傲慢偏見，則是不足為訓的，這類學説具有濃厚的歪曲亞洲國家歷史的意識形態色彩。如魏特夫認為，在東方“治水社會”中，為了保障國家力量永久大於社會力量，避免在社會上形成對抗皇權的政治力量，統治者在軍事、行政、經濟乃至宗教信仰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鞏固專制統治，因此，東方社會一直處於專制主義統治之下，若沒有外部強力的介入，東方專制主義是不能被打破的，等等。
當代中外學者在綜合中國各區域水利事業研究的基礎上普遍認為，魏特夫等人的觀點並不適用於中國這一地域廣闊、地形多樣且政區嚴密的地理實體；即使考慮到國家在水利上的核心功能，國家及其官僚體系也不是影響水利問題的唯一因素，不是唯一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多數水利工程並非必須由範圍廣大的國家來管理，官方通常並不獨自從事大規模的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紳與土地所有者的合作；水利資源與區域性的社會結合所形成的“水利社會”明顯強於“水利國家”“治水社會”，“水利社會”比“治水社會”“水利國家”更有意義。
中國古代以農為本、以農立國，農業是一切政治、經濟、軍事體制和意識形態、禮儀制度安排的根基，而水利建設是決定農業生產水平的直接因素。馬克思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佔有的共同的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凌駕於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馬克斯·韋伯亦認為，在中國的文化發展中，灌溉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水的問題，又決定着官僚制度的存在和依附階級的強制服役，以及被統治階級對君主的官僚制職能的依賴。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代王朝的興亡、國運的興衰，都與農業生產的支撐力量即水利建設，進而與水利背後的“水運”密不可分。
《姑蘇繁華圖》局部
“水運”是指圍繞水而開展的制度安排、經濟運作、社會治理、軍事行動、文化互動等，包括洪澇災害的治理、水利設施的修建、人工運河的開鑿、海洋貿易的展開、水戰海戰的進程、海外文化的交流，等等，這一切都與歷朝歷代的國運興衰有着緊密相連的關係。中國古代歷史的“國運”進程，正是依靠“水運”的承載，沿着大河大江向大海大洋展開。
憑藉治水導渭建立起來的宏大功業，禹在部落事務中的權力、地位空前加強，為其子啓建立夏朝奠定根基。經過夏商時代的傳遞，中國歷史的接力棒交到周人手中。周人始祖后稷曾幫助大禹治水並掌管農業事務，後在雍水、杜水、渭水流域輾轉遷徙，引水務農，種植百穀百蔬，為華夏族早期農業生產經驗的積累作出了重大貢獻。正是在渭水邊，周文王與呂尚以“渭水對”的形式，展開了滅商興周的戰略對話。經過文王、武王的不懈努力，藉助呂尚等人的輔佐，周人終於滅掉商朝，將“周國”升級為“周朝”。
西周衰落，平王東遷，是為東周。王權下移，諸侯紛爭，春秋各國以鄰為壑，均把水作為戰爭征伐的有力武器。晉水邊的大戰促成了韓、趙、魏三家分晉，拉開戰國曆史的帷幕。而相對於水戰，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的發展。
儘管在夏商周時期，華夏先民就已經開始了農田水利建設，但基本上以侷限於一隅之地的小規模建設為主。在西周時期井田制土地制度的背景下，勞動者從耕地中間打井取水，利用各塊耕地之間的“溝洫”渠網進行灌溉。農民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耕種“公田”，土地所有者實行勞役地租，需要通過佔有農民勞動時間獲取剝削收入。各諸侯國沒有足夠的權威組織大型水利工程，土地所有者沒有足夠的動力、農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參與水利工程建設。
歷史的發展進入春秋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後，鐵器和牛耕的使用極大地提高了糧食生產力，部分農民開始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方式從勞役地租轉變為實物地租，從佔有農民勞動時間轉變為直接佔有勞動果實。農民勞動時間的長短與土地所有者剝削收入的多少不再有直接的正相關關係。各諸侯國中央權力的加強，也增強了相對於各級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權威。
諸侯國組織力的增強，土地所有者政治力量的削弱，農民從土地上的解放，使早期中國的水利建設，開始突破井田制條件下打井取水、利用“溝洫”渠網灌溉的狹隘格局。各諸侯國從農村調取大量勞動力開展大規模水利工程建設，具有了現實可能性。正是在具備這種歷史條件的情況下，各諸侯國開始組織大型水利工程建設，如楚國孫叔敖興建芍陂，魏國西門豹、史起治理漳河等，在客觀上為即將形成的大一統國家積累了水利建造技術的經驗。這其中，以秦國的都江堰、鄭國渠、靈渠三大水利工程在國家統一中的戰略意義最為典型。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左右，李冰開始在成都主持修建都江堰，蜀地成為秦軍劍指六國的戰略後勤基地。十年後，秦王嬴政利用韓國水工鄭國修建鄭國渠，對統治重心關中地區的水利系統進行全方位、整體性的升級改造。藉助成都平原和關中平原的雙輪驅動效應，“秦以富強，卒並諸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軍鑿通廣西靈渠，有效疏通了南下的後勤補給線路，秦朝由此將南方百越之地全部佔領。依賴都江堰、鄭國渠、靈渠三大水利工程提供的經濟支持和地理溝通，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規模初步形成。
秦朝在對水利技術的運用日漸精熟的同時，卻在政治思想層面對“水德”的理解發生重大偏差。劉邦滅秦建立漢朝後否定了秦朝的“水德”屬性，宣佈大漢才真正應“水德”之運。漢初君臣強調“水德”順應自然、浸潤萬物的屬性和對君主的道德制約，效仿水的順從之性，順應民心民意，與民休養生息，很快呈現“文景之治”。直到漢武帝時期，為推行積極有為的國策，才將漢朝屬性由“水德”改為“土德”。
漢朝“水德”屬性雖改，但水利驅動作用不變。漢武帝即位後，對匈奴展開進攻態勢。為供應前線軍需，漢朝在渭水與黃河之間開鑿運河，沿水路運輸糧草，引水灌溉沿岸萬頃田地。經過衞青、霍去病三次大規模主動出擊，漢朝贏得了對匈奴戰爭的決定性勝利。戰後，漢朝先後修建六輔渠、白渠，灌溉土地，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緩解對匈奴開戰以來的民生壓力。
銅奔馬 中新網資料圖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天下大亂。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東西走向水域限隔南北的地理位置，導致圍繞這些水域發生的戰爭成為加劇分裂的重要因素，以致形成從三國魏晉到南北朝三百六十多年的大分裂、大動亂。
曹操、袁紹在黃河邊的官渡之戰，雖然促成了北方的統一，但長江岸的赤壁之戰也最終奠定魏、蜀、吳三分天下的基礎。諸葛亮試圖再造一統，卻出師未捷身先死，在渭水岸邊大星斗落五丈原。三國期間和西晉短暫統一後，渭水之西和黃河以北的匈奴、鮮卑、羯、狄、羌等遊牧民族集體南下，西晉屢屢應對失策，最終失守黃河流域，衣冠南渡，退守江淮，憑藉長江天險保存華夏文明火種於江南，綿延不絕。
在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的對抗中，淝水之戰、浮山堰之戰等大部分戰爭都發生在長江中下游與黃河中下游之間的淮河流域這一狹長地帶。南方守江必守淮，北方渡江必過淮，南北方在淮河流域各有勝負，形成各守疆界的長期拉鋸局勢。最終在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正月才打破僵局，北方隋朝發動跨江作戰滅亡南陳，分裂兩百七十三年的中國再次統一。
平陳元帥楊廣奪嫡即位成為隋煬帝后，開鑿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形成溝通全國的水上交通完整體系，南北經濟的循環更加順暢，南北一體化加速。南方財富源源不斷運到北方，為北方抵抗外族入侵提供經濟支持，成為戰略大後方；而北方則頂住國防壓力，抵禦草原民族入侵，為南方經濟發展提供安全保障，成為國防大前線。南方經濟中心與北方政治中心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密不可分的整體。
唐朝建立後，面臨北方突厥的巨大威脅。唐太宗頂住簽訂“渭水之盟”的奇恥大辱壓力，休養生息打造“貞觀之治”，隨後對東突厥全線開戰，生擒頡利可汗，開始重建以其為主導的亞洲國際秩序。高宗時期，唐朝通過白江口海戰將日本以朝鮮半島為跳板進攻中國大陸的幻想擊碎，最終確立唐朝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主導地位。
開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在渭水畔召見老臣姚崇共論治國之道，對即將到來的盛世進行了頂層設計。天寶二年（743）暮春時節，玄宗在長安北部的水路通道港口廣運潭舉行了著名的廣運潭盛會，這是開元、天寶時期唐朝社會經濟繁榮的集中展現，顯示了大唐巔峯時期的無限風采。
安史之亂後，唐代漕運廢弛。劉晏對漕運制度進行了深度改革，不僅解決了關中糧荒，更是重新溝通了南北經濟，進而重構財政體系，為大唐再次延續一百多年的榮光奠定了財經基礎。
唐朝滅亡後，歷經五代十國短暫分裂，北宋再次大體統一華夏地區，同時面臨着因幽雲十六州落入契丹遼國之手而泰山壓頂般的軍事國防壓力。北宋相對於遼國在軍事上的弱勢，也逼迫其必須探索與前朝不同的中原、草原關係處理模式。
放寬歷史的視界，從長時段、寬視角的角度觀察，宋元明清整體歷史發展的重要主線，是在隋唐藉助開鑿運河把中原、江南連為南北一體的基礎上，通過更高層次的民族融合將以塞北草原為主體的“北”，和以中原江南為主體的“南”，連接為更大規模的南北統一體，從而背靠草原，面向大海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和戰略迴旋餘地。
北宋由於軍力不振，無法統一西夏收復西域進而疏通陸上絲綢之路，只有從海洋上尋找貿易新通道，從而刺激了海上貿易的繁盛。南宋偏安江南，以半壁江山頂住金國和蒙古鐵騎連續一百多年的軍事衝擊，正是依靠海外貿易提供的財政支撐。南宋大興海貿的國家戰略，探索了古代中國“向海而生”的歷史可能。
元朝經過崖山海戰消滅南宋最後的抵抗力量，再次統一中國，很快開通連接南宋故都杭州與元朝新都北京的京杭大運河，初步將中原江南和塞北草原融合為新的南北統一體。疆域空前遼闊的元朝以世界帝國的姿態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以“全球購”的思維理念重塑中國外貿體系，進一步繁榮了海外貿易，推動中國歷史發展朝着“背靠草原、面朝大海”的全新格局前進。雖然元朝因在黃河治理上處置失當而激起大規模農民起義以致最終滅亡，但其海洋戰略為明朝所繼承。
明朝的海外貿易政策經歷了“開—關—開”的調整。明初延續了元朝的開拓海洋政策，出現鄭和下西洋的歷史絕唱；後因倭寇擾邊暫時閉關，嚴令片板不許下海；隆慶開海後又重新打開國門大興海貿，主動走向世界，積極參與以白銀為國際貿易結算方式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初步建構，努力推動全球市場最終形成。更重要的是，明朝在發展海上貿易的同時，通過海上通道大量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知識和啓蒙思想，重新接續因蒙元入侵打斷的宋朝以來近代化歷史進程。明末思想家將中國傳統民本思想與歐洲啓蒙思維糅合，中國事實上幾乎與歐洲在同一時期出現啓蒙之光。
歷史的悲哀在於，清朝的入關再次打斷中國歷史向近代化的努力。與明朝對待海外貿易的“開—關—開”政策開放思路相反，清朝走了一個“關—開—關”的政策閉環路線。清初為防止鄭成功等明末殘餘力量的抵抗，清朝統治者嚴格實行海禁政策，禁航南海；後曾短暫打開國門，但將外貿主導權嚴格控制在與朝廷關係密切的個別地域商人羣體手中；清朝中期之後，又是幾乎全面禁海，只保留廣州一處通商口岸。
海洋成了清朝揮之不去的夢魘，卻是中華民族走向新生的歷史起點。詹姆斯•費爾格里夫在20世紀之初就認為：“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可以斷言，一方面，不論清朝統治者的結局如何，中華民族並無衰落之象；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仍將受地理環境和來自陸地與海洋的一些龐大勢力的支配，尤其是這些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會使中國越來越趨向於統一，並結合得比過去更加緊密。”
從鯀禹治水鍛造華夏民族早期統一體，到周人引水務農澆灌出中國禮樂文明源頭；從秦朝建造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水利設施一統六國，卻曲解“水德”二世而亡，到漢朝重新定義“水德”，與民休息，奠定四百年太平之局；從黃河、淮河、長江水域戰爭隔限南北，加劇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動亂，到隋唐開鑿大運河，從經濟上將南北深度融合為牢不可破統一體；從宋元明背靠草原、走向大海，拓展海外貿易，打開中國歷史新局面進而積極參與世界近代經濟體系的初步建構，到清朝被海上的敵人敲開國門，被動進入世界現代化新秩序。五千年曆史風雨兼程，滄海桑田，水運與國運彼此影響，互相重塑。可以説，水運影響國運興衰，國運制約水運榮枯。
中國歷史走過從大河起源、往大江拓展、向海洋進發的萬水千山，經過1840年以來的反覆試錯、摸索，最終找到了連接大洋與大陸、成為陸洋樞紐的嶄新定位。
【本文摘編自新書《水運與國運》】
《水運與國運》
吳鵬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