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立平：清代選秀女就是給皇帝選妃？它的作用不止於此
【視頻/毛立平】
【內容提要】
上一集我們講了八旗選秀的過程。能夠選中的秀女鳳毛麟角，多數女孩在參選之後就回家婚嫁了，似乎對於她們而言，選秀就是走個流程、過場，重在參與。
但實際上，我們前邊講過，從前期的各種準備工作、到選秀時給秀女準備的餐食和賞賜的車馬費，朝廷每次選秀的花費至少有數萬兩銀子之多，而且是八旗全體動員，聲勢浩大，如果只是為了走個形式，有這個必要嗎？各旗只要把出身好的、長得漂亮的女孩送來看看不就完了嗎。
所以，對清朝的皇帝而言，選秀的意義和作用，絕不只是為皇室選幾個妻妾那麼簡單。那麼，選秀女的意義究竟何在？清代的選秀制度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其中體現出怎樣的歷史背景？是我們這集要講的內容。
我們在上一集中講到，八旗女子是三年一選秀，每次選秀就相當於朝廷對旗人未婚女性進行一次普查，就像旗人男子三年一比丁一樣，也是皇帝對於旗人進行掌控的重要方式之一。男子出來挑甲當兵，跟隨皇帝打仗或者打獵，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比較容易被皇帝看到，那女子平時待在家裏，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就很難知曉，因此，選秀也是皇帝瞭解旗人女性狀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窗口。
比如乾隆二十四年選秀女時，皇帝發現旗人女子“竟有仿效漢人妝飾者，實非滿洲風俗”，因而大為不滿，嚴加申斥；乾隆四十年選秀女時，皇帝又發現“包衣佐領之秀女皆帶一墜子，並相沿至於一耳一鉗。”因為旗人女性都是一耳三鉗的，就是每隻耳朵上都戴三個耳環，乾隆看到包衣秀女變成一耳一鉗，覺得這無疑是受到了漢族文化的影響，與“滿洲舊風”嚴重相悖，所以説如此裝束“則竟非滿洲矣”。
乾隆緊接着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説旗人女子“在朕前尚爾如此，其在家時恣意服飾，更不待言。”就是説，如果選秀這樣的公開場合都如此穿着的話，那旗人婦女平日私服的漢化程度必然更甚。所以他再次強調服飾與滿洲文化之間的重要關聯，説“此雖細事，然不加訓誡，必至漸染成風，於滿洲舊俗大有關係。”
影視劇中的一耳三鉗造型
從此以後，清帝們就開始在選秀時注意查禁旗人女性的漢化傾向。比如嘉慶九年，鑲黃旗都統奏報，該旗漢軍秀女內有十九人都纏了足。嘉慶帝當即斥責此舉“甚屬錯謬”，並説“一旗既有十九人，其餘七旗漢軍想亦不免。”
不過，嘉慶畢竟沒有像他父親那樣想問題想得很深，起初他還樂觀地認為這一現象應該只存在於八旗漢軍，而且是漢軍中的下層旗人女孩，“惟此等漢軍自幼鄉居，是以沾染漢習”。但是，他很快就發現自己錯了，在幾年之後選秀女中，嘉慶帝就發現“其寒素之家，衣服尚仍儉樸，至大臣官員之女，則衣袖寬廣逾度，竟與漢人婦女衣袖相似。”
我前邊講過，清朝皇帝一直認為滿洲舊俗與漢族風俗的區別，就在於儉樸或者古樸與奢華之間的區別。滿人在入關後之所以變得講究奢靡、好吃懶做，那都是受漢人風氣的影響。這裏嘉慶帝説旗人寒素之家衣服尚仍儉樸，就是説她們還保持了滿洲舊俗，官員之女的衣服華麗、袍袖寬大，反而是更多地受到漢人文化的影響。就是説，他以前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對此，嘉慶不免慨嘆，“男子尚易約束，至婦女等深居閨閫，其服飾自難查察”。就是説女人比男人更不好管。
三年一次的選秀女也就成為皇帝難得的檢驗旗人女性是否漢化的最佳時機，這是選秀女制度在清代中期以後增添的重要的新內涵。通過選秀，皇帝不僅向年輕的旗人女性灌輸皇族的選婚優先權，同時將其作為檢視旗人女性民族認同和對她們進行族羣教育、加強族羣意識的重要契機。一旦發現“各旗滿洲蒙古秀女內有衣袖寬大、漢軍秀女內有裹足者”，其父兄及所屬旗的都統章京都要受到嚴懲。
影視劇資料圖
除了檢查服飾之外，清朝皇帝還利用其它手段來加強旗人女性的族羣認同。比如突出她們的姓氏。本來滿洲風俗，不論男女一般只稱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即便實錄、會典等官方史書，如非必要也一般不提姓氏，一些影視作品中常常連名帶姓地稱呼一個滿人，比如富察傅恆，其實是不符合歷史背景的。平時不需要提及姓氏，導致一些滿人開始逐漸對自己的姓氏不大在意，或者覺得麻煩改為漢姓。
乾隆二十五年，皇帝就發現一些旗人竟將自己的本姓棄置，改為漢姓，“如鈕祜祿姓，竟呼為郎姓者”。乾隆不免覺得很恐慌，他説“姓氏乃旗人根本，甚關緊要。今若不整頓，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
因此，他首先規定今後引見官員時不僅要寫官員的名字，而且要寫明本姓；其次在選看秀女時，也要將她們的姓氏寫在綠頭牌上，我們上一集講到選秀女前要準備綠頭牌時，上面要寫明每位女子的姓氏，這是從乾隆時才開始這樣做的，以前並不寫姓氏。其實，對於旗人女性而言，不僅姓氏提得少，往往也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
《清稗類鈔》中説：宗室女“如未奉有正式封號者，皆統稱格格……若閒散八旗、若內府三旗，凡對於未嫁之幼女，皆稱妞妞”。就是宗室女孩都稱為格格，家裏有幾個女孩就是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普通旗人家的女孩就都稱大妞、二妞、三妞。平時在自己家裏還好，妞妞們都長幼有序，但是到選秀時，女孩子們都集中在一起，都叫大妞、二妞、三妞，那可就熱鬧了。因此，對於普通八旗女性而言，姓氏不明、名字不清，這無疑會嚴重影響到她們的族羣認同。
清朝皇帝從乾隆起，開始在選秀女時強調女孩子的姓氏，雖然沒有強調秀女們還要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姓氏突出以後，鈕祜祿氏家的大妞和瓜爾佳氏家的大妞，自然也就好分別了。這不僅有助於區別秀女的出身，也有助於強化她們各自的家族認同，不少之前對姓名都沒有明晰概念的旗人女孩子，應該就是通過參與選秀的時機才開始對自己家族的姓氏及其所藴含的意義有所瞭解的。這是選秀對於皇帝加強對旗人女性管理、強化她們族羣認同方面所起到的重要意義。
其次，咱們再來看看選秀對普通旗人女孩的意義。開頭我們提到，由於秀女中選的比例很低，對於絕大多數旗人女孩而言，參與選秀只是走個過場，選完了就回家該幹嘛幹嘛了。
那麼，參與選秀對她們的人生還有什麼別的影響嗎？
上一集我們提到旗人女孩在成婚前不跪拜任何人的説法，大家還記得吧？有人解釋為是由於她們都存在將來成為后妃的可能性，身份會變得無比尊貴，因此不能跪拜任何人。雖然我沒有沒有在清代文獻中找到有關八旗女子不能跪拜長輩的相關規定，也沒有見到旗人家庭中是否果真如此的相關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旗人風俗的確重視未嫁之女。
《清稗類鈔》記載：“小姑之在家庭，雖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稱之為姑奶奶”，“而所謂姑奶奶者，頗得不規則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樓、酒館、戲園、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衣香鬢影，雜遝於眾中。”就是説沒成婚的女孩子被稱為“姑奶奶”，那自然是“小姑奶奶”了，在家庭中要受到父母和兄嫂的尊重，而且行動特別自由，不能對她們有過多的約束。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也説，“據説旗人姑娘在家裏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輩的尊敬，是由於每個姑娘都有機會選到宮裏當上嬪妃”。滿族學者金啓孮先生也認為滿族姑娘在家庭中地位尤高，就是因為“有被選成‘秀女’的可能”，而“從‘秀女’中又可以選成‘妃’或‘皇后’”。可見，選秀女制度是造成滿人家庭未婚女孩地位高的重要原因。
《紅樓夢》其實也有不少這樣的描寫，比如家庭宴會時，三春和寶釵、黛玉等姐妹都可以安坐與長輩一起飲食，鳳姐和李紈等媳婦就只能在一旁站立服侍，生動地體現出旗人未婚女孩的家庭地位。
雖然絕大多數女孩在選秀女中只是走個過場，可是作為國家制度而存在的這一行為，已經為旗人女孩帶來了家庭地位的改變，因為她們必然成為秀女、可能成為后妃、可能地位特別高貴，因此從小就受到了優待。儘管成婚後旗人家庭的媳婦地位的確比較低，但童年時的這種優待是不是也有助於治癒一生了呢？
影視劇資料圖
此外，參選秀女還是旗人女孩開拓視野、展示自己青春美麗和才華的大好機會。清代旗人的分佈，大致是一半在京拱衞京城，一半到各地駐防。那麼，對於各地駐防的旗人而言，可能一輩子都很少有機會來到京城，即便對於京城的旗人而言，如果官職沒有達到一定高度，一輩子也難有進入紫禁城、面見皇帝的機會。但是，旗人女子則可以通過選秀的機會來到京城、進入宮廷，一睹皇帝的天顏，切身感受到皇家的威嚴，以及作為一個普通旗人與皇室之間存在的可能性關聯。這很可能是她們一生中參與的最盛大和最高規格的活動，儘管多數人被淘汰了，但這個活動在她們一生中留下的印象應該是很深的。
我們上集提到，有的秀女雖然沒選上，但是得到了皇帝的特別恩賞，這都是她們本人及其家族的特殊恩崇和榮耀。賞賜品可以在家裏供奉好多年了，女孩的身價也往往會隨之提高。如果一個秀女有幸在初選中被記名，不管複選是否選中，那這個榮耀和她的身價就更高了。我看過一個記載，就是説一位普通旗人家庭的女孩子初選被記名，複選落選，但是她覺得自己曾經和八旗最出色的女孩子一起待過，所以很難接受自己再嫁給一個普通旗人。
另外，秀女還可以在選秀時找機會展現自己的才華和抱負，《清稗類鈔》記載了鑲紅旗一名叫長姑的秀女，説她從小聰慧，讀書識字、通曉大義。咸豐九年選秀女時，她的名字被列入該旗的名單，長姑考慮到父母年老無依，臨行前抱着父母痛哭。選閲時，秀女們等了好久皇帝都沒來，累到不行，都是年輕的女孩子，有的人就開始哭泣，太監就斥罵説：皇上馬上就來了，你們這樣是想找打嗎！別的女孩子都嚇得不敢説話，只有長姑厲聲曰：
“果當選，即終身幽閉，不復見其親，生離死別，爭此晷刻，安得不泣！且粵寇今陷金陵，天子不求將帥之臣，汲汲謀戰守，耐猶強攫人女，以縱己一日之慾，行見寇氛迫宮闕，九廟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況鞭乎！”
就是説太平天國都佔領南京了，皇帝不想着找能幹的將領去保衞國土，還有心思在這裏強搶民女以滿足個人慾望，這樣的皇帝是要亡國啊！我死都不怕，還怕捱打嗎！這一番大義凜然的話説出來，把太監嚇得趕緊去捂她的嘴，但是已經晚了，皇帝已經到了，只好把長姑綁起來送到御駕前，強令她跪下。
咸豐已經聽到了一部分她説的話，但還是笑着問什麼事兒啊？長姑就又把剛才的話當着皇帝的面再説了一遍。咸豐聽後沉默良久，然後揮揮手對長姑説，“汝不願應選，可自去”。這件事情後來傳了出去，時人一方面歌頌皇帝的寬仁，另一方面更佩服長姑的膽識。
長姑回家後聲名鵲起，湘潭文人王闓運，這是晚清註明的經學家，專門為長姑做了《今烈女傳》一文，來歌頌她的氣節。後來一個侍郎的兒子，愛慕長姑的名節，特下聘禮求娶。長姑作為一個普通旗人家的女兒，在選秀女時展現了自己的膽識和才華，不僅蜚聲於世，還得到更好的婚配，也體現出選秀制度給旗人女孩帶來的影響。
總體而言，清代選秀制度得到較好地執行，有清一代共計選秀80餘次，即便在皇帝大喪期間也不耽誤。比如乾隆崩逝時，臣下請示嘉慶皇帝選秀是否還如期舉行，嘉慶表示，當前雖處於“二十七個月素服內”，但若暫停選秀便會導致“未選女子婚配失時”，因此仍定於當年八月選看內務府三旗女子，次年二月選看八旗秀女。
影視劇資料圖
不過，雖然選秀的節奏或者説頻度保持得比較好，但清代選秀的範圍卻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總體的變化規律就是，選秀的範圍不斷縮小。
這種縮小的趨勢大致是從乾隆朝開始的，儘管在乾隆六年七月的上諭中，皇帝仍舊反覆強調，“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選看後方準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謹遵行……所有未經選看之秀女，斷不可私先結親，務須遵例於選看後再行結親聘嫁”。
但是，在此之前的一個月，他就已然允許八旗中十八歲至二十歲的“逾歲”就是超齡秀女，如果還是由於各種原因耽誤參與選秀，可以在請旨後“即令出嫁”。就是不要再等三年了，上奏説明一下就可以出嫁。乾隆的這個諭令，就標誌着在他心目中選秀之制已經開始出現了鬆動。
此後，乾隆就一步步縮小選秀範圍，到乾隆八年，他就下令，在外地任職的旗人，文官同知以下、武官遊擊以下，他們的女兒以後就不必赴京參選秀女了。原因是“路途遙遠，不免往返跋涉之勞”，清代官制，文官同知是正五品，武官遊擊是從三品，就是説被乾隆首先排出選秀行列的是外地品級較低的旗人官兵家庭的女孩，京城旗人還是都要一律參與選秀的。
到乾隆四十五年，他又下令京城附近，像良鄉、順義、三河等地三品以下官兵家庭的女孩子，也不必送選了。到了嘉慶、道光朝，皇帝就乾脆把京城旗人低品級官兵家的女兒也免於選秀了。再到清末，我們看到光緒年間的選秀檔案，範圍一度僅限京城旗人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家庭的女孩。京城的中下層旗人官兵，以及所有外地旗人家的女孩一律不參與選秀了。
故宮博物院藏《玫貴妃春貴人行樂圖》軸
可見，清代選秀範圍的收縮態勢是十分明顯的，基本上是遵循由外地而京城，由下層而上層，由武職而文職，由漢軍而滿蒙旗人的大致順序，逐步縮小選秀範圍，清朝後期參與選秀並得以進入宮廷、可能成為妃嬪的女性人選基本被圈定在京城中上層旗人家庭之中。
伴隨着選秀範圍的縮小，清代秀女的人數也呈直線下降的趨勢。我們上一集講了，乾隆末年一次八旗選秀，參選者有近八千人，乾隆朝前中期，參選的人數應該更多。皇帝要連續4天才能完成初選，之後再進行復選和指婚，是一個挺大的工作量。
而隨着選秀範圍的不斷縮小，至光緒十二年選秀時，只有97名秀女參選，光緒十七年、二十年進一步將範圍縮小至京城中上層官員之女後，兩次選秀都只有12名秀女供閲選，至光緒二十三年，只有正黃旗1名秀女符合入選條件，使得朝廷不得不臨時擴大參選範圍，不然還選個什麼勁兒呢？
清代選秀範圍的一再縮小，一方面是由於皇帝對掌控旗人婚嫁權的需求降低了，隨着清朝政權的穩固和皇權的集中，不再那麼需要通過指婚來平衡和協調各方政治勢力，僅是為給皇帝自己選妃嬪和給近支宗室指婚的話，的確沒有那麼大的需求了。
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清代後期隨着皇權的衰落，八旗選秀制度逐漸瓦解，皇室和朝廷不再有足夠的精力和財力定期組織如此大規模的選秀活動，皇帝對於旗人，特別是女性旗人的控制明顯放鬆，這也是八旗制度逐步瓦解的體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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