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飛岸：中國如何提供超越西方的現代化方案？
【文/張飛岸】
無論是在馬克思的文本還是在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歷史敍事中，現代化都意味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世化。不同的是，在馬克思那裏，資本主義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一種隨着生產力的發展最終會被揚棄和超越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形態。
現代化的中國方案，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化方案，它既要完成現代化的任務，即從農業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的轉型，也要對受資本邏輯規範的西方現代性保持審慎和批判態度，從而為社會主義留下生長空間。
這一方案，既要在理論上回應為什麼西方現代化理論只是一種妨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意識形態，也要在實踐上證明，只有突破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才能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創造條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殖民體系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衝擊下瓦解。新興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工業現代化。為了規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徑，讓它們遠離蘇聯模式，現代化理論應運而生。但在現代化理論指導下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踐並不成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代化理論本身存在的誤區。
這些誤區主要包括：第一，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強調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目的是實現向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轉型。第二，強調發展的社會中心主義路徑，把國家看作發展的障礙，在發展路徑選擇上主張自由放任主義。
然而，通過研究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史，我們發現，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政治轉型與經濟轉型並不是同步的，並且幾乎所有成功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在其趕超階段都曾藉助國家力量扶植本國工業並實行過貿易保護政策。
現代化理論的核心是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很多進行現代化研究的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具有制度後發優勢，因而不必像先前的發達國家那樣花費上百年的時間建立新制度，只需要進行制度移植就可以了。但問題的關鍵也許就在於制度發展的過程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歷史正是不同國家根據當時所面臨的具體國內國際條件探索最適合自身發展道路的歷史，簡單的制度移植是一種忽視過程的歷史錯位的觀點。
近 30 年來，發展中國家在當代主流經濟學指導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一步到位的激進轉型方案之所以遭到徹底的失敗，就在於其遵循的是一種反歷史的、假定人類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化道路的轉型方案。
事實上，歷史發展沒有完全相同的軌跡，任何一國現代化的成功，都源於其在特定的時期由特定的人實施了特定的發展戰略，任何試圖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出建設性方案的研究，都必須同時關照到這三個方面。因此，歷史比較的視野對現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歷史比較視野下的現代化研究包含兩層含義：第一，現代化理論本身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研究現代化理論不能忽視其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第二，現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關聯的歷史進程，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對後發國家按照與其相同的方式實現現代化有一定的制約。
現代化發展史不是如傳統現代化理論所言，是後發國家模仿先發國家的階段性發展的歷史。恰恰相反，現代化發展史是後發國家逐漸與先發國家模式相偏離的歷史。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現代化進程就越需要在更強的組織手段下完成。
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現代化研究起源於冷戰的需要，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世界國家急切的工業化心態，美國意識到必須在與蘇聯模式的競爭中規範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路徑，以使其適應美國全球利益的需要，現代化理論應運而生。
現代化理論以傳統和現代的二元對立作為自身理論延伸的基石，在其看來，落後國家的欠發達狀態不過是現代化起飛之前的傳統狀態，是落後國家與世隔絕和閉關保守造成的。只要落後國家能夠向西方開放，接納西方的現代經濟政治制度，就可以逐步從後起到騰飛，最終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轉型。
這種理論認為，一切國家、民族和地區都有一條共同的現代化道路，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區只是處於這條道路的不同階段而已，而通向現代化的唯一通道就是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現代化理論由於實踐效果甚微，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遭到了來自西方社會內部如格申克龍、巴林頓·摩爾、斯塔夫裏阿諾斯和西方世界外部如依附學派的普遍質疑。來自內部的批判主要是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對現代化理論進行反思，並構建起更具解釋力的新的現代化理論。而依附理論則直接指責現代化理論是一種新帝國主義工具，其試圖繼續維持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與現行的資本主義體制脱鈎。
傳統現代化理論儘管在 20世紀 60年代曾遭到徹底的批判，但在實踐中因為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推廣，這一理論在 20世紀80年代後主導了除亞洲之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政府缺乏具有民族意識的領袖，而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也缺乏抵抗西方社會科學霸權的能力。
**正是由於發達國家社會科學的這種強勢地位及其強烈的國家意識，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研究才更需要從歷史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去總結和探索現代化的經驗。**現代化研究需要明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不同的歷史條件決定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巴林頓·摩爾曾根據不同國家土地貴族與農民之間階級關係和結構的差異梳理出三種不同的現代化模式：以英、美、法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模式，以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認為這三種模式不但在發展序列上相互接續，而且在因果鏈條上輾轉遞進。西方民主道路為德、意、日法西斯主義模式開啓了大門，而法西斯主義在俄國和中國的失敗，又直接引爆了社會主義革命。[1]
從這種遞進關係，我們可以看出，隨着現代化時間的推後，現代化的組織化程度逐漸增強。針對這種在現代化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特殊規律，格申克龍指出，由於導致某個國家落後的基本要素會以一種突出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將促使其採用本質上不同的實現工業化的制度手段。一國的經濟越落後，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業部門資本供給中的作用就越大。落後國家工業化發展過程呈現出的與先進國家明顯不同的特點，不僅表現在通常更高的發展速度(工業增長率)上，而且體現在生產結構、組織結構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異上。[2]
巴林頓·摩爾和格申克龍的研究提醒我們注意歷史條件對現代化實現方式的影響。組織力的增強，説明後發國家面臨比發達國家更加不利的實現現代化的條件，因而需要更強的發展動機和更有效的發展策略。這些不利條件表現在：一方面，發達國家出於自利動機會遏制後發國家的發展；另一方面，後發國家相對於發達國家對外轉移現代化過程中積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因而需要更強的內部消化能力。
我們通過研究發現，大多數關注歷史條件的變化與國家現代化模式之間關係的學者都認識到後發國家——德國、日本、蘇聯和中國等都需要開拓一條不同於英美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他們都認為，儘管國家和政黨在現代化發展的某個階段可以形成組織力幫助落後國家克服當時存在的發展阻力並推動現代化進程，但以國家或政黨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是不穩固的，其最終都需要完成向英美模式的轉型。這種觀點當然源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即德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都開始出現轉型。但對這一轉型的關注使大多數學者忽視了轉型的程度和結果。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日本的轉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國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發生的轉型從結果來看基本上是失敗的，中國更是從來沒有放棄政黨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對不同國家而言，不僅不存在一種統一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一種統一的有效產權模式。美國經濟學家科斯、諾思等人認為，產權是一個關鍵的制度性因素，產權的合理與否會影響投資的積極性和有效性，產權的保護力度越大，就越有利於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否最終取決於國家對有效產權的保護程度。
我們可以認同諾思強調有效產權的保護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把有效產權等同於私有產權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儘管諾思的結論是建立在對各國經濟史的分析之上的，但其對材料的選取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
事實上，產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諾思的理論複雜得多。歷史上有許多事例證明，保護某種產權最終危害了經濟發展，而侵犯某種既有產權反而有益於經濟發展。例如，在美國1868年著名的桑德森案中，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駁回了土地所有者們既有的獲取清潔水源的權利，支持了煤炭工業——該州當時的關鍵產業，促進了經濟發展。[3]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的土地改革雖然侵犯了地主的既有產權，卻為這些國家和地區隨後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中國的現代化經驗更是如此，無論是毛澤東時代對公有產權的保護還是鄧小平時代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都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提高了經濟績效。因此，我們認為，對於有效產權的保護而言，重要的不是保護私有產權還是公有產權，而是在何種條件下保護何種產權。
第二，重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歷來是各種現代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格申克龍指出，要使落後國家不斷積累的“緊張”真正能夠轉化為引致工業革命爆發的動力是需要條件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後國家的政策。如果落後國家政府未能結合本國社會經濟環境適時地推行恰當的支出、税收、金融與外貿政策等，那麼落後國家中原有的“落後的劣勢”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將不斷增長，從而落後國家就有可能“錯過”其落後的優勢本可以為其提供的爆發工業革命的機會。[4]
對於國家在落後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學術界基本上是有共識的，但很多學者認為，對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如英國而言，現代化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自發過程，國家的作用並不重要。那些認為只要實現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可以使發展中國家順利實現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學者所依據的正是英國的成功經驗。他們認為，自由放任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國家只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障礙。
古斯塔夫·多雷1870所繪倫敦工業區
然而，認為英國的現代化是自發形成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歷史資料顯示，在 19 世紀英國完全處於世界工業領先地位之前，實行貿易保護和以退税補貼等方式鼓勵製成品的出口一直是英國基本的產業政策。正是在國家對工業保護的基礎上，伴隨着 18 世紀後半期的工業革命，英國開始擴大了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技術領先優勢。
從那時起一直到19 世紀中葉，英國在世界上的技術實力遙遙領先，同一時期英國卻繼續實行產業促進政策，直到其工業品在世界上具有無可替代的穩固地位時，英國廠商要求自由貿易的呼聲才越來越高。1833 年，英國進行了一輪削減關税行動。1846 年，英國採取了更加重大的促進自由貿易的改革措施，廢止了保護農業的“穀物法”，取消了大量工業品關税。
所謂英國自下而上的現代化進程，只是相對於德國和日本等後發國家而言的，並不是説國家在英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不重要。像英國這樣起步最早的發達國家，它的現代化進程尚且得到過國家如此重大的幫助，對於今天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國家的作用就更不容忽視了。
需要強調的是，國家的作用正如諾思所言，既是經濟成長的動因，也是經濟衰退的根源，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讓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那樣把國家排除出現代化的進程。
第三，意識形態是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諾思在《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一書中曾重點論述過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的重要性。意識形態不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強政策合法性。[5]
如果一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夠把現代化的目標內化為意識形態本身，不僅可以減少制度變遷的阻力，還可以提供製度變遷的動力，這種來自意識形態的動力越強，其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
借鑑格申克龍的意識形態理論，我們可以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對於中國而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首先在瓦解一箇舊政權即國民黨政府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正是藉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樹立起在羣眾中的威信，並承諾在中國未來建立一個公正、民主的社會。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於當時長期處於戰亂、貧窮和壓迫的環境中的中國人民而言無疑具有巨大的號召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更加註重意識形態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對一個技術落後、資金匱乏的國家而言，如果希望人民犧牲自己的消費需求，並承受工業化過程中的巨大痛苦，無疑需要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在團結人民的同時鞏固自身的合法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它把這種犧牲轉化為一種對未來美好生活的信仰，在這種信仰的支撐下，眼前的犧牲不僅不是一種痛苦，反而成為一種光榮。
改革開放之後，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日益增強。自由主義對一個處於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而言是不適宜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傾向於激發人的自利性，使社會喪失凝聚力。任何處於發展過程中的國家都需要一種把各種力量聯合起來服務於統一的現代化目標的意識形態力量，其根本目的都在於克服個人的自利傾向，為一個“不按簡單的、享樂的、個人對成本收益算計來行動的團體注入活力”[6]。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在理論上回應了為什麼西方現代化理論只是一種妨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理論，並且中國正是由於避開了現代化理論的陷阱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現代化成就。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拍攝的涪昭現代農業產業園全景（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劉坤攝
那我們為何又説，實踐證明，只有突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才能為所有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創造條件呢？中國改革開放不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內取得成功的嗎？中國有脱離這個體系的可能嗎？
我們已經注意到，中國現代化是進行時，不是完成時。我們的理想是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理想目前正面臨艱難的考驗，其中最大的考驗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已經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西方集團對我們的圍追堵截。
與現代化理論宣傳的正相反，這個發達的資本主義集團，從他們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的第一天，就不是把中國作為平等競爭的對手，而是作為資本和商品傾銷的市場、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塑造的。他們既不能接受中國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更不能接受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從一開始就規範了中國的現代化路徑，就像馬克思説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中國除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終結，否則，中國就無法實現現代化。
從中國共產黨誕生那天起，中國就面臨着兩條現代化路線的爭論。直到今天，還有無數國內外的學者認為，中國走上社會主義是一條歧路，不僅讓中國現代化經歷了更多內部挫折，也讓中國現代化面臨更惡劣的外部環境。
這種觀點傾向於認為，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不是接受不了中國現代化，而是接受不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果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成功，中國早就邁上了現代化起飛之路，早就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遺憾的是，這種觀點缺乏實際案例支撐。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與中國有類似體量和起點的後發國家，如印度和巴西，成功邁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列。從1900年到今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的名單鮮有變化，只是多了韓國和中國台灣這兩個相對小體量的國家和地區，而韓國和中國台灣恰恰是由於冷戰的地緣政治，由美國扶持起來的現代化樣板，並且二者崛起過程中走的恰恰不是經典的現代化民主道路，而是官僚威權主義道路。
20世紀80年代，由於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成功，曾經興起過“儒教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新範式，並把它看作埋葬現代化理論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反例，引發了現代化理論的復興。但東亞“四小龍”並沒有帶動東盟一起走向發達國家行列，直到今天，東盟各國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半邊緣國家。
按照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東盟國家還處於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現代化的“起飛階段”，與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國民高福利、經濟增長惠及整個社會，技術創新顯著提高的“成熟階段”還有很大的距離。
可以説，歷史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已經憑藉自身的努力、勤勞和聰慧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獲得了半邊緣國家的地位，這一點當然得益於儒家文化的經濟倫理。與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儒家文化不利於經濟發展預測的正相反，儒家文化注重教育、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與所謂的新教倫理具有同樣促進經濟發展的文化能量。
然而，東亞的發展仍然不是自主的發展，而是受制於發達國家的發展。埃及經濟學家、近代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薩米爾·阿明將東亞的經濟成功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副產品，是暫時的成功。東亞的工業化是符合西方設想下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運行，是資本主義體系框架所允許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按照當代西方著名左翼思想家大衞·哈維的觀點，和東亞新興國家有着相同的動力源，即核心國家新自由主義轉向及其背後的新帝國主義“時空修復”機制。所謂“時空修復”機制，是指資本邏輯內含的無限積累趨勢，每過一段時期，就要將過剩資本通過地理擴張獲取空間性轉移和時間性延遲，從而使資本過剩危機得以修復。
從“時空修復”機制的視角來看，資本積累總是青睞一些邊緣或半邊緣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是吸收過剩資本完成非對稱性地理轉移的最佳場所。哈維認為，中國崛起的背後動因正是新帝國主義最近一輪的時空修復。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和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開放，恰好發生在中心國家由於資本過度積累尋求時空修復和新自由主義剝奪性積累結構形成的那段時間內。
可以説，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就是華勒斯坦所説的“應邀式發展”，這種“應邀式發展”主要是為了解決發達國家資本過剩的問題，而絕不允許其最終能夠發展到對發達國家資本具有競爭力的程度。當中國決定向自主性現代化邁進的時候，就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既得利益形成了衝突，中國“應邀式發展”就會被中斷，這就是我們新時代面臨的最重要的外部環境。
黨的十九大宣佈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對環境保護、社會保障、共同富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這意味着，中國已經不再滿足於依附性發展，中國要實現自主發展，邁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自主，否則，無論經濟怎樣增長，都是一種依附型增長。依附型增長的特點就是始終處於世界產業鏈的中低端，幹更多的活兒，拿更少的工資。依附型發展不是一種全民受益型發展，是與巨大貧富差距和環境污染共存的發展。
當今世界，只有十幾個發達國家能夠同時保證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社會保障。他們靠的是佔據產業鏈高端和擁有品牌知識產權，把污染行業轉移，通過不平等交換掠奪發展中國家，維持自己國家整體的高利潤、高福利。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實現產業升級、掌握核心技術和高端品牌，讓老百姓幹更少的活兒、掙更多的錢，這就與現有發達國家的既得利益產生了矛盾。
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一直以來只想要中國的市場，不想要中國產業升級，它們要資本流向中國，利潤流向西方。當中國製造2025計劃公佈之後，美國就下定決心打壓中國科技進步，利用各種方式打壓中國，讓中國放棄產業升級，讓中國老百姓繼續給全世界資本家打工，掙血汗錢，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發達國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穩定。現有的十幾個發達國家就是當今世界的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之所以能實現少數對多數的統治，一是靠武力威懾；二是靠自身團結；三是靠意識形態，能夠把統治階級的利益描述為普遍利益；四是靠收買被統治階級的精英，破壞被統治階級的團結。
中國現代化，不是有資本主義道路不走，而是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過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一定是反對資本侷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它必然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統治階級產生正面對沖，我們要和他們展開人才競爭、模式競爭，我們要揭露他們的真面目，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真正的、普遍的發展開闢道路。
在競爭的過程中，中國舉什麼樣的旗幟至關重要。我們要向世界宣告，中國的現代化與美國的現代化不同，美國的現代化是例外的、排他的，無法解決資源稀缺與人口過剩的矛盾問題，無法解決資本在一頭積累財富、一頭積累貧困的問題，因為美國模式就是掠奪世界資源供養少數人的模式。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同，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公平問題，就是要解決發展積累的財富在全球和各個國家內部的分配不公問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敗，不僅關乎中國自己，還關乎世界未來，更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
參考文獻：
[1] 參見［美］巴林頓·摩爾著：《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2] 參見［美］亞歷山大·格申克龍著：《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張鳳林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2頁。
[3] 參見［英］張夏準著：《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肖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頁。
[4] 參見［美］亞歷山大·格申克龍著：《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張鳳林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3頁。
[5] ［美］道格拉斯·C.諾思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4頁。
[6] ［美］道格拉斯·C.諾思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