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升：我與中國的“非凡十年”

【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升】

大家好，我是環球時報英文版的首席記者楊升。我是觀察者網左欄的專欄作者，現在是“觀棋有語”的常駐嘉賓；我與觀察者網的將軍、蘇師傅、施老、王驍、可蓉、小婷編輯不僅是同行關係，還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誼，可以説是觀察者網的老朋友了。

因為需要遵守相關的防疫政策，我現在正處於二十大系列活動所居住的閉環酒店；今天剛剛從新聞中心回來，準備給觀察網的讀者朋友們錄這期視頻。這次錄視頻我還佩戴了黨徽，儀式感很足。

首先要分享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2012年5月14日我在英國倫敦拍攝的。當時我在菲律賓駐英國大使館門外，自己身上披着國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還有很多愛國學生，他們打出來的標語和橫幅與我們國家和菲律賓關於黃巖島爭端問題有關，我們要捍衞中國的主權，向國際社會講清事實的原委。

當時菲律賓的領導人是阿基諾三世，他被美國慫恿並利用，在南海問題上挑釁中國，雙方產生摩擦。那時候我想大家應該都有印象，情勢一度非常緊張，南海也成了國際局勢熱點地區。但是十年過去了，我們可以看到南海已經變成了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我們國家基於強大的國力，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成功妥善地處理了這個危機，通過外交努力讓相關爭端回到了外交解決的軌道上。同時，以國家實力為基礎，我們大大加強了中國南海島礁的建設，讓外部勢力陰謀落空，無機可乘。

當時，不少愛國學生在英國第一時間聽到信息時，還在擔心自己國家的領土主權該如何鞏固，擔憂是不是有可能會發生戰爭，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可以看出這樣的擔心早已被化解。在中國強大的國力，堅定的底線思維和戰略定力面前，我們黨和國家完全有時間、有能力、有耐心、有決心把這些爭議朝着向中國有利的方向引導，能有效地主動塑造符合自己需要的周邊戰略態勢。

我之所以用這張照片，是因為我深刻地記得，那時下着雨，很多來自英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自發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感。在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利益面臨外部威脅時，我們願意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彼時我們這些中國的愛國留學生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中國人”的身份對於海外遊子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意義。我們披上國旗走在倫敦的大街上唱着國歌，那種激動的心情和認同感可能是很多沒有類似經歷的朋友不能想象的，十年過去了我很欣慰地看到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幸福安康。

第二個問題是“過去的十年我自己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就像圖片中看到的那樣，十年前我還是一名留學生，在英國學習國際關係，當時我是全年級甚至全系唯一的中國人。這種感覺和很多其他的留學生不一樣，因為我們所學的這個專業和外國人在思想上產生碰撞和交鋒的頻率很高。所有國際關係的話題幾乎都繞不開中國，而作為班上唯一的中國人，我必須時刻準備好回應各種各樣針對中國的疑問和偏見，但這也使得我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而獲得了特殊的話語權。那個時候沒少跟外國人輸出我們的“火力”，也是從那時開始鍛鍊自己“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

回國後，我在清華大學從事過國際交流工作，緊接着來到了今天我所工作的崗位，成為《環球時報》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的專業“國際關係”與工作要求非常匹配，不僅有助於日常工作，也幫助我成長，我的業務水平提高得比較快。

這十年中有很多難忘的瞬間和故事，我在學生時代經常只能在電視或者電腦屏幕裏看到的名師泰斗都已經來到了我的身邊，我有了面對面採訪和向他們學習的機會，比如張維為老師、金燦榮老師、沈逸老師等等；原來只能在電腦屏幕上仰望他們，或者在論文的引證書目裏提及，而如今與他們直接交談和請教都已經成為自己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與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這讓我感到自己非常幸運。

2017年月26日，我國第二艘航空母艦下水儀式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大連造船廠舉行。圖為航空母艦下水儀式現場。中國軍網記者 馮凱旋 攝

在工作的過程中，我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各種報道，我是個軍迷，雖然並不專業和資深，但是也有幸報道了中國第一艘自己設計和建造的航空母艦，近距離看到了它第一次下水和海試。在珠海航展我見證了殲20的航展首秀。我還在朝美元首峯會“金特會”上向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問，特朗普回答我的問題時，大力稱讚了我國的領導人，這也算是我作為記者生涯的一個高光時刻。

在今年的兩會外長記者會上我提問了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2019年我們經歷了香港“修例風波”的全程報道，我和我的同事先後5次前往香港，經受“準戰地”報道的考驗。而現在我正在報道黨的二十大，有機會到人民大會堂去現場見證和感受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大會。

我講這些變化的目的是什麼？正如我們在二十大報告中聽到總書記説的那樣，在過去十年，中國達成了很多歷史性的成就，實現了偉大的變革，攻克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事關長遠的大事要事。中國同時也在新時代中成功克服了很多挑戰，妥善解決了很多危機，成功規避了很多風險。

所以説，中國邁向民族復興的大道不是一片坦途，是需要經歷顛簸和波折的。也正如總書記在大會報告中所強調的：“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過去十年，在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成功地渡過了這麼多難關，解決了這麼多難題，有很多令一些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問題都被我們解決了。我記得很清楚美國剛剛挑起貿易戰時，國內輿論場甚至出現了一些投降派的理論。新冠疫情剛剛暴發時不少西方人幸災樂禍地説這會變成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現在回過頭看，在事實面前，這些荒誕的言論早已淪為笑柄。

過去十年，我們所見證的這些歷史性成就和克服的挑戰危機，會成為我們未來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信心來源。中國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路，扛起了一面正確的旗，中國有堅強的、可靠的、有智慧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領導核心，這是我們的幸運。

另一個問題是“我的城市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我的老家廣西南寧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在我出國留學期間，每年假期回去我都有一個感覺，南寧會出現一些新的地方，比如娛樂場所購物中心或者新的設施和景點。後來，我越發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外地人，我在南寧出去吃飯或者跟朋友相聚需要別人帶路，自己開始不認識一些新的地方了。

在中國，像南寧這樣的城市還有很多，在過去十年，他們的變化可謂是日新月異。相比之下每年回英國，無論是我的大學所在的地方，杜倫或諾丁漢，還是後來的實習地倫敦，變化都不大。

我在英國學習的四年發現英國各地的變化非常小，並不是説他們不需要變化，而是沒有能力去實現變化。有些設施的建設耗時非常久，同樣的工程如果放在國內，無論是大城市或者縣城，可能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但在英國很可能幾年都不見起色。這也讓我非常具象地看到了中國的朝氣蓬勃和蒸蒸日上以及西方世界的暮氣橫秋和沉淪墮落。

南寧市邕江、南湖及周邊建築。新華社記者曹禕銘 攝

我現在生活在北京，北京的變化也很多。基礎設施方面，比如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建設、環球影城的出現，還有今年年初北京冬奧會的新場館設施都很多。對我自己來説，最大的變化是北京的天確實變藍了。

當我十年前來北京讀書，北京的霧霾天是非常普遍的，空氣污染指數非常高，那時候霧霾似乎成為一種常態。我去國外讀書，外國同學還會經常跟我提及這個問題，我會説英國以前也是霧都，在工業轉移和產業升級之後就慢慢解決了這些問題，現在中國也面臨英國當年類似的問題，我們也在找符合自身條件和實際情況的解決方法。

那時候還覺得這是一個很難以啓齒的事情，但現在，尤其這兩天大會舉行期間，北京的天非常藍，空氣質量非常好，而且藍天的比例在全年中的佔比也越來越大。藍天越來越成為常態，而霧霾成為了“非常態”。相信在未來隨着相關工作的推進，“大會藍”也會成為北京的“常態藍”，這是我對北京這個城市最大的感受。

第三個問題是“你十年後會在哪裏？在幹什麼？”這個問題很大，我就大膽去想。十年後也就是2032年，距離我們下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分兩步走實現的第一個階段2035年很近了，相信那個時候一些若干現在看來比較重大的問題應該已經得到了解決。

圖片來自平潭網

所以我會在哪裏？我在想有可能會在台灣，那時候我相信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台灣問題應該已經得到了解決，國家的統一大業已經實現。統一後的台灣一定是世界的焦點，這也將成為全國人民建設的重點，包括如何讓統一後的台灣和大陸進一步融合，形成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兩岸的發展模式不同，把台灣納入到我們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裏面，這是大有可為的。

統一隻是第一步，台灣問題的徹底解決將會是我們這一代人，“90後”和“00後”所要面對的最關鍵的“大事變”。我們國家對台灣問題的解決可能會帶來一股“統一紅利”，上一代人享受的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那麼我們這一代人有機會面對的是“統一紅利”，如何把“統一”和“紅利”畫上等號可能就是我們這一代人需要努力的事情。

我還可能會在雄安，我相信到那個時候雄安新區的建設已經很成熟了，而且已經能夠作為一張中國的名片。它應該是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面向未來的城市，到那時候很多非首都職能會完成向雄安的遷移。

今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河北的官員開始介紹雄安新區建設的一些最新情況，很多央企總部、部分高校、醫院開始建設或往當地遷移。而且，雄安的建設概念是完全超前的，不是以我們現在對城市的理念來理解的。我非常期待雄安新區的建設實現以後，會是什麼樣子？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震撼？

我還有可能會在美國，為什麼呢？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到那時，中美已經進入了一種“新常態”，已經渡過了現在正在經歷的摩擦期和對抗期。當鬥爭比較充分之後，尤其是台灣問題解決之後，中美關係勢必會進入“新常態”，到時可能中美之間會有類似於“第四份聯合公報”來界定新的兩國關係，中美關係可能會進入與現在非常不同的新局面。所以，如果彼時因為中美關係改變，如果我還在新聞戰線上工作，很可能會被派到美國採訪和報道，或者説我們國家和美國之間重大的外交活動在兩國之間頻繁發生，這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暢想大概是這樣，十年後，我有可能在台灣，有可能在雄安，也可能會在美國，在華盛頓或紐約。無論如何，我希望十年後我能繼續做我熱愛的事業，為樹立一個和我們國家的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而奮鬥，為講好中國故事、解決捱罵問題和提升國際交流能力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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