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163期：自信的中國精神力量和話語力量-張維為、郭可、楊波
“我一直主張建構全面的、透徹、強勢的中國話語。因為西方對中國的圍剿是全方位的、極具攻擊性的。我們要用侵略者聽得懂的語言來對付侵略者，軍事上如此，話語鬥爭也是如此。”
“開展‘人人國際傳播’，才能夠用我們自信的態度去塑造中國話語體系。”
在東方衞視10月17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郭可教授，探討在國際傳播中如何闡述中國這一重要命題。
張維為：
做好國際傳播，我認為關鍵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話語力量。當年周恩來在重慶國統區，他就那麼一個小小的團隊，但可以應對國民黨的整個宣傳機器，外國媒體更是趨之若鶩，周恩來出現在哪裏，哪裏就是新聞的高光時刻，哪裏就是真知灼見誕生的地方。毛澤東主席提出“兩個中國前途之命運”，周恩來展現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發自內心的自信：我們代表着光明的中國、未來的中國，這種自信的精神、這種話語體系，感染乃至折服了無數的國內外人士，可以説周恩來是我們國際傳播事業的一個光輝典範。
今天我們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認為我們這個世界今天也面臨着兩種前途之命運：中國社會主義代表着世界的希望，美國資本主義代表着世界的絕望，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開始認識到這一點，但我們國內一些學者，一些媒體人長期受西方話語的影響，還認不清這種大勢，自然也做不好國際傳播。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崛起一定要伴隨自己話語的崛起，否則你做對的事情，也會被看成是錯的，就像2011年“7·23”動車事故發生後，西方話語對中國高鐵進行全面圍剿：“政府是壞的，國企是壞的，國企的產品一定也是壞的。”當時我們隊伍中很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失去了話語，也就失去了自信。換言之，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再大，科技力量再強，物質生活再豐富，如果沒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話語力量，你再大的成功也可能被否定，你再強的國力也可能歸於零。
好在中國高鐵經受住了考驗，中國正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過去十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黨的二十大精神將進一步鞏固這種大好局面。然而，中國越成功，西方話語的圍剿也會越瘋狂，越沒有底線，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我們有必勝的信心，粉碎西方的話語圍剿並戰而勝之。
我們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從成立之日起就明確提出“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並付諸於大量的實踐。我願意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歷程，供大家參考。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在做研究的同時，本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精神，在20來年的時間裏實地考察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所有的西方國家，一個都沒有落，以及70多個發展中國家，我得出兩個慎重的結論：第一，西方話語對中國、對西方、對外部世界的主流敍事造成太多問題。西方形成的社會科學，特別是戰後在美國形成的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法學等許多內容，都含有大量的“偽科學”成分，我們必須對其進行深度解構，甚至是釜底抽薪地解構，而不是為其當打工仔，或者在其範式下創建所謂的中國學派。與此同時，我們要逐步確立我們自己對中國、對西方、對整個外部世界的主流敍事，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我們必須通過紮紮實實的原創性研究，形成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某種整體把握。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讀懂中國和世界。用今天的話説，就是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的原創研究、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要進入西方話語、跳出西方話語、形成中國話語，要摒棄“洋八股”“黨八股”，積極推動中國話語走向社會、走向世界。
“中國模式的魅力”，當時《紐約時報》國際版稱《國際先驅論壇報》
2006年11月我在《紐約時報》國際版發文《中國模式的魅力》，提及我自己走訪百國之後，發現美國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總體上非常失敗；我當時就預測，對於整個南方世界來説，美國模式將競爭不過中國模式；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在國際比較中相對勝出，甚至明顯勝出。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我分析了美國模式在美國國內的潰敗及其對外部世界產生的極為負面的影響，與國際上一些學者一起提出世界進入“後美國時代”和“後西方時代”。
2010年，我提出中國崛起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命題，“文明型國家”具有“四超”的特點：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這“四超”中的每一項都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這一切已經永遠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
2011年我的著作《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出版，成為學術暢銷書，同時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當時一篇媒體報道這樣評論： 在思想界，《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的出版使得“中國崛起”“中國模式”的話題更為火熱，將所謂的“普世價值派”與“中國模式派”的爭論推向白熱化。在美國生活了近20年的一位北大教授説，《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給我們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強烈的思想震撼。
但也有論者爭鋒相對地使用“中國遺憾”一詞與“中國震撼”PK，寫出洋洋萬言批駁《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網絡上的爭論更是尖鋭乃至互不相容，“贊聲罵聲響成一片”。 好在我們國人普遍認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十多年過去了，孰是孰非，一目瞭然：今天整個世界每天都在感受“中國震撼”“美國遺憾”和“西方衰落”。
我一直主張建構全面的、透徹的、強勢的中國話語，因為西方話語對中國的圍剿是全方位的、直來直去的、極具攻擊性的，所以我們的話語反擊也應該是全面的、透徹的、強勢的；也就是當年毛主席説過的，用侵略者聽得懂的語言來對付侵略者，軍事上如此，話語鬥爭我想也是如此。
應該説“文明型國家”話語是一種比較全面、比較透徹、比較強勢的中國話語，它的全面性體現在它對中國與西方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一個比較整體的把握，某種意義上揭示了文明型國家的發展規律，也就是説歷史上中國長期領先於西方，這種領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紀開始中國落後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趕了上來，並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這種“趕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中國今天成功的原因和歷史上領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係。所以“文明型國家”完全拒絕西方“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預設，拒絕所謂的從極權主義，經過威權主義發展到西方民主制度這種荒謬的邏輯。有了這種對中西方發展大勢的整體把握，我們在第一時間內對許多國際事件做出比較準確的預測。比方説，我們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我們率先提出美國將徹底輸掉對華貿易戰和對華科技戰。
“文明型國家”話語的透徹性也表現在它聚焦建構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底層邏輯。比方説，我提出在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引領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個超”：人口、地域、歷史、文化，都是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一旦我們放棄中國道路、放棄中國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話，那麼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就會變成中國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將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共識的政治將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和動盪的温牀；“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爭和對抗的藉口，我們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將化為泡影。
至於強勢性，“文明型國家”理論在不少方面實現了對西方話語的“範式重構”和“降維打擊”。比方説，我提出“文明型國家”的“良政還是劣政”範式超越西方“民主還是專制”的範式、中國“民心”和“民意”結合的模式超越西方僅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國“選拔+選舉”的制度超越西方單是依靠選舉的制度，中國“混合經濟”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中國“自由”與“自律”平衡的價值觀比西方的“自由絕對化”理念更具現代性等等。
今天，“文明型國家”話語已經成為國際政治敍事的主流話語之一，背後是這樣三個基本的事實：第一，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中國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這已改變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個世界。第二，具有獨特文明傳統的其它非西方大國也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世界迅速進入“後西方時代”、“後美國時代”。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呼喚去西方化、去美國化、去西方話語霸權。換言之，在這個新時代，許多國家和利益羣體需要新的理論、新的話語，而“文明型國家”理論部分地滿足或者回應了這種需求。
我們通過比較長時間的，比較紮實的原創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經得起國際比較的中國理論、中國話語和中國標準，它們經受住了過去十幾年全球發展和危機的考驗。這自然引來了外部世界的關注、反思、解讀、演繹，當然也有爭議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們提出的這一切已經創造了重要的國際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經繞不過這種存在感。當然“文明型國家”理論也將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和深化。我們也務必再接再厲，力爭以更多的中國理論、中國話語繼續影響乃至引領這個世界，為中國和人類的進步做出我們中國學人應該做出的貢獻！好，今天就説這些，謝謝大家！
兩會期間，外媒記者將鏡頭對準中國武警，完成他們想要的“完美構圖”。
郭可：
剛才張教授談了國際傳播需要的中國自信和中國的話語。確實如此，在這個新的時代，我們的國際傳播事業需要自信去塑造我們中國的話語。今天主要想談談新時代的國際傳播的新的趨勢以及大學的角色問題。
新時代國際傳播當中面臨的三大趨勢：
第一大趨勢就是國際傳播的格局多元化和“東昇西降”的趨勢日趨明顯，20年以前，在我們整個國際傳播的格局當中，“西強東弱”是毫無疑問的，西方國家在國際傳播當中佔據着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20年以後的今天，像我們中國、俄羅斯、阿拉伯國家還有部分非洲國家，獨立地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響亮。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主張。近年來，這些中國的概念、理念以及一些話語體系在國際傳播當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最近關於一些涉疆問題，我們國家能在聯合國挫敗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圖謀就是一個例證。
第二點我想講的就是內宣和外宣，通過一些翻譯手段以後，它自動形成了一些國際輿論場當中的一些流傳。20年以前，我們的內宣和外宣基本上是涇渭分明的。但20年以後，內宣和外宣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國內傳播的一些言論，可能也會在國際上掀起一個巨大的輿論點。比如最近，網友通過微博，對於俄烏衝突初期的一些走向分析，以及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槍殺以後，網友對中日關係發表的一些言論。這些中文言論引發了國際輿論場中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士將其與官方態度混為一談，以此來指責我們國家和政府，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注意的一點。
第三點就是國際傳播這個概念涉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泛，出現了我講的叫“國際傳播+N”的這個模式。因為過去國際傳播主要是以宣傳新聞的內容為主，而且主要是以廣播、電視和報紙等等主流媒體來開展國際傳播的一些工作。但隨着數字化的不斷應用，國際傳播現在越來越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涉及到了原先跟國際傳播不那麼相關的社會領域，這也是為什麼我國提出了要開展“人人國際傳播”的概念，因為只有當人人都參與到國際傳播的工作當中來，才能解決國際傳播面臨的新的挑戰，這樣才能夠用我們自信的態度去塑造好我們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
所以，面對新時代的國際傳播上述的三大變化，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又在倡導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與美西方國家充滿掠奪性的殖民文化完全格格不入。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美西方國家一直把中國作為一個唯一能夠系統性、體制性地挑戰二戰以來以美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社會主義國家。
正因如此，美西方國家在國際傳播當中，各種反華的言論不斷，且反華國際輿論的力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幾乎是不擇手段，我可以這麼預測：在今後一段時期內，國際傳播當中美西方國家涉及中國的一些國際輿論的博弈態勢可能會愈演愈烈——我的感覺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對此我們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下面主要談一談我們高校，尤其是像上海外國語大學這樣的外語類高校，在國際傳播中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的國際傳播事業一直在高校招收大量的急需的“外語+國際傳播”的人才。這方面我們高校一直是主力軍。 像上海外國語大學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英語+國際新聞”的培養模式，為國家的主流媒體輸送了大量國際傳播人才。現在我們上外把“多語種+”也變成了學校戰略，相信這些既懂兩門外語，又懂得國際傳播的實操人才，是符合我們國家新時代國際傳播人才的需求的。
第二塊，我覺得高校除了育人功能以外，還發揮了民間智庫的作用。像我們現在中國國際輿情研究中心，為地方部門及時瞭解國際輿情的整個動態，做出合適的研判。我們有開設47個語種，所以很多同事經常用外語直接撰寫外文評論，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語區的媒體上發表，講述中國故事的同時也亮明中國觀點。在一些多語種語區我覺得特別重要，因為這些傳統意義上的多語種的語區基本上都是被美西方國家所控制着，如果沒有中國的學者出現，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那麼他們就會認為美國和西方塑造的中國的扭曲形象就是中國真實的現狀。
最後一點我想説的是，國際傳播是一個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因此我們上外在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同時，還積極地走出校園。
今年年初，我們的師生還參加了由中宣部國際傳播局組織的冬奧會高校多語種報道的活動，大家從年三十晚上7點鐘開始工作，一直到冬奧會結束。上外師生與我們國家主流媒體聯合，用18種外語報道冬奧會內容，並在上外和我們學生自己的自媒體平台上進行多語種報道和發佈，讓我們的多語種同學體驗到了不僅是一線國際傳播的實戰樂趣，還獲得了他們用“第一外語”發佈冬奧會報道新聞的這種興奮，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實戰機會。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實戰的場景當中，要培養我們各位同學對自己國家的情懷和對國際傳播事業的熱愛，在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大格局中找到自己正確的定位，也為今後成為國家國際傳播事業的棟樑做好準備。
今天我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在圓桌論壇環節我們又請到了一位嘉賓，是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的楊波教授。我特別為大家做一個介紹，她常年在國際組織有相關的一些合作服務，所以在國際傳播的實踐方面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剛才我們在跟她交流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在俄羅斯也待過十年，所以對該領域可以説相當瞭解。回到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國際傳播這個話題，剛才幾位嘉賓其實都給出一個基本判斷，就是過去這些年，其實我們的國際傳播的方式、效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張教授來給我們做一個解讀，您覺得變化在哪裏？
**張維為：**實際上過去的十年中，西方對我們的話語圍剿比過去更加厲害。但是同時我們看到的民調，主要是非西方世界的國家，對中國印象都在越來越好，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變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隨着“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國在這些國家有巨大的存在感，中國的公司，中國的廣告，中國的商品，中國的5G技術，而且都是高度現代化的，西方國家比不了的。你看今年我們的汽車出口超過德國了，明年估計會超過日本。
另外老外現在都用TikTok（短視頻社交平台），他們知道這是中國的一個產品。這對我們對外傳播是很有啓發的。儘管它的海外管理是單獨的一個板塊，但實際上你會發現，很多中國人發佈的視頻，老外也開始傳了。所以這個新的社交媒體的出現，也改變了過去西方主流媒體主導的對中國形象的醜化，儘管他們進行各種各樣的負面評論或者是對我們的正面信息限流等等。但是不管怎麼樣，很多真實的中國情況它是阻擋不住了。
TikTok風靡海外
**楊波：**我覺得最近十年感覺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就是國外的受眾、而且是不同層次的受眾，主動關心中國的比例和範圍是越來越大了。
**主持人：**您用了主動關心這兩個字，就是他甚至可以去主動尋找相關的信息。
**楊波：**是的。去年11月份，我的俄羅斯和中亞的朋友就來問我，能不能解讀一下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的歷史意義。我當時比較意外，因為以往是我們會主動的宣傳作，現在是從事相關領域的一些學者，還有一些高層的政治精英，他們會主動來關心這些事情。
**主持人：**您覺得他們想要了解關於中國的什麼？
**楊波：**我覺得他們最想知道的是為什麼中國能夠成功地走到今天，因為他們曾經跟我們走過一條同樣的道路。中國的這種成功經驗，尤其對這個區域的人來説，他們是特別理解的。包括年輕人，我還蠻意外的，因為我給教育部的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做培訓，相當於給俄語國家的一些學生教授漢語，教他們怎麼做俄漢的翻譯。年輕學生會問我：楊老師，你是共產黨員嗎？我説，我是。他説，你能給我看一下你的黨員證嗎？這是一個烏克蘭的小夥子，這個細節讓我挺觸動的，他説我非常向往這個黨。他們非常想知道，為什麼中國能夠把這條路走下去。
**主持人：**您覺得根據我們以往的國際傳播，我們闡述中國，有沒有充分地把這個答案講清楚？
**楊波：**我覺得我們正在慢慢地學會去用外國受眾能夠接受的一種語言來告訴他們，我們現在做的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和“受眾友好型”的外宣，其實這種差異化做得還是蠻好的。因為我們知道面對精英去做傳播是一種方式，但是對普通人就是講故事。我們到各個地方去講一個普通人的故事，因為這個人作為一個個體，他能代表一個羣體；我們不去下結論，我們只是展示事實。
**張維為：**我補充一點，楊教授講得很好，就是我們在進行國際傳播的時候，講好普通人的故事。實際上大量的國際傳播是不涉及政治的，就是談文化，甚至談餐飲，談一個古建築，談文物保護等等都可以，都會有很好的受眾，只要你做得好。但有一點就是，我們做傳播的人，我們的學者，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這個太重要了，因為幾乎你避不開的，任何時候突然他問一個政治問題，任何場合，任何事情。比方上外要舉辦國際新聞教育大會，我可以想像多少西方人要質疑你們。所以你就必須要回答這樣的挑戰。只有你有自己的政治自信和中國話語，你可以反問他，你認為你們這個叫新聞嗎？這是假新聞吧？我們可以用很多西方學者研究的成果來證明，他們的許多新聞變成假新聞了，你可以反問他們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你可以質疑西方。
**主持人：**張教授一直在説，要有中國原創的話語體系，但它是一個漫長的建構的過程，我們先要解構，然後建構，那您覺得我們綜合過去這些年的努力，再看看我們下一個階段，還可以在哪些地方有突破？
**張維為：**因為在座的不少都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師生，外語表述太重要了。我舉個例子，當時出版《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時，“中國震撼”怎麼翻譯，當時請了兩個人翻譯了該書的第一章，後來我看看還是翻得不好，我就自己來翻，很辛苦，翻得很累。
我開始想看看人家怎麼翻譯的。比如中文裏很簡單一個詞：震撼，它指的不光是物理上的震撼，也指心靈上的震撼，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詞，他們開始翻成China Shakes，但這個是指物理上的震撼，這樣翻譯的話，這本書就失敗了。後來我花了很多精力，跟幾個朋友商量，最後我們用一個詞叫China Wave，中國浪潮。
翻譯本身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進行國際傳播時，特別是我們的一些很好的學者，如果你的作品沒有被翻譯得很好的話，那會非常之失敗，要麼你自己英文好，或者其他語言好，你自己翻譯，要麼你找到真正懂行的，外語好的，理解你的，認同你觀點的人來翻譯，這樣傳播效率會好很多。
**主持人：**對，這個翻譯的效果，自己翻無人能出其右。不過張老師剛才提供了又一個視角，當我們在做傳播的時候，你也得了解對方，如果你完全不瞭解對方，你就光顧着介紹自己，那可能對方也很難，用我們現在的網絡語言説，領悟到你的點。
**郭可：**我覺得就是要了解對象國的情況，我們目前亟需要做一件基礎性的工作，尤其作為高校、外國語大學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基於一些不同的區域國別開展外宣的數據庫案例的收集。現在這個工作實際上已經在做了，但這個事情不是那麼好做的，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需要靜下心來，認認真真做基礎性研究。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只是開始，而且也不光是一個大學就能完全把這件事情做好的，它要有一個社會化的體系來支撐。我覺得我們國家已經到這個時刻了，就是我們不是懂一點俄語就好了，我們要深入去了解每一個國家跟我們國家的關聯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假如説我們不能夠從這個基礎性的角度去理解、研究這些差異，那麼我們的國際傳播在今後還會遇到很多困難。
**主持人：**郭教授提出一個非常有啓發性的命題，我們一直説年輕學生承擔的責任未來可能很重大，不只是説在國際傳播中可以做一些工作，他對於中國瞭解世界、世界瞭解中國，可以沉下心去做重要的橋樑工作，可能很多事情不是在表面上能看得見的。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務區，由中企承建。圖自新華社
**郭可：**我們有個同事，他是跑到非洲去搞田野調查，回來以後跟我分享了一個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觸，在這一塊像美國等有些國家，它確實做得比我們早。比如，在某一個礦區的投資，我們因為不瞭解這個礦區的一些前期數據調查，可能要挖10米以後才能挖到某一種礦，這樣成本就高，但是美國人他點的這個礦區，都是挖個1米不到，真的礦就出來了。這就是把基礎性研究，直接轉化為生產力。所以我覺得國際傳播今後拼的是這種基礎性研究。
**張維為：**這就是我們要借鑑的西方經驗或教訓，因為他們是從殖民主義起家的，所以長期以來有非常明確的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經濟目的比如我就是要搞清楚哪裏有礦產，日本也這樣做，德國也這樣做，英國、法國、美國都這樣做。我們這方面沒有做過，那麼現在隨着“一帶一路”倡議，我們要充分認識這一點，我們要做大量調研。另外就是政治情報，因為西方是要把人家分而治之，把你給搞亂，他們就研究你們有什麼矛盾，怎麼挑撥，西方是非常明確的。我們現在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要去研究各國的具體情況，看怎麼促使他們內部的團結，促進他們對中國的友好，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
提問環節
蔣吉衣：各位老師好，我叫蔣吉衣，然後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學專業，我之前也有過一些和國際傳播相關的實踐經歷，主要就是把一些中文新聞編譯成外文報道，在這個過程中我就發現我們在做編譯的時候，不僅僅需要考慮到國外受眾的閲讀習慣，同時也要能夠傳達出具備我們中國立場的一些思想和話語。所以我想請問各位老師如何看待這其中的矛盾性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張老師有過在外交場合翻譯的經歷，我也想請問在這樣非常重大的外交場合進行翻譯的時候，要如何兼顧到剛剛提到的這兩點呢？
**張維為：**這個挑戰非常大，特別是非常地道的中國表述方法。我記得我講過這個例子，就是當時撒切爾夫人到中國訪問，我們一位領導人見她的時候説：中國人是一諾千金。然後，我們翻譯就翻成一千盎司的黃金。口譯這樣翻也算過得去，當時撒切爾夫人的反應就是，That’s a lot of gold（那真是好多黃金），顯然這不是我們想表達的準確意思。
比方説，總書記講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果你當時也這樣翻譯，golden（金）這些詞用出去效果不會好的，因為它在英文裏面physical，太具像了，另外就是顯得非常物質。實際上總書記提出的是一個哲學思想，是一個重要理念。這些東西口譯在當場處理的時候，有時候難度比較大，所以口譯被稱為Interpretation，它是一種解釋。但是如果你通過筆譯最後形成更好的翻譯表述之後，口譯也以翻得更加好一點。
還有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我們當初提出來的時候，英文翻譯沒有統一，所以有幾十種不同的翻譯方法，當時查谷歌，你想查“一帶一路”查不到的，你查之後馬上出來的就是“New Silk Road”（新絲綢之路）之類，各種翻譯方法都有。後來我們隔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才把它統一翻譯成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這種重要概念的表述，如果我們在提出之前就有一個整體設計，有一個統一翻譯，就更加有利於國際傳播。
**郭可：**我覺得是這樣，我們上外從1983年就開始培養這樣的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實際上這當中一個基本功就是給你一篇中文稿子，你在一個小時以後要拿出一篇英文稿子，這是學院基本上所有本科學生都要達到的一個基本條件。有這種技能以後，能夠適合國際傳播當中的各種工作，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要做好確實是不容易，説一萬道一千就是一個建議，要不斷地練。
我記得我自己當學生的時候，我們也是這樣被練出來的，在上外紅樓裏面，我們當年有四個外教，每個禮拜要遞交一篇大概五六千字的英文文章，一年練下來以後，再看你一年以前寫的英文，跟你一年以後的英文對比，完全是兩個人。
黃思誼：各位老師好，我叫黃思誼，是上外新聞學專業的大四學生。我在今年年初參加過前面我們郭院長提到的冬奧會多語種新聞報道活動，我覺得這個活動對我們學生來説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能夠去親身參與到國際傳播當中去。除了參加冬奧會的報道，我也進行過一些非遺文化的對外傳播實踐，我們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它們的傳播通常來説是比較厚重的、慢節奏的。那麼我們如何能讓這類文化的對外傳播去適應當下這樣一種視頻化、碎片化的傳播趨勢，從而能夠去講一些國外受眾能聽得進去，並且喜歡聽的中國文化故事呢？這是我在實踐的時候一直思考的問題。
**張維為：**我有一次去河南跟他們做一個講座，他們宣傳部的一個同志跟我講，説我們對外傳播做不好。我説怎麼可能呢？河南這麼豐富的文化，中國文化、中原文化，一定可以做好的。現在他們很自信，最近從《唐宮夜宴》開始，你發覺沒有，道理很簡單，首先就是發自內心的自信，我的文化就是世界一流的，你比不上的，這個自信太重要了。第二是要觸網，一定要把好的作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放到網上，使它受到歡迎。另外就是重視和發揮年輕人的作用，他們知道什麼是好作品。幾年前一個叫《美麗的森林》動畫片，中央美院一個畫家臨摹了很多宋代的工筆畫，然後拍成了一個動畫片，看到古畫裏面的一隻小鳥突然飛出來了，這種神奇的感覺，馬上就會吸引很多人。諸如此類的都可以做，中國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足以震撼老外，真是這麼回事。
唐宮夜宴
**主持人：**您剛剛舉了河南的《唐宮夜宴》。大家知道還有一個很有名的舞蹈節目叫《只此青綠》，上過央視春晚。它取材於我們的千古名畫《千里江山圖》，你去看那幅圖可能不是特別有這種藝術感覺，還不太懂它的神韻，當我們用舞蹈的方式，用色彩、用服裝把它可視化表達出來，一下就感覺到了。我想我們講文化故事就是這麼講，我們能夠體會的，我們能夠喜歡的，別人也可以。
**楊波：**我還有一個小的想法，也是出自自己的切身體會，既然這樣一種藝術，它能傳承千年，那麼它有一種內在的邏輯，你可以從它一千年的傳承中去挖掘一個你特別受觸動的一個故事。我至今都記得我在烏茲別克斯坦希瓦看到的一座宣禮塔，因為那個導遊把那個故事講得太美了，説工人造到一半，他心愛的姑娘病重，他又不能回去，不得不從塔上面跳了下來，然後變成了一隻鳳凰飛到了心愛的姑娘身邊。這個導遊講這個故事其實是為了説為什麼這個宣禮塔只造了一半就沒有一直造上去，但這個故事就很打動我，就是去挖掘一個最打動人的瞬間，因為人類的情感是可以溝通的，像這些感情它是共通的。
張利偉：三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叫張利偉，來自上外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我在閲讀國外文獻和國際媒體 報道的時候，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覺得在針對一些國際重大事件和一些議題的時候，中國學者的聲音比較微弱，我感覺跟我們中國的大國地位還不是特別相符。我想請教一下三位老師，中國學者在國際舞台上如何才能夠更好地發出中國聲音呢？
**張維為：**實際上這個問題是相當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麼多年來，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受西方話語影響太大了，導致我們很多學者不自信。我們上個月接待了幾位非洲的政黨領袖，他們問了一個很坦率的問題，跟你這個問題高度一致。他説我們這麼多非洲學生到中國留學，你們教他各種各樣的專業知識，他們也學了很多，但就是沒有人跟他們把中國道路、中國社會主義講清楚，我們問了很多非洲學生，他們都不理解，你們為什麼不教他們中國社會主義。
這也是我對我們外語專業的一個期待，你看我們解放後辦了這麼多外語學院、外國語大學，培養這麼多的優秀的畢業生，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那麼一個小小的遺憾，就是我們到現在為止能夠用外語在主要國際舞台上跟西方學者進行深度的對話、辯論、交鋒的學者，屈指可數，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所以應該有這麼一天，我希望能從我們在座的觀眾中，從看我們節目的受眾中，能夠產生一些這樣的學者，我們太需要這樣的人才了。我們曾向有關部門提出過建議，就是應該像當年毛主席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那樣，超常規地培養國際傳播人才。中國模式研究、國際問題研究也一樣，現在有大量的緊迫的問題你要做出回答。
**楊波：**我就補充特別簡短的，我覺得我們的中國範式或者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是在一個建構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區域國別學在最新發布的國務院的學科列表裏都已經上升到了一級學科，説明我們在做理論建構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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