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2022年會報告：沒有超級大國的世界
【文/奧列格·巴拉巴諾夫、蒂莫菲·博爾達契夫亞、羅斯拉夫·利索沃利克、費奧多爾·盧基亞諾夫、安德烈·蘇申佐夫、伊萬·蒂莫菲耶夫，譯/人大重陽 王文、蔡彤娟、申宇婧、陳治衡、許林、徐天啓】
當最悲觀的預測被證明是最準確的時候，這種感覺很複雜。一個令人擔憂的未來抵消了先見之明所帶來的滿足感。自2018年以來，瓦爾代俱樂部一直在警告導致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全面崩潰的進程正在加速，而在20世紀後半葉作為一套制度發展起來並持續到本世紀的國際秩序，正變得越來越畸形。
全球化作為全球發展的普遍框架，其危機始於2000年。這個大流行趨勢證明，1980年代所理解的全球化是可逆轉的。2022年在歐洲爆發的軍事政治危機，是一場超級大國之間極其危險的、幾乎未曾預料到的、再次陷入對抗的危機，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產生了衝擊。它也預示着一種關係模式的終結，在這種關係模式裏的基本假設是相互之間的依存是有利的。
不同國家在當前的國際災難中的參與程度不同。許多人試圖置身於俄羅斯和美西方國家間激烈對抗之外。然而，沒有人懷疑，現在發生的不僅僅是一場區域衝突，也不是一場決定哪個國家將在國際等級中佔據更高位置的爭端。最主要問題是，這種等級制度是否會以我們習慣的形式保留下來？如果是的話，它將如何構成？
導致世界面臨嚴重國際安全問題的原因超出了本報告所討論的範圍。對最終結果的預測，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非常不成熟的。然而，我們可以大膽地設想一下，哪些原則可以構成未來全球安全體系的基礎？哪些原則將理所當然地被歸於過去？在未來的某個階段，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必然會形成，儘管這不太可能會很快發生。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首日到場，與參加瓦爾代俱樂部年會的各國代表互動。（攝/王文）
帝國原則
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二戰後的國際體系，它相對簡單，以超級大國的存在為標誌。由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的特點是，極少數特別強大的國家有能力通過制度、規則和金錢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世界其他地區，併為它們制定基本的行為標準。
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就是這樣的超級大國。他們不僅擁有一批盟友，還向相當廣泛的國家提供了發展所需的資金。二戰後出現的國際機構創造了必要的基礎設施。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自由世界秩序”的領導者，佔據了壟斷地位。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主要國際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聯合國。美國在其目前的運作中起着主導作用。所有這些機構甚至都位於美國本土）進行分配的。2013年，中國開始努力爭取類似的地位，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更廣泛的“命運共同體”哲學理論的一部分。
可信可靠的軍事能力是一個超級大國的標誌。然而，這不應該被認為是一個決定性因素。比如説，核力量因為其獨特的性質不能在國際治理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同樣，對大國而言，二戰後廣泛使用常規武裝力量的經驗表明，核武器的效力有限，而創造政治和經濟基礎設施的能力更為重要，參與其中（以及對其規則的遵守）被視為一種絕對重要的價值體現。不同的等級正是通過對基礎設施的規範准入來建立的。
在20世紀中葉，這種國際秩序取代了前幾個時代典型的力量平衡，那時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眾多歐洲帝國幾乎完全通過軍事力量與敵對方和其他國家進行交流，需要不斷髮動戰爭來達到權力的平衡。
西方國家的大區域聯合
1918-1991年歐洲帝國的崩潰導致了眾多中小國家的出現，他們沒有權力資源或技術以支持自身的獨立發展，這激發了超級大國為其提供“贊助服務”的需求。在20世紀下半葉，國際上有很多人口大國開始崛起，如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土耳其、伊朗、南非和其他幾個國家。然而，直到21世紀初，所有新興國家，形式上或實際上，都處於超級大國的影響範圍之內。
非西方國家的大區域聯合
需要再次明確的是，正如我們所理解的，超級大國的地位只賦予一個國家，其他相當多的國家需要依靠超級大國克服困難並在混亂的國際環境中生存。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一個帝國式的世界秩序，帝國的權力是通過一套工具來行使的，這套工具使服從成為一種優先，實際上也是唯一可用的選擇，而不是原始的脅迫。
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蘇聯解體之後，它與西方的關係一直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俄羅斯參與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所獲得的利益比確保莫斯科自身的安全重要得多。大家都習慣了這種情況，開始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特別是西方國家。因此，當俄羅斯成為第一個秉持自身安全和公平的理念，選擇放棄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所創造的“全球和平”好處的大國，2022年發生的事件就具有了革命性的意義。克里姆林宮認為美國給予的好處風險太大，因為當任何一個特定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融入了相互依存的體系，其行動自由就被施加了過度的限制。
俄羅斯所做的一些決策可以反映出它與西方國家的某種關係。但這一問題也已成為其他國家的關切。通過凍結俄羅斯的黃金和外匯儲備，美國人引發了對世界經濟的全球性和各國國際金融資產安全性的連鎖反應。無情地“掃蕩”俄羅斯在國外的財產，包括私人財產，表明西方的司法機構在必要時可以服從政治而不是以法律為指導。看着俄羅斯，其他國家想知道他們是否應該減輕風險，採取行動來保護自己的金融資產。
美國意識到，它在這場遊戲中的賭注與俄羅斯相當，甚至可能更高。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前景岌岌可危。而在過去幾十年裏，美元一直是全球經濟的命脈。按照全球經濟邏輯行事，資源和商品的主要生產者——俄羅斯和中國——將他們的實物商品換成了美元，並將其保存在西方銀行，顯然不希望看到它在某個時候被凍結。
重視外交政策獨立性的國家正面臨着這樣的問題：他們應該在哪裏以及以何種形式儲存其剩餘資源。將其投資於美國國債或存放於西方銀行是否有意義？還是將它們投資於可以獨立處置的資產？如果選擇了後者，這將刺激創建替代機制的進程，這反過來會進一步削弱超級大國強加的秩序。
被制裁的國家序列
反壟斷需求
全球體系經濟基礎的破壞是超級大國危機最顯著的表現。這些自1990年之後建立起的高效的、公開競爭、合理的經濟規則，公司透明度，西方經濟體的可持續性及其先進地位都沒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從2000年開始，世界經濟開始越來越多地面對增長的危機，而這些危機的震源則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在此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加緊建立自己的互助機制，以保護南方國家的經濟不受來自先進國家的危機影響。需要注意的是：本應為全球體系帶來普遍利益的發達國家，卻變成了嚴重損失的來源。
2008年的次貸危機，完全是美國國內的一場災難，也是過去幾十年來發達國家爆發的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危機。美聯儲不斷提高的利率加劇了家庭債務風險的積累。房地產價格的暴跌和金融市場的崩潰導致了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並引發了全球經濟的衰退。緊隨其後的是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爆發。更糟糕的是，幾個歐盟國家的國債遠遠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00%這一臨界值。導致歐債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歐盟國家的財政統計不透明，並且系統性地背離了先前達成的預算規則（《馬斯特裏赫特條約》規定，預算赤字和國債分別不超過GDP的3%和60%）。
當下，在全球範圍內實施自由貿易的嘗試也失敗了。相反，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世界經濟遇到了日益嚴重的保護主義衝擊。世界貿易組織（WTO）面對先進國家的強硬限制手段（包括制裁在內）也是束手無策。原因在於美國拒絕任命上訴機構的新法官，這使得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DSB）近年來一直無法正常運作。在保護主義日益增長和傳統產業競爭力喪失的背景下，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美國人在DSB中總是被擊敗。
西方和非西方的統計數據
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受限，不僅是保護主義日益嚴重的結果，也是一些在全球經濟中發揮關鍵性、系統性作用的行業被壟斷的結果。這主要體現在以單一貨幣（美元）進行支付和結算的支付系統和國際結算方面。需要警醒，美國和西歐公司代表了幾乎所有的支付系統。另外，對市場投資風險的裁決也主要由三家西方的評級機構控制。缺乏替代方案和世界經濟各個領域的壟斷產生了系統性風險。正因如此，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前夕，這三個評級機構仍將負有鉅額債務的歐洲國家的主權評級確定為最高的“A”類評級。
在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中，大型企業的會計和財務穩定問題都很明顯。雷曼兄弟的破產是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之一。其他華爾街巨頭，如貝爾斯登，也成為了受害者。2001年，安然醜聞的爆發，不僅暴露了利用外部投資資金隱瞞虧損的問題，也暴露了企業經營的問題。
當然，這些弊端並不僅僅存在於西方發達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為全球經濟定下了基調。他們擁有強大的動機去影響經濟，並將這種壟斷稱之為“企業管理模式”。因此，整個國際制度都受到它們濫用職權的影響。
雖然，舊全球化模式已經過時，但是，世界經濟不會因此崩潰，也不會失去內部聯繫。可以肯定的是，新模式將與以前不同。危機過後，新的經濟結構將會出現。但是，各經濟體之間不會像以往那樣相互依賴，因為相互依賴現在被認為是一種風險，而不是機會。也就是説，各經濟體將在雙方利益平衡的前提下進行最優化的經濟交流。這種新的模式將同以霸權中心垂直管控的模式截然不同。
民主化及其影響
現在評估俄羅斯在烏克蘭軍事行動的結果還為時過早，但發起行動的決策本身就已經説明了問題：這是因為“帝國”世界秩序的發展已經不再穩定。無論如何，這個變革的過程將會伴隨痛苦。
在過去幾十年裏形成的國際關係模式正在衰落，這是兩種不同趨勢相互碰撞的結果。一方面原因來自西方世界內部，西方正在失去在全球範圍內維持其秩序的能力。他們目前的主要目標是維持親密盟友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成就和替代效應正在進一步削弱西方的影響力。這意味着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便利越來越少（他們或許選擇不再維持這種模式。以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例，美國方面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忠誠的夥伴，而是一個危險的對手）。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西方國家不能幫助其解決最關切的問題，保持服從就顯得沒有必要了。
這種國際政治狀況變化的後果是國家層面的自我意識的日益增強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這在1990年代初是難以想象的情況。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除了走西方發展道路外，沒有其他選擇。但是，經過三十年，美國領導地位逐漸衰落，已進入一個從“世界帝國”轉向“世界國家”的過渡時期。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許多國家本身缺乏基本的自給自足資源，那麼如何使數量眾多、大小不一的主權司法管轄區生存下去? 就其本身而言，被大肆吹噓的多極化只保證了一件事——缺乏有效的層級控制。
許多國家的歷史證明，任何威權政權的崩潰和以民主形式取代它的過程都不可避免地伴隨着動盪。民主國家很少能夠提供像“專制政權”所提供的穩定，並繼續保持民主。國際秩序的情況也是如此。美國是一套特定規則的擔保人，仍然遠不能讓所有人都滿意這些規則，更何況當下全球秩序缺乏有效的領導力。如何確保全球經濟的安全和發展？面對世界秩序的崩潰，有相當一部分國家感到不安，因為他們對自身在曾經那個由西方國家領導的世界“食物鏈”中的次序感到相當滿意。
然而，確實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免陷入某一發展水平的困境，這是由成員缺乏決定性投票權的制度所導致的現狀。這既適用於經濟也適用於政治。
超級大國的領導人都意識到要面對越來越多的挑戰。不能排除他們會試圖讓時光倒流，恢復過去的一些機制。例如，對華盛頓來説，在某個時刻切斷中俄之間的經濟聯繫將變得至關重要，因為後者可能會破壞以美國為中心的經濟秩序的穩定。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解除對俄羅斯的部分制裁。替代國際經濟聯盟的出現所涉及的風險，以及將俄羅斯在歐洲經濟中的存在減少到零的不可能——儘管存在巨大的壓力——都預示着旨在孤立俄羅斯的措施將軟化。這適用於能源、食品交換（現已中斷的生產鏈），以及購買不可或缺的俄羅斯商品和資源。包括航空服務在內的交通聯繫也可能恢復正常。這對每個人都有經濟意義，並將導致新的“冷和平”。但即便是這種（遠未得到保證的）正常化，也不會阻止國際體系在新的基礎上的根本重建。
不完美的“冷和平”
美國正在失去其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因為它現在只能在其最親密的對手方之間扮演這種角色。即使如此，這些對手方卻還屬於受限制的特權受益者羣體。對於其他國家，西方不得不採取直接施壓的方式，比如威脅或切實使用制裁。我們不僅可以在政治或經濟領域看到這樣的例子，也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看到，甚至在文化領域，西方的進步主義正試圖將自己的條款強加給其他文化和倫理團體的代表。
圍繞美國鞏固整合西方國家軍事能力的企圖，是對他們國內重要軍事、政治力量基礎正在萎縮的一種本能反應。這種鞏固整合很可能會遇到一些障礙，比如一些國家的特殊立場，比如德國或法國，他們將試圖保持其獨立大國的地位，同時保持聯盟成員的身份。然而，這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發生。
儘管如此，國際治理問題在眾多獨立參與者之中仍未得到解答，他們中大多數不太可能實現獨立發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無法繼續取得進步的人類是否會陷入大規模貧困？在迄今仍保持主權的國家之中建立新的帝國？或者，在國際舞台上開發一種新的互動形式？
當然，有必要為後者而努力。在這方面，中等規模的大國，如巴西、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南非、韓國、土耳其、烏茲別克斯坦、越南和其他許多國家，已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它們是國際政治民主化的典範。憑藉能夠使他們執行獨立政策的資源，和比笨重巨頭更大的靈活性，他們可以在動盪時期充當減震器。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密切跟蹤這些國家，這並非偶然。
可以推測，作為新的國際秩序的一部分，這些國家將在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可能的德國等綜合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和眾多弱小的、無法獨立生存的國家之間，佔據重要位置。後者中的一些國家很可能會下放他們的主權，成為大國領導的聯盟的一部分，包括區域經濟聯盟。
無論目前的衝突如何結束，歐洲目前的事態發展不會決定全球的力量平衡，但對於指明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很重要。至少在危機的嚴重階段之後，歐洲和世界各地的安全體系將建立在相互敵對的基礎上，這種相互敵對排除了激進的挑釁行動。只有在沒有人相信對方會做出回應的情況下，後一種情況才有可能。
例如，近年來，在俄羅斯西部邊境，危險事件屢見不鮮，比如軍艦的危險演習、軍機逼近、突發的軍演以及其他挑釁行為。2月24日之後，這種在俄羅斯邊境的“戲弄性”軍事活動戛然而止，事態變得極為嚴重。北約國家（該聯盟象徵着過去安全事務上的秩序）不再確信不會有回應。儘管官方的目標是讓俄羅斯為其行為付出最高的代價，這體現在對烏克蘭的大量武器供應，但這不太可能阻止莫斯科或其他軍事政治擴張的潛在目標在未來做出嚴厲回應。
一方面，新的局勢將引發歐洲國家軍事開支的增加，以及北約前沿部隊和資產的地理位置的變化。另一方面，這應該與加強使用這種力量和能力的責任密切相關。任何事件都可能引發一場威脅到歐洲國家的重要利益的危機。制衡制度有可能帶來“冷和平”，這是當今最好的可用的解決方案。“和平共處”一詞太容易讓人聯想到某個特定的、準確反映當今事態的歷史時期，但事實上，這基本上就是我們的現狀。
然而，這並不是最好的，而是一種強制且極不穩定的國際社會組織方式。更準確地講，這是着手建立以審慎和相互剋制為基礎的新關係體系的必要前提。它將是什麼樣子？在冒險作出任何假設之前，應該清楚地瞭解其基本潛在價值。
價值觀和利益如何相互摧毀
定義“自由國際秩序”時代的“歷史的終結”思想是一個偉大思想傳統的頂點，主要由兩種現代主義政治理論代表，即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都是基於對人類理性的無限力量和規範價值的信念。這兩種現代主義理論都旨在實現一種理想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社會將作為一個精簡和理性的發條來運作，揭示出人類的創造性，並切割掉非理性和破壞性的方面。“歷史的終結”被概念化為向理想攀登的終點，或者至少是向一個高質量新時代的過渡。
從邏輯上講，超級大國的時代，或稱渴望統治世界的國家的時代，都是建立在這些意識形態和倫理學的戒律之上的。在冷戰期間，對立的超級大國向世界提供了它們各自的達成理想的方式，每一種方式都被認為是普遍的，即適合所有人。隨着冷戰的結束，普遍主義成為唯一的選擇，因為世界上只剩下了一個超級大國。首先，在對手垮台的背景下，它的倖存被解釋為其歷史和道德正確性的證據。其次，一個以“仁慈的霸主”為首的等級制度似乎最適合於確保普遍安全，將“基於規則”的國際社會團結在領導者身後。自由單極秩序的出現，恰逢更廣闊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也就是説，在多個層面上同時出現了“歷史的終結”的跡象，所以認為它真的已經到來是可以理解的。這是超級大國模式的理想邏輯。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長期並存，現實主義是一種以武力捍衞利益為核心的理論。前者扮演意識形態和理論的角色，而後者則以實用主義和常識來彌補意識形態的刻板印象。與此同時，意識形態與實用主義的二元論包含一個陷阱，意識形態不再是實用主義現實主義者的屏障，而是正在成為眾多外交官、學者、記者、軍人、商人和其他外交政策精英成員的信仰的象徵。意識形態可以成為一種自成一體的價值觀，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説，它將使社會行動以價值為導向，而不是以目標為導向。
問題在於，“唯一真實想法”的勝利，使得與不同觀點和價值觀的支持者進行有效對話和達成一致變得不可能。相互間價值觀的對抗和排斥的加劇，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莫斯科得出了“我們別無選擇”的結論，軍事選擇是不可避免的。矛盾的意識形態戒律和媒體對其的放大，使得沒有任何談判的空間或和平解決分歧的方式。所有這些都被認為不再可能。
這些年來，雙方沒有聽到對方的意見，不僅是因為他們所捍衞的地緣政治利益相反，還因為與價值相關的差異被人際感知所放大。在一個受普遍主義支配的全球社會中，就連政治精英的培養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政治正確的精神下，激增的限制導致了一種全面的 “取消文化”，它針對的是那些無法融入日益教條主義的主流政治文化框架的人。這在主要國家的國家層面以及全球範圍內都正在發生。
意識形態對外交政策觀念及目標設定有直接影響，例如，當聲明的外交政策目標不是優先考慮具體的國家利益，而是優先考慮其他國家的民主化，對特定解釋的個人權利的保護，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參與全球市場經濟。我們可以列舉出上述方式造成的一系列失敗，但最重要的後果是引發大國之間的競爭。俄羅斯和中國（以及一些較小的國家）認為，美國和某些美國機構的意識形態動機下的擴張是一種公開嘗試，試圖給它們施加地緣政治壓力。
“歷史終結論”之後
當前世界政治已經快速回到了基於武力的無政府狀態。“歷史終結論”在歷史對其自身常規狀態的恢復中達到了高潮——核心超級大國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導致了對國際秩序的破壞。
軍事衝突成為世界政治發展的推動力，這意味着當前世界政治環境已經回到了超級大國之前的時代。然而，以前的做法，即在大的框架不變的前提下，不斷“調試”權力平衡的做法將不會恢復，這是因為當前世界政治參與者的多元化，以及它們之間的權力互動在起初就無法建立一個使彼此滿意的平衡。
當前的事件以新的緊迫性提出了價值觀層級轉變問題。如果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成為可能甚至不可避免，那麼這種價值觀層級轉變會隨之進行。這種轉變的速率將決定個人和各種社會羣體對正在發生事情的態度。在分析這一現象時，應當關注“英雄主義”和“後英雄主義”社會的對比。在這兩種社會中，人們在如何看待武裝衝突以及如何看待在對抗中人類表現出的情感和價值觀有根本性的區別。
現代社會是在霸權表現相對平靜的時期形成的，它被消費所主導，並天然缺乏社會動員。換句話説，這個社會處於明顯的“後英雄主義”狀態，這主要適用於描述相對發達的國家。儘管隨着全球化帶來的全面繁榮，“後英雄主義”時代的受益國家數量總體來看是增長的。
霸權的結束和戰爭的迴歸作為一個新的國際現實，勢必會影響到所有個體的行動策略。軍事行動、制裁壓力和全球經濟中不斷增加的問題實際上正在迅速侵蝕着每個個體和社會的舒適區。同時，在我們的消費者世紀，追求舒適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一種明顯的價值觀。在當前這樣一個“後英雄主義”社會，這種價值觀決定了許多社會行為模式、社會期望和社會訴求。
社會的通常舒適程度與這個社會（或這個社會中最積極的成員）從參與全球化中獲得的好處有關。政府在面對災難時發出的凝聚力和動員（不一定是軍事意義上的）的呼籲，無論聽起來多麼激情澎湃，都難以改變根深蒂固的公眾情緒。這些動員和呼籲往往會引發相反的效果，使得人們努力嘗試去找回失去的國際性的綠洲。然而，上述新的社會基準體系永遠不會是世界意義上的，因為在各國激烈競爭的條件下，任何超國家的敍述聽起來都像是敵對國家的工具。
未來的國際治理機制無法由一個共同的思想和價值觀基礎來決定。這種單一的價值觀從不會自然出現，因為世界不同文化之間有着巨大異質性。如果想要實現，就需要有效的霸權來把它強加給別人，但這樣的霸權已經不存在了。這就是説，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也可能同樣不存在意識形態對抗的空間，因為意識形態對抗相當於試圖證明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好。進行這種意識形態的對抗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國際社會中，參與者們主要關心的是他們自己在不利的外部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是如何進行意識形態的對抗。
分佈式的世界
因此，未來一段歷史時期將以衝突為標誌，而且很可能是敵對行動，這是新的世界秩序出現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一個至少可以緩和新出現的威脅的保險系統對全球安全至關重要。但是，如果不為前文提及過的問題提供答案，就難以形成這樣一個保險系統——在沒有霸主和明確層級的情況下，如何確保國際體系的平衡運作？
當前事態的特點是，美國及其盟國事實上不再享有主導性的超級大國地位，但為其服務的全球基礎設施仍然存在。因此，這個正在國際關係中運行的龐大機器——為“正確的”（符合霸權國利益的）商品分配和（畢竟是為了）促進發展而創造的龐大機器，已經成為懲罰那些對當前國際事務權力不滿意國家的工具機制。霸權國對龐大機器不恰當地使用導致了系統的加速磨損，也阻礙了它與新時代接軌的前景。簡單地改變“操作者”，就像發生在早幾個世紀中的一樣（例如，美國從英國手中接管全球霸權地位），對改善當今的情況沒有幫助，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從理論上講，中國應該是下一個在國際事務中掌舵的國家，但有幾個同時存在的障礙使其無法實現。首先，現任領導國家堅決反對將頭把交椅讓給北京。在其控制下的整個系統（主要是金融和經濟）都會反對這種讓位；第二，中國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或還不願意承擔相關的負擔和風險；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全球政治的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重要的國家將不會同意任何國家獨霸主導權。
然而，對國際秩序的重組需求是極其迫切的，整個世界和各個國家都面臨着多種挑戰，包括生存挑戰。客觀的進程正在將世界引向一個更加基於區域空間合作的系統。將形成空間共同體的國家“團結起來”，優化（簡化和縮短）價值和供應鏈是克服與當前傳染病有關挑戰的一種途徑。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戰爭造成的危機也突出了一個不受外界干擾的合作系統的價值，它不受外部干擾，包括地理上的鄰近。
依靠區域互動和創建空間聯合體，可以解決本身沒有足夠的發展資源的中小型國家的發展問題。作為區域合作組織的一部分，這些國家在區域合作中能夠很好地找到自身定位，利用區域性的集體潛力併為區域合作做出貢獻。
各國之間基於各自利益和產業互補性的聯合，最終將有助於解決當今的根本問題。當前國際基礎設施是為支持超級大國而被建立使用的，因而其有效性被限制了，這種情況終將改善。當今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即世界對以美元為基礎的金融體系的依賴——也將通過其他一羣國家之間彼此達成共識，繞過美國的影響範圍而通過其他形式完成貿易結算，從而變得容易解決。美國可以使用二級制裁施加影響力，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制裁工具的濫用已經開始破壞制裁的有效性。
未來世界政治系統的原始設計在一個方面必須類似於曾經的超級大國模式。在這個新的系統中，軍事力量將不再發揮關鍵作用，儘管在轉型時期國際軍事政治緊張局勢將會加劇。軍事衝突，包括現在正在歐洲發生的軍事衝突，並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新的秩序，而是由於已經存在的秩序失靈造成的。即使重新調整當前全球發展不平衡狀態，如我們所見，可能導致使用軍事力量，但軍事力量不是也不應該是我們前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
國際環境的民主化需要一個適當的回應，這不應是壓制，而應是利益協調、尊重意見和評估的多元化。等級制度讓位給分佈式的互動。一個沒有超級大國的世界將更加需要各國的自我規範，這意味着更大的行動自由和與之相對應的責任。有了這些，我們最終將能夠從一個大亂的階段進入下一個大治階段，而這本身就是創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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