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雯娜：朔爾茨為何而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海雯娜】

2022年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將率商業代表團訪華，這使他成為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首位訪華的七國集團領導人。數週來，這次訪華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因為這次訪華髮生在德國被俄烏戰爭折磨得筋疲力盡之時。這次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還因為它標誌着自2021年德國大選以來，德國對華政策可能要發生巨大的迴轉。

朔爾茨訪華背景

2021年12月8日的德國大選結束了默克爾長達16年的德國總理生涯。她最後一屆由聯盟黨(CDU/CSU)和社民黨(SPD)組成的政府，被以朔爾茨(Olaf Scholz)為首的SPD、綠黨和自民黨(FDP)聯合政府所取代。

為了讓讀者更加清楚這次訪問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發生的，我認為非常有必要詳細講解一下德國2021年大選結束之後，德國政治圈裏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如果使用一句話來概括本屆政府的特點，那就是親美的跨大西洋主義者的勢力獲得前所未有的增強，為兩德統一以來所不曾見。

目前，所有議會黨團內部均存在親美勢力的增強。在本屆議會中，聯盟黨、綠黨和自民黨均在其競選綱要中表達了一定程度上鞏固美歐同盟的主張。其中，聯盟黨主張利用消極的方式跟從美國在亞太遏制中國的行動，自民黨雖然在國際關係政策上着墨不多卻十分清晰地表明遵從美國對華方針的意願，綠黨的主張除了同自民黨一樣遵從美國的價值觀同盟外，其措辭的選擇上尤其激進並且充滿了冒犯性，涉華部分的描述篇幅相對於其他黨團而言也是最多的。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試圖重塑德國對華關係的強烈渴望。

德國政府開會商討內政外交政策 致力於解決執政聯盟內部分歧。圖源：視覺中國

對德國議會的議員們的背景逐個調查，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議員們越是擁有一個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的教育背景，越有可能在政治事務上傾向於激進和強硬。而年輕議員們擁有上述教育背景的概率遠大於年長議員。

年輕的一代德國政治人物更容易受到美國90年代後期所掀起的政治人文教育的影響和西方非政府組織的拉攏。而是否具有這些親美智庫的培訓和教育經歷、是否具有同美國高校和政治圈的社交關係，能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年輕黨員能否在政黨內部脱穎而出。

這類以“自由民主”政治科班教育出身的年輕一代政治活動家，普遍具有較強的理論水平、堅定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良好的民眾親和力，但缺乏老一輩德國政治人物的謹慎作風、長期具體的工商業從業背景以及對冷戰對抗的清晰記憶。

因此在行事風格上，年輕政治人物較為自我和鼓吹對抗，受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較深，相對而言缺乏務實和現實主義分析精神。親美勢力在各黨團內的擴張在俄烏戰爭後更為顯著，沉重地打擊了歐盟和德國內部力圖保持大國平衡和歐盟獨立自主的羣體。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對德國所有的黨派均採取拉攏政策，因此在所有黨派內均存在一股相當強勁的親美勢力。目前美國對德國綠黨和自民黨的影響是最為成功的。

在德國政治評論者眼中，綠黨和自民黨唯美國馬首是瞻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因此，本屆政府中的主導政黨社民黨，也就是朔爾茨總理所在的政黨，是唯一一個在選舉階段沒有在選舉綱要中嚴重敵視中國的政黨。本屆政府未來的幾年任期內，中德關係是否能穩定下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民黨和德國總理能否在德國政治事務中拿到主導權，以及社民黨內部對華務實理性的羣體能否在黨內維持住主流。

朔爾茨個人經歷

正因為朔爾茨在德國社民黨內地位舉足輕重，外界自然會好奇他個人對中德關係的未來抱持何種看法。

朔爾茨年輕時是社民黨青年組織“尤索斯（Jungsozialisten，中文意為青年社會主義者）”的一員，該組織主張同情蘇聯和東德，並促進彼此的相互瞭解。那時的他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憎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因此，他積極幫助工人階級，批評“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組織——北約”。他的政敵經常利用他過去的這段歷史來攻擊他支持共產主義和獨裁者。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的信仰發生了改變還是因為他屈服於壓力，他在過去十年變得更加務實，開始對美國和北約展現出友好的態度。去年選舉期間，他聲稱如果左翼黨繼續反對北約，他將拒絕與左翼黨合作組建新政府。朔爾茨承認，他視美國為“歐洲最親密和最重要的夥伴”。

然而，我仍然傾向於認為他還不是一個“跨大西洋派”政治家。在我看來，他與德國綠黨的貝爾伯克和哈貝克不同，他並不主動接近美國。例如，他曾強烈反對美國製裁北溪2號項目，聲稱：“這種制裁是對德國和歐洲內政及主權的嚴重干涉。”

考慮到他與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保持親密友誼，曾在默克爾政府擔任副總理一職，並與中國高級官員打過交道，他很可能仍將中國視為德國重要的貿易伙伴，並試圖保持這種夥伴關係。

社交媒體上有評論説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因為他的外交立場總是搖擺不定。我覺得做出這樣的判斷為時過早。

在德國，一個政治家通常有三重身份：官員、黨員和個人。有時候，這三重身份會使人分裂。例如，作為黨員，你可以反對北約，但作為國家領導人，你卻不能這樣做，因為德國是北約的成員國，德國的安全與北約聯繫在一起。因此，這種行為分裂恰恰體現出了政治家的職業精神。

作為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將自己的黨派價值觀和個人理念完全置於國家公務員服務於德國利益的要求之上，她三個身份的立場確實相當一致，但她的外交工作卻非常糟糕。

作為政府領導人，朔爾茨承受着巨大壓力，因此他很難完全保持務實的姿態。德國新政府中有兩個深受大西洋主義價值觀的灌輸和毒害的政黨，對中德友好不抱多少興趣。

當朔爾茨支持漢堡港和中國中遠公司達成交易時，他遭到了7名部長（政府中一半數量的部長）的質疑和挑戰，其中幾位部長甚至是他的黨內同志。德國聯盟黨（默克爾所在政黨）等反對黨的批評之聲則更強烈。德國媒體質疑他背叛德國利益。這就是他的真實處境，他確實需要很大勇氣才能繼續與中國接觸。

現在，德國政壇有一股惡劣的風氣——政客們競相展現自己抗衡中國的勇氣來比誰“最勇敢”。這種風氣的形成源於中美關係出現了重置和德國主流媒體的推波助瀾。對中國來説，朔爾茨可能是中國當下唯一還能與之打交道的德國執政政治家。

因此，我個人建議中方與他達成一些富有成果的協定，這樣就可以鼓勵德國政界的對華務實派。但考慮到德國政府內部另一種情緒已佔主流，許多人希望破壞他與中國達成的協議，正如《歐盟-中國投資協議》所面臨的困境那樣，所以中德接下來達成的新合作議程在落實上的風險不容低估。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公眾對社民黨和朔爾茨的支持急劇下降。有趣的是，所有民調都顯示，綠黨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在德國決策層中，“跨大西洋”派政治家仍會擁有極大的影響力，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力。

最終，維護友好國際關係的不是依靠單獨的個人或條約，而是兩國領導層和普通民眾都能保持高度的相互理解和溝通意願。而這正是中德關係中亟需解決的問題。

（觀察者網和文章作者感謝旅德華人朋友對文章撰寫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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