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台北故宮無凡品，院長除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只是一般古物……”？台北故宮摔了三件館藏文物還涉嫌隱匿消息，引起輿論痛批，院長吳密察卻以輕描淡寫的態度面對質疑。
媒體逼問院長吳密察，3件古物價值25億元（台幣）是否正確？吳院長表示“絕對遠遠低於你剛才説的數字”，但未敢給出院方的價值評估。
台北故宮則發出官方聲明，3件瓷器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暫行分級列為一般古物云云，一方面讓痛心者更痛，另一方面也給了親綠輿論一個淡化事態的藉口，暗諷社會反應過度。
台北故宮近期損毀的三件文物（圖源：Taiwan News）
讓我們釐清楚問題之所在：台北故宮是誰的故宮？誰才能管理好故宮？
10年前，北京故宮也因為發生多次弊端而引起公眾質疑，失竊門、哥窯門、瞞報門、拍賣門和屏風門、錯字門、會所門、封口門所暴露出來的管理問題，讓專家紛紛呼籲引入“外部監督委員會”解決問題。當時，大陸社會便在檢討“故宮是誰的故宮，誰又能管理好故宮”。
台北故宮的問題又比北京故宮更為複雜嚴峻。簡單來説，北京故宮至少不會出現“恨國院長”，台北故宮現在卻落到“台獨院長”手裏。就博物館的基本定位來看，這是“文化守護者”與“文物保管人”的巨大差異。
文化守護者，自帶神聖職責；文物保管人，則是守墓人。主要的差距在於情感，前者當文物是民族之瑰寶，後者自視為第三方保管人，姿態兩異，情感落差決定了對文物的不同詮釋和管理，也決定了文物的不同命運。
首先從文物的價值説起。
是文物，或只是“一般般”？
談歷史文物的價值，至少牽涉三種面向：其一，市場價值；其二，法律價值；其三，情感價值。
原則上，台北故宮並沒有説謊，“明 弘治款 嬌黃綠彩雙龍小碗”，“清 康熙款 暗龍白裏小黃瓷碗”，“清 乾隆 青花花卉盤”三件摔碎的文物，在法律上皆屬“暫定的一般古物”。為何是“暫定”？因為台北故宮約70萬件古物的鑑定審查工作至今未完成，此三寶仍在鑑審中，故暫時以此歸類之。
我們泛稱為“文物”的文物，在（台灣）法律上依珍貴稀有價值給予三種分級：文物，重要古物，一般古物。這便是法律規範的價值。
在行家心中，台北故宮的三寶是“范寬 谿山行旅圖”、“郭熙 早春圖”和“李唐 萬壑松風圖”，均屬法定的文物等級；民眾偏愛的三寶為毛公鼎、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其中僅毛公鼎為文物等級，其餘兩者是法定的“重要古物”等級。
萬壑松風圖（圖源：Wikiart）
以上三種分類，總歸屬於官方定義的“文化資產”，目前為止，台北故宮的“文化資產”總數為1042件：文物267件，重要古物775件，一般古物0件，加總僅佔故宮館藏文物的0.15%。比例這麼低，是因為館藏數量太龐大，界定工作不免拖沓。
換言之，即便摔壞的三寶屬於“暫定的一般古物”，亦屬“極少數的文化資產”。在一般認知下視為文物，庶幾近矣，無論怎麼看，也絕非吳密察企圖混淆認知的“一般般之凡品”。
若在文物上寄託了民族情感，就不會拿“法律價值”來混淆視聽、敷衍塘塞。吳密察的這種態度是守墓人的態度，因為同樣邏輯，若“翠玉白菜”摔壞了，也可淡化為“只是重要古物壞了，不是文物”。
粉身碎骨的三寶，除了被政治性掉價成“凡品”外，其“市場價值”也被隱藏。
媒體逼問吳密察的“市場價值”，即在拍賣市場上同等級古物流通的價格。摔壞的古物，市場價格當然就會下滑，再怎麼修復，都無法迴歸原價，且可能影響其古物地位。而此三寶，從未展示，不曾鑑價，亦無保險，肇事者與管理高層也全無法律責任。
那行政責任呢？2名涉事職員一大過，院長吳密察則是“頭過身就過”，輿論降温就自然沒事了，好官我自為之。這種大事化小的結果，形同否定了民眾對故宮與文物的“情感價值”。
情感價值還不僅針對文物，“台北故宮”這塊招牌也是價值非凡，它的曲折歷史已是傳奇，內藏一箱箱顛沛流離的國魂。
自1933年起，這批文物歷經五次大遷移，終於在1949年落腳台灣。1961-1962年，蔣介石將部分文物由美軍軍艦運往華盛頓等五個城市展覽，1個月後，“時代雜誌”感嘆——東方文化的主流與中心原來不在日本，而在中國。
部分大陸民眾特別不諒解國民黨“竊走”了文物，但也請別忘記，蔣家、老國民黨與隨蔣來台的大陸精英，可不是“守墓人”，而是文化守護者，不能僅用政治眼光看台北故宮的身世。
雖不能強求大陸民眾理解，但台灣社會就還是有一羣人，特別感念那些歷經千辛萬苦，護寶有功的前人們，其前往故宮遊覽的心態仍是純粹的民族自豪。
然後，我們談談意識型態掛帥的守墓人。
守墓人的外行，與意識形態掛帥
博物館的工作是保存與發展，一方面保存看得見的文物與看不見的情感，另一方面與時俱進地展示館藏、精進管理制度，以免與社會脱節，也避免流於窠臼的僵化管理阻礙博物館發展。而對於兩岸故宮這樣的世界級博物館而言，保存又重於發展。
台北故宮是誰的故宮？首先當然是“中國的故宮”，其次才是“人類的故宮”。從文化守護者的眼光來看，就得按此順序看待祖先遺產，故宮博物院的任務主要是保存“我們的”文化，附帶保存“大家的”文明資產。
綠營執政後，台北故宮高層定位此館是“人類的故宮”，一方面規避“竊占他國文物”的問題，另一方面則以“與時俱進”為藉口，抽離館藏的民族情感。
砸壞三寶事件曝光後，台灣部分輿論痛心疾首之餘，主張將文物全數歸還給大陸，為求全，不惜割捨。但蘇貞昌辯稱“人類遺產沒有歸還問題”，呈現的就是台北故宮的“新定位”。
現任院長吳密察，台大歷史系學士、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專業”是台灣史，在“台獨”史觀教科書、“反課綱”微調和太陽花運動中，都有角色，被視為是“文化台獨”的推手之一。
前任院長陳其南，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專業”是台灣史，任職台北故宮院長後推動“故宮台灣化”，也是“文化台獨”的推手之一。
台北故宮院現任院長吳密察（左）和前任院長陳其南
兩任院長都鑽研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自然對“中國的故宮”不會有一絲民族情感，並大力操弄流行的“博物館現代化”概念，倡導所謂“本土化”、“多元化”與反民族主義。具體呈現出來的惡果，就是發展不清與管理不當。
在發展層面，從“人類的故宮”着眼，陳其南不諱言想讓故宮擺脱“過度的情感性”、“有點針對大中國的民族主義”，提供“一個自由思考的環境”，“從傳統中解放，然後變成共享的資源”，“而不是服務原來定義的意識形態”。
台北故宮的著名藏品“毛公鼎”承載着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圖源：Sketchfab）
這些花花草草的修辭，中心思想無非就是兩個字 —— “去中”。多元概念下的文物詮釋並沒有擺脱“意識形態”，而是服於另一種意識形態，即從中國民族主義挪移到反華主義。於是我們便看到“台獨”以慣用的手法，利用中國文物拆解“中國概念”。
拆解，不一定是“否認事實”，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以多元為名，放大分離主義材料。如當下的故宮特展“避暑山莊 —— 清帝國多元統治的縮影”，便從清朝治理上的多民族考量，強調中國概念下的多元性，暗示中國在政治文化上的“分離性格”。
若同樣的材料放在北京故宮，着眼於“中國的故宮”，其詮釋自然就會側重於清朝在中國歷史中的延續性，與努力消除差異的政策，強調“共存性格”。
類似的展覽意圖，貫穿於綠營執政下的各種故宮策展裏，將史詮換個角度，讓台北故宮成了守墓人的圈地，冷眼看文物。或許，稱之為“不懷好意的掘墓人”可能更恰當。
陳其南惹起的爭議過大，遭大面積圍剿，以致繼任的吳密察一上任就表態“（故宮）不可能去中國化”以平息社會質疑，但他也只是將“去中”轉為低調，並在管理層面上破壞用人原則與制度，以致台北故宮在“保存層面”上也出了問題。
安插自己的人馬、任意轉變單位領導、變更組織架構、基層員工遇缺不補以致人力不足、重要庫房搬運工企圖委外處理、援南院展覽以致重量級文物頻曝光、在人力吃緊的狀況下運行數字化工作等諸多弊端均使嚴格的內規難以維持，難怪故宮職員與外界皆批評吳密察是外行領導內行，不出事才怪。
蘭千山館小檔案。圖片來源：中國時報
摔壞文物事件之外，吳密察又因“蘭千山館”一案引發軒然大波，深刻顯示此公不但外行，而且有“開放掘墓”之嫌。
一如其他世界級博物館，台北故宮亦有私人收藏者託管的古物，板橋林家的“蘭千山館”（林柏壽收藏齋號）歷朝書畫，包含“唐 褚遂良黃絹本蘭亭”（蘭）、“唐 懷素小草千字文”（千）、“蘇軾 書杜甫榿木詩”等331件文物，自1969年便由林家主動寄存於台北故宮至今。
吳密察以庫房空間有限為由，決定不再與林家續約，退回“蘭千山館”文物，大大震驚了老故宮職員與各界，因為此舉很有可能導致這些文物因私人無力保管而流向拍賣場，落到外國買家手上。論價值，“蘭”與“千”遠遠超過摔壞的三寶。
林家始終沒有對此事表態，因此外界難以查知事件內情，只能説，若林家有意更改委託或甚至脱手，大陸的博物館可要把握機會，務必讓“蘭千山館”文物留在中國。
以台北故宮的份量，其任務應首重保護文物，其次才是發展。吳密察卻反其道而行，將以轉型為目的的策展作為重點，透支了保護文物的人力。他的外行就體現在本末倒置，沒將重點放在最重要的任務上。
最後聊聊“博物館的現代性”。
博物館的現代性，兩岸故宮不必懺悔
在博物館的發展層面，西方現在流行談“去殖民化的多元主義”。在平反被殖民文化與人羣的思潮下，眾多博物館紛紛重新詮釋館藏“贓物”。畢竟，西方博物館保存大量殖民時期偷拐搶騙而來的異族之寶，在進入了“良心發現”的時代後，必須改變展品的傳統詮釋。
例如，位於倫敦的海事博物館舉辦了鴉片戰爭展覽，但因館方未能全面性蒐集相關文物，只有東印度公司的文物，缺乏從中國角度看事件的文物，使得主題充滿了殖民色彩。
以舊史觀來蒐集文物、編排展覽，使得博物館詮釋歷史的能力受限、發展受阻。除英國外，美國許多博物館為挑戰“白人至上”史觀，而邀請原住民主導相關展覽的歷史詮釋，也依循着同樣思路。
正面看，“去殖民化的多元主義”有其現代意義，給社會一個反省的場所，並促進族羣融合。但以“時代要求”做為博物館的現代化標準也有不小爭議，因為反面看，它也鼓勵“分離主義”重新曲解歷史，成就另一種史觀霸權心態，並利用古物在現實上套利。
尤其，此舉可能衍生外行領導內行的弊病，台北故宮，就是現成的例子。歷史專家不見得是文物專家，尤其是那些崇尚歷史虛無主義的歷史專家。
一個主張在地圖上讓台灣“躺平”的人，藏不住“日殖懷舊”的心態，因為日本人就是習慣閲讀日本列島躺平的地圖。吳密察就是喜歡仰視太平洋，背對中國大陸的分離主義者，如何期待他能善待中華文物，正確詮釋中國文物？
問題核心在於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時興的“社會思潮”能取代“教育”嗎？博物館如何避免成為“時代的俘虜”，堅持將歷史的還給歷史，將現代的留在現代？亦或是，在傳統與時尚之間，求一個適度平衡？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於2007年修訂的“博物館定義”為：
博物館是為服務社會及其發展所永久設立的非營利機構。博物館對大眾開放，以取得、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及環境的有形和無形遺產，達成教育、研習與娛樂等目的。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2016年ICOM於米蘭大會，為順應時代思潮，開始研議修改“博物館定義”。新的提案文本強調“讓過去與未來進行對話”，在原有定義上加入了“民主化”、“包容性”、“多元性”（polyphonic）、“可參與性”和“高透明度”。此外還強調博物館要對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貢獻。
Museums are democratizing, inclusive and polyphonic spaces for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the pasts and the futures.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they hold artefacts and specimens in trust for society, safeguard diverse memor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guarantee equa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heritage for all people.
Museums are not for profit. They are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and work i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and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o collect, preserve, 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equality and planetary wellbeing.
此提案引發不小的爭議，一些重要的參與者選擇以退出表達抗議，他們認為博物館定義應該簡潔明確，而不只是堆砌流行的價值觀。白話説，博物館不是教堂，條條框框旨在洗腦；博物館也不是走秀舞台，專注於展現時尚的價值觀。
兩岸故宮的文物可不是“殖民贓物”，不需要“趕流行”，也不需要“懺悔”、“去殖民化”，更不必彰顯西方“當下的”價值觀。不過，這也不代表故宮的展覽就不能有所創新，只是如上所述，要先弄清“故宮是誰的故宮”，在此基礎上追求創新，才不會掉入虛無與錯亂的陷阱。
廣受歡迎的台北故宮藏品“白玉白菜”（圖源：Traveller）
故宮，就像目前現存的若干外國皇室，作好謹守傳統的角色，才能安民心。管理制度與發展方式可以討論，但別本末倒置，最起碼，文物要保護好，而院長應是身負重任的文化守護者，不是守墓人。
台北故宮無凡品，遺憾，院長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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