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明明是大象，卻硬要裝兔子，這是“戰略欺騙”？

觀察者網：這次是兩位領導人在五次電話和視頻對話後的首次面對面會談，新聞報道也點出不少細節，比如用同傳交流了3小時12分。從已公佈的信息來看，您認為相比之前的幾次對話，這次峯會會談有哪些新的進展，或者説，有哪些點值得注意？

**金燦榮：**現在中美各自國內的政局走向相對明朗：中國方面，二十大進一步鞏固了“兩個確立”，未來的規劃也很清楚；美國方面，中期選舉結束了，未見媒體選前不斷炒作的所謂“紅色浪潮”，民主黨的成績比預想的好，守住參議院，在地方選舉上也拿到兩個重要州的州長席位，換言之，拜登在美國國內的地位沒有像原來媒體預期的那樣被狠狠削弱，所以我看拜登也比以前自信了。這是會談的背景情況。

截至美國當地時間11月16日，中期選舉結果（資料圖/美聯社）

可以説，目前中美關係的矛盾焦點很清楚，兩國內部的走向也相對明朗，因此在這個時間點進行對話，效果應該會更好一些。現在看來，應美方邀約——王毅外長專門強調了這點——進行了這麼一次3小時12分的對話，而且翻譯用的是同傳而不是交傳，確實涉及的內容就非常多了。

這次會談，新華社通稿用“深入、坦誠和建設性”三個詞來形容，王毅外長在答記者問時定義更豐富，用了“全面、深入、坦誠，富有建設性和戰略性”五個詞；而且，王毅外長還總結出“三個首次”，即這是中美元首三年來首次面對面會晤，是拜登總統執政後兩位領導人首次面對面會晤，也是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國內重大議程後兩國最高領導人的首次互動。從最後的公告來看，美方的內容很簡短，495個英語單詞，我們這邊更詳細，有2800多個漢字。這些都可看出，中方覺得這次談話是有價值的。

主要的價值之一，就是雙方的底線都劃得很清楚，像習主席就明確講了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台灣問題對中國意味着什麼，以前也説過，而這次講得這麼清楚，我覺得對美方還是有一點提示作用的。

觀察者網：確實，拜登在離開華盛頓前曾表示，他希望“闡明各自紅線是什麼，瞭解他所認為的中國國家關鍵利益是什麼，以及我所知道的美國關鍵利益”，而習主席説“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美國不能也不應逾越的紅線”，這話算是對拜登關注的確切回應。而在會談中，拜登依舊是那套話術，説美方堅持一箇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尋求把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但是，説是這麼説，美方還有個挺膈應人的動作——會後會向台灣通報這次會晤情況。您怎麼看這一言行？

**金燦榮：**對於中美關係，拜登政府的總思路就是中美競爭，而且要激烈競爭，美國國內也要加強實力——他現在承認美國在基建、一些新行業領域實力不如中國——同時動用全部的盟友力量來對付中國。但是，他又害怕真的衝突，因為沒有百分百的勝算，即使勝了，美國也是傷痕累累。所以拜登政府多次主動提出要和中國談。也有不少報道提到，拜登很久前就想和習主席見面，年初就有這提議，只不過我們這邊一直沒回應，現在G20，兩人終於有機會見面了。

這次他應該是抱着兩個目標來的，一個是希望中美不要衝突，再就是他也有幾個需求需要中國的幫忙。首先，希望中國在俄烏衝突上不要明確選邊站，因為中國要是真下場全面支持俄羅斯，這麼大的力量是可以把整個現有局面顛覆的；其次是朝核問題，現在半島局勢挺緊張的，他希望中國能幫點忙；再次是經濟，雖然美國最新的通脹數據7.7%比預期的好，但實際上危險並沒有過去，他也着急；最後就是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公共衞生等全球問題。

但是，儘管拜登有這些現實需求，美國的整體思路依舊沒有變，還是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而且還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對待，於是就出現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情況，即一方面積極尋求中美對話、有求於中國，另一方面一些基本做法又沒有改，其中就包括美國公開講了，在兩國元首會晤之後，還要向台灣通報。他們還是沒有放棄台灣這張牌，這會是以後的巨大隱患。

儘管如此，因為中方釋放出的信號再明確不過了，所以這一次他們也知道中國對台灣問題的重視無與倫比，也因此我看拜登給的“口惠”也比以前多了一點，從原來的“四不一無意”改成“五不四無意”，增加了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無意尋求同中國“脱鈎”，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

觀察者網：目前來看，競爭難以避開，但又要避免滑向衝突，雙方如何把握這個度？

金燦榮：這次元首會晤為中美關係發展指明方向，雙方在會談中的表態和承諾算是畫出框架，至於進程的推動，有賴於一系列不同領域、不同層級的對話。比如兩國在外交安全、經貿財金、氣候變化團隊等領域都有對話渠道和機制平台，一些過去暫停了的工作組也重新啓動了，一些人文交流也在慢慢恢復。

觀察者網：拜登也説了要闡明其所知道的“美國關鍵利益”，不過官方通報和媒體報道中對這點筆墨甚少，您剛聊到他的四大現實需求應該也算不上美國的“關鍵”利益……

金燦榮：美國的關鍵利益，就是維護它的世界領導地位。

今天的美國跟1945年二戰結束後的美國，真的是不一樣的美國。那時候的美國真是力量巔峯，靠自己的力量打出江湖地位：製造業產值快佔到全世界的一半；軍事上相當能打，二戰時是唯一兩洋作戰的國家，貢獻也大，被叫做“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向蘇聯、英國、中國提供了不少援助。談及美國當時的強大實力，一般我們會用這些數字：從日本發動珍珠港偷襲到日本投降這三年半的時間裏，美國竟然造了29萬架作戰飛機、100多條航母，以及2000多艘驅逐艦、護衞艦。

那時候的美國綜合國力強大，憑自己的力量取得世界領導的地位。而今天的美國早已不復當年，產業空心化，製造業產值不及中國的一半。今天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全靠維繫舊有體系所決定，體系崩了，它的地位就沒了。形象説來，它不是007主角，正值壯年，孤膽英雄，英俊瀟灑，動作靈敏，反應特快，智慧過人；今天它就是一老頭，身體功能已經不行了，但手上的權力仍特別大。

對於今天的美國來説，核心的核心，就是維持其世界領導地位。而這次會談，我覺得拜登應該是挺滿意的，因為習主席非常明確地講了“兩不一無意”，即“中國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給了他想要的承諾。

美國國內現在有一派人總覺得中國老謀深算，比美國人狡猾。代表人物就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寫了本《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説中國從孫中山開始，孫中山、蔣介石、毛主席、鄧小平都在騙美國，拼命發展，卻天天跟美國説“我不行”，實際上就是要取代美國。明明是大象，卻硬要裝小兔子，他覺得這是一種戰略欺騙。也因此，這幫陰謀論者甚至有點討厭我們國內的公知，這些公知天天真誠地跟美國講“中國不行”，結果最後變成“你忽悠我，把我給騙了”。

這一次習主席就很認真地跟拜登講，我們沒有這些玩意兒，我們的戰略意圖很清楚，就想着好好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通稿裏的話説，就是“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政策公開透明，戰略意圖光明磊落，保持高度連續性和穩定性”。

觀察者網：先前的討論也點到美國中期選舉結果，現在拜登成了“跛腳總統”，您認為這可能會如何影響他接下來的對華政策？不少評論都在説，反華已成為兩黨的最大共識。

**金燦榮：**這次中期選舉，民主黨的表現還不錯，共和黨也沒有想象的那麼好，兩黨各執一院，最後的結果就是兩黨惡鬥形勢將更嚴峻，拜登實際上受到的制約會更大。

共和黨的凱文·麥肯錫跟參議院以前的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不太一樣，麥康奈爾這人比較温和，不那麼鋒芒畢露，而麥肯錫非常強硬，是共和黨裏的男版佩洛西。

拜登對參議院的控制要更好些，50比50，靠副總統哈里斯的關鍵一票掌握多數，但也有個問題，有個叫曼欽（Joe Manchin）的民主黨參議員常和共和黨站一塊兒，這樣一來就會讓拜登很難受。

至於對對華政策的影響，我們得做好更多的準備。

我個人的感覺是，拜登本人確實重視對華關係，屬於美國決策圈裏相對理性的力量，但問題在於他掌控政治格局的能力非常差，在中期選舉以後受到的限制會更大。

此外，拜登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的幾個主要外交幕僚都有問題，布林肯和沙利文相對年輕，現在比較狂，鼓吹同時遏制中國、俄羅斯兩個大國。從國際政治常識來講，不應該跟中俄同時對抗競爭，這是很犯忌諱的，太難了。你看老派的現實主義者基辛格就因此急得不得了，近來在好幾個地方發言説不能這麼搞，但那些人不理這老頭。

布林肯和沙利文（資料圖/美媒）

對美國政治的掌控力差，再加上班子有問題，這兩個因素就容易導致拜登的承諾變得更不可靠，對此我們要做好準備。

觀察者網：記得您在八月份的一次公開講座中曾預判，“未來二十年中美關係都是競爭為主，但未來五年會最難，特別難，這五年挺過去後就會好一點”。為什麼是“最難”，能否再詳細説説？

**金燦榮：**我判斷中美關係未來五年最難，邏輯主要基於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未來五年是中國趕超美國的五年，而在趕超過程中，美國的反應一定是最激烈的。

對於沒有可能趕超自己的國家，比如你看不少資本都在吹印度，但美國內心根本不緊張。因為印度的根本問題就是社會結構是前現代結構。資本是外來的，技術是外來的，這沒問題，好比從西方、中國或俄羅斯買的樹栽在印度都可以活，但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需要不同的社會生態，而印度缺乏應有的生態，難以自主產生工業化，這是印度真正的問題。因此我老説，印度要想自主工業化，它需要一場極其偉大但可能代價極其昂貴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也需要一個毛澤東；然而，印度永遠不可能有毛澤東，這是印度真正的挑戰。

美國深知這一點，對於沒潛力趕超它的，它就不緊張；如果真讓你超過它了，那也就算了；就是在追趕、即將超過的時候，它最為緊張。而未來五年是中國追趕美國的關鍵五年，如果中國在這五年做得好，GDP應該就能趕上美國，芯片、高端材料、工業檢測設備等當下的薄弱項基本上也都能突破——按過去的經驗，只要我們重視，再加上舉國體制，就一定會有突破。

第二個理由，未來五年，台灣問題將是最尖鋭的，最容易出事。

第三個理由，現在美國國內政治繼續分裂，而按照美國的毛病，這矛盾一定是外移的。中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就是我們一有事就先自己檢討，思考自己哪裏做得不好，而他們有事就怪外面。

現在看來，特朗普兩年後重新回來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當下共和黨主流是排斥他的。當然，不排除他會以第三黨的身份出來搗亂，屆時共和黨就會輸掉選舉，再或跟他尋求某種妥協，比如勸他退出，許他“若被民進黨清算，共和黨保護你”之類的保障。

妥協之後，很可能就是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出來。現在美國有一部分人已在提醒，德桑蒂斯的基本政策主張其實跟特朗普是一樣的，只不過他是特朗普2.0版，更年輕、更狡猾、更圓潤，實際上對美國政策的衝擊會更大。

我對未來五年中美關係的判斷主要就是基於這三個原因。而二十大報告從國內國際多方面考慮，也提到未來五年是非常關鍵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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