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中國對待發展的態度，和西方很不一樣
觀察者網：“全球發展倡議”是中國提出的一項新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G20峯會上又重申了這一倡議。但我們也能感受到，全球發展正面臨諸多挑戰：新冠、經濟困境、歐美大國的阻撓等等。在您看來，目前推動全球發展的障礙主要有哪些？在多邊主義和全球化倒退的全球氛圍下，如何形成全球發展共識？
**白鋼：**現在來講，造成全球合作或者説有意義的全球化退潮的一個重大障礙，在於過去幾十年推動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形成了一系列事實上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規則。這一系列的規則是在它們當時還較有力量的時候制定的，儘管本質上是服從於它們的利益，但畢竟還要體現一定的互惠性原則，或者説還要體現它作為這個體系的主導者所必須承擔的特定責任。
現在的問題是，哪怕這些規則當時是為了體現他們的利益結構和特定訴求所制定的，但是在它們現在的實力已經不足以作為世界體系主導者的情況下，他們連這些規則也不願意遵守，也不願意再發揮作為舊的世界體系主導者的引領作用，而且對舊體系的態度也在漸漸轉化，變成儘可能地利用各種規則，榨取這個體系的剩餘價值。而且因為這些規則曾經是由它們制定的，因而它們在整個體系當中佔有一個較為有利的地位，來儘可能多地榨取這個體系的價值，變成了一種勒索。
也是説，它已經不想為舊的體系來承擔更多的責任了，但是還想利用自己在這個體系當中的特殊地位來壓榨這個體系的其他成員，滿足自己特定的利益需要，這也是當前全球化沒有辦法以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態度推進的最核心原因。
在舊全球化中，利益分配確實更傾向於在原有體系中佔據較高地位的歐美國家，發展中國家事實上處於一個被壓抑的狀態。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的話，這種被壓抑狀態也意味着他們擁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不能真正有效激發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內在活力，以及使他們能夠儘快享受到包括信息化在內的現代工業化成果的話，那麼事實上想要全球經濟更好地循環也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自己，成為一個對未來世界具有異乎尋常重要意義的時代主題。
由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承建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來源：新華社
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第一，需要有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能夠發揮更多的建設性作用。
第二，需要世界各國，特別是在原有體系中相對比較邊緣化的亞非拉國家，能夠在精神上擺脱對舊世界體系的依賴，能夠去想象和認知一個不再由西方主導的新的世界體系以及新的全球化。
如果我們的思維想象仍然被舊的那一套模式所束縛的話，確實會覺得基本進入到了一個無解的死循環，現在需要破解這樣的一個循環，建設一種更好的、更公平的、更有利於各方參與的新體系。
觀察者網：提到發展，人的發展是第一位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第一個目標就是“消除貧困”。2020年底我們如期全面完成脱貧攻堅任務，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提前10年實現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在您看來，“全面脱貧”這件事情的意義有哪些？中國舉全國之力推動脱貧事業，背後藴藏着怎樣的發展理念？****
**白鋼：**中國全面脱貧這件事情，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超大規模實體宣佈全面擺脱貧困狀態，可以真正稱得上是一個新時代的人類奇蹟和壯舉。
放到全球範圍來看，這件事情的最大意義在於對舊有世界體系規則的摧毀。在舊的世界體系中，會強調或者説給人提供一種想象，認為這個世界存在着兩類羣體，一類羣體是可以居於高位、佔據着有利地位的壓迫者，可以去剝奪獲取被壓迫者的剩餘價值。另外一類羣體是所謂的被壓迫羣體，他們只能接受處於高位的羣體施加的種種不公。這種認知不僅存在於世界體系中，也存在於一個國家內部。
河南省新縣地處大別山腹地，近年來該縣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打贏脱貧攻堅戰的重中之重。來源：新華社
中國全面脱貧這個事實説明，首先在一個國家內部是可以實現的。尤其是考慮到中國這樣超大的人口體量和複雜國情，如果中國能夠實現脱貧，那麼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有可能的。中國的實踐事實上為世界提供了這種新的認知和想象的基礎。
觀察者網：有關脱貧問題，我想起了中外學者的研究對比，一個是2019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的《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脱不了貧窮》，一個是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的《貧困的終結：中國扶貧過程的縮影》。讀《貧窮的本質》我的感覺是“窮人真的天生是窮人”，讀《貧困的終結》我的感覺是“原來他們可以不是窮人”。我們知道有許多西方國家、NGO組織都在發展中國家幫助解決貧困問題，為什麼成效甚微？這兩本書帶來的不同感受是不是可以反映中西方在發展理念上的一些差別？
**白鋼：**用這兩部著作進行比較，確實可以反映對待貧窮以及扶貧問題的兩種不同思路。
西方式扶貧道路，大致可以概括為是富裕者滿足自己特定的心理感受，來顯示自己道義優越感的一種施捨式道路。雖然他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但不管投入多少，都很難達到實質性效果。因為自古以來沒有聽説過靠任何施捨行為改變貧窮狀況的。
這些施捨者具有特定的道德優勢，不斷感嘆窮人是因為他們自己在德行上的缺失而造成的，為自己有能力去救助他們而感到欣慰和內心滿足，事實上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特定的幻想，也就是我們經常説的“聖母心”。而被救助者也獲得了一種幻象，認為可以靠這樣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命運。
更有甚至，一些西方NGO打着幫扶第三世界的旗號，事實上是在推行它特定的價值觀，延伸它特定的全球利益，那其實和扶貧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而中國式脱貧，是依託於一個超級組織，組織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激發起被救助羣體自身的意識和覺悟，讓他們融入到可以不斷自我提升的經濟活動中，來擺脱貧窮的命運。真正的力量來自於把羣眾組織起來，讓原先處於相對比較分散狀態的弱勢羣體，進入到一種新的、更有效的組織關係和組織形態中來，結成一個新的、更有力的組織去協調資源，從而讓這個羣體變得更有行動力，更有決斷力。我覺得這也是中國式扶貧道路所真正應該挖掘的帶有文明論意義的元素。
觀察者網：踐行中國可持續發展觀，還有一個里程碑事件是提出30·60碳中和目標。其實對於還處於發展階段的中國來説，這個目標的壓力還是蠻大的，這個承諾將對我們的發展理念、發展道路帶來怎樣的影響？中國積極加入全球環境治理體系，這對我們的全球話語能力將帶來哪些影響？
**白鋼：**這個目標本身，對中國來説是有巨大壓力的，但從中國內在發展來講，也是一次發展機遇。比如説，以碳中和為標誌，踐行可持續發展觀，尋找新的經濟發展動力，相應的行業和企業也會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如果不能適應這種新的形勢發展，行業和企業本身也會陷入困難中。在這個過程中，真正需要權衡的是如何把握特定的尺度，使得積極力量的上升，抵消負面效應的存在。
2020年8月17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塔拉灘光伏電站（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張龍 攝
長期以來，碳達峯、碳中和，包括氣候減排目標的制定，都是由歐美國家主導的，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作為一種作秀或者表態，是想借環保之名進一步拓展他們自己的全球影響力。當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在現實中認真履行承諾並取得重大進展時，他們才發現原來要履行曾經做過的承諾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所以在歐美國家之間、甚至國家內部帶來了很大的分歧，因而在這一點上，氣候環保問題不僅僅只是一個特定的經濟問題，甚至也不僅僅只是一個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涉及參與各方內部利益博弈的問題。
觀察者網：在發展問題上，中西方還有個長期交鋒的點就是“人權”。近年來，西方在新疆、西藏問題時不斷拿“人權”做文章，把西方的人權理念來硬套在中國頭上。西方對中國人權觀念存在哪些誤解？中西方對人權和實現人權方式的看法有哪些不同？
**白鋼：**中西方在有關人權問題的討論上，原來辯論的焦點通常集中於“權利”這個問題，比如中國會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第一位的，西方會認為自由選擇權是最重要的權利，但我這裏想把焦點放在第一個字——“人”——上面。中西方對人權的不同認知，很可能不只是對權利的認知不一樣，主要還是對人的界定不太一樣。
對人的認知有兩個維度，一種是把人視為慾望動物，另一種認為人可以超越慾望動物，可以有更高的追求。孟子曾經説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慾望動物本身就是一種特定的禽獸，無非就是帶有一些理性考量、能算計的慾望動物。所以中國古代的先賢就提出，除了慾望動物的維度外，人還需要什麼？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在強調“人”這個維度的時候，會更多去問他和慾望動物有什麼差別？比如人是可以組織起來的，可以為一個共同的事業理想去奮鬥，可以構建一個共同體，遵循特定的價值道德倫常去約束自己慾望動物的這一面。
我們剛才講西方更強調自由選擇權，因為它直接對應於慾望動物趨利避害的本能式選擇。如果堅持慾望動物維度是第一的，這種對慾望的滿足又事實上呈現為資本邏輯的無限擴張，然後資本又會不斷刺激人的特定慾望，因為它不但可以滿足人的一般性慾望，還可以用特定的手段去刺激製造新的慾望。
因此，我們應該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和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本質上是因為對於人的理解和認知是不同的，直接決定了對於基本人權的排序不同。
觀察者網：對人權的態度，在這次新冠疫情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中國一直致力於全球合作抗疫，西方則是所謂的“躺平式”抗疫，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為全球合作設置障礙。
**白鋼：**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效控制住疫情，而西方儘管一直吹噓有着最先進的醫療制度和醫療手段，面對新冠疫情卻無能為力，一個核心的原因就是由無數慾望動物構成的羣體，沒有辦法應對類似新冠這樣的問題，必須要被組織起來發揮超越慾望動物之外的主觀能動性，形成一整套的有效應對機制，才可能有效遏制這樣大規模的傳染病。
新冠的例子證明了，適當地對人的慾望動物維度的抑制，從保全生命財產這個角度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它恰恰保證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供應鏈體系，還基本能夠發揮作用，而其他國家本來是希望能夠保經濟，但事實上也保不住。
西方不能壟斷人權敍事。來源：環球時報英文版
所以説，無論是以色列還是新加坡，他們一旦被疫情打穿之後，這樣的小國所發生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上，大家一定會覺得他們的感染數和死亡人數驚為天人，對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高度重視的國家來説，這樣的感染和傷亡數量是不可承受的。
在國內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到現在為止對於西方還抱有某種仰視心理的人，經常會犯一些邏輯上不統一的問題，因為他們始終認為西方是具有人權優勢的，這也體現了西方優越性。
然而在新冠爆發之後，整個西方開始呈現癱瘓式的狀態，然後突然開始吹西方具有低人權優勢，邏輯上是不通的。西方到底是有較高人權的地方還是一個以低人權作為其根本特徵的地方呢？我希望以後他們能夠為此做一個有效的澄清，因為他們是各取所需，用高人權優勢或者是低人權優勢來突出西方所擁有的優勢，並且作為一個特定的標籤。
西方面對新冠的糟糕應對是超出我的想象的，要知道我一直對西方評價很低，我曾在新冠2020年3月左右就做過一個判斷，我覺得美國大概是超過3000萬的感染數。然後我發現，美國的實際統計感染數量已經遠遠超出我的預期，更何況實際的感染數。如果按照美國眾多學者預計，實際感染數很有可能是統計出來數字的好幾倍。
在這一點上，我想提醒的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過度沉浸在西方自己所表達的實力、並當做其真實實力的幻覺當中。這種特定的幻覺不但欺騙了許多中國人，實際上也欺騙了西方進行政策制定的羣體。西方也誤以為自己有能力，而事實上，西方全然不具備。
觀察者網：西方自私自利的表現，其實也阻撓了全球合作抗疫的前景。
**白鋼：**從長遠來説，這種現象説明確實人類需要去構建一種更有效、更合理、更公平的國際合作和國際協調的組織形態，因為西方的快速衰落，舊國際組織模式的市場效力以及有效性都在急劇下降。
從現實來講，中國要號召、應對和推進全球的有效協同，另一方面要做好準備，因為在未來是以中國為主、並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這也是對於國民以及世界真正負責任的態度。
觀察者網：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一直致力於推動“南南合作”，但在西方的描述中，中國對非洲、南亞、拉美等國家的援助，往往被解讀為“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往往受西方強大的話語宣傳能力的影響，這種觀點甚至在被援助國都有一些市場。西方抹黑中國，背後的真實目的是什麼？對此，我們在對外援助、共商發展的過程中，該如何向援助國解釋中國的發展理念？
**白鋼：**事實上，非洲只是一個例子，包括在拉美、亞洲的其他地區，無論中國在哪援助，西方都會給中國貼上新殖民主義的標籤，就是為了試圖阻撓中國跟當地更緊密的經濟合作。
因為西方長期以來把非洲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視作自己特定的勢力範圍，儘管西方的勢力不復從前，舊殖民體系已崩潰多年，現如今實力總體下降，無法達到之前在亞非拉國家的影響力，但西方仍然在心理上將其視作自己的勢力範圍。當他們發現中國崛起的態勢，並且還影響了眾多亞非拉國家，他們就會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去污衊、重傷、詆譭。就西方的行為來説，這是有特定邏輯的，説明西方還處在舊世界的認知和想象當中，還沒有辦法從中擺脱出來。
非洲殖民地獨立之路。來源：Global Village Space
事實上，西方在污衊中國的同時，也會讓他們想起當年自己崛起的時候，就是這樣去對待非洲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所以西方下意識認為中國的崛起不會和他們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但是，事實完全背道而馳，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我們的對外政策從來不是以掠奪佔有作為根本目標。
其次，西方即便在鼎盛時期，也沒有能夠形成一個類似與中國一樣強大的生產能力。西方對於非洲的態度，其實就是想把非洲作為廉價原材料供應地，然後利用特定的工業剪刀差獲取超額利潤。西方世界在16世紀到18世紀長達200年的大西洋三角貿易的原始積累，也是通過將西非黑人賣到美洲，然後再將金錢、原材料提供給歐洲本土，這就是三角貿易循環。迄今為止，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三角貿易循環直接造成了非洲幾億人的死亡。
西方沒有任何資格在中國面前提道義和正當性，一個個犯下如此嚴重人道主義罪行的國家，不僅不反思歷史上犯下的重大罪行，反而還佔據人權優勢，這是一種極為無恥的行為。
中國超強的生產能力決定了我們對非洲的態度，中國不會把非洲看作為單純的原材料供應方。和西方恰恰相反，中國需要讓包括非洲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進入更高的現代化程度，這樣他們才有可能成為中國各類商品的有效消費者。哪怕從產業互補角度而言，中國也許會比西方更真心的去幫助包括非洲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
要知道，來自中國的生產力可以供應全世界90%的商品，如果沒有一個有強大、合適的羣體來進行消化的話，那生產能力會變成某種負擔。中國整體產業升級的需要，是讓更多的人能夠享受現代化產品所帶來的生活改變，在這一點上中國應該要理直氣壯地反駁任何把中國跟新殖民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宣傳，特別在大部分對外投資是由國有企業主導的情況下。
從理想層面來説，中國在世界產業鏈當中的特殊地位、超強的生產能力，都決定了我們會選擇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對待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
2021年10月8日，中國專家組成員在布基納法索中西大區水稻示範區指導機械化水稻收割作業。新華社發（中國農業組供圖）
觀察者網：中國能夠取得這樣的發展成果，和制度優勢有很大的關係，比如穩定的政治環境下我們能持續推進五年規劃、集中力量好辦事的體制、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但我們的制度又帶有一定的獨特性。我們在推動全球發展的同時，如何繼續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同時能夠得到外界的承認和理解？
**白鋼：**我認為論語中有一句很好的話，可以形容中國自我發展、外界交往的特定原則——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處理跟外界關係最主要的一點不在於説服對方，而在於更好地發展自己，讓自己呈現出一個更好、更合理、更具有吸引力的形態，也就是通過順其自然的自我發展後，讓外界產生幸福感。
總體來説，中國的國家能力遠遠強於中國的表達。這和中國傳統有着密切的關聯，就像《論語：里仁篇》所説：“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少説話多做事是中國一個大傳統。這看上去是件好事，但是當對外宣傳非常迫切的時候，中國這個不擅長自我表達的國家，怎麼能讓外界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呢？
第一，宣傳的重點不應放在擁有很強話語權的精英，而要把宣傳的重點放在亞非拉國家，要更多的去團結羣眾，而不是去爭取精英階級。
第二，對西方國家進行宣傳的時候，要更多關注西方年輕人和社會中下層，特別是社會底層，羣眾路線要貫徹到底，哪怕這個國家是用精英階級來宣傳，也不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精英上，要下沉去關注社會底層。西方對中國的扶貧成績一無所知，如果西方有任何國家實現了類似於中國這樣全面扶貧的成就，那他們肯定會把自己吹成“人間天國”。
第三，西方在話語權上占主導地位，很多人開始懷疑會不會造成中國輿論的長期被動？我可以肯定的説，完全不會。也就是剛剛提到的，對於西方的宣傳重點需要面對社會中下層和年輕人，我們要相信年輕一代會有新的思維，會產生特定的感召力，我們需要等待年輕一代人成長起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更好的發展、更好的展現自己，同時也需要時間讓西方的年輕人擁有真正理性思維能力、基本的現實感，願意承認現實、開闊而不僵化的思路。我估計這個過程還需要10~20年的時間，其實不長。當中國足夠強大的時候，而西方恰恰在歷史上又有一個特定的傳統，就是對認可的強者進行正當化，就像波利比烏斯對羅馬的態度變化，西方是尊重強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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