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中美互動規則出現關鍵性變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一
今年的G20巴厘島峯會備受矚目,其中最值得關注的,無疑是中美元首會晤及其政策動向。
中國剛剛完成二十大全部議程,中國的民族復興與全球治理進程進入了新階段,也是衝刺攻關的最艱難階段。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是中國一切文明基礎要素和現代化發展要素的整合體系。這裏不再是“中國特色”的節制性話語,而是“中國式”的完備性話語,對現代化的理解與追求,中國日益站到了與西方平齊的歷史方位上,華山論劍,一較短長。
但對於習慣了西方式現代化及其霸權紅利的西方體系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前景似乎並非可以輕易接受的事實,而是要竭力阻止的對象。阻止甚至阻斷中國的民族復興進程,被西方冷戰鷹派理解為西方霸權保衞戰的最關鍵一戰。在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俄羅斯只是地緣麻煩製造者,而中國才是世界體系與制度的對稱挑戰者。
在這一背景下,中美元首再次會晤的世界政治意義無論如何評估都不為過,但如果認為一次會晤就能夠解決中美關係鬥爭升級的結構性難題,則難免陷入政治幼稚病和歷史機會主義的泥潭。

當地時間11月14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圖/新華社)
比較而言,G7不再能夠代表全球經濟體實質分量與規則制定權,G7的很多峯會、聲明或決議開始變得作秀過多和情緒宣泄而喪失全球治理的實質性意義,他們的任何決定若得不到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的支持就等同於內部自律文件,自娛自樂而已。G20是一個擴容後的更具代表性與全球治理能力的平台,是真正接近多邊主義機制和功能的大外交框架。
作為霸主,美國習慣於給中國劃線,習慣於從實力地位出發的支配性政治,但此次巴厘島元首會晤,中國是給美國劃線的。同為劃線,美國劃的是霸權利益線,中國劃的是主權利益線,美國要得到的是超額和非分的利益,中國要取回的是平等和應得的利益,二者的正義性與道德內涵差異極大。
這表明,中美關係已然發生互動規則的關鍵性變化,美國霸權在中美關係範疇加速失效。劃線能力反映的不僅僅是主權實力,還包括全球治理能力。
二
台灣問題是中美地緣政治與世界體系衝突的第一議題。“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這是習近平主席在會晤拜登時的超重磅定調與劃線,也是“平視外交”與新型大國關係外交的規範性進展,表明:
其一,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戰略護欄直接相關,在台灣問題上突破底線就是挑戰和破壞中美戰略護欄,就是要導致中美關係大倒退;
其二,台灣問題是中國自我界定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必須以舉國之力加以維護的根本底線,其他利益是需要為此而讓步的;
其三,台灣問題是“政治基礎中的基礎”,破壞這一基礎要素是需要付出嚴重代價的。
這一劃線外交近年來成為中美關係互動的新範式,有助於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在對美互動與鬥爭中的清晰化,而清晰化的意願和能力反映了中國所理解和追求的中美關係甚至國際關係的價值基礎與正確框架。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也是中美地緣政治甚至遠東國際法秩序複雜衝突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台灣問題存在“大兩岸”(中美)和“小兩岸”(大陸和台灣)的基本互動結構。中國和美國均在涉台問題上發展出了一種基於自身利益的差異化策略與底線敍事。
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是美國版本的,其邏輯支架為:
其一,以所謂《台灣關係法》作為美國涉台政策基本法,整合美國國內差異利益和立場,併為干預台灣事務留下開闊空間;
其二,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作為中美建交基礎,維護中美關係基本盤及美國在華政治經濟利益;
其三,以對台六項保證維持對台灣的所謂政治承諾和安全保障義務。
從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一箇中國”政策服從於中美關係波動的大週期與關鍵時間節點,總體呈現出逐步下行和日益空心化的趨勢,引發中美涉台越來越激烈的地緣政治鬥爭和法律鬥爭。
中國在國際法、憲法層面牢固確立了“一箇中國”原則及兩岸統一目標,中共二十大對此予以明確,並以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作為實現兩岸完全統一的總括性框架。
國際法上,中國堅定維護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對這一國際法底線的挑戰與破壞,並在雙邊及多邊範疇不斷鞏固“一箇中國”的國際法理共識與話語權。在憲法上,中國憲法規定了完成祖國統一的神聖義務(序言)及設定了特別行政區條款(第31條),並在《反分裂國家法》中規定了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的國家統一雙軌制。
總體方略是新時代對台工作總框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和平方式,是這一框架內的優選方案,但不是唯一方案,而非和平方式是底線方案,同樣是總體方略包含及支持的理性選項。在與拜登的會談上,習近平主席的劃底線,其基本邏輯來源於上述非和平方式條款,即一旦出現底線被突破的情形,中國將採取一切措施維護“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加速突破並結構性完成兩岸完全統一。《反分裂國家法》第8、9條就是為此前途和路徑而專設的條款,從主權法理和法律依據上支持中國採取維護主權利益底線的一切合法行動。
三
除了劃定底線,習近平主席在元首會晤中還提出了中美涉台互動的具體規則和要素:
其一,台灣問題的內政屬性和主權屬性,即台灣問題原則上是中國內部問題,中國有權以自己的獨立方式解決,外部勢力包括美國無權干預,這是從主權法理層面進行的應然論證,是對一切外部干預法理及行為的規範性否定,而主權問題不容談判、不容質疑是中國解決港澳台問題的共同立場;
其二,中國人民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正當權利主體,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正當政治代表,黨領導人民完成國家統一是正當的民族權利行使,任何分裂勢力都是在與中國的民族大義為敵,是中國憲法秩序的公敵;
其三,“台獨”與台海和平穩定不相容,是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與麻煩製造者,中美在歷史上曾共同約束過“台獨”勢力,但美國逐步出現對“台獨”勢力的縱容,導致現狀被“台獨”勢力改變,衝突強度升高,變相導致中美涉台對抗的激化,這是在呼籲美國繼續承擔約束“台獨”的責任,併為中國採取懲罰和制裁“台獨”的一切法律行動提供合法性;
其四,美方“一箇中國”政策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立場應予以再保證,需要落實政治誠信,需要知行合一,不能雙重標準,出爾反爾。
這些具體規則和要素的澄清甚至對美方執行責任的譴責和要求,表明中國對美國在“一箇中國”立場上嚴重後退及無效承諾行為的嚴正關切和督促取向。中國呼籲美國在涉台問題上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是對美國國家人格的研判、質疑和期待。
對習近平主席的關切和要求,拜登總統進行了至少是措辭和外交邏輯上的積極回應與肯定。拜登的回應要點包括:
其一,美國尊重中國體制和中國道路,不尋求以“新冷戰”方式顛覆中國,這至少是表面上釋放了與中國的緩和信號,也是對二十大報告有關立場和路線的積極理解;
其二,美國盟友體系與集團政治不針對中國,即不搞拉幫結派遏制中國;
其三,在涉台問題上表明“三不”立場,即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支持與中國衝突;
其四,在雙邊關係與世界體系中不尋求與中國“脱鈎”及經濟制裁。
拜登的這些要點足夠“口惠”,但很難做到“實至”。美國現行國家安全戰略及對華(包括涉台)一系列長臂管轄的立法和執法行為,並不支持拜登的上述立場。

拜登多次強調要與中國建立戰略護欄以避免對抗極端化,要與中國展開基於規則的激烈競爭。拜登政府迴避使用美國冷戰鷹派的赤裸裸挑戰性話語,但實際行動卻與冷戰鷹派相差無幾。這表明:
一方面,拜登政府陷入國內黨爭、選舉壓力及反華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在外交政策上並非佔據絕對主導權,造成諸多的無效承諾和無法執行的困境;
另一方面,拜登路線根植的民主黨全球主義從價值基礎和制度邏輯上均支持對中國的“新冷戰”圍堵,導致策略性承諾無法轉化為內在邏輯融貫的雙邊及多邊互動實踐。
所謂“戰略護欄”,恐怕難以轉化為現實機制和約束力框架。美國對華緩和,並非對華友好,而是深陷烏克蘭戰爭泥潭及全球治理困境、國內多重矛盾而實力持續下降,對華合作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擴展,不得不相應變策。
四
美國國內中期選舉結果導致民主黨失去眾議院控制權(新任議長麥卡錫可能再次竄台並進一步激化中美涉台衝突),美國2023年將進入有關總統大選的激烈競爭期,烏克蘭戰爭持久化帶來北約體系內部裂痕和怨恨並損害美國領導力,佩洛西竄台實質帶來了中國大陸對台控制權的結構性突破,中國關鍵技術領域突破與二十大政治路線的堅韌化導致美國改變中國體制與道路的基本戰略完全失敗,美國在雙邊與多邊層面均對中國角色和力量產生合作需求——這些正在呈現的變化與變量影響,從更宏觀的中美關係大局和世界體系演變範疇證明了中美互動法則正朝向修正霸權規則、創新平等規則及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方向發生確定性變革。
巴厘島會晤,中國更加自信及富有正義感,美國更加孤立及進一步認清實力演變和發展趨勢。拜登政府內部存在理性務實力量,但也承受着冷戰鷹派的強大施壓和制衡。上述帶有戰略緩和取向與修復戰略護欄機制的積極信號,是否真的能夠建立中美關係的韌性戰略護欄,仍然是值得懷疑的前景。
拜登政府履新以來,兩國元首有過多次類似會晤和立場交換,但實際執行效果大打折扣。此次會晤,到底是中美關係結構性緩和與和解的轉折點,還是又一次象徵性大於實質性的例行外交互動,我們還需要審慎觀察。
在兩國元首會晤中,習近平主席特別提出了美國政治誠信與執行力的問題,不是偶然。但在中美關係大氣候、美國霸權習慣以及世界體系衝突情形下,要美國做負責任大國及真正基於平等多元外交立場管控涉颱風險危機,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對中國而言,兩岸完全統一不能單純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更不可能寄希望於美國人民,而必須寄希望於兩岸中國人整體,如習近平主席所言,“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我們亮明底線,就是開展正義鬥爭的信號,而底線與信號清晰,就是管控極端風險與危機的理性選擇。
現在的選擇壓力傳遞給了美國一邊,它到底是負責任地相向而行,還是一味追求冷戰遏制路線,甚至極端冒險地推進台灣的“烏克蘭化”,都還是無法看清的前景,也是中美關係未來結構性風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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