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阿里安: “我們砸萬億搞足球，關心的頭等事絕非賽場勝負”
【文/阿卜杜拉·阿里安，譯/慧諾】
足球正在塑造中東地區地國家身份和區域地緣政治，而海灣國家對歐洲俱樂部的鉅額投資也是其軟實力戰略的關鍵。
今年夏天，世界足壇的頭條新聞是法國天才年輕球員姆巴佩（Kylian Mbappe）決定與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PSG）簽訂為期三年的續約合同，而代價則是他一生的夢想，既轉會到西班牙豪門皇家馬德里俱樂部。由國家資助的卡塔爾體育投資公司（Qatar Sports Investments，QSI）是PSG的控股股東（譯者注：2011年6月30日，卡塔爾財團正式收購了PSG俱樂部70%的股份），讓23歲的姆巴佩成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足球運動員。據説，此次續約的獎金高達1.25億美元，這在過去球隊留住運動員的歷史上，也是聞所未聞的費用。
今年5月下旬，還發生了一起報道較少的事件：阿根廷國家足球隊取消了原定和以色列的友誼賽，以回應巴勒斯坦Al-Khader足球俱樂部要求阿根廷退出比賽的呼籲。在今年4月，以色列佔領軍槍殺了該俱樂部19歲的球員Mohammad Ali Ghoneim。
在西亞北非的其他區域，也有不少足球相關的政治事件。埃及國家足球隊發現，自己處於一個重大區域危機的中心。在2023年的非洲國家杯預選賽中，埃及國家足球隊以2-0的比分慘敗給埃塞俄比亞。此後，球迷和政客羣情激憤，並將球隊的球場表現與兩國關於“埃塞俄比亞大復興水壩”建設的爭端聯繫起來（埃及人認為，該水壩威脅到了該國獲得尼羅河水的生存資源）。
在其他新聞中，前皇馬和西班牙的主力後衞米歇爾·薩爾加多（Michel Salgado）的17歲兒子米格爾（Miguel）最近被阿聯酋的U20國家隊徵召。老薩爾加多十年前退役後，就一直在阿聯酋足壇工作。
這些故事展示了同一主題：足球在中東地區有着無處不在的地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區，中東也在影響其足球有關的方方面面。在中東大部分地區，足球長期以來就一直是最受歡迎的運動：它吸引了數百萬人的想象力，傳遞着這裏人民的願望，並在這個過程中鼓舞了眾多的球迷。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首場比賽中，東道主卡塔爾迎戰厄瓜多爾，最終0:2敗於厄瓜多爾。圖為卡塔爾球迷賽前為球隊加油（圖源：Middle East Eye）
足球視角下中東的多元角逐
足球不僅僅是一項運動或比賽，它已經成為了撬動政治和經濟的重要支點，也是那些挑戰當前統治秩序的人手中的槓桿。
2010年，國際足聯將2022年世界盃的主辦權授予卡塔爾，這震驚了全世界的球迷。伺候，記者、學者、社會活動人士、政治領袖和全世界的足球愛好者都爭先恐後地對這一決定進行解讀，權衡一個讓阿拉伯小國成為“地球上最受歡迎賽事”主場的意義。
勞工權利、軟實力政治和金元足球等問題籠罩着此次世界盃的相關討論，但同時，其他人也通過足球的視角，開始更廣泛地關注到了這個地區。也正是本着這種精神，我們與12位學者一起討論：足球如何成為了該地區一系列爭端互相角逐的“競技場”，並出版了一本新書。
首先必須聲明的是，中東的足球遺產遠早於其申辦世界盃，抑或是中東國家在歐洲轉會市場上利用其無與倫比石油財富的時候。事實上，在一個多世紀前歐洲殖民官員就將足球引入了該地區，作為殖民工作中培養“順從之人”的一部分。
但反過來説，中東精英也認為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是文化和文明進步的標誌，並將體育融入民族主義的抗爭中。上世紀埃及足球聯賽的創建，就是一個代表性例子。阿爾阿赫利（Al-Ahly）和扎馬萊克（Zamalek）等埃及傳奇足球俱樂部的興衰更迭，以及埃及國家聯賽的建立，創造了一個新的場域，而國族身份、社會階層、經濟利益和政權分配等問題都將在這裏發生。
球場上的成功和失敗也反映體育機構之間的激烈競爭：不僅為了贏得資源、有前途的球員，也為贏得各地球迷的心。
足球撬動國際政治關係
在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埃及共和國第二任總統）上台後，足球再次成為中東政治鬥爭的場所也就不再讓人奇怪了。隨着他的聲望上升，納賽爾被任命為阿赫利俱樂部的名譽主席，而他也任命了一位值得信賴的軍事官員領導着埃及足球協會。
不久之後，納賽爾在1957年帶頭成立了非洲足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African Football），並在埃及遭遇國際孤立的情況下創辦了非洲國家杯（Africa Cup of Nations）。埃及在第一屆比賽中就捧起了獎盃，而迄今為止，埃及贏得的非洲盃賽冠軍（7次）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
隨着時間的推移，中東國家也更頻繁地將其政治議程投射到其國家足球隊上。在1998年世界盃上，伊朗和美國之間的一場小組賽為兩國多年的敵對關係提供了一個舞台。伊朗以戲劇性的2比1贏得了比賽。在比賽前的準備過程中，雖然美國和伊朗兩國的元首都試圖借比賽緩和原本緊張的關係，但雙方的球迷都表達了強烈的政治情緒。
在今年的世界盃中，伊朗和美國將於多哈的蘇馬馬（Al Thumama）體育場進行另一場小組賽對決。從廣泛的媒體報道來看，在區域競爭升級和伊朗核協議的重新談判停滯不前的背景下，這場比賽的意義肯定也將遠遠大於球場上的結果。
前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牆上的壁畫，展示了伊朗在 1998 年世界盃上對陣美國的進球
（圖源：Middle East Eye）
足球發起羣眾動員
在中東，對足球的熱情不僅可以被統治者及其敵對國家利用，它還能形成廣泛的羣眾動員。
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開羅的Al-Ahlawy Ultras等球迷團體為對抗穆巴拉克政權的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大規模抗議的典型案例。由巴勒斯坦和英國民間組織發起的“抵制、撤銷、制裁”運動（BDS：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也在利用全球對足球運動的關注，呼籲各國球迷、俱樂部、國家隊及其贊助商對以色列進行全面抵制，以回應其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持續佔領和對巴勒斯坦人權的侵犯。BDS運動源起於針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體育抵制”。（譯者注：至今為止，南非是在國際足球大賽上被禁賽時間最長的國家隊。1961年，因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國際足聯暫停了南非的國際足聯會員資格，此後非足聯也宣佈暫停了南非的會員資格。1991年，南非正式頒佈新憲法，廢除了《人口登記法案》，終結種族隔離制度就此終結。同年，國際足聯恢復了南非的會員國資格。）目前，BDS運動已經地有效將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傳播了出去，併成功地導致了阿根廷和以色列比賽取消，並且掀起了球隊和球迷對彪馬公司地抵制，指責其對以色利在非法佔領區組建球隊的贊助行為。
足球世界內外，中東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在1948年以色列強行驅逐了數十萬本土巴勒斯坦人後，逃到鄰國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只能繼續作為無國籍居民生活。他們被剝奪了許多基本權利，無法從事數十種特定職業。此後，黎巴嫩的足球聯盟將這些歧視性做法制度化，規定了每個俱樂部的巴勒斯坦球員數量的上限配額，甚至剝奪了這些球員作為守門員參加比賽的機會。
通過觀察足球在中東社會中的作用，我們能夠在球員和球迷外，深度研究到影響該地區人民的更深層次問題。
足球揭露歧視問題
同樣地，足球不僅可以揭露中東地區的性別歧視，也能提供一種挑戰的工具。例如，在土耳其，女足比賽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女足隊員與男足隊員相比，工資差距很大，醫療服務不足，使用設施有限，職業發展不穩定。而在伊朗，女球迷被禁止進入體育場，這樣的規定受到國際足聯、國際人權組織，以及觀眾的質疑，並引發了一系列緊張的對抗。
此外，2022年世界盃的籌備工作也有助於揭示海灣地區重要的公民身份問題。當前，卡塔爾國家隊球員包括完全的卡塔爾公民、在該國出生的長期居民和來自其他地方的歸化公民。然而，但無論是在媒體採訪、社交媒體帖子還是在球場上的慶祝活動中，總是充斥着對“非卡塔爾公民”球員身份的激烈爭論，並挑戰着當前海灣國家對於國族身份認同的傳統觀念。
2022年世界盃卡塔爾隊首戰陣容（圖源：Al Jazeera）
近期，各界也在密切關注海灣地區的移民勞工權利問題，尤其是卡法拉系統（kafala system）中固有的虐待行為。隨着國家當局、全球建築公司和招聘機構監督重大項目，從體育場和訓練設施到酒店和全市的地鐵系統，國際壓力正在敦促卡塔爾改革其勞工做法。因此，卡塔爾政府在2017年宣佈了一系列改革，次年，國際勞工組織（ILO）也在多哈設立了辦事處，並時刻報告着移民工人條件的改善。（譯者注：針對外籍勞工管理的卡法拉制度亦稱為“擔保人制度”。該制度由來已久，要求所有非技術外來勞動者必須有唯一的國內擔保人，勞工與擔保人[通常為僱主]掛鈎，擔保人對勞工負責。在沒有擔保人同意的情況下，外來勞工不得入境；如果需要換工作或者離境也需要擔保人同意。僱主通常會拿走僱員的護照，限制其離境，有時在僱員出境之前拿着證件勒索一大筆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對僱主有很大的依賴性，容易出現被迫工作，居住條件差，拖欠工資等等眾多問題。）
足球象徵海灣國家的崛起
2022年世界盃將在一片爭議中召開，它象徵着“新錢”國家為轉移世界足球重心所做的努力。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隨着足球運動的全球化和商品化程度提高，這項運動本身也發生了重大轉變。
2008年，阿聯酋的一個皇家投資集團收購了曼城俱樂部，不久後QSI收購了PSG。自此，一個新時代到來，海灣國家成為了歐洲頂級聯賽的主要參與者。這些國家利用豪門球隊的控股權，不僅追求球場上的成績，也在不斷追求着軟實力外交和地緣政治利益。例如，2015年英國《衞報》的一篇報道説，作為阿聯酋政府鎮壓穆斯林兄弟會運動的延伸，曼城俱樂部也開始遊説英國俱樂部開展相關調查。2021年，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譯者注：沙特最主要的主權財富基金，也是全球最大的主權財富投資基金。）收購了英國紐卡斯爾聯，也遭到了所謂“體育公關”（sportswashing）的指控。
足球比賽轉播權的爭奪也是重要話題。自2017年以來，在以沙特為首地四方鄰國對卡塔爾的封鎖中，位於沙特的一個名為“beoutQ”的盜版衞星信號運營了兩年，並逐漸削弱了卡塔爾苦心經營的beIN體育網絡。此前，beIN曾耗費巨資購買世界上最受關注的足球比賽的轉播權。（譯者注：2017年6月，沙特聯合周邊國家紛紛和卡塔爾斷交。他們對卡塔爾的指控包括，支持恐怖活動，干涉其內政。沙特還關閉了和卡塔爾之間的海、陸、空的交流。2022年1月5日，沙特、阿聯酋、埃及還有巴林宣佈和卡塔爾外交關係恢復。隨後，卡塔爾就宣佈與沙特之間的海、陸、空之間的通道相繼開通，這是斷交以來的第一次口岸開通。）
展望未來，中東地區足球的將與該地區廣泛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經濟發展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隨着足球運動的社會影響進一步擴大，並更深入地融入到國家和企業的利益中，消費主義和可持續性發展、國家利益和勞工權利、政權穩定和政治自由等“新問題”也將在中東地區接踵而至。
比賽的高潮和低谷也在賽場外迴盪。這裏的所有人都清楚，足球不僅僅是一場體育比賽。
【本文原刊於Middle East Eye，原題為Qatar World Cup 2022: How football become a game changer for the Middle east。微信號“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編譯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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