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相秒:中越關係如何更上一層樓?這兩條對話主線很關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相秒】
11月,全球目光聚焦亞洲。東盟峯會、印尼G20峯會、APEC會議輪番登場,東南亞掀起一股外交風潮。
中國無疑是這陣亞洲外交旋風中的重要角色。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後,中國領導人與多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其中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是首位訪華的外國領導人。事實上,在越共十三大閉幕後,中國領導人也是首個訪越的外國領導人。
阮富仲於10月31日至11月1日訪問中國,期間兩國發表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阮富仲的到訪意義特殊,中越最新聯合聲明的分量更是非同一般,既指明中越關係的主線,又為未來兩國的相處之道確定了方向。

10月31日至11月1日,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華。到機場接機的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圖片來自越通社
中越的兩條對話主線
中越之間的交往史可謂當之無愧的源遠流長。在法國1885年正式將中國排除在外、建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之前的將近2000年裏,主權和民族國家的概念還尚未完全進入到東亞的國家體系,中越一直保持着特殊歷史時代之下的朝貢關係。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隨着全球範圍內掀起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中越關係開始進入現代階段。然而,1945年以後的中越關係卻經歷了大起大落的三個階段。
階段一:“同志+兄弟”的關係。二戰結束到1975年4月,以中國對越南在印支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巨大支持為標誌,中越關係處於真正的“同志+兄弟”的階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是唯一給予北越和越南南方人民重要支援的國家。
階段二:歷史最低谷。越南南北統一後到冷戰結束前的一段時期內,中越因為冷戰兩極體系的大環境,以及越南尋求地區霸權和對西沙羣島、南沙羣島的單方面主張而跌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谷。
階段三:邁向穩定的雙邊關係。隨着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越在1990年代初開始恢復正常邦交關係。在經歷高峯和低谷的大起大落後,中越兩國開始探索成熟且特殊的鄰國間關係的新模式。南海相關爭議雖不時困擾着雙邊關係,但隨着兩國經濟快速增長和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雙方經貿往來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與此同時,中越建立起黨際和外交兩條對話主線,形成了覆蓋國防、海上問題和領導人會晤等各個領域和層次的磋商機制。
而這次兩國的最新聯合聲明則是中越關係邁向更加成熟、穩定及凸顯特殊性的重要標誌。
相較之前,雙方在最新的聯合聲明中前所未有地突出強調兩條主線,這兩條主線也是中越關係本該有的重心所在。
其一,兩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動搖。在中越關係的背景下,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重温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親手締造並精心培育的“同志+兄弟”傳統友誼,為兩國關係的發展指明方向;二是彼此合作確保發展道路和方向不能變,即堅持社會主義前進方向,共同推動社會主義不斷發展,展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光明前景;三是聲明罕見提出共同抵禦“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
其二,心無旁騖推動兩國經貿和人文合作。聲明所載明的雙方簽署的13份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涵蓋了經貿、人文、旅遊、農業、環保等各個領域,再次表明中越關係的主旋律仍然且進一步聚焦於雙方互利共贏合作。尤其是供應鏈保障合作、國資企業交流等合作備忘錄對強化兩國經貿合作更是具有特殊意義。
聯合聲明反應中越各自所需
兩國最新聲明所反映的是國際局勢變化給兩國帶來的共同挑戰,是兩國共同利益訴求的再次聚焦,是對兩國深入探索全新共處之道的有力闡釋。
一方面,按照意識形態劃分國家間關係的聲音在美西方世界甚囂塵上。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日益強調按照意識形態處理國家間關係。英國、歐盟等西方國家也紛紛效法並追求美國的步伐,重新強調與中國的意識形態區別,並將意識形態作為處理同中國等國家間關係的重要依據。
美西方的意識形態至上主義也並不單單指向中國,同時包括了越南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中國與越南作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既面臨來自美西方的共同挑戰,也迎來了維護各自社會主義事業的相同使命。
另一方面,聲明反映的是兩國再次聚焦共同利益訴求。美國將中國定義為唯一有能力和意願挑戰其國際秩序主導地位的國家,而日本、澳大利亞及英國、歐盟等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亦步亦趨,也不會容忍中國的崛起。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越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政治制度穩定,更是國家安全與社會經濟發展等重大國家利益。中國在西太平洋尤其是周邊地區的海空日益遭受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當面軍事挑戰、在國際多邊場合的外交壓力,以及在台海、南海、東海的主權和海域管轄權利的干擾。
而對越南來説,現階段美西方之所以拉攏越南,是基於美西方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包含了將“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在滲透到越南的極大可能。
在此背景下,中越關係再一次聚焦主線,將確保關係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政治制度作為兩國面對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變動的國際局勢下的嚴峻挑戰和巨大使命。

解放軍海軍官兵駐守南沙羣島永暑礁 圖自新華社
中越關係中的三大挑戰
兩國在展望未來的同時也毫不避諱地指出了雙邊關係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中越關係演變過程中,已累積形成了三方面的干擾因素。
第一,南海有關爭議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越關係難以逾越的重要問題。
1975年4月,越軍佔領南越偽軍於1974年2月武力控制的南沙羣島南子島、敦謙沙洲、景宏島、鴻庥島、南威島、安波沙洲,中越在南海問題上的爭議便愈演愈烈,海上爭端也成為雙邊關係的主要挑戰。在領土主權層面,越南非法佔領中國南沙羣島29個島礁是雙方海上矛盾的焦點。在海域管控方面,中越雙方在西沙羣島和南沙羣島的海上執法船隻和漁船(民)活動間的衝突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沒有停過。在油氣資源方面,雙方圍繞未劃界海域的油氣勘探及開發的糾紛也在上世紀80-90年代及2017年以後呈現週期性的波動。
在南沙羣島的爭議涉及主權、發展和安全等重要國家利益,因此沒有哪一方會輕易讓步和妥協。特別是海上油氣化工業在國內經濟結構中佔據至關重要地位的越南,不斷在南沙羣島的萬安盆地及西沙羣島靠近北部灣灣口外等油氣相對富集的海域開展鑽探和開發活動。這對中越關係而言,可謂是難以根治的“痛點”。
第二,美國日益成為中越雙邊關係的“第三者”。
美國自印支戰爭後把越南納入其冷戰以後試圖構建的亞太地區安全架構,並將其作為在東南亞地區遏制中國的最前沿。奧巴馬政府以後,美國以軍事領域為重點,逐步恢復越南戰爭遺留下來的美越關係創傷,解禁了對越南的武器禁運,並快速提升美越防務與軍事互動水平。
但美國提升與越南的關係是以牽制中國作為契機和目的。在美國的地區戰略中,越南一方面可以掣肘中國,在南海持續擴大影響力;另一方面,越南也是美國將島鏈戰略向靠近中國一側壓縮的潛在前方基地。為此,美國一直以海警巡邏船、偵察和戰鬥機等武器援助以及外交支持、經濟合作為籌碼,來換取越南在“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中國-東盟海上務實合作、RCEP等區域合作中對中國立場的牽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以來,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達成為標誌,美越軍事安全關係實現了跨越式地提升。美國把越南作為遏制中國、系統佈局的棋子的意圖越來越凸顯。
第三,互信不足是隱藏在中越關係中的“魔鬼”。
中越頻密的經濟、人文往來並不意味着兩國的充分互信。根據新加坡尤索夫東南亞研究所持續四年的跟蹤調查顯示,不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領域,代表越南精英階層的受訪羣體對中國的不信任是東南亞國家中最高的,遠遠超出東盟國家的平均水平。譬如,2022年的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0%的越南受訪者對中國區域經濟影響力增長表示擔憂,而2021年這一數據高達90%;同期,只有不到30%的受訪者對美國表達了類似的擔憂。在政治和戰略領域,2021年高達97%的越南受訪者對中國擴大地區影響力表示擔憂,居東盟國家首位。受訪者的意見反映了越南朝野對中國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提升的不信任。
除南海問題、地區安全等議題外,越南還就其自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性表現出了異常的警惕和不安全感。
無疑,政治互信的不足制約着中越關係的積極發展勢頭,也給雙方在各領域的互動埋下了隱患。

2021年8月,美國副總統哈里斯訪問越南。圖為越南政府總理範明正(右二)與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圖片來自越通社
如何探索新模式?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經歷了無數恩恩怨怨的中越關係應當不缺教訓和經驗。在國際秩序加速變革和國際格局深度調整的關鍵階段,中越理應為未來的兩國共處之道趟出新模式。
應當説,冷戰結束以來,中越一直在探索、也正在形成這樣一種成熟、普遍但又特殊的雙邊關係模式:雙方在對話與合作找到的契機與彼此尖鋭、明顯的矛盾分歧間,形成了某種動態平衡,這種平衡可以確保兩國關係的積極向好態勢不受干擾。換言之,中越互為友鄰且政治制度相同、發展道路相近,兩國人文經貿交流朝着積極方向不可逆地發展,但這並不意味兩國在政治、外交、經濟等領域沒有矛盾,海上爭端、減低經濟依賴等問題仍然存在。
這種模式下的國家間共處之道,對於中越有着特殊意涵。
第一,兩國應當跳出西方式的地緣政治困境。與亞洲“遠親不如近鄰”的思維不同,西方的國際政治理論將地理距離相近理所當然地視為導致國家間相互猜疑的重要因素,以“距離導致不安全感”的公式來處理鄰近國家間的關係,更遑論中越存在短期內難以調和的南海爭議。因而,中越應該以辯證思維看待歐洲國際關係歷史總結出來的理論,按照亞洲或東方睦鄰友好文化傳統和思維模式經營兩國關係。
第二,同為發展中國家,使得中越必須保持經貿合作積極勢頭不可逆。經貿領域合作對中越兩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兩國在產業和人才結構、資源稟賦、進出口市場等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而且供應鏈、產業鏈的關聯性和互補性還將進一步提升。兩國應把握RCEP生效實施的機遇,在避免美國印太經濟框架等其他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對沖的同時,把擴大貿易與投資作為雙邊關係的重點。
第三,政治制度相同意味着黨際溝通渠道對中越關係至關重要。黨的領導是中越各自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繁榮的根本基礎。兩黨關係及特殊對話機制是雙邊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渠道。中越應發揮這一特有且牢固的聯繫紐帶和高級別對話機制,為兩國處理分歧、推進合作提供保障。
與此同時,在贏得對中國的競爭之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以意識形態界定國家間關係的步伐很難停下來。強化兩黨關係及合作對因應國際格局的複雜多變也具有重要意義。

11月3日至5日,中國海警4304、4302艦與越南海警8004、8003艦開展了2022年第二次北部灣聯合巡航。圖自新華社
第四,海上爭端的處理需要更大的格局、更高的誠意及更務實的精神。南海有關爭議是中越關係的 “痛點”和“難點”,但並不是中越關係的全部,更只是兩國2000年關係史中的短暫時刻。
莫為浮雲遮望眼。兩國應採取雙邊和多邊“兩條腿”走路的思路,加快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務實合作,相向而行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基於已經建立海上低敏感領域合作、海上共同開發、北部灣灣口外海域考察等方面的雙邊磋商機制,儘快就海上大範圍共同開發和低敏感領域合作取得實質性突破。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