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解決全球通脹，中國給出一個重要方案
第六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在上海舉行（圖片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劉元春：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復旦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非常榮幸出席第六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新機遇 新挑戰：新時代的‘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
這次主題選擇得非常好。在目前全球經濟停滯、通貨膨脹高居不下、經濟總體呈現出“四低三高”的狀況下，“一帶一路”戰略與全球治理面臨着新的機遇和挑戰。
大破大立往往是新體系、新重構的一個前兆和基礎。在當下世界多國經濟陷入停滯狀態之際，走出通脹與低增長的泥潭需要大家同舟共濟，需要在過去破碎的治理體系基礎上尋找到經濟復甦的共同藥方。這是大家在經濟下行時期、困難時期的共識。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全球的這種狀況，尤其是這種長週期的變化和結構性的鉅變也給中國帶來了全面的新機遇。
第一個很重要的機遇體現在全球通貨膨脹的出現。
世界通貨膨脹的出現有多重因素，不僅與歐美超級刺激政策、超級量寬密切相關，也與供應鏈的重構、供給端的衝擊、地緣政治惡化所帶來的能源危機、大宗商品危機，以及全球的政策定位等有密切關聯。
因此，全面對沖來自於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揚和供應鏈重構所帶來的衝擊需要在供給端發力，簡單的貨幣政策緊縮難以達到目的。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就是要尋找到成本低、質量高的商品，從根本上解決供與求之間的不平衡，解決由於成本所帶來的持續衝擊。
這就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契機。中國作為全產業鏈、全供應鏈生產體系，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必將成為全球通貨膨脹解決方案的核心要素。
全球想平抑當前的價格，最重要的就是全面進口中國的各類商品，同時也向中國這個超級大市場出口相應的商品。也就是説，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分享中國經濟大市場所帶來的增長動能是目前解決全球滯脹的一個重要方案。
近兩年中國外貿的運行狀況足以證明：今年1到11月份，全球貿易增速已經跌破3%，但是中國出口依然維持在13%的水平。可以看出，中國的確抓住了目前全球通脹所帶來的製造業和全產業鏈紅利。
另外，從停滯角度來看，經濟增速的降低，尤其是由於幾大轉型所帶來的成本衝擊下的低增長，實際上為中國在能源轉型、綠色轉型和創新轉型上帶來了直接的動能。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三年裏，雖然外部環境出現了大起大落和劇烈的重構，但中國在產業升級、綠色轉型上進展得非常好。這種動能來自於世界的競爭和壓力。
所以，目前在危與機之間，機遇的因素依然是大量存在的。
落腳到“一帶一路”，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國過去10年來所佈局的這一戰略在世界格局大重構中贏得了戰略契機。
雖然很多人對於“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了很多異議，特別是所謂的中國貿易傾銷、中國債務陷阱等等。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各個國家經濟陷於停滯的狀況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帶來了中國紅利，帶來全新的增長空間。
比如，今年前10個月，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同比增長20.9%，尤其是對一些中亞國家的進口大幅度提升，緩和了這些國家目前需求疲軟的狀況。
再比如，去年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是11.6萬億元，增長23.6%，較同期我國外貿整體增速高出了2.2個百分點，其中出口是6.59萬億元，增長21.5%，進口5.01萬億元，增長26.4%。
中國進口是目前拉動這些國家擺脱低迷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撐點，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參數是投資。
截至2021年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企業超過1.1萬家，約佔中國境外企業總量的1/4。2021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241.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佔中國全年對外投資總量的13.5%；年末存量2138.4億美元，佔存量總額的7.7%。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到，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這些年的佈局克服了重重困難，進出口和投資在目前經濟低迷狀態下取得了新高。
雅萬高鐵是“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落地的標誌性項目，是東南亞地區的第一條高鐵，也是我國首個海外高鐵項目（圖片來源：新華社）
我們利用“一帶一路”抓住了新的機遇，並構建了新的發展機遇。當然，我們也需要進一步展望，“一帶一路”和全球治理在當下的機遇與挑戰下，有哪些值得我們重點把握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看到，這三年的疫情、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重構，以及全球週期性的大轉換，使“一帶一路”面臨着一些挑戰，也發生了一系列的改變。
第一個重要的改變是，由於大國博弈、地緣政治的變化導致美歐聯盟對中國的遏制戰略上升到新高度，圍繞着“一帶一路”的全面絞阻也上升到一個新階段。
我們看到，今年七國集團領導人、拜登政府、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在不同的場合下紛紛表態。七國集團承諾將在5年內籌集6000億美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資金，來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拜登表示，美國將在未來5年動員2000億美元的贈款、聯邦基金和私人投資，支持中低收入國家的項目。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將籌集3000億歐元建立一個可持續替代方案，取代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
這種對抗性的變化給“一帶一路”國家提供了一些發展機會，但對中國的項目可能產生強烈衝擊。另外，歐美國家可能會進一步在債務陷阱上做文章，對我們債務合同的透明性、債務的優先權以及我們是否遵守“可比待遇”原則等等提出一系列挑戰。未來，我們必須要有系統性的應對策略。
更為重要的是，今年底和明年是整個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面臨重大挑戰和重大風險的時刻。我們必須要對這些風險進行系統研判，這樣才能對下一步具體合作所面臨的契機和挑戰提出相應的應對框架。
我們看到，“一帶一路”國家主權債務在過去三年出現了持續攀升，攀升幅度按照目前的統計基本接近1.5倍。
截至去年底，全球債務總量達到303萬億美元，債務率達到351%，其中發達國家達到了40%，新興市場達到了20%。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平均的債務率在200%到400%的區間。
在今年美國貨幣政策進行全面轉向之際，這種債務的分佈給相應的主權債務評級、主權債務風險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這一衝擊表現在：
第一，大規模的資金向美國迴流，導致“一帶一路”國家相應的債務難以為繼。他們難以通過進一步的國際發債來借新還舊，這一金額估計達到上萬億規模。
第二，目前所有發達國家對美元的貶值率已經達到40%，高的國家已經達到了60%—70%的水平。理論上，已經有1/4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着貨幣危機的問題，同時很大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的國家債務、公司債務等以美元計價的外債佔到了50%以上。這意味着，貨幣貶值所帶來的債務錯配效應將全面發酵，直接導致這些國家的債務進一步持續上升。
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在很多國家顯現出來，比如土耳其、阿根廷、斯里蘭卡，以及接下來南非、巴西等國家都將面臨類似挑戰。這些國家會不會在本幣貶值、債務率高築的同時掀起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以及系統性的經濟危機和經營危機，我們需要評估。
除了債務問題之外，我們還看到地緣政治的風險外溢對於“一帶一路”國家產生了難以承受的壓力，歐洲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表現的尤為明顯。能源問題和糧食問題直接導致這些國家通貨膨脹率超過10%，導致這些國家的赤字攀升了四五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導致整個經濟出現了硬着陸。
7月30日晚拍攝的德國慕尼黑老市政廳。為應對能源緊張，德國多地採取措施節約用電 （圖片來源：新華社）
按照IMF最新的預測（2022年10月最新數據顯示），歐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年的經濟增長預計是0，明年可能會徘徊在0.6%的水平。
因此，我們要看到俄烏衝突的中長期化所帶來的地緣政治系統性變革，對我們佈局“一帶一路”沿線節點國家經濟的系統性衝擊不可小覷。如何評估與這些國家相關項目上的挑戰和機遇，以及在一些投資和貸款上的可償還性，需要我們進行更加深度的研判。
目前，全球“低貿易、低投資、低增長”的“三低”現象，伴隨着“高債務、高利率、高風險”的“三高”，再加上全球結構性分化的衝擊，可能需要我們在相應的節點國家、相應的貿易合同和投資項目上進行進一步評估，這個評估會體現在我們的“一帶一路”的佈局裏，重點在基礎設施、能源項目和產業園區上。
比如説能源項目，目前預測明年能源價格依然會維持到92美元/桶，這個水平依然較過去5年的平均水平高32美元。因此，中國和這些國家的能源合作，相應的利潤空間依然很明顯，但是這種利潤空間受到政治風險的衝擊。
再比如產業園區，我們在一些產業鏈、供應鏈的“備胎計劃”，以及在發展中國家的拓展計劃，由於全球需求的下滑可能也會面臨政策的衝擊，這就要求我們高度關注產業園區的可持續性。當然，我們一定要將境外產業園的佈局與國內大市場一體化的思路貫徹下去。
我們最大的一塊佈局就是基礎設施。基礎設施投資整體資金量大、週期性長、收益率比較低，在債務風險和地緣政治的衝擊下，可能也會出現很多的變異。這需要我們對不同節點國家的性質、不同項目的性質、不同產業的分佈，要有深入、仔細的研究。
所以，這次論壇以“新機遇、新挑戰”為話題來展開對“一帶一路”研究的討論，我覺得非常好。這將促進政界、學界、商界共同聯合起來，把“一帶一路”相應的研究真正落地到具體的金融、合同、投資項目之上，同時也對這些國家的地緣政治風險、主權債務評級、ESG體系參數的調整等提供有益的建議。這樣我們就能很好的控制挑戰，同時將機遇不斷落實。
這就是我的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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