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東盟不想做棋子, 就必須認清中美之間真正的霸權來源
【文/王賡武】
中國目前倡議的新“海上絲綢之路”，其“新”之處在於以下3點：其一，東盟是新的。儘管東南亞是個早已存在的地理區域，但它在國際政治中被辨識為一個統一區域是二戰之後的事情，“第一代東盟”成立於1967年，“第二代東盟”則是1999年。其二，中國是新的。在經歷了大約200年的極度虛弱和分裂之後，中國如今再次成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其三，新“海上絲綢之路”是新的。這條路線雖然古老，但當前的路線是重新開闢的。由於新“海上絲綢之路”涉及到如此廣大的區域，下文也將圍繞以上3個方面而展開。
東南亞何以成為東南亞
作為國際政治概念的東盟，指稱的是作為地理概念的東南亞。然而，這兩個概念並不能完全等同，需要分開考察。東盟是個非常新的國際組織，它成立於1967年，但有人認為1999年才是東盟真正的起點，當年所有東南亞國家都加入了東盟。有趣的是，東南亞地區儘管已存在幾千年，但從未擁有單一的身份或名稱。
我們需要回答以下兩個問題：首先，東南亞地區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整體?其次，在作為一個整體存在時，它又為何從未擁有本地人共用的統一名稱?這本身就構成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問題，許多歷史學家窮其一生試圖解答;反過來，這些問題又影響了東南亞的當下。如欲更深入瞭解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顧東南亞最初的地理歷史條件。
在地理上，東南亞主要由中南半島和馬來羣島組成，同時具備大陸和羣島特質。這個地區的居民不會自然地感覺到是一個整體。“素萬那普”(梵語，意為黃金大地)是印度人和佛教徒使用的名字。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東南亞的稱呼，例如對于海洋世界，有人稱之為“馬來羣島”(Malaisie)，而對於大陸，則稱之為“印度支那”(Indochina)，因其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但幾乎所有這些名字，都只能代表人們所感興趣或者瞭解的一部分，而對東南亞作為一個整體的自我認同卻從未發生。
海南瓊海：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展出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香藥。圖源：視覺中國
（一）古代民族來源與海上貿易
這樣分裂的地理導致了東南亞形成了多樣而非統一的民族。首先，我們應該意識到，海洋、陸地、草原等不同的地理條件會培育出迥異的民族。不同的人羣承載着不同的文化、語言和治理體系來到東南亞，創造了不同的文化和國家類型，吸收了不同的宗教，其生活方式也在許多方面截然不同。
就東南亞而言，它在地理上同時具備陸地和海洋，該地區的民族也可大致對應地區分為陸上民族和海上民族。陸地上的人們從遠自中亞中部的北方而來，向南沿河谷前往安達曼海方向，沿途進入薩爾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和越北的紅河;其中一部分人主要説藏緬語和今天的泰語，他們的語言同時受到孟—高棉語族和漢藏語系的影響。
他們與在當地發現的土著人非常不同，後者的共同點是孟—高棉語族，從這一語族衍生而來的有越南、柬埔寨的語言，以及緬甸的孟語。除了高棉帝國的一小部分地區，陸上民族總體上停留在他們的河谷裏，從未真正面向大海。
海上民族則在歷史上主要從中國南部和西南地區遷徙而來，輾轉至台灣島、菲律賓、越南，並進入東南亞羣島。我們現在通過他們共同起源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確定了他們的身份。
出人意料的是，馬來亞—波利尼西亞人的分佈廣達半個地球，他們所在的範圍一端在夏威夷和復活節島，另一端則遠至馬達加斯加島和非洲海岸。他們依靠海產和海上貿易生活。這些機動性極強的海上民族從一開始就將注意力鎖定在海洋，他們從未真正進入過內陸，但在他們控制的河口處生活舒適。
開放是海洋的天然屬性，人們可以在海洋上自由航行，任何關係的聯結都變得更容易發生;而陸地則完全相反，尤其是需要跨越高原、山脈和深谷時，這些地形都對關係構成了很強的限制。陸地的封閉和海洋的開放構成鮮明的對比，因此中南半島和馬來羣島顯然沒有多少共同點，這也是在歷史上很少有人將東南亞視為整體的原因之一。東南亞各地人民對東南亞的稱呼，都僅僅基於其所感興趣或有了解的部分，而整體的自我認同從未發生。
歷史學家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在歐洲人到來前的時期，該地區的形成與陸上或海上強國的關係並不密切，而主要是因為東南亞各國共享着穩定增長的貿易。在那段時間裏，隨着貿易的增長、商人間聯繫的增多，那些來自西方、印度次大陸以及更遠的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商人，一方面順着印度洋到“素萬那普”進行貿易，另一方面則輾轉來到中國。
那時，中國作為一個強大、統一而富裕的古老國家聞名遐邇，所以同時吸引了來自陸地和海上的商人。貿易主要由經南印度而來的中東穆斯林商人和來自中國南方的商人主導，後者主要是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這種貿易為這一地區的沿海人民帶來了巨大的關注和繁榮，雖然該區域還未得名，但本地所有的海上民族都為保持貿易的運轉發揮了重要核心作用。
這是一個開放的地區，貿易自由往來，宗教、政治、生活、哲學、建築、藝術、音樂、舞蹈等各方面思想都很容易在此紛紛傳播，尤其是從西邊的南亞大陸和中東傳來。然而，中國的思想文化並沒有在此傳播多少，遠不能與他們在貿易中的參與度相媲美。
在第一批歐洲人———葡萄牙人到來前，這條航路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不論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還是後來的荷蘭人、英國人，都只是作為額外參與者加入其中。在西方的影響力和商業利益在該地區的傳播過程中，由中國和穆斯林商人發揮關鍵作用的貿易模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不過貿易範圍在擴展、規模在擴大，並且越來越多地捲入這些外國商人。
（二）近代西方的海軍霸權
西方人所擁有的強大戰船，成為了引起變化的新因素。他們比這裏的任何人都更瞭解如何用先進技術進行復雜的海上作戰。在大約150年後，海軍優勢最終給西方帶來了在東南亞的統治地位。這使得該地區的根本邏輯發生了改變:誰擁有海軍力量，誰就能主宰貿易。
貿易不再掌握在單純追求利潤的商人手中，而是掌握在負有使命的商人手中———無論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基督教使命，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組織良好的經濟使命。
最後，隨着英法等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多樣的資金和參與方式紛紛出現，貿易的規模和強度不斷發展。但人們可以看到，根本性的變化一直沒有出現，直到工業資本主義徹底改變了經濟生產的性質，新生產力徹底改變了貿易的方式、開拓了新的市場，新的資源開始被長途運輸，這使得工業作為催化劑在此後幾個世紀裏獲得了更大的優勢。
海軍之間最大規模的戰爭，不是歐洲人與亞洲人之間的戰爭，而是歐洲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戰爭，無論是荷蘭人對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還是荷蘭人對英國人。最為決定性的一場戰役是英法兩個工業強國在印度洋上的最後較量，英國獲勝並完全控制了整個印度洋。當然，此時另一邊的美國人已經推進到太平洋了，於是英美開始討論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岸建立夥伴關係。英國海軍在當時實際上控制了一切，美國只能充當配角。
但是，從18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變化，徹底改變了這一地區的歷史。日本和中國的商人逐漸成為一些歐洲企業的合作伙伴，並抓住機會來促進他們的利益。隨着越來越多的東亞人蔘與進來，在此處的利益和興趣越來越大，中國和日本都出現了新的詞彙：日本人稱其為“Nan’yō”(日本字同“南洋”)，中國人稱其為“南洋”，其意相同。
這樣，東南亞地區在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一個共用的名字，但這個名字實際上是為海洋強國發明的，為所有港口面向南中國海、東爪哇海或印度洋的國家發明的，它並沒有真正涵蓋我們今天所説的東南亞的陸上北部地區。
但是，這一常用名稱的出現，最終導致日本人挑戰西方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地位。日本人在近代時期向西方全面學習，也獲得了西方式的野心。他們產生了一種亞洲主義的觀念，即“亞洲應該是亞洲人的”。富於精神文明的亞洲優於物質主義、資本主義的西方，因此日本應該得到其他亞洲人的同情和支持，帶領大家一起把這些歐洲人趕出亞洲，自己管理亞洲。然而，日本人走得太急太遠。
他們到底是真的想把亞洲留給亞洲人，還是實際上認為亞洲屬於日本人，這暫且不論;重點是，他們發動了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日本人的故事隨着戰敗而結束，“Nan’yō”這個詞也不再在這個語境下使用。但我們經常忘記的是日本當時實現了什麼———它證明了整個東南亞可以被一個帝國控制和統治。
如果你環顧東南亞，今天東盟的所有10個成員國都曾在長達3年到3年半的時間裏，直接或間接地處於日本的管理之下;在某些情況下是軍事管理，更多的時候是民事管理。在二戰期間，他們同時在緬甸前線和菲律賓的南部海岸作戰。顯而易見，日本人實際上把這一地區視為一個整體。當然，他們把東南亞與“大東亞共榮圈”聯繫在一起(我們並不承認這個概念)，並視其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總督府大本營所控制的一整個區域。隨着戰爭結束，日本失去一切。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0日，柬埔寨金邊，一名安保人員在洞裏薩河邊一座佛寺站崗。圖源：視覺中國
（三）二戰後英美形塑了東南亞
在二戰後，英美為了在離開之後繼續保持在當地的影響力，沿用了二戰期間所使用的純粹軍事背景的詞彙———“東南亞司令部”來進行戰略規劃。他們意識到，東南亞北方的中國和西方的印度將成為未來不可忽視的力量。
作為反日同盟的盟友，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民黨中國正在成為一支新力量。蔣介石畢竟在開羅等地會晤了丘吉爾和羅斯福，顯而易見，一旦中國人打敗日本人，他們將接管世界的這一部分。另一方面，儘管英國人當時並不知道他們之後會分裂印度，但他們意識到，在離開印度之後，民族主義者手中的英屬印度將成為未來的強國。
因此，在他們的戰略思維中，很明顯，未來如果想在原先的領土上有任何影響力，他們必須提防這兩個亞洲大國的到來。英美需要以某種方式確保該地區得到保護，以保護他們在那裏的利益。為此，它們確立了“東南亞”這個區域名稱。東南亞此時仍沒有明確的定義，有的學者撰寫東南亞史時，他們沒有把菲律賓包括在內，因為菲律賓並非英國領導下的東南亞司令部的一部分，而是美國領導下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一部分。
當去殖民化浪潮變得不可避免時，英美雙方都認識到彼此應該攜手合作考慮整個地區，因此菲律賓被納入東南亞，形成了今天的東南亞十國。這些變遷過程在地理標記的變化中得到體現，在那之前，沒有這樣的地圖可以讓人們真正把這個地區看作一個整體。英美在他們其後所撰寫的數百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反覆稱呼這個地區為“東南亞”，從而將其固定下來。
從那時起，讓“東南亞地區”變為現實，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該地區的后帝國使命。區域內的人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甚至並不認為這是一件緊迫之事，因為他們仍需解決自己的國家建設問題，這對他們來説更重要、更緊迫。他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建設已經接管的殖民地國家或革命國家，後者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
因此，唯一認真思考該地區的人，反而來自外部，特別是英國的戰略家，後來還有美國人、法國人等等。他們都逐漸意識到，發明“東南亞”這一地區概念是他們在中國和印度以外的地區保護自己利益的一種方式，中國和印度是未來的亞洲大國。這是很好的戰略思維，回過頭來看，這些人確實擁有想象力和長遠眼光。
那種認為西方人目光短淺，而只有亞洲人和中國人才有長遠眼光的想法是錯誤的。西方特別是英國，有一些了不起的戰略;在這一點上，歐洲人要比美國人優秀得多。英國人的長期觀點是：這一地區必須被單獨考慮和受到保護，使其利益不受印度或中國所支配。當然，英國在東南亞有特殊的利益和額外的考慮，因為它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領地上擁有財產，所以對東南亞的考慮是他們廣大的全球海洋帝國的一部分。美國人也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感興趣，所以兩國共同決定將東南亞作為區域發展的重點，使其成為他們可以保衞的地區。大家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
(四)冷戰時期塑造東盟的3個最關鍵事件
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不可能被視為一個整體。從冷戰降臨到亞洲的第一天起，東南亞就分裂了。在筆者看來，3個最關鍵的事件塑造了我們今天所説的東盟和東南亞。
第一，印尼在蘇哈托的領導下轉向資本主義，埋葬了蘇加諾的遺產，並徹底摧毀了印尼共產黨，然後與資本主義陣營重新結盟。1967年組成東盟的5個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這時的東盟可被稱為“第一代東盟”。
在印尼轉向資本主義陣營後，其他四國也被迫站隊。冷戰逐漸變得非常激烈，尤其是在越戰開始之後的中南半島。東南亞地區在冷戰中陷入了分裂，“第一代東盟”所代表的其中一半東南亞國家與資本主義結盟，另一半則更加雜駁；(向資本主義)看齊的那一半成為了新的東南亞地區主義的源頭。
第二，對新中國的承認。在國民黨垮台、共產黨接管政權後，中國被排除在很多事務之外，特別是在冷戰過程中被盟軍排除在外，也沒有成為聯合國成員。在蘇加諾被推翻後不久，左翼勢力開始認識到有必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僅在台灣島上的國民黨政權。這場運動最終在20世紀70年代取得了成功。它開啓了尼克松的中國之旅，並讓美國促使中國擺脱蘇聯的主導。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它完全改變了冷戰本身的形態。它把中國從蘇聯的保護傘下拉了出來，並重塑了中國的形象；中國脱離蘇聯陣營，也為東南亞的生存、採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創造了新的條件。
第三，美國及其盟國在越南的戰敗和撤離。這在當時令人我們大多數人驚訝，因為這意味着形勢的真正變化，大家對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都很不確定。然而很清楚的是，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裏，另一半的東盟很明顯地開始發現自己可以發揮獨立作用，而不只是冷戰一方的棋子或傀儡，因為它也可以轉向中國。
如馬來西亞以及後來的菲律賓和泰國，實際上在那個時期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尼由於印尼共產黨的原因而拒絕這樣做；而新加坡只是為了安全起見，在等待印尼的決定。這樣，5個國家中有3個實際上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表明它們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並鼓舞它們發展出一個至少有充分意願來獲取更大自主決定權的、而不是與一方或另一方結盟的東盟。
1979年，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爆發了印度支那戰爭。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然後重建了獨立於越南的新老撾和新柬埔寨。“第一代東盟”發揮了獨立作用，加入了美國和中國的行列，並在決定柬埔寨的命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證實瞭如果東南亞國家團結一致、行為明智，並制定出一些戰略來保持其在該地區的自主性，那麼東盟可以擁有決定權。
由於美國力量相對衰弱，以及中國力量的崛起和形象的改變，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擁有自主決定權的“第二代東盟”。所有10個成員國都在90年代加入了東盟，柬埔寨在1999年底最終加入。這是由10個國家組成的真正的東盟，它完全重構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機構。這宣告了東南亞從此之後是一個可以決定其自身命運、在任何大國之間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地區;不論所面對的大國是誰，它都擁有迴旋的餘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
東盟作為一個擁有自主決定權的機構的出現，意味着此時正在崛起的中國不再將它視為西方的產物，認為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堅定地反共、反華;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看到了一個擁有決定權的獨立區域。中國人付出了很多努力拉近它與自己的距離，並表明他們實際上是支持東盟的，並完全同情這個獨立的東南亞區域。
我們可以回想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他們付出了多少努力來與東盟友好相處，並接受東盟邀請建立起“10+3”“10+1”機制。所有這些開放的努力旨在將更多的人納入更大的區域;唯有在這個更大的競技場中，東南亞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樣，東南亞成為了一個活躍的舞台。隨着中國的配合，東盟成立了“10+1”“10+3”等地區對話機制，這是東盟在地區和世界事務中發揮作用的高光時刻，人們對東盟主導各種事務抱有巨大期望。
鑑於自身歷史，東盟不能完全忘記它是一個瀕危物種的事實———它沒有自然資源可以依靠，而一直是為了一時的特定目的而創造出來的。由於缺乏天然的深厚根基這一弱點，在東南亞地區操弄分裂是相對容易的。小國如何在大國的夾縫間生存，並不是東南亞特有的問題，但東南亞面臨特殊的疊加狀態———機遇與對生存的持續威脅並存。因此，它必須不斷地保持警惕、保持團結，以確保不會失去對自身命運的把握。
中國對海洋的古今認識
對中國來説，與這個全新的東盟打交道是一件非常新鮮的事，因為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認真地向南看。在此之前，中國人儘管到達了中國的南部海岸、南中國海，並征服了北越的部分地區———在它獲得獨立之前的近千年，中國一直是它的保護國———但中國人實際上止步於此，從未繼續向南遷移。中國是北方的大陸強國，對其邊境以南歷來鮮有興趣。
（一）蒙古人改變了中國對南方的態度
縱覽中國歷史，所有的難題、敵人和威脅都在北方。相比之下，中國曆來不重視南疆。一直到現代，超過90%的資料都與中國的北部邊境有關，再向北則到中亞和北亞，然而關於南部邊境的資料很少。
主要原因很簡單：中國人在那裏沒有敵人———東南亞國家主要是些對海上貿易感興趣、小富即安的小國；那裏也沒有強大的海軍威脅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
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對南疆越來越不重視，直到中國的半壁江山已被少數民族佔領，宋朝被驅趕到南方，朝廷不得不依靠鼓勵與東南亞的貿易來維持經濟，商人的税收可以成為國家正常收入的一部分時，他們才開始被迫注意到南方。
面臨北方的威脅，南宋鼓勵福建和廣東商人開展海外貿易，貿易逐漸變得非常活躍，中國人與各國商人尤其是與來自中東的穆斯林，建立起非常密切的關係。儘管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是競爭或對手等形態，但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在總體上發展出了非常多樣、非常良好的關係。
元朝的建立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於蒙古人的征服是從北方開始的，所以北方第一次對中國來説不再構成問題；蒙古人感興趣的是他們能往南再走多遠。當他們發現中國(漢)人有一支突擊性的海軍時———宋朝海軍並不是為了向南進攻而建立的，而是為了抵禦北方而發展起來的———蒙古人接管了宋朝海軍，在漢人水手的幫助下前往爪哇、佔婆和越南等地。
蒙古人甚至試圖在朝鮮人的幫助下使用中國海軍進攻日本。他們實際上是在積極地利用中國海軍，來達到中國人從未設想過的目的，這本身就很有趣。這是一種典型的蒙古人觀念：任何地方都應該被佔領。就這樣，一種不同的世界觀出現了，這極大地改變了全局。
因此，當我們談到鄭和率領的中國海軍南下印度洋時，這並不是中國人最早開始的。這個舉動之所以成為可能甚至是可以想象的，正是因為蒙古人與中東建立了一種定期的、非常積極的關係；蒙古人此時已在中東完成了擴張，所以他們其實是想聯絡遠在波斯灣的自己人。因此，當明朝從蒙古人手中接管政權時，明朝繼承了這種世界觀;正在北方與蒙古人打交道的永樂皇帝接過了蒙古人的角色，他想了解蒙古帝國在中東的情況，於是他派鄭和去一探究竟。這一切都是有相關性的。
1405年7月11日：航海家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圖源：視覺中國
鄭和7次下西洋的最終結果是，明朝宮廷認為不值得花費這麼多錢，因為既然那裏沒有敵人，就沒有必要花這麼多錢來維持海軍，而應該把這些事情留給商人、尤其外國商人來做。明朝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采取了一項對其未來非常有害的政策，那就是禁止中國商人進行海上貿易。人們忘記了這一點，反而僅憑鄭和下西洋就認為大明帝國是一個到處擴張海軍影響力的時代，實際上根本不是。他們終止了海軍的發展、毀掉了船隻，並將對外貿易限制在前來中國的外國人手中。
當外國人到達中國時，中國人可以與外國人進行貿易，但他們不能出海去做貿易。這樣，所有貿易都歸於朝貢體系，他們對其進行了官僚化、制度化的完善，使其成為一種對貿易有着非常複雜的控制和指導的制度。當歐洲人到達時，除了沒有海軍力量和國家支持的非常活躍的私人商人外，沒有一個地方能看到中國人。儘管中國商人非常活躍，但他們沒有國家海軍力量的支持，事實上甚至在許多方面沒有得到國家的承認。其中一些商人在外面從事非法交易，一旦非法外出，回國之路甚至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險。在中國商人撤出的真空下，歐洲人在東南亞商業系統中建立了影響力，並逐漸成為了主導力量。
（二）海洋成為中國的安全威脅和貿易通道
清末的鴉片戰爭，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受到海上的嚴重威脅並被打敗。這使中國人非常震驚。他們起初並沒有認真對待海上威脅，但到了19世紀末，缺乏海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關鍵問題，這已經威脅到了自己的生存。大海不再是一個平靜的地方，外國海軍可以從海上對脆弱的中國發起攻擊。這對於中國人的世界觀來説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事實上，自從英國人訓練的日本海軍在甲午海戰中摧毀了中國海軍的殘餘力量，後者消失了整整一個世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重現對中國海軍力量的認真討論。但中國人仍花了很長時間才開始行動，因為他們必須先統一國家，並重組整個現代化計劃。中國此前的嘗試都不能令他們完全滿意，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始將所有的新因素融合在一起，催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對全球市場經濟所代表的新經濟活力都認可的混合體。改革開放後，中國加入到全球市場經濟中，並被世貿組織接受。
事實上，他們意識到，從“第一代東盟”到“第二代東盟”的變化對他們來説是個幫助他們進入這個海上貿易心臟的機會，這對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要。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經濟依賴於海上貿易而進入市場和獲得資源。如果他們沒有通往海洋的通道，那麼過去40年的一切經濟發展都是不可能的。此前美國人允許他們這樣做，因為美國人想將他們轉變為資本主義，變得像美國一樣，但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國人現在認為必須阻止或遏制中國，不能再讓其繼續發展。因此，控制自己的海域、以確保海上貿易得到保護，對中國來説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人太窮，沒有足夠的資源來造船。在這之後，隨着中國人脱離貧窮，他們終於下定決心努力建設海軍。你可以看到當中國人決心要做什麼時，他們的效率高得驚人。
第40屆和第41屆東盟峯會及系列會議舉行閉幕式。圖源：視覺中國
（三）中國建設海軍是為了防禦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威脅
幾十年來，許多人將不斷發展的中國海軍視為世界強國的主要威脅，這完全是胡説八道、不值一駁。中國人確實建造了很多軍艦，但他們在現代時期還從未打過一場海戰;實際上，他們在其整個歷史上還從未贏過一場真正的海戰。所以，中國是否算一個海軍強國，着實存疑。中國在現階段發展海軍的最主要目標，是希望確保自己可以完全防禦自己的海疆，保護其對海上貿易的經濟依賴免於敵視中國發展的勢力的威脅、封鎖或完全遏制。
對東南亞來説，在思考世界的整體權力結構時，房間裏的大象不是中國，而是存在了兩百年的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因為，困擾東南亞的並不是大陸力量———當然，雙方在湄公河、中緬邊界以及越南問題上有一些爭吵，但這些都不是對東盟的真正威脅。對東盟及其自主決定權的真正威脅，以及影響東盟未來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實際上都取決於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大洋之間的地理位置。因此，海上霸權是東盟未來的關鍵。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説，東南亞不能逃避自己的地理和歷史，因為過去幾百年的歷史真相是，這裏由一個大國的海軍統治，現在實際上仍是如此，即美國海軍支配。
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如今以澳英美同盟（AUKUS）的形式出現。澳大利亞、英國的加入對於美國來説最為舒適，這3個國家自1945年以來一直在所有的戰爭中並肩作戰，總是同呼吸共命運；它們同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思維方式也相同，因此彼此間最容易打交道。所以，他們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成本就能聚合在一起，且可靠性很高。相比之下，美國不確定能夠完全理解、也不確定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日本，因此總是心存疑慮。
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建設海軍主要是針對“房間裏的大象”，即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而非東南亞本身，因為中國並不害怕東南亞的任何國家。中國人在南海並不需要造島來對付越南、菲律賓或馬來西亞，但是在面對美國在家門口的海軍力量威脅時，他們不希望南海被視為美國海域的一部分，因此認為造島是防禦性的。
中國曾在19世紀被英國從海上攻擊，他們永遠不希望這種情況再次發生，而當下唯一有能力這麼做的只有美國的航空母艦，這就是當中國人説“房間裏的大象迫使我們做某些事情”時其所指的語境背景。不幸的是，這讓較小的國家感到震驚，但他們並非針對較小的國家。
中國的態度很可能是真誠的。要對付越南、菲律賓或馬來西亞，他們並不需要在這些島嶼上填海造陸，但如果看到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海軍力量———美國人在那裏的所有地方(都有存在)，至少在中國人的眼中，他們對此感到不舒服。因為這意味着在任何時候，美軍都可以威脅中國，這是筆者所能看到的他們思維背後的潛在邏輯。
中國主觀上不會直接對抗和挑戰美國，原因有三：其一，中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中國人知道他們永遠無法真正挑戰美國及其海軍盟友的海上霸權。美國本身就足夠強大，再加上盟友的力量，中國永遠無法與之匹敵。其二，回顧歷史，筆者沒有看到過任何中國想要主宰或管理世界的例子，他們不會愚蠢到認為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
其三，中國能看到美國試圖統治世界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且從中無法獲得多少真正的好處。中國能夠真正接觸世界、市場和資源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商業航運進行經濟貿易和連接；中國能做的是不斷擴大貿易聯繫和商路的連通性，以便在各地進行買賣，使自身的經濟發展可持續。因此，他們需要思考如何保護這些商船。
新“海上絲綢之路”與歷史上的海上貿易路線確實有諸多不同。如前所述，舊海上貿易線路是非常和平的，它的參與人數有限，因為進行海上長途貿易仍然是個相當不穩定的行業。總貿易量小，船隻也很小，容易在海上沉沒或失蹤;以現代標準來看，船隻數量也較少。這種情況直到18世紀後才真正改變，特別是當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縮短了全球市場經濟的航線，促進了發達的西北歐工業經濟體和大西洋對岸的美國經濟之間的連接，將包括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在內的所有海洋真正開放給一支統治全球的強大海軍時，世界就真的改變了。
全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人在談論現代之前的全球化，但那只是陸地全球化，且非常有限。真正的全球化只有在控制了海洋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那麼整個地球都處於控制之下。對海洋的全球性控制從英國人開始，其後被美國人接手。
如今，很明顯，英美仍然認識到這種海上優勢對他們的利益至關重要。這使其獲得如今的強大，使其能夠讓全世界接受他們制定的普世價值，並定義一條唯一的現代化路徑，任何試圖走上不同道路的國家都是錯的。
這便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人領導的世界格局，但永遠不要忘記的是，美國人繼承了英國的海上力量，並進一步鞏固發展、使其無可匹敵。不像英國被限制在一個遠離大陸的小島上，美國身處一個缺乏敵人的大洲，於是可以集中幾乎所有資源來建設一支能夠控制世界的海軍。他們首先控制了太平洋和大西洋，自從中東戰爭和過去幾年的行動以來，很明顯又控制了印度洋。這是全球最強大的海上霸權，英國人曾如此夢想但又缺乏實現這個夢想的能力，而美國人替他們達成了目標。
當今世界是由最強大的海軍主導的海洋世界，如果中國想要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海上絲綢之路”是一種可行的路徑。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它的新特點在於，這條新的海上航線依賴於那些可以實際控制和扮演警察角色的他者的力量。
全球海洋經濟並非一個真正國際化的社會，其背後是英美海上霸權。此前美國允許中國進入海洋，開展貿易並發展自身經濟，但在改變中國體制的想法失敗後，它認為不能再讓中國繼續發展，轉而開始遏制中國。至少中國人肯定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非常強大而難以對付，中國領導層中的明智者永遠不會想要挑戰它。
中國海陸大國的雙重身份與“一帶一路”
如今的中國不僅是個陸上大國，海上貿易也是它的經濟命脈。他們的大陸力量十分巨大，且在大陸方向上面臨巨大的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説，他們仍然面臨着作為歐亞大陸國家的古老戰略問題。在海上，中國想要確保的僅是在自己的周邊和後院擁有足夠的海軍力量來保證安全，因為他們仍然面臨大陸的問題：他們在陸地上有14個不同的鄰國，所有關係都必須小心處理。所以，海上安全及海軍影響力，只是他們需要處理的龐雜問題的一部分。
筆者認為中國人認識到了這一點。非常有趣的是，在冷戰結束後，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這體現了他們對大陸需求的充分理解。他們在冷戰結束時選擇優先保護大陸邊界的意識，絕對是中國地緣戰略思維的經典做法。直到今天，當我們考慮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中亞未來問題以及與伊朗和中東跨越中亞的聯繫時，這一點仍然意義重大。所有這些都與英美海上霸權所能應對的世界截然不同。
事實上，美國在冷戰結束時成為了全球單一的超級大國，它原本希望能夠掌握更大的陸權，如果他們能夠進入中東，完全控制中東局勢，就可以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為此，美國採取了非常危險的行動，它進入了北非和中東，最遠到了阿富汗。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一種普遍的想法：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就不能僅僅侷限於海上利益，而必須同時參與陸上利益。但很明顯，美國在大陸上的冒險並沒有成功，最終不得不承認陸地不是他們可以輕易控制的，現如今，它甚至更加依賴海上霸權。
中國別無選擇，它必須是一個擁有足夠海軍防禦的陸地強國，以照顧其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的生存利益。如今的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陷入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既要參與大陸事務，又要參與海洋事務。找到正確的平衡是中國人的核心議程，為此，他們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
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宣佈“一帶一路”倡議之時，實際上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情況已持續了至少15年。他們的經營很多時候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其結果總的來説成敗參半。此前，當中國資本開始走出去時，不論是國企、私企還是混合制企業，實際上都在進行對外投資，特別是在西方人不感興趣的領域。這些領域在西方人眼中要麼是無利可圖，要麼是盈利機會非常不確定，建立穩定運營過於困難，然而，許多非常具有冒險精神和創業精神的中國商人冒着巨大的風險進入這些領域。
南寧打造面向東盟新能源汽車產業集聚區。圖源：視覺中國
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裏，中國企業的所有冒險還沒有一個總的名字。中國政府意識到了企業出海有成有敗，並對其中一部分企業採取鼓勵政策，但並沒有形成聚焦。筆者認為，本屆中國政府已經徹底認識到中企出海可以愈益整合成一項以國家為中心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事業。從2013年開始，中國決定採取化零為整的方式，以“一帶一路”為大旗聚集起中國出海的企業，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決定將其變成每個中國人都感興趣的大事，每個省都必須有“一帶一路”項目。
中國認為“一帶一路”是一種更有效或更具指導性的方式，但它沒有意識到這個巨大的建設實際上會引起他國的警覺，令很多人感到震驚。局面不再是無數冒險的中國企業家散落在各地試圖賺錢，而是中國共產黨突然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幕後推手。美國人認為，中國的成功將使得人們遠離自由資本主義而轉向中國，這將完全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
因此，美國人藉機聲稱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是對整個自由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真正挑戰，中國推行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是國家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接管。也有一些人認為，這是中國利用債務將各國與中國聯繫在一起的極度複雜的國家戰略，其最終目的是主宰世界。筆者認為這一切都是言過其實。也可能會有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他們能夠將企業出海推進到這麼遠而感到非常自豪。
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巴基斯坦或亞非其他國家，已經有很多專家為政府統計了中國對外投資的情況。坦率地説，總體而言，人們發現中國人並沒有從中賺到錢。很多時候中國企業只是在為了繼續維持經營、確保不虧本而掙扎，很多時候他們的經營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談論新的“海上絲綢之路”時，不能把它與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分開。“一路”主要是由商業利益發起的，在中國政府舉起大旗後，一些戰略因素被納入其中。相比之下，連接陸地貿易的“一帶”，從一開始就有較強的戰略和政治意涵。從冷戰結束後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開始，中國人就認識到他們需要以某種方式發展其西部地區，並發展與從蘇聯分裂出來的中亞各國的關係。
現在，中國人意識到海軍力量可以在南海對中國進行封鎖、圍堵和遏制，但坦率地説，中國這個巨人對此幾乎無能為力。中國人沒有忘記這樣一個事實：依賴海洋本身並不安全，他們必須有多種渠道來接觸市場和資源，他們必須學會如何運用不同於過去的方式處理陸地問題。他們仍然必須學會如何做到這一點，不能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海洋這一個籃子裏。
所以，他們需要進入印度洋的額外通道，這當然是通過陸地而非海洋來實現。中國既通過緬甸的若開邦通往孟加拉灣，也通過巴基斯坦進入印度洋，以方便獲得伊朗和中東的石油。他們還試圖通過陸路進入黑海和地中海，再往北完全通過陸路抵達歐盟市場，最遠到達歐洲北海。甚至在我們東南亞地區，“一帶一路”也有一條從老撾到泰國、再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純陸上路線，還有進入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的其他路線。它們都不依賴于海洋。
甚至可以説，他們可能希望從新的海上航線中賺到錢來支付非常昂貴的、不會讓他們賺錢的陸上線路。那種穿過整個緬甸進入若開邦的做法，或是保衞從興都庫什到印度洋的巴基斯坦路線，這不僅昂貴，而且地形非常危險。中國人很現實，知道這不會是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筆者不清楚它們最終是否會有回報，但這是一項對他們自己的戰略承諾：如果遭遇海上封鎖，仍有渠道進入印度洋。無論他們有多少資源投資於新的海上航線，都必須與所有的投資和成本及其他投入的資源進行權衡，以使陸地道路變得可行和有價值。這一切最終是否會產生積極效果仍然未知，但這條新的海上航線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置於海陸聯動的大背景下。
結語
這條全新的“海上絲綢之路”需要面對一個全新的東盟，因此東盟的內部事務及其他國家如何看待東盟，對中國來説非常重要。在中美競爭中，雙方都希望東盟傾向於一方或另一方，而東盟的最優解是保持中立、誰也不依靠，只要能保持團結和持續中立，那將是理想的。但這仍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美雙方將持續努力，至少多爭取一些國家支持自己，因此這對東盟來説將是持續存在的挑戰之一。
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當然他們也知道美國一直很感興趣，因為是美國人最早創造了東南亞這一概念。因此，如果中國人能夠確保東盟保持自主性，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們就會感到滿意，並將此視為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東盟的中立本身就意味着進步，因為中國與東盟的關係是從沒有任何朋友的狀態開始的。至於“海上絲綢之路”本身，如果中國人不賠錢，並能用他們在那裏賺到的錢維持其陸上“一帶”的巨大成本，就已經是非常幸運了。
中國在海洋方面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在外交上如何運用和回應國際法的問題。中國的一些外交話語實際上很笨拙，展現出他們對國際法缺乏基本瞭解———事實上，很多中國人基本上不明白國際法是如何被用於政治目的的，也不知道如何回應;當他們試圖回應時，他們的語言聽起來很沒有説服力。如何在海洋上劃出邊界，是中國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中國人很擅長在陸地上劃定邊界，但如果尚未認真考慮就用同樣的邏輯來解釋大海，就是在自找麻煩。當談論海上界線時，聲稱九段線是合理的，或是用歷史來解釋，説服力是需要考慮的。
海外華商共話成都與東盟國家合作發展機遇。圖源：視覺中國
當然，一些東南亞聲索者提出的類似説法同樣也是錯誤的，這是因為雙方提出的邊界都是在最近幾十年才劃出來的新線。事實上，沒有人知道如何劃線;那些試圖劃線者實際上都在製造同樣的問題，因為他們並不瞭解他們所引用的每條國際法的真正內涵。《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花了很多年試圖解決海上劃界問題，但實際上國際法本身對於立法者和國際法學家來説並不明確，國際法自身就構成了有爭議的問題，只會使原本突出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更遑論對解決爭議有所幫助。
國際法是西方基於基督教傳統而創立的，但西方人自己並不遵守。其最初目的是在歐洲各國都在向所有方向擴張時，需要制定一套法律體系來逐步減少彼此的衝突。因此，它只適用於被認為是“文明國家”的歐洲列強，而對於任何東方帝國來説都不適用。
對此，美國人比中國人有更好的理解，所以直到今天，美國人還沒有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因為他們知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某些部分實際上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東亞和東南亞都是在最近才開始學習國際法的，然而往往意識到它實際上構成了對自己利益的掣肘而非伸張。
1945年後成立的新國家大多在學習如何在這個國際法的世界中生存，但那些制定國際法的國家早已學會了如何使用它，當然也以某種方式定義了法律。因此，我們應以一種非常模糊的方式來看待國際法的功能，在使用國際法的方式上實則存在着各種各樣的潛在問題。例如，即使中國以完全合法的方式使用它，那些當初沒有參與這項國際法創制的國家，仍會感到十分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