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如何理解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 ——對“美國力量的新理論” 一文的回應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雜誌日前發表了一篇由作者喬治·帕克( George Packer ) 撰寫的文章，對美國力量在全球的角色提出了一個新理論。喬治·帕克作為一個美國自由主義的信仰者及推崇者，對美國當前的外交政策面對的困局，及其在世界事務中的角色作出了新的解讀、建議及呼籲，這文章值得我們細讀。

更重要的是，他作為拜登總統政策的忠實支持者，實際上試圖為拜登總統當前的外交政策提出一個解釋、一套新理論。但從其內容上來看，實際上更多是政策辯護和戰略建議。這其中的論述對理解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以及我們應如何面對中美關係目前的困難，有一定的啓發及幫助。

喬治·帕克提出，“美國外交政策近期（過去幾十年）的不斷反覆，從一時的理直氣壯、宏大理想，及使人興奮及狂熱的目標，突然間又轉化到過分悲觀、絕望、掉頭放棄”。對於這種“令人沮喪的兩個極端遊走”的表現，他表示極度迷惑，並提出了他的分析及應對辦法。

其實美國在這兩個極端的不斷反覆，正符合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一個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他稱自己的現實主義是一種“進攻型”的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所提出的解釋。對於這種現實主義的解釋，自由主義者當然不會接受。

約翰·米爾斯海默（圖源：New Statesman）

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將美國的外交政策背後的動力，簡單地歸納為現實主義及理想主義這兩種主要理論。現實主義以國家利益為本，以大國的實力對比、平衡、變化為國際關係的主軸。而理想主義則將對外宣揚自己信仰的一套價值觀、普世價值作為使命，同時將其當成國家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動力及考慮標準。

米爾斯海默教授認為這兩種主義有時是各行其道、有時則是混在一起同時用來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他們是捆綁在一起，或是被單獨利用的時候，理想主義充其量只是一個包裝，一種附加的動力、藉口。當國家利益受損時，理想主義很快就會被拋棄。這是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實實在在的解讀，美國外交史上的案例，也不乏對這理論的具體支持。

如果我們審視當下美國對不同國家的敵友標準而制定的政策，也可以看到理想主義在美國外交政策應用上的不一致。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自然是美國的朋友，但非民主、獨裁體制的國家，也不一定是美國要改造、批評的對象。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功利主義、現實主義遠遠大於理想主義，前者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原則。

而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則是在一個自我肯定、自以為是的前提下，將世界看成是黑與白、善與惡、自由與非自由的二分世界。自由民主是美國的立國價值觀，對其國民有重大的凝聚及動員力量。作為鼓動國民支持國家的對外政策，它具有很大的利用價值——無論當權者、政策制定者是相信它還是不相信它，自由主義必然會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元素。

喬治·帕克認為俄烏戰事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轉折點。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究竟是一個自我保護、維護自身安全的舉措，還是一個侵略、擴充、恢復過往國家榮譽的行動，在美國及中國內部對此都有不同的看法。

過去20多年來，北約的東進擴充是一個事實。北約標榜自己只是一個防禦性的軍事聯盟，然而單從烏克蘭事件中出現北約的深度介入，就已經充分表現出它是一個由美國主導、積極在自己的境外從事軍事活動的政治軍事集團。北約究竟是為了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介入，還是為了維護一個自由民主的鄰國而戰，各花入各眼，這是一個尚待事實去證明、只能交由歷史給予最後判斷的問題。

北約在美國主導下不斷擴張（圖源：環球時報）

在基辛格博士及米爾斯海默教授等現實主義者看來，這場戰事是美國的一個重大失誤，其造成的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大變化對美國極其不利。喬治·帕克及弗朗西斯·福山等自由主義者，則認為這場戰事是自由民主全球運動的復興，是一場維護自由民主、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聖戰”，是美國“以道德為本的外交政策”的重生。這兩個道理可以同時存在，互不矛盾或衝突。但如認為拜登總統在這事上做得正確，令美國重新踏上正義的外交道路，當然會無視現實政治出現的大國力量的新平衡。喬治·帕克可以這樣，但任何當權者，包括拜登總統在內，都不能不面對這個問題。

同樣，喬治·帕克認為拜登總統雖然口頭上不承認，但實際上是對中國展開了一場新冷戰，一場“民主與專制比拼”的大戰。但他也承認，這次較量與上一次針對蘇聯的冷戰很不一樣。

首先，與蘇聯不一樣，中國是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國家、一個商品生產大國。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次的鬥爭並沒有需要打擊的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他實際上是否定了中國模式和中國的發展經驗對西方國家以外的世界的影響。這真是美國當權派對中國的認知嗎？事實上，如沒有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實際表現上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影響，美國不會對中國的發展及強大表現得這麼緊張。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雖然不斷有調整，但前後基本上是相當一致的。美國現在視中國為同等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認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會挑戰及危害美國的利益及地位，必須要遏制及阻止，這已是兩大政黨的共識。中美兩國雖然在一些問題上有合作的空間，但美國認為鬥爭、競爭、打壓是其處理中美關係的主要方面。美國會全力阻止中國在科技、軍事及地緣政治上進一步的發展及擴充，這已成美國的基本國策。為配合這個策略，美國認為自己需要一方面自我發展，解決自身內部的問題，另一方面要拉攏盟友及其他國家，參加他們這個戰略性的任務。

美國聲稱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但這是口不對心的話。因為行動上，無論在貿易，或是科技、軍事上，美國都在全面打壓中國。在地區安全上，在台灣海峽、南海等這些中國周邊地區，美國不斷製造危險及緊張情勢。更重要的是，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雖然口頭上説其“一箇中國”政策並沒有改變、反對“台獨”，但跟着就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強烈反對所謂“任何一方單方面對現狀做出任何改變” ，完全不顧國與國關係中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本原則。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實際上就是要維持中國的分裂狀態。這與美國在烏克蘭高調要維持對方的主權自主及領土完整，完全是一個相反的立場與態度。美國不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是經過20多年的努力，及中國社會部出現的變化、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思想變化，明白這已是不可為之事。不久前在香港發生類似“顏色革命”的事，美國是其中的重要幕後黑手和參與者，它的失敗應該結束了美國過去對中國在這方面的期望與幻想。

美國不斷在台海製造緊張局勢（圖源：Nikkei Asia）

不能否認美國對華政策在全力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下，是剋制的、有限度的。它強調手段要適當，不要頭腦發熱，對成效及結果不要過分樂觀、急於求成，這就是喬治·帕克的“新理論”所鼓吹的。這與希拉里以往鼓吹的“巧實力”，即“軟實力”的進一步發展，基本上是同樣的東西。當美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特別是其政治體制，在其內部面臨嚴重困難時，在對外失去其吸引力後，仍然尋求以自由民主作為其對外政策的道德及價值取向基礎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喬治·帕克非常明白這一點。但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在美國內部作為動員國民支持其外交政策的藉口，則仍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喬治·帕克的文章中有一點值得我們深思，他指出目前反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是比較消極的，多建立在否定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出現的不少缺點及問題上，但欠缺正面的、建設性的論述和構思，以及具體替代方案。

無論是針對中國的行動還是在烏克蘭事件上，美國拉攏盟友及其他國家參加的所謂全球戰略鬥爭，都有其內在不可解決的結構性矛盾，不管它打的是自由民主牌、還是地緣政治牌。因為美國可以把自己視為“人類社會的唯一救贖者”，或“歷史終結後的唯一、最佳的典範”，但事實上每個國家，包括美國的西方盟友，都有自己的利益考慮，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及歷史經驗。像西歐的民主體制就與美國的不大一樣。他們對俄羅斯及烏克蘭，對中國的考慮，必然與美國也有一定的差別。

喬治·帕克的建議中一個可取的點，是美國應該首先集中修補自己這個自由民主體制上出現的問題，如果它是可以修補的話。但如美國轉而向內，國內孤立主義抬頭，這對國際社會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但美國頑固地堅持單邊、獨大主義必然不會成功，其後果不單是對美國本身造成重大傷害，對國際社會同樣也會帶來巨大破壞。

國際社會面對的問題，也是中國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説服美國改變其目前的態度與做法。幸運的是，目前雙方都認同需要保持溝通及對話。這是改變局面的必要條件，但遠遠不是足夠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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