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他怎就成了“中國最後一位聖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2022年是王陽明誕辰550週年。圍繞這位被冠以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等諸多名號的著名人物，從學界到民間，開展了許多研討和紀念活動，把本就頗具熱度的“陽明熱”推向了新的高點。

諸如“人生大病，只是一個傲字”、“此心不動，隨機而動”等哲理名言，還有“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這樣兼具詩意與哲思的話，經常見諸於許多圖文音頻，當然還有朋友圈。

為何今人如此青睞王陽明？王陽明何以由凡入聖？今人對王陽明是否也有誤讀？我們不妨先從其人生軌跡看起。

起落無常

王陽明出生於浙江餘姚，其家世據説可以追溯到琅琊王氏。但眾所周知，中古之前的家世追溯大抵難以考證，只能聊備一説。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在科舉道路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高中成華辛丑科進士第一人，也就是俗稱的狀元。弘治一朝，王華在京城做官，先後升任禮部右侍郎、左侍郎。

王陽明是王華的長子，從11歲開始，他便跟隨父親在北京生活、學習。據馮夢龍的記載，孩童時代的王陽明不好好誦讀經史，整日召集小夥伴“打仗”。王華得知此事很是生氣，勒令兒子好好讀書，長大考狀元。王陽明卻回懟：“父親中狀元，子孫世代還能中狀元嗎？”，“若只有一代，雖狀元也不稀罕。”這一通回答讓王陽明結結實實捱了一頓揍。

馮夢龍的描述或許不乏誇大之處，但王陽明的性格確實異於常人。或許也正因如此，他雖然天資聰穎、家教極佳，但會試之路卻不是很順。22歲、25歲兩次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28歲第三次參加會試，才終於如願以償。

《傳習錄》資料圖

弘治十二年，王陽明成為進士，次年授任刑部雲南司主事。此後的七年裏，他雖偶爾外放差事，但一直在京城做官。直到正德元年，35歲的王陽明為救同僚忤逆劉瑾，不僅捱了廷杖，還被貶到貴州龍場當驛丞，就連父親王華也受到了牽連，調任為有名無實的南京吏部尚書。

王陽明在龍場“悟道”的故事為後人所熟知。可事實上，這段時間並不長。王陽明起初想要歸隱山林，後來大概是怕連累家人，還是決定去龍場上任。他先躲避暗殺，後兜兜轉轉，直到正德三年才到達貴州龍場。兩年後，劉瑾被凌遲處死，王陽明也得到了起復的任命。

在明代中後期反覆迴轉的政治氛圍中，重回官場意味着王陽明的仕途春天來了。此後由於平定農民起義出色，王陽明的職銜持續上升，正德十三年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隨後，王陽明人生中最光輝的一刻到來了。正德十四年六月，封藩南昌的寧王起兵叛亂。七月十五日，王陽明起兵平叛，八月二十日攻克南昌。隨後與回師的叛軍主力激戰，生擒寧王。雖然此後經歷了諸多波折，王陽明甚至一度請求辭官歸隱，但最終還是在嘉靖登基後得到了提拔，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至此，他的職位已經追平了父親，實權則更大於狀元父親。

由於父親去世，王陽明擢升南京兵部尚書不久便回家守喪。一般守喪期滿，朝廷就會起復重用，但是，王陽明足足在家呆了六年，朝廷始終沒有理會他，王陽明在大放光彩之後，就這麼驟然跌落谷底。

直到嘉靖六年，由於廣西叛亂太過棘手，朝廷又想到了王陽明，升職隨之而來，讓他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職銜指揮兩廣戰事。次年，在戰後返鄉的路上，王陽明病逝於南安。

按理説，為國效命至死的王陽明應該享受尊榮，但波折又來了。由於涉嫌“擅離職守”，王陽明不僅沒能得到褒獎，就連爵位也被擼掉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在王陽明身上，可謂貫穿始終。

蓋棺定論不容易

王陽明的精彩故事不止在於他的生平經歷，其身後之事也同樣波折。都説“蓋棺定論”，但放在王陽明身上，這“定論”的“棺蓋”偏偏要反反覆覆落下好幾次。

王陽明僅用一個多月就平定了寧王叛亂，按照明朝的封爵規則，此等大功，不能不封，因此嘉靖即位之初，朝廷就有了授爵之議。然而，由於王陽明是王瓊舉薦的，而王瓊與主持朝政的楊廷和關係緊張，導致王陽明跟着受牽連。

最後，朝廷封王陽明為新建伯，歲祿一千石。但是，封爵竟然不給鐵券，就連一千石的歲祿也壓根不發。這就好比你得到了某項重大獎勵，但既沒有證書，也沒有獎金，尷尬不尷尬？

好在王陽明不是一般人，對此不甚在意。但是，在他去世之後，這卻成了一個大問題。按慣例，作為伯爵的王陽明應該追侯爵，兒子承襲爵位。但是，先前王陽明一再請辭得罪了嘉靖皇帝，他的學説更為權臣桂萼所不容，於是，這去世後的“蓋棺定論”成了麻煩事。

王陽明故居（資料圖）

桂萼主持的吏部給王陽明來了個“功過相抵”——平定叛亂固然有功，但沒有接到命令就返鄉是大罪，乾脆兩相抵消。至於王陽明的學説，則被全盤否定。

嘉靖皇帝對於這個處置還不滿意，他覺得王陽明雖然立了點功，但那又怎樣？在皇帝的親自幹預下，最終的處置結果是：“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系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歿後，卹典俱不準給。”簡單總結就是全部擼掉，徹底歸零，這是明朝第一次給王陽明“蓋棺定論”。

儘管如此，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王學的傳播已經無可阻擋：

一方面，王學對於本心的認知頗有“解放心靈”的意味，王學強調個人意志與智慧，天然受人歡迎。對比於傳世數百年的程朱之學，王學雖然被稱作“反動”，卻更受新一代學者的歡迎；

另一方面，作為發軔於明代中後期的學説，王學天然適合於晚明的社會思想土壤，更容易被人接受；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王陽明很重視培養學生，他的不少弟子也着意培養學生，門人規模迅速壯大。到了嘉靖末年，朝中的重臣如徐階、趙貞吉等人都算得上是王門後人。

徐階像，圖自青浦檔案

在這些人的推動下，嘉靖四十五年八月，還沒熬到第二年改年號，新皇帝就同意為王陽明平反，按照應有的規則，追封新建侯，追諡文成。隆慶二年五月，新建伯的爵位也被恢復，王陽明的嫡子承襲爵位，此後一直延續到南明弘光朝。這一輪平反運動，算得上是第二次“蓋棺定論”。

恢復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陽明的“事功”，圍繞他的學説，新一輪的“定論”又在醖釀。隆慶元年時，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稱讚王陽明的學説，試圖徹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議結果。而這，還只是開始。

既然王陽明有“闡聖賢之絕學”的功勞，那他有沒有資格從祀孔廟？這個問題從隆慶年間一直吵到萬曆十二年，期間張居正等大佬紛紛下場參戰。反對者認為王陽明的學説損害朱子學，甚至惑亂人心。支持者不僅尊崇王學，還把陸九淵擺出來做例子，説朱學並未因陸學而廢，陸九淵也從祀孔廟，為什麼王陽明不行？

大臣們爭吵不休，最後把皮球踢給了皇帝。

禮部尚書沈鯉的本意是通過皇帝之口，徹底否定王陽明從祀的門路，畢竟萬曆的爺爺嘉靖把王陽明從頭到尾否定了一遍。但是，萬曆皇帝受到申時行等內閣大臣的影響，也出於“叛逆”張居正的念頭，偏偏批准了王陽明從祀孔廟。從此，王陽明成為了明代以軍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得諡號“文成”的二文臣之一，從祀孔廟的四文臣之一。可謂前所未有。

晚明大文豪王世貞稱王陽明“文武勳德，為我朝冠”。近代以來更有“五百年來一完人”，甚至“中國最後的聖人”的説法。在這一輪的“蓋棺定論”中，王陽明全面翻紅，成為頂流人物。

一百多年後，清朝編修完成《明史》，在《王守仁傳》的“贊曰”部分再一次做了“定論”。較之於明朝人評價王陽明先事功、後學術的態度，清朝人更為肯定王陽明的學術，認定王陽明的事功主要得益於其學術。但是，清人在誇讚的同時，也批評了王陽明自詡聖學，傲視程朱，貶低同輩的態度。

“陽明心學”真的萬能嗎？

在嘉靖年間，想讚頌王陽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萬曆以後，想要批評王陽明也變成了一件有些困難的事情。

王世貞曾有評論：“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會氛圍相對寬鬆、思想頗為自由活躍的萬曆後期，講求自我意識，強調自我價值的心學可謂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於建功立業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榮華富貴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為自己開脱。

在“本心”的引領下，只要你能説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對的。晚明文人本來就容易劍走邊鋒，甚至行極端之事，陽明學所具有的解釋空間正符合了他們的訴求。在後學的追捧下，王陽明很快走上了神壇，陽明之學更是風靡一時。

近代以來，王陽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還要高。1926年梁啓超在對青年的演講中，將“依着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稱作“唯一的救濟法門”。日本名將東鄉平八郎據説隨身攜帶一塊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陽明”。蔣介石自謂王陽明的忠實信徒，稱陽明心學為“終生的食糧”。就連毛澤東年輕時也深受王陽明的啓發，在長沙第一師範就讀時撰寫過《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師楊昌濟的器重。

時至今日，自稱崇拜王陽明、尊奉陽明心學的人依然很多，《王陽明全集》多次再版，據説，不少都被總裁、老闆收到了辦公室的書架裏。面向企業家的“陽明心學高峯論壇”已經召開了許多次，還有的公司專門花時間與員工討論陽明心學。

影視劇片段

無論是作為儒學，還是作為哲學，成系統地學習陽明心學顯然都是有門檻的。但為何這麼多人都能來追捧呢？或許至少有兩點原因，一是王陽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於是跟着追顯然沒錯。另一個原因在於陽明心學看起來並不難學，不就是自己修煉心性嗎，閉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壯志，似乎就成了“心學”。而越想越開心，越想越興奮，恨不得馬上加班加點去付諸實踐，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王陽明是聖還是人，前面的講述已經已經很清晰了。其實，陽明學在日本的火熱也是例證，日本雖然早早就引入了陽明學，但尊崇的高峯發生於幕府末年、維新時期。當時的日本處於多災多難之際，陽明學的責任感與體驗心深深啓發了日本人。明治維新之初，日本使團考察西方，就深受陽明學知行之説的推動。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維新，王學為其先導”的説法。

迴歸中國，近代以來陽明學説深受追捧，自然也與當時中華民族身處的境況息息相關。一方面，當時的中國與維新之初的日本具有類似的情況，都急迫渴求改變現狀，像王陽明這樣既有學術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國家的偉人自然受後人尊崇。另一方面，對於個體而言，心學更容易表現為具有實操價值的方法論。從“致良知”到“知行合一”，這個過程可以簡單解釋為樹立遠大理想、腳踏實地去努力，期間初心不改，百折不撓，直至於成功的歷程。尤其在艱難的時局中，陽明心學的哲理表達更有滋潤心靈的功效。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資料圖）

總而言之，近代以來，陽明心學中最有意義的部分當屬“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則未必那麼有積極意義。而以筆者的理解，陽明心學至少在三個方面有明顯的歷史侷限性。

首先，心學無法回答“惡的問題”，既然人心本是好的，為什麼接觸外來事物會產生偏差？進而出現惡？這麼説或許有些太哲學，擴大到現實中，問題就會表現為“我認為是正確的，那就可以做”。只要你能從本心出發，論證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違道德、有違國家利益，乃至有違法紀，都可以理直氣壯去做。晚明以來，王門後學之所以會幹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與之相關。

其次，作為為人處世的哲學，心學並不適合於絕大多數人。對於根性好、天縱奇才的人來説，心學讓他們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但在客觀上，絕大多數人並沒有那麼高的才華，與其陷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按照前賢指定的道路老老實實地按部就班，修成正果。

最後，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心學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國之學。王陽明雖然講求“知行合一”，強調親身踐行。但現實中，絕大多數人的“知行合一”往往成為腦袋知道、嘴巴踐行的自我感動。晚明的許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評為“迂儒”，莫不與之相關。

更何況，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個人的“良知”是一樣的嗎？從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稱是王陽明的忠實信徒，但僅憑心學就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功案例並不多。由此可見，“一念開明，反身而誠”的心學固然吸引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激勵、陶冶心情，但更關鍵的興亡之道還在心學之外。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