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是什麼給西方經濟帶來了40年一遇的“大停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在印尼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峯會，將西方領導人的鴕鳥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西方國家目前面臨着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滯脹危機——物價上漲創下40年來的最高紀錄，GDP平均增速則下降一半以上，西方國家民眾目前實際收入也有所下降。這種明顯的負面趨勢反過來不可避免地表現為加劇社會緊張氣氛和政治動盪。但西方領導人非但不設法應對引發這場危機的真正力量，反而將西方面臨的這些負面趨勢歸咎於他們無法控制的短期因素——特別是烏克蘭戰爭，西方將這場戰爭主要歸咎於俄羅斯，其次歸咎於中國。
但是，正如下文所述，這樣的説法並不屬實，西方當前面臨的問題在於西方政府的政策，尤其是美國的政策。由於西方領導人在G20峯會上拒絕承認或分析他們面臨的問題的真正原因，他們也無法採取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因此，峯會之後，西方危機仍將持續。
今年11月，G20峯會於印尼舉行（圖源：路透社）
這種負面趨勢必然會給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進步力量，帶來尖鋭的現實和理論挑戰，這些挑戰是彼此關聯的。從實際上看，中國必須應對西方經濟體負面形勢帶來的不利影響；從理論上看，有必要了解是什麼原因導致西方面臨如此嚴重的危機，以便準確評估危機的動態影響和持續時間，避免中國和其他奉行進步政策的國家出現類似的負面趨勢。同時我們也應明白西方為什麼會聽任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只有準確瞭解這些趨勢， 才可能從實際出發制定出最合適的政策。
這樣的發展大勢，也成為檢驗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確切地説是資本主義）理論之間差異的一塊試金石。馬克思主義清楚地説明了西方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並找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從而凸顯了其優越性；而西方理論則促成了這場危機的產生，阻止了人們正確認識這場危機，從而阻礙西方政府尋找出路。
如以往一樣，筆者將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分析西方面臨的這場危機。因此，本文將通過實證數據，對西方面臨這場危機的原因，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進行論述。
西方世界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和減速
目前西方經濟體滯脹的負面影響眾所周知，在此沒有必要一一列舉。但是，通過歷史比較，我們可以準確地瞭解受影響的嚴重程度。
圖1
圖1所示的美國過去60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清楚地體現了目前西方滯脹的第一要素——通脹浪潮的嚴重性。顯然，美國通脹的長期趨勢是先升後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首次將人們的關注重心由純粹的短期經濟週期波動轉移至這種長期價格變化，儘管筆者並不認同他對這些變化的總體理論解釋。
可以看出，在此期間，首先出現通脹浪潮，因為美國物價從20世紀60年代的較低水平逐步上漲至1980年的峯值（14.7%）——這一過程持續了20年。隨後，在1980-1982年的急劇衰退和大規模失業中，美國通脹急劇下降。在40年來的數個經濟週期中，美國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12月，美國通脹率為2.3%。2022年6月，美國通脹率飆升至9.1%，為198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後，美國通脹率略有下降，降至10月的7.7%，但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高於40年來的任何水平。因此，很明顯，西方當前發生的通脹浪潮不能被視為純粹正常的經濟週期波動，它比40年來任何時候都要嚴重。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在遭遇通脹浪潮的同時，美國今年GDP將僅增長1.6%，2023年甚至將降至1.0%——美國不僅面臨通脹，還面臨停滯。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預測，發達（西方）經濟體整體增長率將從2022年的 2.4% 降至明年的1.1%——明年的人均增長率僅為0.9%。這些數據表明，由於經濟急劇放緩所帶來的壓力，西方通膨率開始從峯值水平下降，但仍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眾所周知，西方經濟放緩無疑會加劇，因為西方所有主要央行都在加息，以抑制通脹——美聯儲今年將利率從0.25%上調至4.0%，歐洲央行將利率從0.0%上調至2.0%，英國央行將利率從0.25%上調至3.0%，等等。這些央行均表示，儘管經濟嚴重放緩，它們仍將被迫進一步提高利率——這與限制經濟減速所需的降息正好相反。因此，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明確的預言：整個西方經濟體的經濟放緩趨勢才剛剛開始——2023年西方整體經濟增長數據將比2022年更糟。
鑑於經濟放緩疊加通貨膨脹——這並非誇大其詞，而只是在陳述事實——西方正經歷着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形勢。
經濟動盪引發的政治動盪，甩鍋給俄烏衝突？
這種經濟形勢不可避免地攪亂西方社會和政治局勢，同時給“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也帶來劇烈的動盪。不過，這超出了本文的範圍，在此就不展開論述。幾乎所有西方發達經濟體民眾實際收入都在下降——截至今年9月份，美國實際工資下降3.8%，英國8月實際工資同比下降2.4%，此外，英國官方預測，未來兩年內英國民眾實際收入將下降7%。由此帶來的政治影響是，西歐的所有執政黨恐怕都會在選舉和民調中落於下風，無論其政治背景如何——在意大利和瑞典，極端右翼政黨最近贏得了選舉勝利；在英國，執政的右翼保守黨在最新民調中落後反對黨中左翼工黨30個百分點。
極右翼政黨在意大利大選中獲勝（圖源：紐約時報）
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滯脹局面，西方政府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過錯，反而甩鍋給烏克蘭戰爭。而且，他們認為烏克蘭戰爭是俄羅斯挑起的，俄羅斯應對西方這些不利的經濟形勢承擔責任。鑑於此，俄羅斯理應受到指責，不僅如此，西方還進一步指責那些拒絕加入對俄經濟制裁的國家。
但是，西方政府的這一呼籲遭到了佔世界人口近85%的發展中國家的拒絕。美國政治學家拉詹·梅農（Rajan Menon）在一項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綜合研究中指出：“在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特別行動的聯合國大會投票中，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這四個重要國家均未發佈官方聲明譴責俄羅斯。一些國家，包括印度和南非，以及其他16個非洲國家則對旨在懲罰俄羅斯的聯合國決議投了棄權票。雖然巴西和印尼對此投了贊成票，但同時他們譴責對俄羅斯的‘無差別制裁’。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加入到美國和北約其他大部分國家對俄製裁的行列。”
拒絕加入制裁行列的國家甚至包括北約成員國土耳其——相反，土耳其今年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同樣，印度也增加了對俄羅斯石油的購買量，俄羅斯石油在印度進口總額中的佔比從戰前的1%擴大到今年10月的21%——與烏克蘭戰爭前相比，印度與俄羅斯的貿易額增加了三倍。儘管面臨美國的制裁威脅，但印度仍維持了從俄羅斯購買S-400防空系統的決定——拜登政府迫於印度的壓力，最終做出讓步，放棄制裁印度。
巴西各大政治流派的反應也頗具代表性。巴西現任右翼總統博爾索納羅表示，他不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因為該國農業依賴俄羅斯化肥進口。在盧拉執政時期曾擔任巴西外長七年的塞爾索·阿莫林也表示，譴責俄羅斯無異於服從華盛頓的命令。將於2023年1月1日再次就任巴西總統的盧拉則表示：“大國需要明白，我們不想成為任何人的敵人……我們對新冷戰不感興趣。”
今年2月，巴西駐聯合國大使就俄烏衝突發言，呼籲停火，但反對對俄製裁（圖源：路透社）
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中國與俄羅斯的貿易額增長三分之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反應完全一致。因此，很明顯，美國拉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加入到制裁俄羅斯的行列的企圖落空，只有少數最親密的盟友站隊美國。同樣，美國早前遊説其他國家對中國實施新一輪科技制裁的努力也化為泡影。就連支持美國的重要政治分析人士伊恩·布雷默都認為，美國得到的回答只是“不”——對此，美國的回應是單方面對中國實施制裁。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拒絕跟隨美國立場的行為不僅代表了各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也符合事實。只要對事實稍加審視、梳理一下時間線就能發現，所謂“俄羅斯應對當前世界滯脹負責”的論點，好聽點來説是西方政府的虛假政治宣傳，直白來説就是一個謊言。
烏克蘭戰爭始於2022年2月24日。但正如圖2所示，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前兩年，美國的通脹率就已經飆升。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2020年5月的0.1%升至2022年1月的7.5%——這是烏克蘭戰爭之前的水平。也即是説，戰前美國通脹率上漲7.4%。2022年9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7.7%，僅比烏克蘭戰爭開始時的水平高出0.2%。因此，烏克蘭戰爭至多隻是稍微進一步加劇了通脹，尤其影響了一些特定行業，如歐洲的天然氣價格，但超過95%的美國物價上漲現象發生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因此，美國所宣稱的“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應對全球性通脹及隨之而來的生活水平下降負責”的説法不實。
圖2
真正的原因是結構性的
我發表在觀察者網的文章《一場通脹海嘯正從美國席捲世界，但肇因不是烏克蘭戰爭》已對美國這輪通脹狂潮的真正原因做了詳細分析，因此這裏只作簡短概述。
為防止新冠疫情期間美國經濟增速進一步落後於中國，特朗普和拜登推出了龐大的刺激計劃，結果導致美國M3貨幣供應量達到了創記錄的水平——同比增長27%，美國預算赤字佔GDP比重升至26.0%。美國這一龐大的刺激計劃着重提振消費，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的需求側，但未提振固定投資令經濟的供給側幾乎沒有增長。如圖3所示，從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前最後一個季度）到2022年第三季度，美國總消費增長34360億美元，而美國淨固定投資下降520億美元。
但在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底，以及這些龐大的消費刺激計劃出台之前，美國經濟增速一直高於其長期年均增速。因此，經濟的需求側大幅增長，但供給側沒有相應增長，必然令美國通脹飆升。正如《華爾街日報》編委會所指出的，“這不是普京造成的通脹……這種通脹來自華盛頓。”
因此，世界上那些尋求找出通脹上漲原因並致其生活水平下降的人應團結起來反對美國，而非歸咎於俄羅斯。
圖3
上文駁斥了引發美國通脹上漲的罪魁禍首是烏克蘭戰爭的説法，本節談滯脹的另一要素——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如圖4所示，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前，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事實上，近70年來，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一直是趨勢，目前的相對停滯只是這一趨勢的延續。
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已經從1953年的6.1%降至1969年的4.4%，2002年的3.5%，2021年的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2027年美國GDP年均增速將僅為1.6%——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以往的記錄，它往往會高估美國經濟增長前景。
圖4
不僅美國，整個西方都在經歷長期的經濟急劇放緩。圖5所呈現的是整個發達（西方）經濟體的年均長期增速——它們的GDP年均增速從1980年的4.3%降至2021的1.7%，即下降了一半以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7年，西方經濟體GDP年均增速將進一步降至1.4%，即不到40年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事實再一次説明，西方經濟體增長放緩是長期存在的事實，這意味着不能將此歸咎於烏克蘭戰爭等因素。相反，鑑於西方經濟體增長放緩已長達數十年，它一定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
圖5
美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從短期來看，沒有哪種GDP構成要素與美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在短期內，任一GDP構成要素都不會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決定性影響。但是，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情況則大相徑庭。就10年而言，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為0.66。也就是説，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越高，美國GDP增速就越快。
正如預測的那樣，投資佔GDP比重越高，消費佔GDP比重就越低，反之亦然。消費佔GDP比重和GDP增長之間存在着強烈的長期負相關關係，為-0.63。也即是説，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越高，美國GDP長期增速就越慢。
這反過來也會對消費增長率產生影響。長期消費增速與GDP增長之間存在高度的正相關性——在GDP不能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消費亦不能實現快速增長。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越高，美國GDP增速就越慢。因此，消費佔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消費增長速度也是如此。確切地説，消費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居民消費年增長率之間呈負相關性，為-0.58。也就是説，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
從2020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遭衝擊等事件可以看出，美國的社會和政治氛圍日益緊張，導致這一緊張局勢的原因正是消費增長率的下滑。在消費佔美國GDP比重上升的情況下，美國消費增速也會下降。但是，對關心現實生活的民眾來説，至關重要的是實際消費水平和消費增長率——人們並不關心消費佔GDP比重這一完全抽象的問題。
部分中國媒體在談論“消費增長”時，有時會混淆“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這兩個概念。我們有必要澄清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因為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背向而行—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
圖6
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如果美國的政策和經濟結構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那麼它就無法擺脱長期減速，加快GDP增速。鑑於淨投資佔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存着極強的正相關關係，美國只有提高投資佔GDP比重，才能實現加快GDP增速的目標。但圖7清楚地表明，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並未上升，反而呈長期下降趨勢——從1966年的11.3%降至2006年的8.1%，2018年的5.1%，2022年第三季度的3.8%。也即是説，沒有跡象表明美國正在提高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
因此，從這些趨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並未施行任何有效政策以扭轉其經濟頹勢。G20在討論美國和西方經濟體所面臨的問題時，也並未提到點子上。相反，西方領導人轉而將局勢歸咎於一個因素——烏克蘭戰爭。
圖7
要清楚地瞭解當前全球動態，重要的是要明白，不僅美國經濟增長緩慢，而且美國目前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增長速度最慢的時期。
我們可以將當下局勢與1929年後的局勢做一個對比——後者一般被視作美國歷史上經濟增長最緩慢的時期。這一對比未必十分恰當，但有助於清楚地説明當下的情況。為便於大家對此有更直觀的認識，圖8呈現的是1929年後（包括大蕭條期間）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2007年後14年間美國GDP增長變化。
1929年後14年間，美國GDP增長96.4%；2007年後的同期，美國GDP僅增長25.5%。雖然1929年後經濟崩潰初期，美國GDP下降幅度比2007年後更甚，但是2007年後美國GDP緩慢增長的時間遠長於1929年後所帶來的累積效應，導致2007年後美國GDP增速遠慢於1929年後的增速——1929年後14年間美國GDP增速是2007年後14年間的四倍。
因此，美國當前的經濟形勢與其説是“大蕭條”，毋寧説是“大停滯”。
圖8
“大停滯”將會如何改變美國
既然G20峯會未能就西方面臨的真正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那麼上述趨勢所帶來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顯而易見。
首先，它清楚地顯示，特朗普和拜登所出台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導致美國通脹飆升，而這反過來破壞世界經濟穩定。鑑於美國固定投資水平較低，其經濟無法持續快速增長——美國長期年均增速略低於2%。因此，除非美國能盤活其經濟增速低於其長期年均增速（略低於2%）時積累的大量閒置產能，否則不提振投資就想使美國經濟更快增長的嘗試都必將失敗。此外，如果美國長期年均增速為2%或以下時嘗試刺激計劃，而不解決投資不足這一根本問題，那麼刺激計劃只會造成通脹飆升。
因此，特朗普和拜登着眼於消費的刺激計劃將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脹飆升，也無法幫助美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也即是説，它們將產生滯脹現象，正如發生的那樣。面臨這種情況，中央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脹，而這種技術手段會導致美國經濟陷入緩慢增長的模式。也即是説，美國只能以緩慢增長甚或經濟衰退為代價來抑制通脹。
美國政府報告稱，截至今年5月，消費者價格同比上漲8.6%，是40年來最快的漲幅（圖源：紐約時報）
第二，美國生活水平增長非常緩慢或者甚至有所下降， 而且這種情況將繼續下去，而這也將令美國陷入政治動盪。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社會動盪、美國國會中兩黨就國內政策爆發的激烈衝突、共和黨內部極右翼勢力的壯大等種種亂象都將繼續下去。
第三，這種情況意味着中國和其他進步力量將面臨美國和西方經濟體長期緩慢增長的局面。西方經濟增長緩慢，將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抑制作用，也將給中國和其他經濟體帶來負面壓力。這也意味着，中國如果被“美國經濟充滿活力並將實現快速增長”的謊言所矇蔽，就很可能對外部經濟環境作出誤判。
第四，由於美國目前的政策和經濟結構無法加快自身經濟發展，它只能試圖通過減緩中國發展速度，來阻止中國縮小與美國的經濟差距，並最終超越美國。因此，美國將集中精力採取更多手段，以減緩中國經濟增速——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曾就這一點做出預測，隨後，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税、拜登加碼對中國科技公司實施制裁，諸如此類的行為充分印證了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
第五，美國經濟緩慢增長，再加上試圖減緩中國經濟增速，對世界經濟產生抑制性影響，因此也對其他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產生抑制作用。也就是説，美國的政策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障礙。中國在G20峯會和亞太經合組織峯會中表現出積極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舉措，鑑於美國的政策已違背其他國家的客觀經濟利益，中國的上述做法非常恰當。
第六，儘管美國多次試圖減緩中國經濟增速，但美國無法提高自身增速意味着，即使在中國自身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速也將繼續超過美國。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的經濟表現充分印證了這一點。如圖9所示，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這三年間，也就是疫情期間，中國經濟增長14.3%，年均增長4.6%，以中國的標準來看，這樣的增速較低。但同期美國經濟僅增長4.7%，年均增長1.5%；歐元區經濟增長2.8%，年均增長0.9%。也就是説，儘管在疫情期間中國自身經濟增長放緩，但中國經濟增速仍然是美國的三倍，是歐元區的五倍。
圖9
第七，對美國來説最危險的趨勢是，美國沒有能力減緩中國經濟增速，令美國經濟增速超過中國。這意味着，按照當前匯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繼續縮小與美國經濟的差距；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則已超過美國。雖然美國無法在和平經濟競爭中擊敗中國，但它的軍事實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強，由此帶來的風險是，美國或將放棄在經濟領域與中國競爭，轉而與中國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對抗。
過去二十年來，美國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侵略性軍事行動愈演愈烈——1999年轟炸南聯盟,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轟炸利比亞,至今仍在對敍利亞進行軍事幹預。上述例子還只是美國侵略行動中規模最大的幾次，其餘規模較小的侵略數不勝數。而現在，美國的軍事政策進一步升級——美國領導的北約東擴至烏克蘭（這是引發烏克蘭戰爭的根本原因），這表明美國已經準備同擁核大國俄羅斯進行一場代理人戰爭。至於中國，美國少數重要政客則呼籲美國就台灣問題與中國進行一場“有限戰爭”。
因此，美國目前實際上正在對中國發動冷戰，但危險在於，美國恐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其升級為各種形式的熱戰。拜登早前在G20峯會上宣稱，他反對戰爭，哪怕是冷戰，言辭頗為動聽。不過，鑑於美國已然在和平的經濟競爭中失利，戰爭或將成為美國政策的現實驅動力，美國能否真正履行此次峯會上的宣言仍是存疑的。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圖為當時伊拉克南部的美軍士兵（圖源：ABC）
最後，儘管西方經濟體增長乏力的態勢仍將繼續，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將繼續強勁增長。這主要歸功於大多數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拒絕支持美國的對華制裁。正如習近平近日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峯會上的講話中所説，“正是因為擺脱了冷戰陰霾，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小經濟體步入奔向現代化的快車道，‘亞太奇蹟’才應運而生。”在亞洲之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反對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激進政策。
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實力將越來越多地與發展中國家的局勢聯繫在一起——這是中國經濟、外交政策和“軟實力”投射的一個主要載體。反過來，由於中國比美國更有發展活力，發展中國家也越來越傾向於與中國交好。
結語
綜上所述，西方領導人在G20峯會上所説的話虛假空幻。這些言論根本不切實際，因此無法解決世界甚至自己面臨的問題。儘管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短期波動，形勢會相對好轉或惡化，但除非發生根本性變化，否則西方經濟體的總體負面趨勢將繼續下去。但是，西方經濟體即便想發生改變，不僅會受到西方社會力量的阻礙，而且他們所信奉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理論也會阻礙他們對形勢作出準確的判斷——中國則信奉講究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對世界形勢有着正確的認識。因此，西方不僅受到社會力量的阻礙，還受到其意識形態和經濟理論的阻礙，無法在G20峯會上找到出路。不過，這將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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