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前CEO滿嘴對華“新冷戰”，竟是自肥的生意-齊倩
【文/觀察者網 齊倩 編輯/馮雪】
埃裏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是誰？
美國億萬富翁、谷歌前CEO、谷歌母公司Alphabet 股東……這些均是世人眼中施密特的一面而已。經過十餘年悄然佈局，他從華爾街科技大佬，一躍成為華盛頓內部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並利用政商“旋轉門”機制在兩種身份間“左右橫跳”。
早在2008年，施密特就涉足美國總統大選，成為奧巴馬競選團隊一員。2016年大選時，施密特押寶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資助技術公司為後者蒐集和分析民調。2020年，他故技重施，通過超20家政治公司或間接或直接資助了拜登團隊乃至全美各州的一眾民主黨候選人。
美媒VOX認為，施密特成功“塑造”了2020年大選結果，並將其稱作民主黨的“權力掮客”。
施密特如此折騰是為了民主黨做嫁衣嗎？當然不是。拜登入主白宮後，已為美國人工智能國安委員會主席的施密特化身“炒作大師”，在各種場合渲染“中國威脅論”，遊説國會和白宮加大在人工智能、5G等領域的投資。這時，施密特編織的利益網開始發揮作用，此前受其資助的大批政治人士“下場”附和，中美“科技新冷戰”的論調一時間在華盛頓風生水起。
與此同時，施密特真正的目的浮出水面，並引起越來越多美媒和監督機構的注意。
其中，美國科技媒體“Protocol”在10月份的報道中直指施密特通過政商“旋轉門”的身份以權謀私，在擔任國防創新顧問委員會和人工智能國安委員會主席期間，為其投資的多家公司謀取了高額合同。另據美國技術透明項目“問責運動”（Campaign for Accountability）揭露，不僅是白宮和五角大樓，施密特還同美國中情局（CIA）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CIA風險投資公司In-Q-Tel負責人正是施密特的密友兼合作伙伴。
施密特通過鼓吹“冷戰”大肆斂財的舉動，也讓美國科技界人士警惕。微軟前任首席技術官（CTO）梅爾沃德（Nathan Myhrvold）表示，他贊同白宮和國會在科技領域加大投資，“但問題是，當你通過好戰、恐懼和衝突的論調恐嚇大眾來獲得支持時，你就會遇到一個真正的問題——可能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施密特（資料圖）
“雙面”施密特
1955年4月出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現年67歲的施密特有一份漂亮的職業履歷。
在為多家信息技術公司工作後，2001年3月，施密特以董事會成員的身份擔任谷歌董事長；
2006年8月，施密特當選成為蘋果公司董事會成員，後於2009年因谷歌和蘋果間的利益競爭問題宣佈退出蘋果公司董事會；
2010年，施密特在加利福尼亞州成立風險投資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
2011年1月，施密特卸任谷歌CEO；
2015年，谷歌公司重組成立Alphabet後，施密特自此擔任Alphabet運行董事長；
2017年12月，施密特卸任董事長，但依舊是Alphabet董事會成員以及技術顧問；
2019年6月，施密特退出Alphabet董事會但仍擔任技術顧問一職，後於2020年完全離開公司。
截至2021年10月，彭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將施密特列為全球第55位富豪，估計其淨資產為26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695.5億元）。
施密特以縱橫美國科技屆的成功商人身份被外界熟知，但在美國政界，他同樣玩得風生水起。
眾所周知，施密特同民主黨人關係密切。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施密特便進入奧巴馬競選團隊，通過提供技術支持輔佐奧巴馬競選之路。
施密特和奧巴馬2007年、2009年合照，圖自社交媒體
奧巴馬勝選後，施密特成為奧巴馬總統過渡顧問委員會成員，後加入其科技顧問委員會；2011年3月，施密特獲得美國商務部長提名；2016年3月，施密特擔任國防部創新顧問委員會主席，直到2020年11月離職前一直為五角大樓進言獻策。
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正式組建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旨在向總統和國會提出建議，以“促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相關技術的發展，以全面滿足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需求”。2019年，施密特被提名為該委員會主席，負責向美國總統和國會提出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政策建議。
從希拉里到拜登，“民主黨的權力掮客”
“施密特——一個沒有政府或軍隊背景的企業高管，卻以極不尋常的程度融入美國國防機構”，美國技術透明項目“問責運動”主管保羅（Katie Paul）今年1月告訴美媒VOX，施密特“與奧巴馬政府有着前所未有的接觸，並將他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如今的拜登政府”。
因助力奧巴馬入主白宮，施密特完成了身份的初步轉變，成功擠入華盛頓核心政治圈子。此後，施密特將自己的經驗用在了2016年和2020年總統大選，搖身一變成為大選的幕後“操盤手”。
2015年，美國石英財經網（QUARTZ）發表了一篇題為《施密特的隱秘創業公司Groundwork正努力讓希拉里入主白宮》一文，揭開了施密特為希拉里競選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的內幕，並將名為Groundwork的神秘公司帶入公眾視野。文章稱，施密特並非向候選人捐“政治獻金”，而是將此當作一項“投資”。
據報道，Groundwork的負責人斯拉比（Michael Slaby）是施密特旗下天使投資基金TomorrowVentures 的前首席技術策略師，也是奧巴馬2008年競選活動的首席技術官，並於2012年擔任奧巴馬政府高級數字執行官。另據多名民主黨人和技術專家證實，Groundwork總部位於紐約布魯克林區，與當時的希拉里競選團隊總部僅隔幾個街區。
鮮有的公開資料顯示，Groundwork網站由黑灰色三角標誌組成，寓意“變革的數字根源”（the digital roots of change），石英財經網稱“看起來有點像光明會的標誌”。另外，Groundwork母公司名為Timshel，據其網站，該公司以希伯來語單詞命名，Timshel的意思是“你可以”。
施密特旗下Groundwork公司標誌，圖自美媒
石英財經網援引聯邦文件指出，Groundwork不僅安排技術專家提供技術支持，同樣也是希拉里競選團隊最大“金主”之一，2015年第二季度的資助費用超過17.7萬美元。希拉里敗選後不久，施密特停止向Groundwork注資，這個專門為希拉里打造的競選公司隨後停止運營。
希拉里2014年參加施密特主持節目，視頻截圖
2016年折戟後，施密特於四年後的2020年總統大選捲土重來。這一次，他故技重施但又改變思路——成立一個名為OneOne Ventures的公司充當政治運作人員和技術團隊之間的橋樑，並暗中一口氣資助20多家不同的政治初創公司。
據知情人士透露，外界對OneOne Ventures公司知之甚少，鮮有公開報道。該公司一項關鍵項目是大力資助一個從未公開過的名為“STAC實驗室”（STAC Labs）的組織。根據一份招聘啓事，“STAC實驗室”成立於2019年底，旨在培訓各州如何使用數據，包括使用施密特支持的民主黨數據交易所收集的數據。STAC還會向向各州民主黨指派成員充當顧問，幫助他們針對選民創建數據建模，以及有效使用數據。
此外，Protocol網站分析聯邦選舉委員會數據後發現，2020年前十個月，施密特及其妻子向全美各州民主黨競選者資助了超380萬美元。
結果證明，這名億萬富翁斥巨資謀劃的計劃成功了。美媒VOX稱，施密特是民主黨長期的權力掮客，通過龐大且細緻的權力走棋，終於在2020年一雪前恥，助力拜登打敗特朗普，“成功塑造大選結果”。
施密特通過數據、分析等形式面向民主黨的資助並未就此停止。Protocol援引數據稱，僅2022年一年，施密特就向民主黨候選人和政黨組織捐贈115萬美元，其中包括向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捐贈的36.5萬美元、向參議院多數黨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的25萬美元、向“南希·佩洛西勝利基金”（Nancy Pelosi Victory Fund）捐贈的5萬美元。
施密特的利益編織網：白宮、五角大樓、CIA…
前文提到，助力奧巴馬上台後，施密特在白宮的影響力延續至拜登政府。不僅如此，施密特還被路透社、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等外媒質疑在很多方面與拜登本人及其政府官過從甚密。
據路透社此前報道，在拜登的總統過渡期間，施密特曾向拜登推薦了五角大樓的任命人選。今年3月以來，施密特與白宮科學辦公室建立了密切的個人和財務關係。
Politico 7月爆料稱，今年3月，拜登在一則視頻中吹捧施密特旗下非盈利人才機構“施密特未來（Schmidt Futures）”的一項獎學金項目，該項目被稱作“四邊機制獎學金”（Quad Fellowship），每年資助來自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的100名學生，資助其在美國攻讀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的碩士、博士。
拜登親自錄視頻為施密特旗下獎學金背書
5月24日，在日本參加“四邊機制”峯會的拜登再次公開背書，在東京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總理莫迪共同宣佈了這項獎學金計劃。
此外，Politico還指出，施密特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創立的政治戰略諮詢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客户之一。去年7月，在施密特主持的人工智能國安委員會主辦的“全球新興技術峯會”上，布林肯稱施密特為“我的朋友”。
此外，美國科技媒體“Protocol”不久前爆料稱，“施密特未來”已經成為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直接渠道，其中包括國防部負責監督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的採用的新部門 ——數字和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
數字和人工智能辦公室負責人馬泰爾（Craig Martell）表示，他只是名義上的主管，“施密特未來”才真正充當了“獵頭”的角色，為該辦公室物色人選。他在10月份的一次公開活動上説：“我為‘施密特未來’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幫助他們評估他們想要的人選。”
“施密特未來”還幫助過一家重要的白宮科技機構。今年3月，Politico報道稱，該機構支付了十多名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工作人員的薪水。
其實，“四邊機制獎學金”只是施密特利用公職，以及其與美國政府關係謀取私利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美國技術透明項目“問責運動”（Campaign for Accountability）發佈報告，揭露“施密特對美國國防開支的隱藏影響”，直指施密特或通過投資工具將美國納税人的錢轉向他自己的口袋。報告提及了兩個一直隱藏在角落的投資公司——“美國前沿基金”（America’s Frontier Fund）和 In-Q-Tel。
據介紹，In-Q-Tel是一家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資助的位於弗吉尼亞州的風險投資公司。
美國《華爾街日報》早在2016年就提到，這家公司主要在陰影中運作。雖然In-Q-Tel 認為自己是獨立的，但與CIA有着極其密切的聯繫，幾乎所有的投資決策都由CIA負責。該公司很少透露如何選擇要投資的公司，從不透露具體金額，有時甚至根本不透露具體投資情況。In-Q-Tel 近一半的受託人與 CIA 基金支持的公司有財務聯繫。
In-Q-Tel 公司官網稱與CIA等美國政府機構有關聯
“問責運動”在報告中指出，In-Q-Tel公司的第一名首席執行官名為路易（Gilman Louie）。這名路易正是施密特的“老熟人”，兩人的關係可以追溯到2003年，當時In-Q-Tel投資了一家名為Keyhole的衞星測繪公司，一年後該公司被谷歌收購成為谷歌地球的一部分。
2019年，路易為施密特的國防創新委員會撰寫了一份白皮書，以“美國或在5G領域落後中國”為由敦促五角大樓和國會加大投資；2021年，施密特和路易一起出現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人工智能創新國家戰略”小組討論會上；2022年5月，拜登任命路易為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
In-Q-Tel公司首名首席執行官路易（資料圖）
今年，路易與施密特旗下基金會的前高管成立了投資公司“美國前沿基金”，“主要政府客户”將包括商務部、國防部和能源部，將來還會包括州級客户。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前沿基金”網站曾在一篇新聞稿中稱，公司“董事會和主要資助者”中還包括施密特本人，但這篇新聞稿不久後被刪除。
“問責運動”稱，施密特“向6家以上的國防初創公司投資了數百萬美元”，並可能利用他對“美國前沿基金”的影響力將公共資金引導到他投資的初創公司。
施密特鼓吹中美“新冷戰”，意欲何為
“無論是出於恐懼的立場，還是人們害怕某些東西，還是出於領導的立場，我真的不在乎我們是如何達成目的的”，這是施密特2017年在一場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峯會上的講話。顯然，他認為，恐懼可能是説服政府領導人加大對人工智能領域投資一個激勵因素。
在華盛頓編織一張龐大的人際關係和利益網後，施密特將“恐懼”作為工具，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鼓吹中美“科技新冷戰”。
觀察者網查閲資料後發現，早在2019年，時任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施密特就多次在公開發言中強調人工智能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拜登上台後，“自己人”已經遍佈白宮、五角大樓和CIA的施密特更是化身“炒作大師”，開始大展拳腳。
2020年6月，施密特接受BBC採訪時稱，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落後美國幾年，但在未來數年內就可能趕上；而在量子計算領域，中國與西方不相上下，甚至更領先一些。他認為西方應該以技術競爭來回應。
2020年10月，施密特在參加Politico“人工智能峯會”時宣稱，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whatever it takes）在人工智能領域擊敗中國；面對當時美國政府對谷歌提出的反壟斷訴訟案，施密特則稱，美政府應該把時間精力花在中國身上，而非緊盯着谷歌。
2021年1月，施密特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China Strategy Group，CSG）炮製了一份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的報告，建議華盛頓在科技領域針對中國開展“非對稱競爭”（asymmetric competition）。四川質量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熊節認為，美國科技界與政策界已經開始全面謀劃一場針對中國的“科技新冷戰”。
2021年2月，出席美國會參議院聽證會的施密特極力渲染美國在科技領域與中國對抗的“緊迫態勢”，稱“美國只領先中國一兩年，而非五年十年”、“中國在人臉識別等領域遙遙領先”……他呼籲國會和政府“以某種形式在資金上提供幫助”。
2021年2月，施密特出席美國參議院聽證會，視頻截圖
2021年3月，施密特向CNN再次拋出美國“人工智能領軍者”地位即將被中國取代的論調，以此來敦促國會加大對該科技領域的研發資金投入。他多次強調“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一詞，聲稱中國目前在5G領域10倍領先於美國，美國已在5G上面臨這一形勢，甚至可能“已經輸掉了這一局”。
2021年7月，施密特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表示，中國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的部分領域即將趕上美國，速度比他之前預想的要快得多；在美國人工智能國安委員會主辦的峯會上，他公開呼籲美國及其盟友需要正視中國在AI領域的進步，稱“美國需要AI硬件方面領先中國至少兩代”。
2022年2月，施密特同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署名文章，稱美國政府的“猶豫不決”使該國在5G技術建設的競賽中“遠遠落後”（well behind）中國。文章重點提及，就行業投資而言，中國在5G方面的投資也讓美國“相形見絀”（dwarfs America’s）：中國已斥資500億美元，未來五年內將再投入1000億美元；而《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僅授權在2026年前投入15億美元用於5G移動網絡。
施密特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中國5G領先美國
政商“旋轉門”的自肥之路
施密特為什麼要極力鼓吹中美“科技新冷戰”？若釐清施密特在過去十幾年編織的利益網和公開發言，大家就不難發現，其真實意圖或許僅有一個字——錢。
擁有商家大佬和華盛頓高官兩種身份的施密特，在美國社會散播冷戰式的恐懼心理，敦促白宮和國會加大在人工智能、5G等領域的投資，繼而利用政商“旋轉門”機制不斷為自己或所屬利益集團謀取私利。
所謂政商“旋轉門”（revolving door），通常指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穿梭交叉為利益集團牟利的機制。“旋轉門”機制可以被歸為兩類：第一類是由產業或民間部門進入政府的“旋轉門”；第二類是由政府進入私人部門的“旋轉門”。
回顧施密特履歷可知，他屬於第一類，即前企業高管進入聯邦政府擔任要職，並在政策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為自己或所屬利益集團謀取私利。
10月31日，美國科技媒體“Protocol”發文稱，多年以來，施密特以國防部創新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務之便，一直敦促五角大樓加快軟件採購進程和國會增加在人工智能、5G等領域的撥款；同時，其旗下的風險投資公司投資的科創企業從聯邦機構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合同。
施密特在華盛頓編織的利益網，美媒Protocol製圖
根據分析機構CB Insights提供給Protocol的數據，施密特參與了對人工智能公司的超20億美元的投資：
軍事AI軟件提供商Rebellion Defense在2019年和2021年從施密特的風投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獲得至少1.5億美元的融資，該公司不久後被選中從美國空軍獲得高達9.5億美元的合同，以幫助構建其先進戰鬥管理系統；
定位為利用人工智能發現新化學材料的Citrine Informatics公司在2016年、2019年和2020年從Innovation Endeavors那裏獲得總計近4000萬美元的融資，此後，分別在2015年和2022年兩次與美國能源部簽訂了總價值達360萬美元的合同；
Alphabet子公司、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公司SandboxAQ獲得了CIA風險投資公司In-Q-Tel的資助，SandboxAQ及其收購的加密安全公司Cryptosense都在參與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一個項目的候選供應商候選名單，施密特正是SandboxAQ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施密特的風投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還與加密AI公司Duality Technologies有聯繫，在施密特擔任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期間，該公司拿到了國防高級研究項目局一份價值1450萬美元的合同；
施密特仍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東，並投資了該公司與人工智能相關的衍生產品，而谷歌cloud則從支持人工智能的聯邦投資中受益……
“有很多人在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來回穿梭”，對於施密特編織的利益網，美國政策監督機構人工智能和數字政策中心的高級研究主任兼董事會主席希科克（Merve Hickok）很是擔憂，直言“這是一個巨大的道德、利益衝突和問責問題”。
施密特的冷戰模式，“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美國科技媒體“Protocol”在題為《施密特推動與中國的人工智能冷戰並從中獲利的內幕》一文中稱，施密特希望政府實施他的全面藍圖，以對抗他認為由中國人工智能計劃構成的對民主的生存威脅。
施密特如今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私營部門人士之一，他在美國播下了一種迫切的擔憂，即美國在與中國爭奪人工智能霸主地位的戰鬥中正在敗下陣來。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取決於將大量政府支出分配給不受監管的人工智能，其中一些可能會讓他有關係或直接投資的公司受益。
美媒Protocol揭露施密特炒作中美“新冷戰”內幕，報道截圖
“Protocol”解讀道，施密特是從冷戰中尋找到的靈感。比如，施密特資助的智庫“特別競爭研究項目”（SCSP）模仿了洛克菲勒兄弟資助的“洛克菲勒特別研究項目”。該項目於1956年啓動，通過強化“美國正在迅速失去在軍事技術競賽中的領先地位”的論調，促進美國政府在國防科學和技術研究方面加大投資。
“除非美國立即採取行動，否則軍事優勢以及由此帶來的世界力量平衡將在兩年內向蘇聯轉移”，這句話聽起來是不是有些熟悉。該警告出自1958年1月《紐約時報》頭版文章，著者則為洛克菲勒基金會。文章還呼籲，為防止蘇聯進一步發展，美國需每年增加3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洛克菲勒特別研究項目’和施密特的‘特別競爭研究項目’一樣，都有一個冷戰目標，繼美國如何保持住領先地位”，洛克菲勒檔案中心研究與教育部主任、歷史學家舒賓斯基（Barbara Shubinski）稱，兩個智庫還擁有同樣的工作方法，“總會有調查、委員會和專家小組，這就是當時影響者們經典的工作方式”。
“Protocol”還提到了一個串聯兩個智庫的管家關鍵人物——美國外交政策學者亨利·基辛格。文章稱，“洛克菲勒特別研究項目”開啓了基辛格的政治生涯；數十年後的2021年，基辛格與施密特合作出版了一本書，稱讚人工智能的力量。
施密特同基辛格合著書籍封面
在施密特有關人工智能的故事中，美國被描繪成英雄，而中國被描繪成反派。而重新啓動冷戰式的衝突修辭，也讓施密特獲得了其他方式無法實現的説服力。
為進一步在華盛頓決策層傳播他的“科技新冷戰”論調，施密特此前資助的一批有影響力的政治人士開始發揮作用。
“Protocol”舉例稱，今年9月，美國前國務卿、現媒體評論員賴斯出席“特別競爭研究項目”的一場公開活動，並表示：“當我聽到像埃裏克（施密特）這樣瞭解情況的人談論與中國在技術方面的競爭時，我認為，我們最好一起行動起來。”同場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也説，他希望從施密特的科技行業同行那裏獲得建議，“我們還需要私營部門告訴我們，‘嘿，你們錯過了我們正在看到的東西，你們落後於形勢，我們可以提供幫助。’”
施密特操盤，高層“自己人”附和，在他們的完美配合下，中美“科技新冷戰”的論調一時間在華盛頓風生水起。
據“Protocol”報道，施密特所開展的工作已涉及極具影響力的立法行動：《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包含了引用委員會報告內容的修正案，將決定政府的國防開支。如果提案獲得通過，國防部數字和人工智能辦公室將獲得額外9500萬美元（總計3.683億美元）撥款。巧的是，數字和人工智能辦公室負責人馬泰爾（Craig Martell），正是前文提到的施密特的又一個“自己人”。
施密特通過鼓吹“冷戰”大肆斂財的舉動，讓美國科技界人士警惕。
微軟前任首席技術官（CTO）梅爾沃德（Nathan Myhrvold）表示，施密特針對中國發出的人工智能“民族主義警告”，可能會激起美國社會對於中國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的負面態度。而施密特此前也承認，美國“依賴中國研究人員和中國的畢業生。 在人事上與中國分離將有損美國”。
“我完全贊成美國支持這件事（在科技領域加大投資）”，梅爾沃德進一步警告稱，“但問題是，當你通過好戰、恐懼和衝突的論調恐嚇大眾來獲得支持時，你就會遇到一個真正的問題——可能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shoot yourself in the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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