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路易·艾黎，上海租界裏走出來的國際主義戰士
12月2日，路易·艾黎故居開館儀式在上海長寧區舉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熊月之】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是中國人民久經考驗、意志堅強的老朋友、老戰士、老同志。1977年，鄧小平同志在慶祝路易·艾黎八十壽辰的宴會上，滿懷深情地説：“為中國革命事業盡力的國際朋友有千千萬萬，像艾黎同志那樣五十年如一日，在我們艱難困苦的時期，在我們創業的時期，在我們勝利以後，始終如一地為中國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國人民理所當然的尊敬”1。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逝世，鄧小平同志親自為他題詞：“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垂不朽”。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訪問新西蘭時，説“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年遠赴中國，將畢生獻給了中國民族獨立和國家建設事業”。2
路易·艾黎與中國的關聯，是從上海開始的；他對於中國的瞭解，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對於中國人民的感情，也是從上海開始的；他堅定地支持中國共產黨人、支持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走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道路，也是從上海開始的。
路易·艾黎（Rewi Alley）
上海是艾黎瞭解中國的重要窗口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於新西蘭，祖父是早期從愛爾蘭到新西蘭的移民，父親是新西蘭一所小學校長與教師，母親是從英國到新西蘭的移民，在一個農場主家裏當教師，也是當地女權運動的活躍人物。
艾黎是父母七個孩子中的老三，自幼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鍛鍊。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中學尚未畢業，便參加新西蘭遠征軍赴歐作戰，表現勇敢，曾兩次負傷。第二次傷勢很重，差點死去。戰爭結束後，榮獲威爾士親王勳章。1919年，艾黎回到新西蘭，與友人共同經營牧場，首尾六年，備嘗艱辛，但不很成功。1926年底，中國有關大革命的消息傳到了新西蘭，艾黎決定到中國看一看。1927年4月21日，抵達上海。
艾黎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當過軍人，訓練有素，道地的西方白人文化背景，這在主要由英美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是極大的優勢，很容易找到工作。他抵達上海的第三天，便經友人介紹，在工部局消防處虹口救火會找到了工作，任消防處小隊長。1932年被任命為消防處處長級別的工業科工廠督察長，負責檢查租界工廠的防火措施。他在上海首尾11年，直到1938年離開。
艾黎在工部局最主要的工作，是深入公共租界大街小巷的各式工廠，實地瞭解消防安全等情況，這使他有機會查訪開設在擁擠、發臭的陋巷裏的工廠和車間，直接瞭解上海社會百態，特別是各類工人的工作情況。
艾黎廁身其中的上海，1927年人口超過260萬，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方，也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相當集中、極其尖鋭的城市。
上海的貧富差距之大，美醜並存，讓艾黎感到無比驚訝。他説：要是離開幾條主要的馬路及其宏偉的建築，便很快會進入那迷宮般縱橫的狹窄、擁擠、臭氣燻人的里弄。“除外國人居住區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裏似乎到處都有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華的俱樂部、時髦的汽車、訓練有素的僕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卻是消磨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居住的街巷裏。那裏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間房，街巷兩邊擺着一排排的馬桶”3。
上海工人工作環境之惡劣，特別是繅絲業童工所受的折磨，更讓他難以置信，“許多孩子不過八九歲，每天要在煮繭的大槽前站12小時。他們手指紅腫，兩眼佈滿血絲，眼皮下垂。工頭手裏拿着8號鐵絲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後來回走動。不少童工因遭工頭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絲理錯了，工頭就用開水燙他的小胳臂作為懲罰。工房裏充滿蒸氣，在上海的炎熱天氣裏，我在那裏稍站幾分鐘便忍受不住”4。工廠環境的污染，安全措施的闕如，罪惡的包身工制度，都讓艾黎大為震驚，幾乎無法容忍。
以督察工廠安全生產為職志的艾黎，親歷這些惡劣的工作環境與頻發的事故，極為痛心。他曾與有關單位磋商、交涉，要求改良工作環境，改善工人待遇，避免或減少事故，但收效甚微。
艾黎還利用假期到中國各地旅行、考察。所到之處，近一些的有上海附近的崑山、杭州、寧波、蘇州、無錫等處，遠一些的有泰山、華山、五台山、湖北，還有更遠的四川、綏遠、內蒙古等地。中國的壯麗河山、悠久文化，令艾黎着迷、欣慕；隨處可見遍野哀鴻，時常發生的旱澇災害，令他震撼、同情；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侵略，反動軍閥和地主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令艾黎憤怒；中國人民勤勞善良的品格、敢於鬥爭的精神，則令艾黎欽佩。
尤其讓艾黎永生難忘的，是1927年4月21日，他剛剛踏上上海土地所看到的那一幕：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上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和工會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槍殺，他們的頭被裝在籠裏，掛在沿街的電線杆上”5。
通過上海，以及由上海出發、在全國各地所看到的中國社會，各類矛盾交織，讓艾黎心潮澎湃，難以平靜。他原本拿的是短期簽證，並沒有在上海久留的打算，但耳聞目睹這一切後，讓艾黎改變了主意。他説：“隨着我對中國的情況有了更多的瞭解，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開始產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後，回新西蘭去的一切想法都煙消雲散了”6。他決心定居下來，試圖為改變這些不平等、不人道的狀況，做些什麼。
在工部局供職期間的路易·艾黎
上海是艾黎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學校
艾黎開始關心政治問題，並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來自歐美世界的朋友，討論這些問題。
最早與艾黎討論中國政治問題的，是來自英國的亨利·巴林（Henry Baring，？-1930），當時擔任上海《大美晚報》編輯，也是漢璧禮男童公學教師。1929年3月，艾黎在無錫目睹六名青年共產黨員，因組織繅絲工人成立工會以爭取較好的待遇，被反動當局野蠻槍殺。艾黎很受刺激，去向巴林請教。巴林説：“我看，你最好還是讀點書。”於是，向艾黎推薦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艾黎仔細閲讀以後，覺得很有道理，自己以往心中所存的一些疑惑，豁然開朗。他説：“作為一名工廠督察，我看到的不少情況也幫助了我理解這本書。此後，我越來越有興趣購買關於社會進步的任何書籍，越來越關心中國國內的鬥爭”7。巴林後來又找過艾黎一兩次，一起討論他們閲讀過的書，研究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
從此，艾黎發生了關鍵性轉變，對於中國問題由冷眼旁觀者，變成積極參與者。他説：“我的工作使我越來越相信舊的世界制度（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罪惡。我告訴巴林，我已得出結論，認為舊的制度必須推翻，我將永遠盡力幫助把它推翻”8。
巴林不但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且實際參加上海進步人士所從事的革命鬥爭。他讓艾黎也參與進來，讓艾黎陪同那些從事工人運動的中國朋友，做一些實際工作。艾黎説，“我做了他讓我做的事以後，他總是説：‘這很好，很有幫助’”9。萬分遺憾的是，巴林於1930年9月14日被青幫的職業兇手槍殺10。艾黎幫助巴林從事上海工人運動的事情，也就中止了。
1932年，艾黎通過美國左翼記者史沫特萊的介紹，結識了宋慶齡，進而結識了德國經濟學者漢斯·希伯等人。
在宋慶齡的支持與幫助下，1934年，經寓滬德國共產黨員漢斯·希伯提議，這些外僑左翼人士，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參加這個小組的，有十幾個人，除了希伯、史沫特萊、艾黎之外，還有美國人馬海德，醫生；英國共產黨員甘普霖，上海電力公司工程師；希伯的妻子盧秋迪；奧地利人魏璐詩，哲學博士。希伯擔任政治指導，實為教員，艾黎擔任負責人。學習的書籍有《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等。他們結合形實，聯繫實際，討論中國及國外時事，特別是上海的形勢。這類聚會，根據各成員的意見，不定期地在不同地點舉行。
在艾黎的帶領下，小組成員以科學研究為名，先後到二三十個工廠調查工人工作與生活狀況，這對於他們瞭解中國工人階級的悲慘生活，影響很大。魏璐詩參觀了一些破敗不堪的小工廠，看到了沒有安全設施和勞動保護的生產環境，每天12小時以上繁重勞動、面黃肌瘦、經常挨工頭皮鞭的包身工，以及工人在工廠火災和爆炸事故中喪身的現場。這些殘酷現實，令魏璐詩深感震驚與憤慨。她後來回憶説，“這給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階級教育課，使我感到這個社會必須徹底加以推翻。路易·艾黎是我在中國的第一個良師益友”11。
小組成員不少人由此提高了覺悟，競相走上革命道路。艾黎、馬海德、希伯等均屬此類。魏璐詩也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我不是在講德語的家鄉，而是在遠東瞭解的，這件事雖然出乎尋常，但卻令人欣慰。人的一生中是會碰到許多這類不尋常的事情的。”12
艾黎住所是中共地下黨的秘密據點
路易·艾黎的住所，即今愚園路1315弄4號，是上海地下黨的一個秘密聯絡據點和避難所。
上海路易·艾黎舊居 圖自東方網
故居內景
這是一幢三層的西式住房，建於1912年，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樓居室。底樓前半部分為會客室和餐廳，後半部分是廚房等輔助用房，當中有一間小工房，內置一台車牀和一些工具，底樓沿弄堂有汽車庫，房前有小花園。從1932年至1938年，艾黎就住在這裏。
1935年到1936年初，中共黨員劉鼎就隱蔽在這裏，化名查爾斯，住了將近一年。劉鼎經常與艾黎的養子邁克，一道乘坐艾黎的福特牌汽車，為中共地下黨傳遞宣傳品之類的東西。不久，當局警方對艾黎那個號碼的汽車起了疑心，到處尋找那輛汽車，艾黎立刻將那輛汽車賣掉，讓劉鼎乘坐工部局消防處的汽車。艾黎在消防處工作，那裏的紅色公務車可以避免檢查，從而把救亡者送過巡警的檢查站或送到公共租界以外。
1935年初，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共黨員陳翰笙，根據宋慶齡的安排在此避難，以躲避租界當局的搜捕，住了幾個星期。艾黎對陳翰笙做了化妝，順利地將其送走。
經宋慶齡的安排，在艾黎家住過的還有紅軍將領許光達、李克農，日本友人鹿地亙、池田幸子夫婦等。
1935年底，艾黎在家中頂樓小間架設秘密電台，以便中共上海黨組織與正在長征的紅軍保持通訊聯繫。甘普霖也住在這幢房裏。他是電氣工程師，憑着自己的技術，不通過電錶、直接從幹線上接電源，並設法在夜間收發電訊。就是通過這個電台，上海地下黨在第一時間獲悉了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信息。艾黎等人為此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慶祝酒會，宋慶齡、史沫特萊等都參加了。
正是通過這一電台，宋慶齡應毛澤東之請，推薦斯諾成功地訪問了延安，為向西方世界講好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故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也正是通過這一電台，馬海德經宋慶齡推薦，成功地奔赴延安，日後成為紅軍隊伍中醫德高尚、醫術精良的著名醫生。還是通過這一電台，劉鼎經宋慶齡推薦，成為張學良將軍的隨從副官，成為周恩來與張學良之間的聯繫人，促成了周、張二人的見面與談判，為西安事變的發生與解決做出重要貢獻。
地下電台使用時間長了，總會有些蛛絲馬跡會暴露出來。公共租界巡捕房發現有些奇怪的漏電問題，於是挨家挨户詢問。艾黎憑自己的特殊身份，巧為周旋，最後化險為夷，電台完好無損。
參與創辦《中國呼聲》
1936年，按照共產國際的安排，在宋慶齡領導下，上海的國際左翼人士，創辦了英文雜誌《The Voice of China》，即《中國呼聲》。該雜誌於1936年3月15日出版創刊號，半月刊，由東方出版公司出版發行，公司地址位於上海市靜安寺路749號；最後一期出版於1937年11月1日，共出37期。雜誌主要任務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蠻暴行，聲援愛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宋慶齡與魯迅，都是《中國呼聲》重要贊助人。美國共產黨員格蘭尼奇擔任出版人與主編，魏璐詩擔任英文編輯。中共地下黨員朱伯深、曹亮和方紀參與編務和翻譯工作，專職翻譯來自全國各地的稿件和新聞消息。艾黎、史沫特萊、希伯、魏璐詩、馬海德都是重要作者。埃德加·斯諾夫婦曾從北平發來學生運動的消息。陶行知、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都有文章刊載。
《中國呼聲》合訂本的扉頁 圖自共產黨員網
由於雜誌同宋慶齡、魯迅等著名人士有廣泛而直接的聯繫，雜誌較早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佔東北的罪行，喊出了中國人民抵抗侵略、“收復失地”、“還我河山”的正義呼聲。1936年第13期和1937年第3期，分別譯介刊登抗日救亡歌曲，多由上海左翼文藝工作者創作，如《義勇軍進行曲》《一·二八之歌》《九·一八之歌》《打回老家去》《團結起來，武裝起來》《農民之歌》《人間地獄》等，讓音樂成為民眾的救國武器，激發人們反對日本法西斯的熱情。
雜誌翻譯發表過魯迅的不少作品，其中《寫於深夜裏（第一節）》，由史沫特萊和茅盾合譯成英文，配圖用的是珂勒惠支銅版組畫《農民戰爭》中的第五幅《反抗》。1936年第8期刊載了芬君（陸治）的“魯迅訪問記”，就學生愛國運動、上海各界救國會統一戰線、抗戰文學等問題採訪了魯迅。
《中國呼聲》很多文章與上海有關。創刊號封面刊發大幅照片，反映上海三八婦女節羣眾的遊行活動，刊中文字對封面圖片內容做了簡介: “這是一張反映三八婦女節羣眾遊行的照片，有5000多名羣眾參加遊行慶祝國際婦女節。下午4時遊行隊伍從四川北路開始，穿過公共租界，在中國居民區召開了萬人羣眾大會。通過法租界時，出現小規模衝突，8名示威者受傷。儘管有緊急政令，但是示威羣眾仍然高呼反對侵略者口號，並把數千張抗日傳單散發到圍觀者手中”13。
艾黎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很多，除去1937年初離開中國短期旅行以外，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所用均為筆名。他寫的《岳飛——中國的愛國者》、《太平革命》、《台灣——我們失去的領土》等文章，表達的都是反侵略、反壓迫的主題，也表明他對中國地理、歷史方面有豐厚的素養，其中許多文章與上海城市有關。其中，《我們愛好和平者必須戰鬥》一文呼籲：目前的鬥爭中，我們唯一的希望是，繼續鬥爭下去，直到在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力量被徹底粉碎為止。
《中國呼聲》前兩期各印行二千份，第三期增至五千份。除在中國發行外，還遠銷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加爾各答、紐約、舊金山等地。最多一期銷量達到7500份。日本作家鹿地亙還將每一期《中國呼聲》內容譯為日文，由南滿鐵路工人沿鐵路線秘密散發傳閲14。《中國呼聲》在英文世界很有影響，儘管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從中破壞，唆使流氓逮捕報童，沒收刊物，盜竊雜誌，英國在亞洲各地的殖民當局曾公開壓制，但由於上海地位特特殊，雜誌在上海出售或分發，依然不成問題。雜誌一到報攤，立即被等在那裏的學生成捆地買了帶回學校去，每一期都銷售一空。自1937年3月起，增印中文版，在英文稿後增加三分之一的中文稿，刊載一些重要文章。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上海租界不久淪為孤島。11月15日，日本憲兵衝入雜誌印刷車間，搗毀了印版。雜誌終刊。
幫助地下黨智兑鈔票
在上海，艾黎曾應中共地下黨之請，幫助兑換鈔票。
1936年9月，艾黎忽然接到劉鼎發來的加急電報，要他立即去西安一趟，接受一項特別任務。其時，劉鼎已在西安，擔任張學良將軍的隨從副官。艾黎與宋慶齡磋商後便同好友——雷士德工學院的一位年輕的英國教師，和一位中國中學的學生董中祥，以旅遊為名前往西安。
到了西安，艾黎才知道，原來是紅軍春季東征時，繳獲一批山西省銀行發行的地方鈔票。這些鈔票，只能在山西流通，而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紅軍急需把這批鈔票帶到太原，兑換成中央發行的鈔票，然後運到上海，電匯回來給西安的劉鼎。事情緊急，必須立即辦好。
次日，劉鼎帶來一隻大帆布袋，裏面裝的都是山西銀行鈔票，票面金額大都為一元，亦有十元的。夜晚，艾黎將鈔票分為三大包，每包約值三千元。艾黎由西安輾轉來到太原，乘人力車串跑三家錢莊，成功地將山西地方鈔票兑換為中央銀行發行的可以流通全國的法幣。隨後，艾黎將鈔票帶回上海，交給宋慶齡，宋慶齡將款數湊滿一萬元整數，再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章乃器電匯給劉鼎。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安事變之前，用這筆錢“派了很好的用場”15。
路易·艾黎與宋慶齡
宋慶齡的好幫手
艾黎對宋慶齡極為敬重，1933年首次拜訪宋慶齡，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孫中山故居，兩人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從此建立了終生的友誼。艾黎是宋慶齡最熟悉、最忠誠的摯友之一。他既能分享宋慶齡的歡樂，又能為她排憂解難。
艾黎甘冒風險，不辭萬難，配合宋慶齡完成了許多重要而艱鉅的革命工作。有一次，需要到滬東去取一箱手槍和子彈轉交給紅軍，宋慶齡親自出馬，把箱子放在人力車上自己的腳前，順利地通過了公共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車停下來時，她揚了揚她的名片，他們就放行了”16。這隻箱子送到了艾黎的套房，安全地存放起來，後來由艾黎送到宋慶齡指定的地點，妥善地送給了紅軍。
艾黎還同宋慶齡、史沫特萊一起，通過國際友人為紅軍傷病員購買藥品，為中共蘇區根據地置辦無線電通訊器材，輸送印刷專業技術人員。艾黎的母親、遠在新西蘭的克拉拉女士，同樣熱愛中國。為了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她應艾黎之求，不顧年事已高，騎車在新西蘭各地募集錢款。
艾黎的住宅，以及他與宋慶齡的聯繫，都不是絕對的安全。因此，宋慶齡要求艾黎把她發給艾黎的所有信件，閲後都立即銷燬。艾黎説：“我寫信時總稱呼她‘姑母’，她在信中稱我‘比爾’。”17解放以後，宋慶齡見了艾黎，還會戲稱艾黎為“My nephew”。
上海租界淪為“孤島”以後，1937年12月23日，宋慶齡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決定撤離上海避居香港。宋慶齡離滬前幾日，打電話讓艾黎幫忙預訂一輛出租汽車。12月23日，艾黎按照約定準時來到莫利愛路寓所，安全地將宋慶齡送到船上。多年以後，他還清晰地記得碼頭送別的那一幕：
我永遠不會忘記國民黨撤退後她離開上海的那個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輪渡載客由南京路碼頭駛往在江中心拋錨的大海船。碼頭上到處是巡捕、侵略軍的憲兵、包探等等。她打電話要我坐一輛出租汽車到她家裏去。我到達時，她正同兩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婦女喝咖啡話別。壁爐裏爐火正旺，屋子裏很舒適，外面卻又冷又陰鬱。她同她們談笑風生，然後揮手告別，同我一起坐在車裏，李媽——她的忠實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臂走過所有那些面目猙獰、虎視眈眈的傢伙，愉快地交談着，神態自若。沒有人查問我們。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聯絡船不久便駛開，大船啓程了。18
日本侵華的“八一三”戰爭爆發後，上海遭到嚴重破壞。艾黎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諸多暴行，深為失業工人中日常發生的騷亂和從戰場上撤下來的殘廢士兵的問題感到擔心。那時，中國70%的現代工業陷入癱瘓。
艾黎考慮如何為抗戰力量服務，把勞力資源組織起來建立抗戰的工業。他與在上海的斯諾夫婦議論了一個“在非敵佔區發起一個建立一連串的小工業合作社的想法”，給人們一個機會自救和救亡。於是，醖釀籌辦“工合”組織。
1937年，路易·艾黎與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在上海共同發起工合運動
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對艾黎等人的計劃高度讚賞，積極支持。1938年5月，艾黎正式辭去待遇豐厚的上海工部局工業督察長的職務，全身心地投入“工合”運動中。
為了使工合運動在全中國廣泛地開展起來，從1938年至1942年，艾黎奔走了大半個中國。經過艾黎和同仁們的努力，全國各地工合組織發展到1500個，產品供應軍需民用，援助了20多萬失業者和難民。20世紀40年代，在甘肅省山丹縣創辦培黎工藝學校，培養了一批能吃苦、講實幹的技術人才。
路易·艾黎在山丹培黎學校給學生上晨課
1949年後，艾黎居住北京，主要從事寫作，向全世界介紹和宣傳新中國。1987年在北京病逝。艾黎終身未婚，他曾先後領養了六名中國孤兒，其中，長子和次子都是在上海的這11年裏領養的，經艾黎教育培養，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50年代至60年代中，路易·艾黎作為中國人民保衞世界和平委員會的代表經常出國參加國際和平會議
尾聲
艾黎享年90歲，其中首尾60年是在中國度過的。上海是艾黎最早進入中國的地方，是他改變人生軌跡的地方，是他改變政治信仰的地方，也是賦予他生命特別光彩的地方。離開上海以後，艾黎對於上海，一直保有深深眷念之情，他在回憶錄中多處記述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感受。
1979年，83歲的艾黎重回虹口消防站，看到新式消防車和救火會時期的銅章，不禁深情地回憶起往日在上海生活的點點滴滴。1981年3月，他回上海，參加耿麗淑的生日慶祝活動。同年6月，又回上海參加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的葬禮。
上海人民也一直銘記艾黎為中國人民所做出的的傑出貢獻，銘記艾黎對上海這座城市的貢獻。198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為艾黎在愚園路寓所舉行了勒石紀念儀式。1992年，愚園路1315弄（瑞興坊）4號，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列為市級紀念地。
註釋：
1.《鄧小平同志1977年12月2日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為路易·艾黎八十壽辰舉行的宴會上的祝詞》，蘭州城市學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編：《艾黎自傳》，甘肅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卷首。
2.《習近平出席新西蘭各界舉行的歡迎招待會》，中央政府門户網站，www.gov.cn，2014-11-21。
3.《艾黎自傳》，第37頁。
4.《艾黎自傳》，第38頁。
5.《艾黎自傳》，第35頁。
6.《艾黎自傳》，第37頁。
7.《艾黎自傳》，第45頁。
8.《艾黎自傳》，第65頁。
9.《艾黎自傳》，第65頁。
10.張偉：《滬上首個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友聲》， 2021年2期。
11.彭光璽編著：《中外文化交流博覽》，中國旅遊出版社1994年，第662頁。
12.《地利哲學博士——紀魏璐詩》，張文琳著：《國際友人援助中國革命史紀 國際友人在西北與華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517頁。
13.尚亞寧、王啓龍：《英文刊物<中國呼聲>( 1936-1937 ):譯介、傳播及其價值》，《外語教學》，2022年第5期。
14.尚亞寧、王啓龍：《英文刊物<中國呼聲>( 1936-1937 ):譯介、傳播及其價值》，《外語教學》，2022年第5期。
15.《艾黎自傳》，第80頁。
16.《艾黎自傳》，第76頁。
17.《艾黎自傳》，第76頁。
18.《艾黎自傳》，第7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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