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在上海

編者按 江澤民同志與上海有着不解之緣。他1947年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到工廠工作，1949年組織工人羣眾開展護廠活動，迎接上海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他先後擔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廠第一副廠長、上海制皂廠第一副廠長、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科長等職。1962年，他回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1985年他再次來到上海，任上海市市長、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往事歲月，歷歷在目。我們從之前出版的《江澤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日出江花——青年江澤民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江澤民在上海（198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等書中節選部分片段（略有刪減），以作緬懷。標題為編者所加。

1986年3月8日，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同志在共青森林公園植樹。 俞新寶 攝

在上海交通大學

好學生與“江博士”

1945年抗戰勝利後，江澤民同志轉學到上海交通大學工學院電機工程系繼續學業。1946年4月，由同學王嘉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冬，江澤民同志接受黨組織的任務，幫助地下黨員厲恩虞隱蔽一段時間。1947年5月，交大爆發震驚全國的護校運動，江澤民同志和同學們高喊“反內戰、反飢餓、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集會示威。革命鬥爭中，江澤民同志經受了鍛鍊。1947年夏天，江澤民同志從交大畢業。

在師長們眼中，江澤民同志是一個善於思考、勤奮踏實的好學生。

當時，他所在的工學院，院長為王之卓，電機系系主任為鍾兆琳。電機系又分設兩個組：電信組和電力組。江澤民同志在電力組，當時的老師有朱物華、鍾兆琳、張鍾俊、顧毓琇、曹鳳山、林海明、嚴晙、沈尚賢等，都是高教界名師。

在同窗們眼中，江澤民同志是一個聰明睿智、博學多才的好學友。

畢業分別之際彼此寫“畫像”留作紀念，同班同學童宗海在紀念冊上給江澤民同志寫了如下畫像：

江兄澤民，舉室共知之博士也。博士自幼即聰慧異常，在校成績，每列前茅，尤長數學，為全級冠。遇友熱心誠懇，處事迅速果斷。持相對論，每辯必勝。創三曲線，得博士銜。平昔愛好運動，長單槓，善短跑，近則喜賦詞彈曲，儼然“江大爺”矣。

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廠

“光明牌”打敗“美女牌”

美女牌冰淇淋和棒冰本是美商海寧洋行的拳頭產品。此時美女牌還在生產，並行銷市場，而且很受市民的歡迎。而益民食品一廠生產的冷飲，雖然是過去生產美女牌冷飲的機器生產的，但由於配方不同，味道不同，總不能重複別人的品名再叫美女牌吧。江澤民同志提議，要創立新中國自己的品牌，就要給益民食品一廠生產出來的冷飲起個名字，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最後還是江澤民同志提議：“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國。我們的冷飲就叫‘光明牌’吧。”

那時還沒有“市場競爭”這個概念，也沒有這個名詞。江澤民同志只是樸實地感到：要通過比賽的方法，讓光明牌把美女牌比下去；除了口感上要超過它，我們要有大手筆，要讓印在包裝紙上的“光明”變成家喻户曉的名牌。身為副廠長兼工會主席的江澤民同志負責廣告宣傳工作。在他的指導下，負責供銷業務的徐永強把所有的電台都聯繫好，在同一時間，所有電台都廣播光明牌冰淇淋廣告；他們把上海所有報紙的廣告版也都聯繫好，刊登光明牌廣告；上海各個交通要道都做上光明牌的廣告……他們還組織宣傳隊上街宣傳。在江澤民同志的具體主持下，把一輛美國生產的舊汽車改裝成宣傳車，車頭上“光明問世”四個大字，從益民食品一廠出來，經過其美路（四平路）、迪斯威路（溧陽路），過嘉興路橋到吳淞路，一直到外灘，由外灘再到愛多亞路（延安東路），再回來。他們還組織秧歌隊、腰鼓隊、越劇隊、京劇隊、淮劇隊去南京路、西藏路、淮海路、外灘等地表演宣講光明牌，一路上免費送光明牌棒冰。

江澤民同志還想了一個辦法，做了許多木質冷飲箱，發給有困難的職工家屬，給予薄利補助，進行推銷，後來又擴大到貧困市民，組成了一支流動的銷售大軍。銷售員頭戴遮陽大草帽，背起木箱，木牌一敲，拉着長腔“光——明——牌——棒冰”，走街串巷地叫賣，簡直是一場銷售光明牌冷飲的人民戰爭，把美女牌打得落花流水，直至關門停產。1951年6月1日，光明牌商標正式註冊，開創了中國冷飲民族品牌的先河。

在上海制皂廠

與外商談判的風雲突變與悄然之變

江澤民同志進入肥皂廠接管小組後，就參與了和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談判。接管小組面對的是商海沉浮數十年、在華洋兩界遊刃有餘的“老江湖”，這無疑是一場艱難的博弈。江澤民同志穿着人民裝，走進了外灘18號。在這裏，他感受到了與益民食品一廠完全不同的洋場氣氛。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在尋找與英商代理人之間的溝通方式。

半個多世紀後的2006年，江澤民同志還清楚地記得戚惠昌很能喝啤酒這個細節。他説：“那個時候，我對戚惠昌的各方面都進行了研究。”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江澤民同志對參加接管工作的公司協理員、廠長室秘書周偉説，他找到了雙方的共同點，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不要把戚惠昌當作外國人看。周偉回憶道，當年無論在談判桌前，還是在日常接觸中，江澤民同志都沒有咄咄逼人。他總是主動與戚惠昌溝通，以交朋友的姿態坦誠相待。

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場有了微妙的變化。香港方面，對已經負債累累的企業去意已定。戚惠昌起初沒有向前來談判的幹部交底。半年後的10月27日，他將與香港方面往來的信件，交給了中皂廠副廠長江澤民同志，並對他講述了自己與英商的交涉過程。1952年6月27日下午，雙方終於談妥，草簽了轉讓協議書。

一個夜晚就風雲突變。

戚惠昌接到香港急電。遠在海外遙控的英商出爾反爾，要推翻代理人與接管方已經達成的共識。他們想以時間來贏取空間，在談判桌上收復失地。我方接管人員決定抓住時機，不給英商翻盤的餘地。江澤民同志及益民工業公司和外事處的幹部，都找戚惠昌作了懇切的談話。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戚惠昌終於決定：掙脱倫敦和香港的遙控，真正行使自己作為全權代表的權力。他在談判協議書和契約上籤下了“全權代表戚惠昌”——英方委以的頭銜和他的姓名。戚惠昌告知香港：全部談判均依港方指示進行，香港授權談判轉讓及轉讓條件之電報已作為證件呈交政府，草約已經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實上均不能更改。

在一機部第二設計分局

方案是合理的，無需改動

1953年1月，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下達了上海電機廠“一五”計劃擴建任務書。擴建工程總體設計由一機部設計總局第二分局負責。江澤民同志領導的電器專業科剛剛成立，就要在這出大戲中擔綱主角。

電器專業科共有40多名員工，大部分是承接設計任務的專業技術人員。工作環境和氣氛，已完全不同於接管英商肥皂廠時的談判。江澤民同志十分喜歡這個新建的工作團隊。江澤民同志總是敞開大門，讓各專業組的設計人員和專家隨時到來，在桌上攤開資料和圖紙，共同探討，有時會為技術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憑藉着豐富的知識面和出眾的快速學習能力，江澤民同志很快就能夠與每個領域的專才對上話，成為懂行的領導者，深受各方信賴。

1954年春，一機部派出專家組專程來滬審查。成員個個都是業界權威。如此陣容，足見上海電機廠擴建項目的重要程度。評審一開始，專家組就提出了許多不同意見，要求作較大修改。尤其對新建的汽輪發電機車間的設計面積、設備和工時，比照蘇聯工廠的生產經驗，認為應予一定的壓縮。

面對前輩和專家們犀利的目光和不同意見，江澤民同志進行了冷靜、獨立的思考，並同項目總設計師和其他設計人員及時溝通，認真分析研究。設計方案吸收了捷克先進經驗，結合國情，適當考慮產品升級生產需要，經過反覆計算論證完成。江澤民同志作出判斷：設計方案是合理的，無需改動。

江澤民同志帶領參與的同志，向專家作了詳細説明和解釋，甚至還把具有豐富經驗的老技工請到審評會上，對操作工時進行詳盡講解……經過激烈爭論和充分溝通，專家們最終都被説服，設計方案基本未經修改就通過了初審！實踐很快就驗證了江澤民同志當時決定的正確性。1954年，仿捷4H5466/2型6000千瓦空冷汽輪發電機，在上海電機廠試製成功，開創了我國製造汽輪發電機的歷史。1955年，這台汽輪發電機與配套的汽輪機、鍋爐等被運送到皖南，安裝在安徽淮南電廠。這是我國第一台國產機組。實踐證明，整個汽輪發電機車間的設備選用、平面佈置都是合理並且成功的。

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

產品填補國內空白

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是當年直屬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的科研大所，1962年，江澤民同志出任該所主持科研技術工作的副所長。他明確提出“遠近結合，以近為先”的“八字方向”，電科所很快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為我國自行設計研究新一代中小型電機、低壓電器打下紮實基礎，產品填補一批國內空白。江澤民同志為電科所科研基地建設傾注大量心血，幾個主要測試基地都是在江澤民同志主管下建成的。40多年過去了，電機試驗站現在已是我國中小型電機產品的檢測中心。國內第一家工業用噪音試驗室成為全國的樣板。無線電干擾試驗室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屏蔽室，沿用了近30年。江澤民同志主抓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3個基本系列產品的設計工作，其中的J2、JO2小型三相異步電機系列獲一機部新產品設計一等獎。1965年部局安排研製高温電磁泵，以滿足原子能反應堆配套急需。一無圖紙、二無資料、三無樣機，江澤民同志查閲書籍，親自幫助課題組制訂方案，建成試驗塔。研製條件很簡陋，江澤民同志不顧個人安危，冒着高温水銀有毒蒸汽的侵害，參加了全過程試驗，歷時半年不斷改進，最終通過技術鑑定，填補國內重大空白，使我國水銀電磁泵的研製進入世界先進水平行列。

蔣福根（時為低壓電器室支部書記）：外面的人不太清楚，一個測試用的噪音室有什麼了不起？我打個比方，如果電機用在軍艦上，雙方對峙，聲吶監聽，誰的電機噪聲大，誰就可能葬身魚腹。電機噪聲的高低就是質量重要標誌之一，去開國際研討會，人家就瞧不起你，因為你連檢測電機質量的設備都沒有。毛主席去世後，對紀念堂用的電機要求很高，這個質量關就是在我們噪音室裏檢測完成的。

竇植（時為低壓電器室工程師）：我和江澤民同志還有所裏的其他同志一起報名參加設在五一中學裏的日語班，每星期讀3個晚上。有一次他出差一個多星期，偏偏第二天就要考試了。那晚我在江澤民同志家吃的飯，然後就在飯桌上挑燈夜戰。他一共落下十幾節課的內容，我真為他捏把汗。可奇怪的是，一個章節我只講了六七成，他就説懂了。我們一直忙到將近12點。待分數出來，我得了個比較滿意的95分，他的分數居然是99分！為什麼選讀日語？因為當時日本的電機開始在世界嶄露頭角。

李萬美（時為所技術員）：我有幸和江澤民同志一家做過一年半的鄰居。1969年夏天他探親回上海住了20天。我喜歡唱，江澤民同志親自彈吉他，一切都是即興的，江澤民同志彈什麼曲子我就唱什麼歌，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總在廚房門口的過道里彈琴唱歌。後來電視裏看到江澤民同志訪問美國時在檀香山彈吉他，我看了覺得特別親切，他的吉他彈了幾十年，有相當造詣。江澤民同志是一個善良謙和的人，更是一個胸襟寬廣、聰明睿智的人。“文革”那麼亂，他始終也沒有放棄過學習外語和科技，半夜裏還在走廊自學法語。

1987年8月5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江澤民同志冒着酷暑，前來看望鐵路上海站的建設者。 周先鐸 攝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

從第一件事到《歌唱祖國》

1985年夏天，59歲的江澤民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長，第一件事就是調查研究。瞭解城市規劃問題就花了12個半天，拿着圖紙，沿着馬路跑。

【為民情懷】

《半月談》雜誌曾發表了一篇文章，告訴了我們一個真實的故事。

1985年6月12日清晨，東方剛吐出一絲魚肚白，上海西南角最大的菜場和農貿市場烏魯木齊路、五原路菜場，照例開始了一天中最為繁忙喧鬧的早市。

行色匆匆的人們，幾乎誰也沒有注意人流中兩位穿着普通的男子。而他倆卻對周圍的一切都饒有興趣，慢慢地轉悠，一個個攤位察看。

他倆，就是前一天剛從北京來上海赴任的江澤民同志和他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江澤民同志用上海話詢價：“幾鈿一斤？”得知每斤米莧兩角、黃鱔一元八角，江澤民同志點點頭。

9月底，江澤民同志去北京搬家，30日回上海，10月1日清晨又去察看小菜場，這回他吃了一驚，黃鱔每斤三元八角。一位老太太買了半斤，嘴裏在發牢騷：“這麼貴，吃了成神仙啦！”還有人邊採購邊咕嚕：“看，市長來了啥事未乾，首先漲價。”江澤民同志心裏難過，深沉地説：“上海這麼個大城市，如果市民的小菜籃子保不住，就很難穩定。”

為解決菜籃子問題，江澤民同志的足跡遍及郊區各縣。1986年1月，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了上海市農村工作會議。1987年，書記和市長一肩挑的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的第一個會是關於農業發展的幹部大會。江澤民同志指出，郊區農業搞得好壞，直接影響到市民的菜籃子。他強調：絲毫不能動搖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1988年，上海召開副食品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了“菜籃子工程”的概念。

江澤民同志説：當我們在車站上、車廂裏看到擁擠不堪的人羣時，當我們看到孩子們在簡陋甚至危險的教室裏上課、數萬名幼兒入托入園難使年輕父母愁眉不展時，當我們瞭解到全市有2萬名職工上下班路上要花4小時以上的時間時，當我們看到一場暴雨使11萬户居民家中進水時，心裏就感到深深不安。我們是人民的公僕。我們一定要把羣眾的疾苦、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這是辦實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對黨員幹部的起碼要求。

1986年春節前夕。江澤民同志得知本市一家醋廠因停電無法生產食用醋，庫存的醋也不多了。江澤民同志想，雖然上海人吃醋不像山西人那麼多，但在春節期間，燒糖醋黃魚、糖醋排骨，吃餃子，買不到醋，那就不好了。江澤民同志瞭解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華東電管局負責人，請他們無論如何立即幫助解決醋廠供電問題，並把結果告知。供電部門很快就解決了。

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每年限時完成十幾件人民看得見、摸得着的實事。第二年年初要公佈結果，接受人民羣眾的監督檢查。1987年1月，江澤民同志發表了題為《人民政府為人民，紮紮實實辦事情》的文章，總結了1986年上海實事工程的實施情況，闡述了為民辦實事制度化的具體內容。從1986年開始，實事工程成為上海的民心工程。

【城市發展】

江澤民同志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七五”期間着重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如動工建設了上海第一條軌道交通線——地鐵一號線，建成了中國內地第一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開工建設市區第一座跨越黃浦江的南浦大橋。

臨近1986年元旦只有3天了，江澤民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了上海鐵路新客站及外環線工程領導小組第一次（擴大）會議。此後他20次深入工地現場辦公。一次，設計單位拿出了設計圖紙，施工單位接圖後認為無法施工，公文來公文去，就是定不下來。江澤民同志發現後，立即把兩家單位的主要領導找來。那時天氣不熱，江澤民同志只穿一件襯衣，對着這兩位領導嚴厲地説：“不是我急，是老百姓急，他們沒那麼多精力來陪你們扯皮！”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1987年鐵路新客站經過國家驗收，正式交付使用。開站儀式上，江澤民同志講話中提出了一個富有哲理的論斷：今天的上海，困難與希望同時並存，挑戰和機會一起出現。後來這句話演繹為“困難與希望同在，挑戰與機遇並存”，成為名言廣泛流傳。

江澤民同志十分重視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工作。他説：蘇州河要抓緊治理，我們要堅持不懈，做好這件造福子孫的大實事。為解決一期工程總投資16億元人民幣的融資問題，他提出爭取利用外資。這項工程成為上海利用外資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第一個項目。江澤民同志還給工程指揮部題了詞，開始題寫的是“決心把蘇州河治好”，後來他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又讓秘書換了一幅，加了個“理”字，表明蘇州河不但要整治好，以後還要管理好。

江澤民同志堅持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當時城市建設資金緊缺、體制機制不活的問題，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特別是在利用外資和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同時，積極向中央爭取政策支持，逐步走出了一條投融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渠道多樣化的新路，為上海城市大建設、大發展創造了重要的體制機制基礎。還有一項重大突破就是改革財政制度。

1988年元旦剛過，《解放日報》頭版醒目位置發表了江澤民同志的一篇署名文章《技術進步是上海經濟新格局的支柱》。他指出：上海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綜合功能，把增強國際競爭能力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走外向型經濟的道路，科學技術進步是關鍵。1989年初，市經委和科委準備聯合舉辦一個別開生面的展覽會，把上海重點行業及產品與國外同行業及同類產品作對比。江澤民同志大加讚賞，特別強調：不要留情面，要讓大家看了發急出汗，坐不住。

【改革開放】

1988年元旦剛過，上海最高決策層作出一個異乎尋常的舉動，他們組成一個大型高級代表團，由市委書記、市長江澤民同志為團長，在廣東逗留12天，進行學習考察。回到上海，市委就決定召開一次幹部大會。參加大會的有1萬多人，江澤民同志在會上作了學習考察報告。這個會議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反響。江澤民同志強調，首先要解放思想。把集中力量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作為上海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選擇。

股份制調研在1988年11月開始展開。在企業走了一圈以後，江澤民同志想聽聽理論界的看法。整個座談過程中，江澤民同志不停地記，不停地提問。之前江澤民同志不慎跌了一跤，一隻手臂受傷打了繃帶，但還是拿着筆不停記錄。1989年2月，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了市委書記辦公會，對股份制決定擴大試點，但一定要積極而又規範，要學會按國際慣例進行，重在把企業機制搞活。

開發浦東的討論、醖釀甚至策劃，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特別是江澤民同志在上海擔任市長、市委書記的那段時間。江澤民同志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最終決定支持開發浦東的戰略發展思路。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召開了浦東新區開發國際研討會。江澤民同志講話時神情激動。他説，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辦好。

【黨的建設】

上海乾部只要一提到江澤民同志抓廉政建設，都會記起他的一句名言：“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外事活動中，江澤民同志都注意熱情周到而又勤儉節約。1988年初，上海制訂了一個改進對外宴請工作的規定，當年2月1日施行，這就是後來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四菜一湯”。1989年3月，上海市委召開全市黨員負責幹部會議，江澤民同志發表長篇講話，提出要全黨動員，為加強上海黨的建設而努力，堅持從嚴治黨，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和抓好廉政建設。最後他説，市委常委會已經決定在6月底、7月初召開市委全會，進一步研究加強黨的建設問題，並作出關於加強黨的建設若干問題的決議。後來江澤民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把在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思考帶到了中央，推動形成了一系列決定，在全黨範圍內不斷地推進黨的建設。

江澤民同志對市委和市政府機關幹部既有嚴格要求，也有熱情關懷。在他擔任上海市黨政領導期間，每年都參加辦公廳組織的迎春聯歡活動，興之所至還引吭高歌一曲，或指揮大家一起大合唱，《歌唱祖國》是他最喜歡唱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