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疫情面對新輿情，如何建立“新共識”？

**觀察者網：**最近針對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引發了很多討論，如果回顧疫情三年來的輿論，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反轉”——2020年很多人説“疫情不是天災是人禍”，而到了2022年人們又會覺得“病毒就是自然現象我們要與它共存”，不過這兩種觀點把批評的矛頭分別指向政府的“不作為”和“作為”——您如何看待這種“反轉”？

**沈逸：**首先，疫情防控是很特殊的一類公共政策。面對病毒，大家一致認為需要採取某種措施去應對這樣的挑戰，很明顯沒有人能説這個病毒是對人類有益的。但是病毒有它自己的特性，它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和影響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對待這樣一個隨着時間變化發展的事物，很難找到一條簡單而不變的政策，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認為我們需要建立起某種心理預期——每一個階段，我們的訴求都會隨着具體情況的變化進行調整。對於輿論的“反轉”現象，我們不妨回到2020年初，去回顧三年來各種圍繞新冠病毒的權威信息，在事實的基礎上就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疫情隨着時間產生的變化。

“反轉”往往指的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這恰恰是公共政策討論中比較忌諱的一點——給你兩個極端的選擇，然後讓你的選擇永遠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轉。而實際上一個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的恰恰是一些靈活的蛇形機動調整，而不是那種急劇的短促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個人覺得兩個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叫做實事求是，一個叫做因地制宜。

北京公共交通不再查驗48小時核酸（圖片來源：ICphoto）

當然，要做到這兩點對於能力體系的要求要比走極端高得多，某種意義上就是我們所説的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很多輿論在批判那種“既要又要全都要”的所謂“巨嬰的選擇”，但這種需求是人類本能的，我們無法完全否定其合理性。

但另一個方面，説實話並不存在一種政策是沒有任何成本的、完全無損的。當我們配合一種政策進行疫情防控的時候，多多少少要帶來一些東西——完全無損同時要求絕對安全，這種預期不説永遠做不到，至少不可能分分鐘、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做到。

因此就需要我們去建設一種合理的“共識”——對於病毒的共識，包括對於所謂“共存”這個概念的共識。

**觀察者網：**在最近的輿論中，圍繞“共存”這個概念的爭議很大，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理解所謂的“共存”？

**沈逸：**關於“共存”這個概念，我曾經請教過一些這方面的專家，所謂“共存”存在幾個不同的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共存。地球是一個生態系統，人和病毒都是上面的一種存在，因此很難把病毒在生物學意義上徹底消滅乾淨。其實這個維度很多時候也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我們關心的是一種社會或者説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共存”，即我們能夠用某種方式去控制病毒給人類正常生活帶來的干擾和破壞，從而讓社會能夠繼續運行下去。

這種“共存”的含義就是對病毒造成的影響進行控制，把損失控制在人類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以內。包括我們之前講的“動態清零”也並非機械意義上的絕對清零，從這個意義上講動態清零是邁向社會學意義上的“共存”的必由階段——一定要經過這個階段，才能找到控制病毒的方法，形成一套有效的機制。當疫情在某地爆發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套方法用上去，然後儘快擺脱，不用付出很高代價就可以很快恢復正常的運行狀態。

因為任何人都很難接受這樣一種結果，就是我們所有人被動地呆在那裏一動不動，任由病毒像車輪一樣一遍遍從我們身上碾過去，完全遵循所謂“優勝劣汰”的方式，就像一些人在網絡上説得那樣“應死盡死”，這不是人類社會運行可以允許的，是絕對錯誤的。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是為了讓人更好地活下去，活得更長、更安全、更健康，這個目標是不變的。

我們看到的很多輿情實際上是對所謂“過度防疫”的一種厭倦情緒，這種“過度防疫”是大家認為這個政策所產生的的外溢成本已經遠遠高於它提供的收益。因此我們需要對這種過度的成分進行調整，但這不意味着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因為大家反對過度防疫，那我就反對防疫，主張不要防疫了，這是不對的。

**觀察者網：**最近幾天有一個説法傳播很廣，就是“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這就需要一種“主觀能動性”。

**沈逸：**你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詞，就是“主觀能動性”。

疫情防控人人有責，朝着防控疫情的初衷，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各自有各自的責任。2020年初，我們對於防控是有共識的，到了2022年，我們需要有新的共識。

我認為現在大家一個共識是“防控是好的，過度防控是不好的，所以我們需要適度的防控”。在病毒已經發生了新的屬性變化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探索如何為了實現綜合防控疫情和保障經濟社會生活多種目標的前提下去實現“適度防控”——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家、企業、社會和個人都需要盡到各自的責任。如果一方説我要追求絕對的自由，然後把責任外包給其他人，這是不現實的。

雖説“人人有責”，但是不同的主體承擔責任的多少和所處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在疫情防控中政府肯定是承擔主導責任的，而政府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必然是眾口難調，不可能都是一片叫好之聲。

而這個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要保持自己獨立的判斷。舉一個例子，差不多一週之前，網上比較主流的聲音是説要求陽性輕症應該居家隔離，然後有人貼出了這個星期中這些人的心路歷程變化——事實證明，很多人不滿足居家隔離的要求，只要一棟樓有一個陽性，整個樓就會一點點蔓延開，在這個過程中會帶來風險，這個風險就構成了居家隔離的成本，相當於不同的隔離方案的成本收益的比較，就需要個人進行判斷。

另一方面會有人説方艙條件不好，那就努力去提高方艙的條件，但是無論怎麼做資源是有約束的，不可能像一些人在網絡上建議政府去建無數個ICU——即使有無限的ICU，我們也不可能原地創造出那麼多配套的醫護人員。

當輿論去提出自己的方案時，我們也要遵循理性的判斷。

**觀察者網：**不過有一點讓很多人感到憂慮的是，疫情防控有其特殊性，剛才您也提到了，同一個人對於居家隔離的態度可以在一週之內發生180°變化，但是政策卻很有可能是單行道，一旦放開就很難回到防控“清零”的狀態，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政策調整和輿論變化之間的關係？

**沈逸：**我們在研究輿論和傳播的時候，經常説“民意如流水”，意思是輿論的方向是不斷變動的。這就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從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角度上説，政府在指定、執行和修訂一項重要的政策時，輿論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作用。

首先我們應該排除掉的一種做法是，完全無視輿論；另一種也必須摒棄的就是，做啥事都看輿論中哪種聲音最響，我就跟着去做。這兩種做法在我黨的話語中都有定論，前一種叫做“命令主義”，是脱離羣眾的表現；後一種叫做“尾巴主義”，“按鬧分配”跟在羣眾後面成為一條“小尾巴”。反對這兩種極端的做法，在黨的歷代領導人的各種表態和講話中對此都有清醒的認識。

政府的職責在於制定一套政策的同時要把制定政策的依據和理由向民眾説清楚，輿論中不能只有一個聲音而沒有對政策的解讀。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對輿論進行識別，哪些反映的要求是合理的，政策的修訂要基於合理的要求；而不是今天“意見領袖”説“我們要拆了方艙把省下的錢用來建ICU”，然後過一週又説“方艙是有必要的”，如此“折返跑”，沒有自己的思維，顯然這樣的“遵從民意”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但同時政府也有義務向民眾解釋和溝通，比如説為什麼要建方艙？我們在談論新冠的時候往往是在討論一個“比例”——重症率、死亡率——這些比例對社會公共醫療資源的影響是什麼。Bloomberg（彭博社）的一份內部報告中做了一個假設，如果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政府從現在開始放棄一切政策完全不管了，放任奧密克戎傳播，僅僅根據美國在已經死亡100萬人和注射疫苗的前提下，將會有25%的人感染，也就是3.6億人，按照1.6%的重症率和0.17%的死亡率，預期需要580萬ICU牀位，最終612,000多人死亡。而目前中國的ICU牀位總數是6.7萬。所以，徹底放棄就是我們一開始就需要排除的選項。

山東建成的集裝箱隔離病房（圖片來源：ICphoto）

那麼接下來就是疫情防控的三板斧——識別傳染源，保護易感人羣，切斷傳播路徑——當發現陽性羣體之後，如何控制傳播？如何降低在病情發展的過程中轉為重症的比例，確保ICU資源不被它擊穿？靠什麼去隔離這個羣體？從防治傳染病的一般經驗上來説，方艙是一個比較有效的選擇。

這就是説我們要努力用各種辦法向民眾去解釋清楚。在必要的時候，相關主體需要承擔一些委屈，這是不能賭氣的，不能説受到了誤解和牴觸就乾脆不管了，用一種消極的態度把風險轉嫁出去。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像《流浪地球》原著中結尾民眾認為太陽爆炸是騙局，要處死“流浪地球”計劃的執行者，後者寧願凍死成為冰雕，也沒有選擇關掉地球發動機和叛軍同歸於盡，因為他們雙方承擔的責任是不一樣的。

**觀察者網：**我們應該如何凝聚社會的共識？我們看到在實際的輿論形成中，很多人的依據和觀點往往來自於各種平台上的一些不太準確的概念，比如最早有人把新冠形容成“大號流感”，但到了最近，對於新冠的形容已經在很多人口中變成了“小感冒”。

**沈逸：**不僅是政府，各方都應該去做一些知識分享工作，消除建立在錯誤認知基礎上的誤解。

很多人習慣從一些信息平台上吸收一些良莠不齊、真假參半的信息，因此需要有比較權威的渠道和主流的媒體站出來，比如説出一個新冠病毒的系列紀錄片，可以是很多集、很多季不斷髮布的，把世界範圍內的研究成果、頂級期刊上的文論包括國內前沿的科學工作者的研究系統性、通俗性、分門別類地展示在民眾面前。我們需要這樣權威的傳播，避免一些概念的以訛傳訛。

為什麼一些錯誤的概念在傳播過程中會有市場？因為客觀上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大家過的很不容易，於是民眾會有一種美好的願望，或者説需要一個理由去説服自己，所以當聽到一些觀點或者依據是和自己的這種願望相符的，比如説“新冠就是小感冒”這樣的誤讀，就特別容易去自我強化和主動傳播，這也是人類認知中的客觀規律。

我覺得在傳播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那種“懶人包”式的解釋手段，因為很多術語它的意思和大眾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比如醫學中説的“無症狀”、“輕症”，和我們理解的“沒有感覺”“病情很輕”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就像司法鑑定裏的“輕傷”和我們説的“傷得很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這樣的基礎認知不校正，無法形成一個共識，那麼輿論的爭論就是你説你的、我説我的，説不到一起去。

輿論在傳播的過程中，當我們把情緒的東西撇開，就會發現很多的爭議是基於誤解、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這個時候我們要做的就是權威的信息供給、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政策的反覆解釋，這樣才能使民眾把問題看清楚，從而做出自己的判斷。這對政府的能力建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原先我們説防控能力就是認為只要在醫學和公共衞生領域有效防控就行了，現在我們發現在信息傳遞、生活保障這些方面都要同步拓展。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會發現不會有一個簡單的、單一的答案——彷彿一個魔術按鈕，我摁下去，所有問題都會一夜之間消失和解決。

**觀察者網：**最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輿情中那些具有“攻擊性”，或者説“陰陽怪氣”、“賭氣”式的言論，包括一些趁機煽動製造社會混亂的現象？

**沈逸：**首先，我可以理解這種情緒。這就好像我們平時所説的路怒症，其實就是誰先退5米的事兒，但是就會引起兩輛車互不相讓40分鐘，不停摁喇叭，甚至爆發肢體衝突。人不可避免會情緒化，大家在生活中積累了很多負面情緒，在網上説完狠話之後心情就會好一點。

一方面，需要在疫情防控的過程中注意情緒的疏導，包括普通大眾也包括承受了很大壓力的基層工作者。另一方面，從治理的角度上我們也要避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通過挑動對立的情緒來獲取流量，甚至搞“左右互搏”、推動羣體的撕裂。

當然，在這之中也會出現一些我們熟悉的“運作”，那種具有“顏色革命”性質的別有用心的煽動。但這些因素始終居於次要的地位，因為它是“常態化”存在的。首先，只要社會出現了負面情緒，這股勢力一定會跳出來利用，但是負面情緒會不會甘心被利用，這是很難説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聞着味道不對就會警惕起來，對方也會很快暴露，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自信。第二，我們看到這些“勢力”現在的素質和“水平”也是江河日下，逐漸淪為他們自己媒體矩陣裏的自娛自樂的“內循環”。

而我們需要做的事就是保證在他們的干擾下，把我們認為正確的事做下去，把損害降到最低。

順帶説一句，在防控疫情的輿論中，我們需要防止出現那種本能的“我第三個包子吃飽了為什麼要吃前兩個包子”的情緒。我自己是做網絡安全的，有的時候會面對一種經典的“安全困境”：如果你安全工作做得好，無事發生，別人會認為你毫無業績；如果出事了，別人也會認為這是你工作做得不好。

今天我們能有這樣的空間去討論清零還是放開，本身就是建立在前期有效的防控挽救了巨大的生命損失的前提下。現在的情況是在確保病毒特性有了變化，疫苗和醫療技術有了改進的前提下，對政策進行調整，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控制疫情，實現防控績效和成本之間的優化平衡，不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這樣的變化需要各方共同去努力跟配合，因為任何情況下，政府在一定資源約束條件下，所做出的政策效果永遠是有限的，不滿意的地方我們永遠找得出來，但是需要我們相向而行，全社會形成抗擊疫情的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彼此體諒、彼此配合，這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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