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馬錢德拉·古哈：這可能是印度和西方之間最大的潛在矛盾……-拉馬錢徳拉·古哈
【文/拉馬錢德拉·古哈】
個人崇拜是無益的，只有理想或原則才值得被崇拜。——1937年4月聖雄甘地曾在他崇拜者的集會上如是説。
印度宣稱自己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其執政黨印度人民黨 (BJP) 自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組織。自2014年5月以來，印人黨和政府一直聽命於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個人意志，有時甚至需要為莫迪的異想天開買單。
印度國內圍繞莫迪形成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個人崇拜現象，這表現在國家和政黨的宣傳以及媒體的頌詞中，甚至印度主要的企業家、名人和體育明星都對莫迪具有顯著變革性的領導力讚歎不已。
本文試圖將對莫迪的崇拜置於比較和文化的語境中，展示這種崇拜產生的過程，及其對印度想象力的控制與對該國政治和社會未來的影響。本文結合了筆者作為印度歷史學家的學術背景，以及作為印度公民的個人經歷。然而，儘管筆者所闡釋的內容是一種全球現象的印度變體，但可能也會使世界其他在威權或半威權政權下生活的人們產生共鳴。
1956年2月，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著名講話中説，“把一個人抬高，把他變成一個具有超自然特性的超人，賦予此人以神的特質，是不允許的，也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的。這樣被視為‘全知全能’的人，其行為也將被認為是永遠正確的。”這就是所謂的盲目信仰。
歷史上，意大利有對墨索里尼的崇拜，德國有對希特勒的崇拜。值得注意的是，後兩者都是在沒有完全喪失民主的政體中出現的。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1932年的選舉中贏得了多數席位。而在此八年前，墨索里尼就試圖通過選舉贏得執政合法性，儘管選舉投票本身一點也未體現自由與公平。然而在掌權後，二人都迅速取消了政治和個人自由，以此鞏固個人及其所屬政黨的權力。
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掀起“腥風血雨”的一百年後，世界再次見證了威權領導人在具有某種民主歷史的國家中崛起。這些當選的領導人部分包括：俄羅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維克托·奧爾班、巴西的博索納羅、印度的莫迪，尤其是暫時失利但渴望重新掌權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這些領導人對於國家治理有個性化的獨特理解，並且極具個人魅力。他們試圖把自己標榜為獨一無二的國家救世主，堅信自己的統治可以讓國家更加繁榮、更加強大、也更能發揚他們所聲稱的文化和歷史遺產。總之，他們能夠構建圍繞自身的個人崇拜。
在認識到這種個人崇拜具有普遍性同時，本文將重點關注印度國內對莫迪的崇拜，選取莫迪作為案例的原因有三：
首先，這種崇拜發生在我最熟悉的印度，而我在工作及生活中參與了我們國家的民主歷史。
第二，印度很快就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同世界其他國家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相比，對莫迪的個人崇拜可能產生更深層次、更可怕的後果。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種個人崇拜產生於一個至今仍擁有相當健全的民主程序和長期民主傳統的國家。在2014年5月莫迪掌權之前，印度在各方面都踐行着比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歐爾班領導下的匈牙利和博索納羅領導下的巴西更持久的民主。2014年大選是印度第16次全國投票，從1952年起，這種民主選舉幾乎未曾中斷。
印度各邦的立法機構也同樣舉行了定期的、基本上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正如歷史學家蘇尼爾·希爾納尼（Sunil Khilnani）所指出的，在印度選舉中的選民比在英國和美國等自稱更先進的傳統民主國家中的選民總數多得多。
2014年之前，印度也有活躍的公共辯論文化、適度的新聞自由和相當獨立的司法機構。印度雖然稱不上一個完美的民主國家，但也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是絕對完美的。（在我2007年出版的《甘地之後的印度》一書中，我自己曾將印度描述為“50-50的民主國家”。也許北歐的一些國家可以被視為“70-30的民主國家”。）
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遇刺新聞
在正式討論對莫迪的個人崇拜之前，我想先談談歷史上對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崇拜。
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第一任、也是任期最長的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女兒。1971年3月，英迪拉·甘地和國大黨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同年12月，印度在印巴戰爭中取得了對巴基斯坦的決定性勝利，這部分歸功於英迪拉的堅決果斷領導。
英迪拉被譽為印度神話中征服一切的女神杜爾迦的現代化身，在她身上集中體現了黨、政府和國家的意志，她代表着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種個人形象塑造也是其政治盟友大力推動的結果。國大黨領袖D.K 巴魯阿（D.K. Barooah）宣稱，“印度即英迪拉，英迪拉即印度。”巴魯阿為讚美英迪拉創作了一副印地語對聯，意為“英迪拉，我們向您的早晨和晚上致敬；我們讚美您的名字和偉大成就。”
在1975年6月舉行的一次有100萬人參加的集會上，國大黨領導人宣讀這些頌詞之後不久，英迪拉就開始實施緊急狀態，在此期間，英迪拉政府逮捕了所有反對派政客、工會成員和學生積極分子，對新聞界進行嚴格審查，並且取締了個人自由。然而不到兩年後，英迪拉的民主良知迫使她重新舉行民主選舉，在選舉中她和她的所屬政黨失去了權力。
現在，將巴魯阿的短詩與印人黨領袖納達在莫迪71歲生日之際向莫迪致敬的長篇詩進行比較。這些頌詞在2021年9月發表在印度最廣泛閲讀的英文報紙《印度時報》上：
“莫迪已經成為了一個改革者，他真誠關注困擾印度的社會問題，然後通過公共話語和積極參與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他）相信通過良善的道德和社會價值實現我們社會和國家的全面發展。他總是帶頭解決國家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不達到目標決不放棄。莫迪是唯一一個對民眾有激勵作用的領導人，他的號召力讓整個印度團結起來。在新冠疫情期間，他的呼籲得到了每位公民的虔誠響應。他的成功是他本人獻身於人民福祉的結果。他唯一的夙願是讓印度成為‘世界的導師’（Vishwa guru）。”
納達（Nadda）的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新德里的報紙上充斥着內閣部長對莫迪的諂媚讚美。事實上，“莫迪即印度，印度即莫迪”是印人黨每個成員的信念，無論是部長、議員還是底層黨員。
9月下旬，當我完成這篇文章的初稿時，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Jaishankar）在華盛頓的演講中提到，“印度的意見和觀點具有重要價值，今天的印度實際上有能力塑造我們時代面臨的重大問題”，而這歸功於莫迪。
聖雄甘地領導的反殖民運動，獨立以來選即使困難重重但仍咬牙堅持的選舉民主，近幾十年來印度企業家的努力工作，學者、科學家、作家和電影製作人的貢獻——所有這些（以及歷屆總理的政治遺產）都在評估中被完全抹去。印度的成就完全被歸功於一個人，莫迪。
與此同時，一名當時在職的最高法院法官稱莫迪是“國際公認的遠見卓識者”和“思維全球化、行動本地化的全能天才”。印度最富有和最成功的實業家則在公開表達對總理的崇拜和忠誠方面相互競爭。
2021年2月，莫迪效仿希特勒、卡扎菲和薩達姆，在他在世且在任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個體育場。艾哈邁達巴德市的板球體育場，以前由印度偉大的開國元勳瓦拉巴海·帕特爾的名字命名，現在改稱“納倫德拉·莫迪體育場”，並由時任總統拉姆·納特·科温德和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等其他官員主持該翻新場地的落成典禮。
同年，當印度公民接種第一批新冠肺炎疫苗時，他們會領到一張印有莫迪照片的疫苗接種證書。此後在接種強化劑量之後，所提供的官方證書上也印有莫迪的照片。據我所知，除印度之外沒有其他國家採取這種做法。印度人在海外旅行時被要求出示他們的疫苗接種證書，他們已經習慣了因為證書上的頭像而被嘲笑或鄙視。
任何崇尚平等的民主人士都會對莫迪在公開場合異乎尋常的自戀感到失望。然而，學者的工作既要理解，也要判斷。就像20世紀70年代初的英迪拉·甘地，為什麼今天的莫迪如此受印度民眾的歡迎？我認為有六個原因。
**首先，莫迪是真正白手起家的人，並且非常勤奮。**民間傳説他曾在火車站賣茶——儘管有些人質疑這一説法的真實性；但毫無疑問，不管是種姓身份還是階級劃分，莫迪的家庭出身都讓其處於弱勢地位。他從不休假，將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身於政治，也可以説是獻身於印度國家建設。
**其次，莫迪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演説家，擅長説俏皮話，更擅長嘲諷自己的對手。**莫迪的印地語演講極具感染力，而他用自己的母語—古吉拉特語演講的效果甚至更勝一籌。
**第三，就莫迪的背景和成就而言，莫迪與他的主要競爭對手、現已式微的國大黨領袖拉胡爾·甘地相比具有顯著優勢。**拉胡爾從未擔任過正式職務，也從未肩負過任何行政責任。而莫迪在成為總理之前曾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超過十年。拉胡爾經常度假，他是一個不接地氣的公眾演講者（只有10%的印度人口説英語或聽得懂英語，而英語正是拉胡爾的母語）。此外，拉胡爾出生便含着金湯匙，是甘地家族的第五代接班人。總而言之，相比之下拉胡爾在各個方面都遜色於莫迪。
**第四，隨着印度教多數主義在印度政治和社會中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莫迪被視為印度教徒和印度教的偉大救贖者。**在強硬的印度教沙文主義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簡寫RSS）中長大的莫迪經常表達對歷史上印度統治者的蔑視，包括穆斯林和英國人。他談到要將這個國家從“數千年的奴役”中拯救出來，並迎來萬眾期待的民族與文明覆興。
**第五，莫迪掌握着龐大的宣傳機器，該宣傳體系有印人黨和政府的財政資源，以及21世紀新技術的支撐。**作為推特和臉書的“老用户”，莫迪令印人黨使用推特、臉書以及WhatsApp來塑造和提升其個人形象，莫迪還有專屬的個性化應用程序，並被廣泛訂閲。莫迪本人形象通常單獨出現在印度政府發佈的海報、廣告和網站上。因此，比起其他國家的民選威權領導者，莫迪能更廣泛、更有效地利用公共資源來打磨其個人崇拜。
**第六，莫迪是一個非常聰明且善於變通的人。**雖然他基本上靠自學，但他在為期十四年的政黨領導者和為期十三年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工作經歷中積累了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各種信息與知識。他能夠像權威的專家那樣談論太陽能的好處、核戰爭的危險、女童的處境、人工智能的發展以及許多其他問題。
在操縱黨內乃至整個國家的政治話語方面，莫迪也極為精明老練，他能夠塑造政治話語，使其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從而削弱對手與反對者的聲音，相比之下，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等人充其量只是“煽動者”。
圖源：馬蒂厄·布雷爾（Matthieu Bourel）的外交政策插圖
在概述了莫迪個人崇拜的六要素之後，接下來談一談這種崇拜對民主體制帶來的影響。對莫迪的狂熱崇拜導致了五個關鍵制度和機構的削弱。在民主國家中，這些制度和機構旨在對無節制的權力進行約束和問責，並防止政治權力的個人化和威權主義的發展。
**第一個被削弱的制度是政黨。**在緊急狀態期間，莫迪所在的印人黨內有許多政客被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監禁，這部分導致該黨在一段時期內堅決抵制個人崇拜。印人黨的“姐妹”組織（也有人稱為“母體”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也一直對個人崇拜（Vyakti Puja）表示懷疑。然而自2014年以來，莫迪已經在印人黨內建立了的完全權威。
無論是出於恐懼還是崇拜，所有印人黨成員，甚至是那些在公共生活中比莫迪地位更高的領導人，都順從地站在了莫迪一邊。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中，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內部甚至沒有一絲異議；印人黨內根本沒有莉茲·切尼（譯者注：美國眾議院歷史上職位最高的女性共和黨領導人，曾在第二次總統彈劾案中投票彈劾特朗普）那樣的人物。
**第二個向莫迪俯首稱臣的機構是聯合內閣。**當BJP第一任領導人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1998年至2004年間擔任總理時，他作為“同儕之首”，給予了高層內閣部長以相當大的自主權，這既符合印人黨的政黨精神，也符合印度議會民主的威斯敏斯特模式。然而，莫迪在重要的政府決策上不徵求內閣部長的意見，從而確保國家福利計劃的所有功勞都歸他個人所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由總理辦公室管理，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是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員，他們個人效忠於莫迪，其中幾名來自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
與前幾任總理不同，今天印度的聯合內閣內部沒有協商。莫迪説什麼就是什麼。議會內部也沒有爭論。尼赫魯和瓦傑帕伊等總理在議會花費大量時間，關注反對派議員的意見，但莫迪更多地將議會作為發表自己意見的平台。不幸的是，印度沒有首相問答（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簡稱PMQ）的傳統，這是英國憲政傳統之一，而印度沒有進行借鑑。
涉及個人隱私和農業改革等影響數億印度人生活的關鍵議題的法案，在通過時幾乎沒有經過討論，也沒有按照傳統提交給議會特別委員會進行評估。眾所周知，議會兩院的議長都是堅定的印人黨擁躉，這使得總理辦公室醖釀的想法能夠繞過內閣與議會迅速轉化為法律。例如，在2021年議會“季風會議”期間，法案在下院（Lok Sabha）獲得通過平均需要34分鐘。有些不到10分鐘就通過了。
2022年9月16日，印度總理莫迪(左)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峯會期間舉行會談。圖自路透社
**第三個自2014年以來迅速衰落的民主機制是新聞界。**民主國家的媒體應該是獨立的；但在今天的印度，新聞界更多體現出順從和宣傳工具的性質。擔任總理八年來，莫迪沒有舉行過一次有媒體提問環節的新聞發佈會。他每月在國家電台上的進行“獨角戲”式的政策宣講，偶爾接受一位眾所周知持親政府立場的記者的採訪，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這些採訪都體現着對莫迪的敬意。
此外，由於該國大多數報紙和電視頻道都是由在其他領域具有商業利益的企業家所擁有，這些企業家很快就吹捧莫迪達成了一致，以此為自己的經濟項目謀求政治便利（印度媒體還嚴重依賴政府廣告，這也是支持執政黨的另一個原因）。黃金時段的電視大肆讚揚總理，不加保留地攻擊反對派——以至於有人為其創造了一個術語“Godi媒體”，即“接受莫迪政府指示並順從地鸚鵡學舌的媒體”。許多思想獨立的記者因虛假指控而入獄，而另一些人已經被税務部分盯上了。
**第四個逐漸失去自主性和獨立性的關鍵機構是公務員系統。**在印度，公務員應該按照憲法工作，嚴格做到無黨派傾向。但這些年來，公務員系統逐漸政治化，許多官員傾向於站在某個政黨甚至某個政治家一邊。自2014年以來，該系統所剩無幾的獨立和自治也被完全破壞了。在任命官員時，莫迪更強調忠誠，而不是能力。
現在每個部門都有一名“看守者”，通常是國民志願服務團（RSS）的成員，以確保有高層公務員退休時，其繼任者將持“正確的”意識形態。此外，政府當局還放任國家機構進行野蠻執法，以恐嚇和馴服反對派。根據《印度快報》最近的一份報告，自2014年以來，中央調查局突襲或逮捕的所有政客中，有95%來自反對黨。這些突襲既是一種警告，也是一種誘惑，因為在反對派政客加入了印人黨，針對他們的案件也被撤銷了。
**最後，司法機構近年來也沒有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地區和省級法院一直非常積極地為“親”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國家行動背書。也許更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法律學者阿努傑·布瓦尼亞（Anuj Bhuwania）甚至認為“最高法院完全屈服於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多數主義統治”，推遲了重要案件的審理進程，更傾向於任意使用國家權力，而非保護個人自由。
正如布瓦尼亞在Scroll.in網站中提到的：“在莫迪執政期間，最高法院不僅未能履行憲法賦予的監督政府濫權的職責，還鼓勵了莫迪政府的議程推進。最高法院不僅未能作為‘盾牌’保護公民抵禦無法無天的政府，反而實際上成為了受命於行政部門的一把有力的‘劍’。”此外他還寫道，最高法院“為追求激進的多數派議程，將其龐大的‘武器庫’轉交給政府使用。”
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印度是一個50-50民主國家，這些機構在過去都未曾有過完美無缺的表現。它們偶爾（有時甚至更多時候）畏懼且服從執政黨。印度民主沒有黃金時代。然而自2014年5月以來，這些機構失去了更多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受制於莫迪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掌控這五個機構—政黨、立法機構、新聞機構、公務員制度和司法機構--對其他威權領導人鞏固其個人崇拜也至關重要。我對莫迪、對印度民主所做的分析也大致適用於匈牙利的歐爾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俄羅斯的普京，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美國的特朗普。
這種“不完全民主”的政權中，個人崇拜具有另外兩個特點：首先，傾向於推行裙帶資本主義，少數受青睞的實業家因對掌權者及其政黨的忠誠而能獲得意外之財；第二，傾向於宣揚宗教或種族多數主義。多數民族或宗教羣體被認為代表了國家的真正本質，領袖則因其“卓越”和“高效”，而體現了本國多數羣體的精神。
另一方面，宗教少數派或少數族羣，如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匈牙利的猶太人及印度的穆斯林，被認為是不忠誠或者與國家對立的。社會媒體上充斥着多數派的論調，點名少數羣體進行騷擾或污名化，這些論調往往由執政黨的議員提出，在這些議員感到政治壓力的情況下，則由領導人本人提出。
從2019年7月到2021年1月，世界上最大、最古老和最富有的民主國家都出現了有威權傾向的魅力型民粹主義領導者。鮑里斯·約翰遜和特朗普現已卸任，但莫迪還在繼續掌權。在我看來，莫迪對印度國家利益的威脅似乎比約翰遜之於英國、特朗普之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威脅更大，這既源於結構性因素，也與莫迪個人密切相關。
正如前文所述，印度國內旨在遏制政客濫用權力的民主制度和機構比英國或美國的相關制度和機構更容易妥協。在英國，媒體、議會和公務員都試圖挫敗約翰遜的專制傾向。至於美國，即使特朗普試圖在最高法院塞進更符合其個人政治傾向的大法官，下級法院仍保持獨立;税務機關和其他監管機構也是如此。有影響力的媒體部門沒有向特朗普政府屈服；大學仍然是自由討論和異見的大熔爐。就連特朗普任命的副總統也認可2020年的選舉結果，捍衞美國憲法的原則，這同時也是對特朗普的威權傾向表達不滿。
印度的民主制度比起英國或美國而言更加脆弱。就其個人而言，莫迪對印度民主未來的威脅也遠遠大於約翰遜或特朗普。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選舉前大肆宣揚民族主義。圖源：金融時報
首先，莫迪成為全職政客的時間比後兩者長得多，在如何操縱公共機構為自己服務方面有更豐富的經驗。
**其次，莫迪對自己政治信仰的執着程度也遠遠超過約翰遜和特朗普。**約翰遜和特朗普幾乎完全被虛榮和個人榮耀吞噬，而莫迪一半是自戀者，一半是理論家。他身先士卒地踐行着印度教多數主義的準則，這比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義”或約翰遜仇外的“小英格蘭主義”（Little Englandism）要堅定、徹底得多。
**第三，在制定和實現意識形態夢想的過程中，莫迪有國民志願服務團作為工具和靠山。**國民志願服務團的組織實力和資源動員能力遠遠超過英美國內的任何右翼組織。事實上，如果莫迪政權延續的時間更長，破壞印度多元主義與摧毀印度民主將是其任內的兩大“成績”。
以上是我基於定性研究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最後我再補充幾個數字，以説明印度的民主標準近年來下滑的具體程度。在“自由之家”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排名中，印度是過去十年內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在2021年從“自由”降至“部分自由”。在卡託研究所的人類自由指數中，印度從2015年的第75位跌至2021年的第119位。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印度從2013年的第140位下降到2022年的第150位。最後，在世界經濟論壇7月份發佈的最新全球性別不平等報告中，在146個國家中，印度的總體得分排名為第135位，在健康和生存方面則排名歷史最低的第146位。
我想用兩個警告來結束我的文章，告誡人們不要輕率地屈從於魅力型權威。第一個警告來自安貝德卡爾（B.R. Ambedkar），在1949年11月印度制憲會議上的最後一次演講中，安貝德卡爾引用了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米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話，警告公民不要 “將自己的自由放在偉人的腳下，或者給予‘偉人’以無上的權威，使其能夠顛覆既有的制度”這一警告在印度比在英國更有警示力，正如安貝德卡爾 (Ambedkar) 指出的那樣:
“巴克提”（bhakti，意為終身信奉一神），或者説“奉獻之路”或“英雄崇拜”，在印度政治中發揮的作用之大，是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宗教中的“巴克提”可能是靈魂拯救之路。但在政治上，“巴克提”，或言“英雄崇拜”，註定是一條最終通往墮落和獨裁的道路。
對超人莫迪的崇拜，就像此前對超人英迪拉的崇拜一樣，表明安貝德卡爾認為“巴克提”或盲目的英雄崇拜將威脅印度民主的擔憂是正確的。執政黨將莫迪描繪成印度教的“彌賽亞”，兼復仇天使，這種敍事在印度擁有一定的宗教文化基礎。人們不會想象到，一個自由國家的人民會如此狂熱地崇拜一個活生生的人——但不幸的是，印度人確實可能如此。
第二句話要晦澀得多，但同樣中肯出自1969年11月尼賈林加帕（S.Nijalingappa）寫給英迪拉·甘地的一封信。
當英迪拉分裂國大黨並將政黨轉換為為己謀利的工具時，尼賈林加帕正是國大黨的主席。尼賈林加帕出生於1902年，成長於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同時也參與了主張民主、非暴力和多元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在他成年後的很長時間內，國大黨是一個權力分散的組織，擁有眾多活躍的邦級和地區級單位。當時的國大黨有很多領導人，而非集權於一人。
而當英迪拉試圖按照自己的意願重塑黨和國家時，尼賈林加帕警告她説，“20世紀的歷史充滿了妄圖取締民主的悲劇案例，當一位領導人在民眾的喝彩與民主組織的支持下上台執政時，他將成為政治自戀的受害者，並受到一小撮無良的阿諛奉承者的慫恿，這些人利用腐敗和恐怖壓制反對派，試圖讓公眾輿論成為權威的回聲。”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其他獨裁者的例子所顯示的，個人崇拜總是對國家不利。歷史學家已經對英迪拉·甘地個人崇拜導致印度民主遭受的損害作出了判斷。有一天，儘管可能不會在我的有生之年之內，歷史學家也將對莫迪個人崇拜如何影響印度的福祉做出類似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