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歐美為何早早選擇“與病毒共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近日中國國內多地優化細化疫情精準防控舉措，引來國內外輿論關注。

在眾多討論中，有點誤解需要澄清：雖然要求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應解盡解，乘坐公共交通、出入一些公共場所也不再查驗核酸陰性結果，但這不意味着中國將如歐美那般完全放開，而是在貫徹“動態清零”方針的基礎上要求防疫更精準。

不同模式，不同結果

回顧近三年來世界範圍內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防疫，會看到不同的模式產生不同的結果。最顯著的區別無疑是感染、死亡人數的懸殊。

就感染人數來看，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病毒與免疫部門主任奧利維耶·施瓦茨（Olivier Schwartz）剛剛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全球範圍內超過80%的人感染過奧密克戎，在美國，這一數據超過90%；中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17.5%，因此可以推測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國。

醫務人員在做核酸採樣（資料圖/新華社）

若看因疫情死亡人數，三年來，中國有5000多人死於新冠，而美國的這一數據已超過110萬，歐洲更是超過200萬。按BBC的計算，“這相當於中國每100萬人當中有3例新冠病毒致死病例，相比之下美國每100萬人有3000宗死亡，英國則是每100萬人有2400宗。”

在其他層面，比如經濟上，中國的表現無疑也是優於歐美。2020年中國是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更是把歐美遠遠甩到身後。2022年雖然全年的數據還沒有出來，但前三個季度，中國同比增長3%，歐元區為2.1%，歐盟2.4%，美國也為2.4%。

需要指出的是，歐盟第三季度物價指數超過11%，美國達到7.7%，中國第三季度則為2.8%。另外美國前兩個季度環比為負增長，陷入技術性衰退，第三季度重獲增長是因為：歐洲無法再從俄羅斯購買石油而不得不轉向美國。靠石油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現象，此前美國經濟增長一向依賴個人消費。

還有一個嚴重的後果不得不説：與病毒共存，為病毒的變異創造了條件。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幾乎所有變異病毒都是出自與病毒共存的國家，並席捲全球。這導致自然免疫和疫苗效果下降，也是全球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主要原因。

顯然，無論是保護民眾生命健康、維護經濟增長還是避免病毒變異，中國的防疫模式都明顯優於歐美。

歐美何以只能“與病毒共存”

歐洲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地方，美國由於各種原因也存在大量的高危人羣（如肥胖、吸毒及各種基礎病）。何以發達的歐美不效仿中國的模式？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注重價值觀的羣體認為自由高於生命，注重經濟的羣體認為財富高於傷亡。就筆者在法國多年的生活經驗及觀察來看，其實也不復雜：歐美沒有這個能力。

不僅是面對新冠疫情，長期以來，只要是突發事件，歐美的應對往往多是災難性的。比如今年全球氣候異常，高温席捲北半球。結果迄今為止各國向世衞提交的數據顯示，歐洲至少有15000人死於高温——這相當於中國在同一時期死亡4.5萬人。據法國公共衞生局的公報，6月1日至9月15日，法國本土錄得10420例超額死亡。法國公共衞生局強調，超額死亡不能僅僅歸因於高温，新冠感染可能增加了一些人對高温的脆弱性，而高温也可能使一些新冠患者的病情惡化。

法國消防員正在滅火（圖/路透社）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政府除了提供資金供民眾打疫苗、給危重病人進行治療----這主要是醫療部門的工作——就幾乎什麼也沒有了。儘管有的政府仍會要求感染者自我隔離一週，卻無人監督，全靠自覺。執行“動態清零”所需要的大規模的動員能力、高效的執行能力、強有力的組織能力，都是歐美無法企及的。

歐美沒有能力只是表象，背後有更復雜的制度、經濟和文化原因。

首先，歐美製度的合法性是程序，而不是結果或績效；幹得好壞會影響支持度，但不會影響合法性。所以歐美政客不在乎出問題，對解決問題沒有太大的壓力和動力。這也往往導致問題剛發生時不能及時解決，其後果要麼是2008年金融危機，要麼是新冠疫情。

具體説來，美國次貸問題早就出現，不少專家也早早提出警告，但美國政府不在乎，直到成為系統性危機。新冠疫情在中國大規模暴發後，歐美其實已經有了可借鑑的經驗，但仍沒做多少準備。法國當時的衞生部長比贊夫人在中國出現疫情時就向總統和總理發了警報，但無人在意，他們甚至還讓比贊夫人辭職去競選巴黎市長。

和這一點相關的就是，歐美都是大政府，但不是強政府。大政府是指政黨和候選人為了勝選，不斷加碼許諾各種福利，福利也必然導致政府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權力。而“不是強政府”，指政府受資本和大眾影響甚至控制，其中資本可以提供選舉資金，民眾則是握有選票——面對疫情，資本反對封城，因為這會影響收益；民眾反對封城，因為會影響自由和生計。

可以説，歐美之所以會出現300多萬人死於新冠的悲劇，根源正是在其制度。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試圖把責任推到特朗普一人身上，不承認是制度的問題。可是特朗普上台就是這個制度的產物，怎麼會和制度無關呢？更何況，歐洲沒有特朗普，死亡不也是非常慘重？

其次，歐美的經濟結構很難支持“動態清零”。

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導致歐美普遍出現了去工業化，第三產業在經濟中佔的比重高達70%以上。而第三產業主要依賴於人員的流動和接觸，所以清零的代價相當高昂。像法國的第一大產業就是服務業，酒店、餐飲、商貿都因疫情受到重創。第一波疫情到來時，由於死亡率太高、醫療體系崩潰，歐美不得不進行封城，一旦疫情放緩就很快解封，原因就在這裏。

有了疫苗之後，在其功效還沒有得到驗證之前，歐美就已經與病毒共存了。等到發現疫苗無法阻斷病毒傳播，歐美已騎虎難下，只能硬着頭皮堅持。2021年年初法國新增確診人數最高衝到日增五十萬，馬克龍仍然決定不封城，當時媒體稱之為政治豪賭。其實那時的歐美除了賭運氣，也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好在疫苗在減輕重症和死亡上還是有點效用的，歐美沒有再出現醫療擠兑的情況，算是堅持下來了。

再次就是文化因素。

東西方傳承不同的文明，其中有兩個差異決定了各自應對疫情中的表現。

一是西方最高的價值是自由，而中國是責任。

法國的高危人羣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寧可自由地離開人世，也不希望被隔離在家；還説自己都這麼大年紀了，什麼都經歷過了，沒有什麼可怕的。所以在法國才會出現這麼一個可能很多中國人無法理解的現象：政府在全國派十萬憲兵和警察執行封城令。

要知道雖然都是封城，歐美其實有很多例外：可以出去遛狗、健身或購物。憲兵和警察要應對的是這些情況以外的違規羣體。實際上，也有不計其數的民眾被罰款，其中荒唐事難以盡述。比如，儘管當時各國邊境都封鎖了，仍有民眾能神奇地穿越層層封鎖線到西班牙去度假。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要想繼續運作，一是要有國家機器，一是要獲得多數人的認同。雖然封城非常必要，但因為大多數民眾並不認同，所以法國只能派出龐大的警察和憲兵去執行。這也是清零措施不可持續的文化原因。

哈耶克曾指出：“一個人若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有什麼理由要求個人的自由。”而現實和理論迥然不同，歐美民眾要的是自由，但不是與責任相連的自由。2020至2021年，歐洲各國曾實行宵禁，試圖減少晚上人員的流動。結果本來聚會23點結束後各自回家的青年人，改為通宵聚會，早上宵禁到點再回家！

而在中國，不僅要為自己負責，也要為他人負責。所以西方非常感嘆也難以理解中國民眾高度的自覺配合。一個與此相關的、和西方非常不同的現象，就是即使政府已經不要求戴口罩，但民眾依然自覺戴上。

現在法國已經是第九波疫情了，每次疫情來臨時，政府都會建議民眾在乘公共交通時戴口罩，但幾乎無人聽從。這背後就是價值理念的差異。我今年10月曾去歐洲另一個國家旅遊，在乘坐觀光巴士時，竟被工作人員兩次強硬地要求摘下口罩！

法廣報道截圖

二是東方有儲蓄習慣，歐美要麼花光今天的錢，要麼透支明天的錢。結果暴發疫情後，和民眾一樣透支的政府不得不舉債發錢給大家，否則民眾生活真的太難了。封城對於歐美政府來説，不僅僅是經濟活動停止，還不得不揹負維持民眾活下去的成本，這當然是它們無法承受的。

現在歐美各國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沒有不超過歐盟60%警戒線的，美國、法國、西班牙等都超過100%，意大利甚至超過150%。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基於美元霸權敢不斷暴力加息，歐洲不敢的原因，那些高負債國家根本承受不了。

結語

總體來講，面對新冠病毒，東西方採用不同的應對措施是由制度、經濟結構和文化決定的。而從目前的結果來看，無論是生命還是經濟代價，歐美都遠遠高於中國。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這種模式能否維持下去，還取決於民眾能否持續不斷地打疫苗，否則歐美將再次面臨醫療被擊穿的困境。然而，現實卻是民眾已經厭倦了無休止地打疫苗，到目前僅有3500萬人也就是人口的十分之一打了最新的改良疫苗。

中國是一個講究實用理性和中庸之道的國家。在病毒死亡率高、暫未有疫苗的時候，我們依靠嚴格的措施打贏了這一階段的戰爭；等到有了疫苗，中國也希望能儘快恢復正常，但在疫苗沒有得到驗證之前，中國選擇保持謹慎；後來莽撞的西方通過實踐告訴我們，疫苗不能阻斷感染，但能減少重症和死亡，於是中國在堅持“動態清零”方針的基礎上優化防疫政策，最新代表就是二十條。我相信中國最終會走出一條能平衡經濟發展、生命健康和生活便利的防疫之路。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