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謝·格羅米：幾乎所有代理人戰爭都使用“核信號”，但俄烏衝突的紅線窄得多

【文/阿列克謝·格羅米，譯/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 夏青】

自2014年延續至今的烏克蘭危機已經變成了一場典型的代理人戰爭，多個核大國已捲入這場衝突。因此，核問題是這場衝突中不可避免的話題。

“代理人戰爭”的概念在俄語中尚未有明確的定義，在俄語中還沒有公認的譯詞。我們來對它下個定義：代理人戰爭是指兩個或多個核大國在區域衝突中的對抗，其強力機構（武裝部隊、情報部門等）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地參與其中。同時，各方不打算打着自己的名義與對方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例如，美國軍隊直接地、公開地參與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而蘇聯則直接而隱蔽地參與了戰爭（不是打着蘇聯的旗幟）。在目前的烏克蘭軍事衝突中，俄羅斯武裝部隊直接而公開地參與其中，而一些支持基輔政權的核武國家的強力部門則是間接地參與進來。這種類型的衝突常常發生在非核武國家領土上的軍事行動中。另外，核大國之間的衝突一旦升級，雙方可能會陷入軍事衝突，從而出現代理人戰爭。

由此可見，代理人戰爭是在1945年之後出現的，當時進行了世界首次核武器試驗，隨後核武器被投入到戰區中使用（轟炸廣島和長崎）。代理人戰爭中的核因素輕則只對軍事計劃產生輕微的影響，重則使衝突局勢發展到動用核武器的地步。

“古巴導彈危機2.0？代理人戰爭中的核因素”，截圖來自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網站

典型的代理人戰爭有：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1961年的柏林危機、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從1965年開始的階段）、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1967年的六日戰爭（注：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方面稱六日戰爭）和1973年的末日戰爭、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戰爭、敍利亞衝突（自2015年俄羅斯正式出兵敍利亞開始）、以及2014年至今的烏克蘭衝突。1945年8月，與對日戰爭的最後階段就已經預見了以上這些代理人戰爭的發生。當時，蘇聯加入了對日戰爭，美國決定使用他們新發明試驗的核武器。美國這麼做不是為了打敗敵人，而是為了在戰後世界秩序中影響蘇聯。

在以上提到的許多代理人戰爭案例中，核大國紛紛捲入了第三國的內戰，支持發生衝突的某一方（朝鮮、越南、阿富汗、敍利亞）。烏克蘭危機也始於2013年12月的內部政治和內亂問題，最終於2014年2月發生政變。為了消滅不承認基輔新政權的烏克蘭內部勢力，基輔當局分別於2014年4月和2015年1月在頓巴斯地區部署軍隊，但它的目的並不是要對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

代理人戰爭通常圍繞核大國的核心利益開展。但有時候，第三國的領土也會被當作戰略優勢來對抗敵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古巴導彈危機，蘇聯試圖削弱與美國的戰略不對稱性。烏克蘭衝突也是同理，蘇聯解體後，北約不斷擴張，美國試圖維持自己在與俄羅斯的戰略競爭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這兩場衝突的主要差異是：當時古巴已經被部署了核武器，而目前烏克蘭還沒被部署核武器。不過，當下的烏克蘭危機有發展成古巴導彈危機2.0的趨勢。

在歷史上的代理人戰爭中，有許多局部衝突受到核大國的利益影響。這些衝突大多發生在冷戰時期的第三世界，它們的特點是對核武器國家之間力量平衡的影響較小，在這些衝突中看不到核問題的存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某些衝突中發揮了作用，例如化學武器問題在敍利亞危機中已經凸顯出來。2013-2014年，競爭性核大國——俄羅斯和美國——通過協商解決了銷燬大馬士革的化學武器的問題，這種情況十分罕見。在涉及核問題的代理人戰爭中，唯一一次讓莫斯科和華盛頓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區域衝突是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出於各自的原因，蘇聯和美國迫使另外兩個核大國——法國和英國——從西奈撤軍。

很多區域衝突和局部衝突並不屬於代理人戰爭，因為它們並不涉及核武器國家之間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的軍事衝突。例如，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1990-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南斯拉夫戰爭、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01-2022年的阿富汗戰爭都不屬於代理人戰爭。在上述衝突或者戰爭中，核大國都會同情衝突中的同一方（蘇聯、美國和法國在對伊朗的戰爭中都以某種方式支持伊拉克）。

或者説，雖然存在競爭關係，但其中一個核武器國家無意將區域衝突變成代理人戰爭。例如，俄羅斯試圖通過政治手段防止波斯灣發生戰爭，但當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軍入侵伊拉克時，俄羅斯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當美國於2001年在阿富汗發起軍事行動時，俄羅斯在政治層面支持美國。俄羅斯雖然對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感到憤怒，但是對解決衝突做出主要貢獻的還是西方。1999年6月12日，俄羅斯傘兵向普裏什蒂納進軍，並在該市機場與北約部隊進行短暫對峙，這一事件非常出名，但也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將這些類型的衝突與代理人戰爭區分開來並不意味着它們就完全與核武器無關。例如，在海灣戰爭中，美國軍方制定的方案之一涉及使用戰術核武器。1982年，英國和阿根廷的福克蘭羣島（馬爾維納斯）戰爭中，英國軍艦上載有深海核彈。

代理人戰爭所涉及的領土類型各不相同。大多數情況下，它們被限制在“外部地區”，即遠離核大國或遠離其戰略中心的第三國領土，且該地區不會威脅到核大國的核心利益。但有時候，代理人戰爭涉及的領土也具有戰略意義。古巴導彈危機和現階段的烏克蘭衝突就是最典型的兩個案例。如前所述，迄今為止，烏克蘭領土上尚未出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果不把基輔試圖製造“髒彈”的行為算在內的話）。然而，在戰區的不遠處就有幾個核武器國家（俄羅斯、法國、英國），還有被部署了美國戰術核武器（多達200枚核彈）的五個國家（比利時、荷蘭、德國、意大利和土耳其）。

與所有代理人戰爭一樣，烏克蘭衝突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軍事行動不僅在第三國（烏克蘭）的領土上開展，而且還在一個核武器國家（不久前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地區“公投”入俄）的領土上開展。要不是因為與過去的古巴危機有相似之處，這將成為烏克蘭危機獨一無二的特點。1903年，美國向古巴租借了關塔那摩附近的領土，此後那裏就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後，古巴政府要求美國歸還這片土地，卻遭到拒絕，美國認為這片領土是自己的主權領土。在加勒比海危機期間，古巴軍隊封鎖關塔那摩基地，致使衝突進一步升級。

還有一起事件是201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爾領土爭議在邊境引發軍事衝突，這不是典型的代理人戰爭，因為這是兩個核大國在一塊不屬於主權國家且存在爭議的領土上進行的直接對抗。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幾次小規模邊境衝突也屬於類似的雙邊衝突，其中只有最近的一次衝突（2020年）是在兩國都成為核大國之後（1997年）發生的。

就古巴導彈危機和烏克蘭衝突而言，我們應該注意到，在這種影響敵對核大國戰略利益的代理人戰爭中，在軍事行動地區以外的地方動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會更大。1962年，核戰也許是會發生在歐洲或遠東國家，而不是古巴。假設動用核武器是烏克蘭衝突引起的後果，那麼核打擊可能不會發生在烏克蘭境內，因為在這種代理人戰爭中，核武器是被用來阻止其他核國家直接、公開地參與敵對行動，而不是獲得戰場上的優勢。同時，應該明白的是，在一些“外部地區”的代理人戰爭中，如在朝鮮、越南、伊拉克，軍方曾考慮過使用戰術核武器來擊敗無核國家。

由於各個核國家的目標不同，所涉及的代理人戰爭的性質也各不相同。必須強調的是，核武器國家把大多數代理人戰爭視為地緣政治博弈中針對對手國家的戰術措施；但在古巴導彈危機和烏克蘭衝突中，核大國的目的都是損害對方的核心利益。

在代理人戰爭中，有各種各樣妥協和利益交換的方案。大多數情況下，相關核武器國家都會試圖解決衝突並達成妥協方案。在朝鮮戰爭的第一年，英國代表與美國協商後，和當時蘇聯的第一副外長格羅米柯取得聯繫，探尋使蘇聯協助結束衝突所需的條件。在越南戰爭的最後幾年，蘇聯為美國與越南達成和平解決方案提供了秘密支持。與此同時，在緩和政策的框架下，蘇聯和美國在歐洲開展工作，制定了共同的軍備控制方案，以解決中東局勢。古巴導彈危機促成了一場利益交換，使蘇聯和美國打破了致命的僵局。至於烏克蘭衝突，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美國願意同俄羅斯尋求妥協的辦法，但這並不排除最終雙方會達成妥協的可能性。

在代理人戰爭的區域衝突中，必須把“戰略溝通”的兩種類型——“核信號”和核威懾加以區分。歷史上，曾發生過一次受到核武器威脅的事件。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和蘇聯（或當地的軍隊）險些決定使用戰略、中程或戰術核武器進行第一次打擊，而並非把核武器作為一種威懾。1962年10月，在古巴危機的關鍵時期，白宮有史以來第一次將DEFCON（國防戒備狀態）提升到2級（臨近核力量的最高警戒級別，除一系列戰略演習外）。當前烏克蘭衝突的高風險評估體現在2022年10月7日，這是自1962年以來，白宮首次將美國的國防戒備狀態級別提升到3級，歐洲將國防戒備狀態級別提升到2級。

1962年10月26日，美國進入二級戒備狀態。

除了古巴導彈危機，所有代理人戰爭都使用了不同強度的“核信號”，也包括烏克蘭衝突。例如，西方在1961年柏林危機期間發出的“信號”、蘇聯在蘇伊士危機期間發出的“信號”以及俄羅斯在目前烏克蘭衝突中發出的“信號”。從本質上講，這種“信號”是核大國用來提醒其他國家其核威懾力的可靠性和隨時動用核武器的能力（可信度），而核威懾則是用來證明該國做好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的準備。從理論上講，核威懾只適用於有限核戰爭的情況。用一次核打擊來威脅其他核國家是沒有任何政治或軍事意義的，這也違背了“相互保證毀滅”理論。

迄今為止，這一理論已被核五國和幾乎所有其他有核國家所認可，並體現在這句準則中：“核戰爭不可能有贏家，永遠不能發動核戰爭”——這就是所謂的里根-戈爾巴喬夫公式，普京總統和拜登於2021年6月在日內瓦重複了這一準則，隨後核五國也於2022年1月重申了這一點。

然而，在核國家中有一個重要又細微的差別——到目前為止，只有中國和印度的軍事理論專門規定了報復性的核打擊政策。美國和俄羅斯則與之不同，美俄規定，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常規衝突中使用核武器。

“紅線”是代理人戰爭中的一部分。但“紅線”的具體所指是不同的。默認情況下，代理人戰爭的“紅線”是指禁止核國家在第三國領土上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當一個核大國直接地、公開地參與區域衝突，而另一個核大國直接地、隱蔽地參與區域衝突時，比如美國和蘇聯分別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情況，美國和蘇聯的武裝部隊沒有以國家的名義在戰場上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此外，參與這些衝突的核武器國家並沒有對對方採取進攻行動。

如前所述，俄羅斯直接地、公開地參與了現階段的烏克蘭衝突，而其對立的核大國——美國、法國和英國——則是間接地參與衝突。北約作為一個整體的核聯盟，依靠美國的核力量實行核計劃和“核共享”政策，擴大了核武器對烏克蘭衝突的潛在影響。從代理人戰爭的機制來看，俄烏衝突局勢的升級表現為：外國軍事專家極有可能已經在烏克蘭境內，為其軍隊在對俄作戰中提供多方面支持，這模糊了間接參與代理人戰爭和直接而隱蔽地參與代理人戰爭之間的界限。

整體來看，俄羅斯的對手國家從多方面介入了俄烏衝突，包括向烏克蘭軍隊傳輸目標定位等實時情報信息，這些行為正在不斷靠近俄羅斯的“紅線”。我們可以從一系列事件觀察到：據CNN報道，美國情報部門向基輔提供了有關“莫斯科”號巡洋艦位置的信息，隨後該艦於2022年4月14日遭到攻擊並被擊沉。俄羅斯國防部聲稱，英國專家參與了2022年10月29日對塞瓦斯托波爾黑海艦隊的攻擊，當時英國的海軍代表出現在奧恰科夫。據稱，他們還參與了破壞海底天然氣管道“北溪1號”和“北溪2號”的行動。

CNN：消息人士稱，美國提供情報幫助烏克蘭瞄準俄羅斯軍艦。

在沒有任何恢復談判進程跡象的情況下，俄烏衝突的“階梯式”升級迅速加大了發生以下情況的可能性：在下一輪代理人戰爭中，俄羅斯的敵對核武器國家或其他北約成員國的武裝力量可能會隱蔽地或直接地參與軍事行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自2014年持續至今的烏克蘭衝突將從代理人戰爭升級為俄羅斯與支持基輔政權的國家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包括核大國之間的軍事對抗。

因此，與眾多“外部地區”的代理人戰爭不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和正在發生的烏克蘭衝突是某個核大國戰略計算中的一部分，它們的“紅線”要窄得多。顯然，在烏克蘭衝突中，俄羅斯不會容忍任何北約部隊直接而隱蔽地參與烏克蘭領土上的作戰行動，更別提直接地、公開地參與。反俄國家已經用盡各種方式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政治支持、財政支持、信息支持、供應大規模武器、在第三國培訓烏克蘭軍隊、提供情報信息、為高精度武器確定目標等。俄羅斯的“紅線”也受到了挑戰，因為西方政客們多次公開表示，他們將烏克蘭代理人戰爭視為擊敗俄羅斯和尋求政治政權更迭的手段。

在現代軍事技術的作用下，這條“紅線”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這些軍事技術可以讓一個核國家通過向第三方提供遠程、高精度的常規武器，或利用其他國家境內的軍事資產支持一方，從而對另一方造成無法承受的損害。在冷戰時期的代理人戰爭中，美國和蘇聯沒有對對方使用進攻性武器。而如今，位於烏克蘭境外的防空系統可能會瞄準俄羅斯戰機，並在烏克蘭上空建立禁飛區。如果北約國家向基輔政權提供遠程武器，並允許基輔使用這些武器打擊俄羅斯領土上的目標（起碼是按照2022年2月24日之前劃定的俄烏邊境線），那麼他們就是跨越了俄羅斯最後的“紅線”。可以想象，俄羅斯可能會通過常用的打擊系統攻擊烏克蘭領土之外的目標來進行報復，局勢的進一步“階梯式升級”將無法預測。

烏克蘭衝突的特殊性還在於，烏克蘭在核技術和核工業領域有着豐富的經驗，包括民用和軍用方面。蘇聯時期，烏克蘭的領土上部署着大量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1994年11月，由於烏克蘭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烏克蘭、俄羅斯、英國和美國隨後於1994年12月簽署了《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到1996年年中，烏克蘭的全部核武器都已撤回到俄羅斯。

然而，2022年2月19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言時宣佈，他正在布達佩斯備忘錄的框架下啓動磋商進程，如果磋商的結果不能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那麼“1994年的所有一攬子決定都會受到懷疑。”2022年10月6日，在一次演講中，澤連斯基還表示：“北約應該怎麼做？消除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讓他們知道使用核武器會有什麼後果。而不是反過來，等待俄羅斯的核打擊。”

2022年3月，烏克蘭領土上出現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俄羅斯和中國指責烏克蘭在國內建立許多由美國出資的生物實驗室和研發生物武器。2022年10月，俄羅斯指控烏克蘭準備使用“髒彈”，並要求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其進行調查。

烏克蘭衝突已經升級為敵對核國家之間的全面代理人戰爭。美國、英國等國正在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事援助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這些國家間接參與軍事衝突的性質正在發生改變。俄羅斯軍隊和北約軍隊發生直接的、蓄意的或無意的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到目前為止，核問題已經在密集的“核信號”中體現出來。同時，雙方都懷疑對方在為有限核戰爭制定後備方案。美國及其盟友指責俄羅斯計劃在烏克蘭使用戰術核武器，而俄羅斯則警告對方，如果北約的軍隊攻擊俄羅斯領土或其盟友的領土，將產生嚴重的後果。此外，如果北約在烏克蘭領土上部署軍隊，無論是打着北約國家的名義還是秘密部署，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軍事衝突將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會產生危害全球的後果。

目前，各方亟需回到談判桌上（烏克蘭於2022年4月退出談判），然後宣佈無條件停火，並啓動多邊政治進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衝突，為烏克蘭、俄羅斯以及整個歐洲的安全提供保障。至少，應該“凍結”這場自1962年以來最危險的代理人戰爭，沿線部署一個聯合國維和特派團，以維持長久、穩定的局勢，重燃各國實現持久和平的希望。

【原文刊登於11月3日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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