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在阿拉伯，中國正全方位打破西方設定的輿論刻板印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12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利雅得，開始在沙特的一連串外交行程，包括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出席首屆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峯會、出席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峯會等。

首屆中阿峯會在利雅得舉行。圖源：視覺中國

針對此次訪問，西方媒體有過不少行前預測，例如稱沙特可能同意“以人民幣結算石油”、中沙或將簽訂軍火大單等。然從結果來看，西方的擔憂並未全然成真。12月9日習近平主席出席中海峯會時，倡議雙方應充分使用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的平台、開展油氣貿易人民幣結算，然此一表述何時進入實踐層面猶未可知；所謂中沙軍火大單，更是從頭到尾了無聲息。但儘管如此，西方媒體依舊熱議所謂“海灣新冷戰”、“中美新冷戰在中東”。

與此同時，中國互聯網上亦有兩派聲音相互博弈。一派認為阿拉伯國家正在轉向，而中國將填補美國留下的“戰略真空”，簡言之，便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另一派基本上共享了前一假設，但擔憂中國此舉會重蹈美蘇覆轍，在其看來中東長年戰亂，各國慣以軍事手段維護國家利益，中國若與沙特等國過度靠近，可能被迫捲入區域衝突，簡言之，便是過度介入、引火自焚。

綜上所述，中國領導人此次訪問不僅吸引全球關注，亦在國內引發不少討論。而要分析未來的中沙、中海乃至中阿關係走向，此次“三環”峯會確實揭示了些許線索。

沙特與海合會是新核心

首先，由峯會安排可見，沙特是轉動新世代中阿關係的承軸，海合會則發揮了平台作用。

在中沙互動場域，沙特是中國最大原油供應國，中國同樣是沙特最大貿易伙伴和原油客户，尤其2016年確立“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願景”對接後，兩國在能源與非能源合作領域皆有了更多探索。

在能源場域，有鑑於中國的發展步伐持續加快，對能源的需求也穩定增加，中沙的原油貿易逐年成長。以2021年數據為例，中國市場佔沙特原油出口總量的27%，是該國最大原油買家，儘管此一佔比在2022年5月被俄羅斯短暫超越，中國的採購趨勢依舊未變，沙特遂在8月再度回升為中國最大石油進口來源。

此外，中沙近年也嘗試合資煉化項目。以2016年正式投產的中沙合資延布煉廠為例，總投資額86億美元中，沙特阿美公司擁有62.5%的股權，中石化擁有37.5%的股權，中方也引入自身管理系統、生產體系、專家團隊。

中沙延布煉油廠的天然氣設施。資料圖

截至2021年底，延布煉廠已累計加工原油1.34億噸，生產汽油2,952萬噸、柴油7,995萬噸；裝置開工率、操作完好率等指標在所羅門績效評價中，位處中東、歐洲和亞太三大地區第一羣組。

此外2019年沙國王儲穆罕默德訪問北京期間，中沙兩國簽署總投資超過100億美元的東北煉化合作項目，由沙特阿美（35%）、遼寧盤錦鑫誠集團（29%）、中國兵器集團（36%）合資成立華錦阿美公司，在遼寧展開作業，預計在2024年投產，可每日煉化30萬桶原油（沙特阿美供應所需70%的原油），附帶每年生產150萬噸的乙烯和130萬噸的對二甲苯。

然而2020年疫情爆發衝擊全球油價與經濟，沙特阿美宣佈調整戰略，此項目只能無限期擱置；2022年3月10日沙特阿美再次宣佈，將在中國東北開發大型煉油化工一體化聯合裝置，為這一項目的重啓帶來曙光。

而不論是延布煉廠、遼寧煉化項目，或是習近平此次會上提及的福建古雷乙烯項目，皆反映了中沙能源合作的新戰略趨勢：除了項目收益外，中國要確保自身能源安全，沙特則想綁定產業鏈下游和爭奪中國市場。‍在長遠未來內，能源貿易與混合項目合作，都會是中沙互動的重要軸心。

而在非能源合作場域，中沙近年也嘗試拓展基礎設施、通信、高科技、工業、金融、交通、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領域的合作機會。

例如，2016年簽約的中國—沙特（吉贊）產業園，已陸續吸引各式中企進駐，佈局戰略投資；2017年中沙簽署的《鈾釷資源合作諒解備忘錄》，則象徵雙方邁出核能全產業鏈合作的第一步，中國核工集團將對沙特9片潛力地區開展放射性資源勘查工作，並對沙特推銷第四代核電；2017年中沙簽署的21項合作備忘錄中，更有太陽能、風能的基礎建設，以及沙特“智慧城市”的建設計劃。

對中國來説，沙特位處歐亞非三洲樞紐的戰略位置，又有龐大能源收入可調度，其政治精英也正推動國家經濟轉型計劃，所需要的新能源技術、工業城規劃、智能城市建設項目等，皆是中方強項，對落實“一帶一路”在阿拉伯、乃至中東地區的進展極有幫助；對沙特來説，為加快國家經濟多元發展，其也歡迎中國前來投資基礎建設、製造業、旅遊業等非石化產業，協助推動國家轉型，佈局後石油時代的經濟軟着陸，實現國家“再工業化”。

而從更廣的區域視角來看，藉由強化與沙特的戰略協作，中國希望取得海合會六國的整體信任，推進經貿、投資、基建項目等多領域的合作。

在經貿場域，中國與海合會的雙邊貿易額在近20年內顯著增長。2000年，中海貿易額尚不足100億美元，卡塔爾危機爆發前的2016年，中海貿易額已突破1000億美元，增長主要來自石化產品。其中沙特是中國在中東的最重要貿易夥伴，阿聯酋位居第二。

在投資場域，海合會中不乏比沙特友善的投資環境，阿聯酋便是一例。

201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阿聯酋排名第14位，該年中國購入了阿布扎比三個海上油田10%的股份；2019年，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ADNOC）與中國企業在液化天然氣（LNG）場域成立了合資航運企業；而在非石化投資場域，中國資金大量湧入房地產與建築業，整體佔比高達中國在阿聯酋總投資的46%，許多中國企業更在阿聯酋的傑貝阿里自由區（JAFZA）成立總部，為整個半島項目提供服務。

在基建場域，除了沙特有“2030願景”外，海合會國家基本上都提出了國家經濟轉型計劃，包括阿聯酋的“2071百年計劃”、卡塔爾的“2030國家願景”、科威特的“2035新科威特國家願景”、巴林的“2030願景”、阿曼的“2040願景”等。

而上述發展戰略皆以實現產業轉型、佈局後石油時代發展路線為目的，需要大規模資金與項目進駐，以支撐國家“再工業化”進程。

在此視角下，中國與海灣國家可謂一拍即合：在能源安全場域，阿拉伯世界唯海合會有能力滿足中國需求；在基建、經貿投資的制度性安排上，海合會國家除了接受項目外，更能充當讓中企輻射至半島乃至全阿拉伯世界的平台樞紐；在核能、新能源等高新科技合作場域，也只有海合會國家存在資金、政策、資源、人才的配合空間。

故早在2004年，中國便與海合會國家啓動中海自貿協議談判，希望促成雙方就能源安全、投資、科技合作，建立新的制度性安排。

2016年，習近平主席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時，更是特別會見時任海合會秘書長，強調中方希望加快自貿協議談判進程；隨後中海自貿協議談判團隊分別在該年2月於利雅得、5月於廣州、10月於北京、12月再於利雅得舉行多輪談判，外界預測協議很快可以塵埃落定，可惜卡塔爾外交危機於2017年爆發，海合會因內鬥而無法統一決策，中海自貿協議談判由此中止。

而今卡塔爾外交危機落幕，中海合作也持續深化，重啓自貿協議談判已無障礙。雖説距離自貿區實際落地，可能尚需一段時間，但中海關係持續向好、合作力道加深，是無庸置疑的時代趨勢。

綜觀中沙關係、中海關係兩大場域，沙特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此次中沙約定兩國元首將每隔兩年輪流舉行會晤，便有中國希望錨定與沙特的戰略協作，確保中沙關係穩定，同時鞏固中海合作的用意。

新時代的中阿合作模式

而以沙特為核心、海合會為平台，中國希望將自身發展模式，輻射至阿拉伯世界的民生場域。

綜觀此次中阿峯會，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中阿合作的“八大共同行動”，具體內容包括：支持發展、糧食安全、衞生健康、綠色創新、能源安全、文明對話、青年成才、安全穩定。

可以看出，中國希望從民生、軟實力場域着手，增加在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參與，同時爭取國家形象話語權。

在經濟參與上，雖説中國近年與沙特、海合會的合作有所上升，西方也持續塑造“中國進軍中東”的冷戰話術，但從綜觀阿拉伯世界的整體境況，中國的參與並不如外界想象的巨大。

首先，從貿易協議來看，阿拉伯國家簽訂的多邊和雙邊貿易協議，主要對象都是歐美和中東地區，而非中國。

截至2021年底，巴林、約旦、摩洛哥、阿曼均與美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沙特也早在2003年就與美國簽訂“貿易和投資框架協議”（TIFA）；阿爾及利亞、埃及、約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國與歐盟簽訂了合作伙伴協議；埃及、海合會、約旦、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則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

雖説2001年以來，中阿貿易額迅速增長，但截至2022年10月，中國都未與包括沙特在內的任何阿拉伯國家，簽訂含有自由貿易協議性質的多邊、雙邊貿易合作機制，如今傳出最有可能與中國簽訂首份自貿協議的中東國家，還是以色列，而非阿拉伯世界。

**第二，從投資規模來看，中國對阿拉伯地區的直接投資依舊有限。**以2020年數據為例，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直接投資存量為213億美元，僅佔阿拉伯世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2.3%。

而在有限的投資額度中，能源和基建仍是主流，製造業、工業佔比較低。截至2020年底，中國對阿直接投資存量規模最大的四個國家分別是阿聯酋、沙特、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四國總額佔中國對阿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73.2%。換言之，其餘阿拉伯國家的佔比相對稀疏。

阿聯酋阿布扎比港哈利法工業區，中阿產能合作示範園建設現場。新華社記者鄔惠我攝

**第三，從境外工業園區來看，中國在阿拉伯的境外工業園區主要集中於北非與海灣國家。**例如2007年批准的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阿爾及利亞中國江鈴經貿合作區，2016年簽約的中國—阿曼（杜庫姆）產業園、中國—沙特（吉贊）產業園，2018年開工建設的中阿（阿聯酋）產能合作示範園等。

但截至今日，上述園區尚無法成為中國製造業的孵化平台，除因部分園區才剛草創、需要時間運作外，結構性因素也發揮一定作用：一來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工業基礎相對薄弱，二來其產業鏈與中國距離較遠，三來部分中企擔憂當地安全情勢、未敢前來。

而這些原因，也部分導致了前兩個現象：中阿之間普遍不存在自貿協議、中國對不同阿拉伯國家的投資極不平均。

歸根結底，阿拉伯世界存在巨大的發展落差，各國與中國的政經關係亦有不同。這便是中國何以要先聚焦沙特、海合會，再向阿拉伯世界輻射民生項目的原因：面對海合會國家，以人民幣結算油氣的倡議具有現實基礎；但面向工業化程度相對低落的阿拉伯世界，民生項目才是提升參與的務實選項。

而在爭取國家話語權場域，中國的施力體現在語言人才的培育上，不論是中國的阿語翻譯人才，或是阿拉伯世界的漢語翻譯人才。

比較中阿的語言學習基礎，中國因有大量穆斯林人口，回民與阿拉伯世界通過負笈、朝覲形成聯繫，故中國自明清時期起，便有與宗教掛鈎的阿拉伯語民間教育體系，1946年北京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更在馬堅等人支持下，開設了中國第一個阿拉伯語專業。如今的阿拉伯語教育已是遍地開花、資源充足。

然而阿拉伯世界缺乏上述基礎，一直要到反帝反殖年代，中國開始接觸阿拉伯事務、與各國建立軍政互動後，埃及的艾因·夏姆斯大學（Ain Shams University）才在1958年成立全阿拉伯世界第一個漢語系。

但此一行動並未形成規模，阿拉伯世界吹起“漢語熱”還是近十年的新現象；而其背後的關鍵因素，還是中國的全方位崛起，使得部分阿拉伯國家開始增設漢語系，孔子學院亦逐步進入阿拉伯民眾視野，拓寬了阿拉伯人學習漢語的機會。

而藉由推廣漢語教育、培養翻譯人才，中國意在打破西方設定的輿論刻板印象，強化對阿拉伯的文化輸出工程，讓阿拉伯世界認識更加多面的中國形象。例如近期熱播的《覺醒年代》、《山海情》，便在中阿雙邊團隊協力下，譯成阿拉伯語版在阿拉伯世界播放，前者訴諸阿拉伯人亦能共情的革命歷史，後者則講述中國的扶貧經驗。

《山海情》阿語版宣傳海報

翻譯人才庫的擴充，不僅象徵文化交流障礙的下降，更意味耕耘國家形象籌碼的增加。此次不論是中沙、中海或中阿峯會，中方皆提及支持推展漢語教育，應有此番考慮在其中。

至於要如何理解中國與沙特、海合會、阿拉伯世界的互動，西媒所謂“在中東開展新冷戰”自是言過其實，正如其過往也不時將中沙的核能合作，渲染為“中國即將協助沙特發展核武”般。

基本上當今的中阿互動，依舊不離2014年第六屆中阿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1+2+3”模式，其中“1”代表能源合作，“2”是以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兩翼，“3”是以核能、航天衞星、新能源三大領域為突破口。只是在如今中美博弈、國際秩序多極化的變局下，“1+2+3”模式迭加了三層戰略意義。

**第一，為中國的能源安全搭建護欄。**伴隨中國發展增速，對能源的需求也將同步增長，在此脈絡下鞏固中沙、中海關係，將能最大程度維護中國的能源安全，為中國的發展戰略提供穩定支撐。

**第二，強化“一帶一路”的延展。**如前所述，海灣國家藴藏巨大的工程承包和勞務市場潛力，阿拉伯世界則普遍需要工業化建設。維繫中海、中阿關係，不僅有利於雙向投資增長，更能支撐中企的“走出去”戰略，也為“一帶一路”的延展創造條件。

**第三，降低中國被邊緣化的風險。**在當今中美博弈格局中，全面升級與沙特、海合會、阿拉伯國家的合作，能夠有效維護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政經利益，使中國掌握更多主動。除此之外，中海自貿協議落地後，或可與上合組織等機制相結合，成為中國在歐亞大陸的地緣經濟支撐。

2016年習近平訪問沙特時，世界多極化趨勢尚不顯著；而今伴隨美國退出中東、俄烏戰爭爆發，多極化的秩序正在加速成形。在可見未來內，阿拉伯國家都會是中國的外交要角，中國也會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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