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為何比利時南部隔離了極右翼和新納粹，北部卻與他們共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前幾天，德國警方挫敗了一起極右翼的政變陰謀，在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拘捕了多名密謀者。雖然這些極右翼分子企圖依靠政變來複闢德國皇室的主張聽起來不太靠譜，但他們在武器和人員方面的準備是認真的，甚至拉攏了不少前軍方人員。
雖然這場未遂政變，讓人有種夢迴二戰前魏瑪共和國的感覺，但其實放到當下一點也不奇怪。極右翼勢力本來就是當今歐洲各國最為頭疼的問題之一，很多極右翼勢力有着深厚的歷史根源，在各國精英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響力，出現什麼政變企圖也只是時間問題。
那麼對於發展壯大的極右翼勢力該如何處理呢？歐洲各國也沒有什麼統一的好方法，有的選擇嚴防，有的選擇放任。而比利時是一個特例，這個國家同時展現了對待極右翼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路，也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通過梳理比利時極右翼的歷史，相信會對讀者理解歐洲的極右翼問題會有所啓發。
首先講一下背景。比利時這個國家主要分為南北兩個大區—北邊説荷蘭語的佛蘭德斯（Vlaanderen），和南邊説法語的瓦隆(Wallonie)。這兩個區域雖然制度相同，但因為歷史原因，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都差異很大。布魯塞爾作為首都是雙語地區，但也基本是法語主導，文化也更偏向南部。在幾輪聯邦制改革之後，兩個地區都分別擁有各自的議會和政黨，很多時候甚至可以當兩個國家來看了。順帶一提，他們的足球隊內部交流往往用英語，以示公平。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比利時的南北擁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態。在南邊的瓦隆大區，從二戰以來，極右翼政黨幾乎沒有任何空間，最成功的時候得票率也基本是個位數。新納粹團體也是一直處於邊緣狀態，掀不起任何風浪。考慮到隔壁文化相近的法國，都有着勒龐和國民陣線的成功故事，在歐美極右翼民粹近年來風生水起的大背景下，比利時瓦隆大區可以算是一股“清流”了（相對來説）。清流到瓦隆的極右翼經常性地混不下去，只能往北邊的佛蘭德斯求援。
但是在北邊的佛蘭德斯，那就是完全相反的狀況了。該地區極右翼政黨“佛蘭芒利益黨(Vlaams Belang，VB)”幾十年來一直是全歐洲最強勢的民粹極右翼政黨之一。在2019年的選舉中，他們拿下了18.6%的佛蘭德斯選票，成為佛蘭德斯第二大黨。強勢的表現讓佛蘭芒利益黨的年輕黨首湯姆·範赫裏肯（Tom Van Grieken）甚至得到了國王的接見，從而打破了1936年以來比利時國王從不接觸極右翼的傳統。
前面是範赫裏肯，背景是菲利普國王
而佛蘭德斯的極右翼，跟新納粹又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佛蘭芒利益黨明面上都説要跟納粹劃清界限，但實際上跟新納粹拉拉扯扯眉來眼去也是很常見的。這屬於歐美社會正常現象，沒啥可多説的。
值得多説的是，當前佛蘭德斯的絕大多數極右翼，如果往前追溯，實際上就是二戰時期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比利時法西斯政黨的直系繼承者，與其説是新納粹，不如説是老納粹從來沒有滅絕。
比如佛蘭芒利益黨和其他佛蘭德斯極右翼團體每年舉辦的“鋼鐵守夜（IJzerwake）”活動上，你就能看見很多納粹旗幟大賞。比如下面這位婦女舉的就是納粹時期德國紅十字會的旗幟，二戰時期參與納粹的佛蘭德斯女性志願者一般會加入到這個組織。
不過這也不是特別意外，歐洲各國的新一代民族主義極右翼，追根溯源往往都可以追溯到納粹時期，他們自己也很喜歡把本民族的奮鬥史從納粹時期算起。烏克蘭的新納粹也是這麼來的，我在之前的文章裏提過，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與極右翼共存的佛蘭德斯
更值得多説的是，佛蘭德斯社會對於這些極右翼和新老納粹，實際上有着極高的容忍度，或者説，他們並不像鄰居瓦隆人那樣，覺得這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他們可以與那些舉着納粹旗號的組織和個人良好共存。
佛蘭德斯長期以來一直有着一個傳統，就是紀念二戰時期佛蘭德斯的納粹通敵者，將他們視為值得紀念的民族英雄而非納粹戰犯。而這樣的紀念活動，不只是我們剛才看到的極右翼參加，甚至是得到主流政黨認可的。
1990年，佛蘭德斯主流政黨“人民聯盟（Volksunie）”的主席，時任副首相雨果·希爾茨（Hugo Schiltz），就參加了一個極右翼組織“聖馬丁基金（Sint-Maartensfonds）”的活動並致辭。聖馬丁基金是一個由佛蘭德斯東線老兵和前黨衞軍組成的團體，其主旨是什麼呢？就是為這些前納粹分子翻案，聲稱他們是幫助歐洲抵抗布爾什維主義侵略的英雄，而非納粹幫兇。
聖馬丁基金的一張海報，背景是佛蘭芒軍團的獅子標誌，前面則是黨衞軍的鋼盔
而希爾茨身為佛蘭德斯的重要政客，公然為納粹站台，會有什麼後果嗎？幾乎沒有，佛蘭德斯社會基本沒有反應。
簡單來説，佛蘭德斯社會對極右翼和納粹這些事情有一種見怪不怪的冷漠。不是説完全沒人抗議，瓦隆政黨和佛蘭德斯少數左派政黨都是日常抗議這種行為的，但往往沒什麼效果。
為什麼呢？因為實際上所謂的佛蘭德斯主流政黨，往往也跟納粹和極右翼脱不開關係。比如我們剛才提到的“人民聯盟”這個政黨，成立於1954年，他們的創始成員們，就包含了大量佛蘭德斯極端民族主義者和納粹通敵者。人民聯盟的第一任主席法蘭斯·範德埃斯特（Frans Van der Elst）雖然不是前納粹成員，但卻是亨德里克·伊利亞斯（Hendrik Elias）的辯護律師和朋友。而亨德里克·伊利亞斯是誰呢？是二戰時期法西斯政黨“佛蘭芒民族聯盟（Vlaamsch Nationaal Verbond，VNV）”的領導人，也是佛蘭德斯與納粹德國通敵合作的重要人物。伊利亞斯在戰後被判死刑，但很快被減刑，在1959年因健康原因被釋放。
1943年伊利亞斯在一場集會上
雖然“佛蘭芒民族聯盟”因為通敵而在二戰後被解散，但是“佛蘭芒民族聯盟”的前成員們，包括那些被軍事法庭定罪過的通敵者，仍然活躍在政治一線，不光成立了各種極右翼組織，也積極地加入到了主流政黨當中。而他們最多的去處，就是人民聯盟。不光人民聯盟的創始人和高層當中有“佛蘭芒民族聯盟”的身影，就是在地方基層，很多當地黨組織也幾乎都是由“佛蘭芒民族聯盟”前成員或者是他們的家人控制的。
所以曾經有人指責人民聯盟是一個“黑色”組織（黑色是用來形容比利時通敵者的詞彙），人民聯盟對此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在自家雜誌上回應道：“不要覺得我們會抗議，親愛的讀者們，‘黑色’可是正在成為一種榮譽稱號……”
當然，從1960年代開始，人民聯盟為了融入主流加入政府，逐漸地也在迴避這些敏感問題，軟化極右翼立場。而那些更加極端的成員，大部分是“佛蘭芒民族聯盟”前成員，就分裂出來，組成了後來的“佛蘭芒集團（Vlaams Blok，佛蘭芒利益黨的前身）”。但人民聯盟和極右翼的關係其實一直沒有斷過，比如正像之前我們提到的，黨主席希爾茨仍然會參加通敵者的紀念活動。
也就是説，佛蘭德斯社會對於極右翼和納粹的容忍也從來不是一個新現象，而是一個從二戰結束之後就長期存在的老問題。
也就是説，佛蘭德斯的通敵者，被定罪的國家民族叛徒，曾經對納粹德國助紂為虐的那些人……在二戰後沒幾年，就可以重獲新生，捲土重來，甚至走上佛蘭德斯的重要領導崗位。
即便我們都知道納粹餘孽在歐美從未被真正清算，但佛蘭德斯的狀況也仍然太過離譜。哪有這麼快洗白叛國者的？清算上哪兒去了？
那就得從二戰後比利時對通敵者的清算説起了。
二戰後的清算，以及對清算的雙重集體記憶
二戰後，比利時政府就和其他國家一樣，嚴厲地懲罰了與納粹合作過的叛國者，槍斃了一批，關押了一批，流放了一批，罰款了一批，最後剝奪了一大批人的政治和社會權利。這沒什麼，但對於這個戰後清算，瓦隆和佛蘭德斯有着截然不同的集體記憶。
對於瓦隆社會來説，戰後清算就是一個伸張正義的過程，納粹餘孽不值得同情，戰後清算標誌着英勇的瓦隆人民在抗擊邪惡納粹德國的最終勝利。
但對於佛蘭德斯來説，問題就有些複雜了。在很多佛蘭德斯人的集體記憶中，善惡的定性是顛倒的：戰後清算是比利時政府對佛蘭德斯民族的迫害；而二戰中通敵者與納粹德國的合作，反而是為了佛蘭德斯民族爭取自由。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這裏又得先説回到自比利時建國以來，佛蘭德斯和瓦隆的矛盾。比利時在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由南部經濟和文化更為強勢的瓦隆佔據着主導地位。而佛蘭德斯即便人數佔優，但卻一直沒有自主權，從而帶來了一系列民族矛盾。所以從19世紀開始，佛蘭德斯人民就有爭取獨立和主權的一系列民族主義運動。
不過佛蘭德斯民族運動，也分温和派和極端派。“佛蘭芒民族聯盟”這樣的極端派，就是信奉法西斯主義思想，不惜借用納粹德國的力量，也要顛覆比利時政權，實現佛蘭德斯的獨立。所以當德國佔領了比利時，這些佛蘭德斯民族主義者自然也就藉着爭取民族獨立的機會，和納粹德國合作了。而這樣一來，也就將佛蘭德斯的極右翼、極端民族主義者、納粹分子、通敵者這幾個羣體概念直接融合綁定在了一起，基本可以相互指代。
當然啦，“佛蘭芒民族聯盟”之流，跟這世上絕大多數賣國者一樣，賣國的理由總是找得很美好，實際做起來不外乎那些鎮壓反抗運動、抓捕猶太人之類的骯髒事。至於佛蘭德斯獨立，德國人不給，他們也不敢要。而從一開始大家都明白，德國人顯然沒有任何把佛蘭德斯吐出來交給民族主義者的想法。
“佛蘭芒民族聯盟”還把很多佛蘭德斯人被送到了東線送死，這是安特衞普民眾向開赴蘇德前線的佛蘭德斯人告別
不過，即便“佛蘭芒民族聯盟”打着民族主義的旗號，其實支持他們的人只是極少數。絕大部分佛蘭德斯民眾並不想被他們代表，更不想支持納粹德國對比利時的佔領。但是無論如何，“佛蘭芒民族聯盟”試着舉過這個爭取民族獨立的大義名分，就給他們日後的輿論翻盤打下了一個基礎。
而到了1945年二戰結束，比利時政府迴歸，自然要掃清納粹德國留下的治理痕跡，清算曾經與納粹合作的賣國者。
但是，戰後清算這件事情，本身就免不了引起民怨。比利時政客和官員們不是道德高尚的聖人，主持戰後審判的法官們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腐敗、擴大化、冤假錯案……這些問題在世界各國的戰後清算中都會出現，比利時也沒有例外，那麼比利時民眾自然就會質疑比利時政府的公正，以及清算的正義。
雖然實際定罪的投敵者，即便按最大的範圍算，也不到一萬人，只佔了人口的極少數，但是他們是有家人有社會關係的。當他們被關押，被流放，被罰款，被剝奪社會權利和地位的時候，影響的不只是自己，還有自己的親朋好友。這就是一個有着相當規模的人口羣體了。
而比利時政府做的更不明智的一件事，就是把眾多投敵者及其家屬集中到一起關押。這不光帶來更多的怨恨，同時也給了這些人相互聯繫和溝通的機會，反而讓這些投敵者形成了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加強了他們的力量。
比利時政府也很快反應過來，覺得將一羣仇恨政府的人聚集起來是給自己找麻煩，沒過幾年就改變了清算思路，放棄了單純的鎮壓，專注於讓這些投敵者改過自新迴歸社會。
1944年比利時解放，通敵者被逮捕
所以如果單純看戰後清算的結果，實際上比利時政府的刑罰並不算非常嚴苛，除了少數人被執行了死刑或者長期徒刑，絕大多數的投敵者都在幾年內被釋放，原定的罰金也只收了大概十分之一。
但是實際的結果是一方面，給民眾帶來的感受又是另一方面。而在這個時候，瓦隆人民和佛蘭德斯人民的集體記憶，就開始出現偏差了。瓦隆人民只記得了清算的正義性，而佛蘭德斯人民卻記住了清算帶來的怨恨。
佛蘭德斯的投敵者，雖然在數量上和瓦隆的差不多，但其中的構成卻有很大差異。絕大部分瓦隆的投敵者，大多數出於利益或者被逼無奈與納粹德國合作，真正信仰納粹願意為納粹賣命的人不多。所以在戰後鎮壓中，這些人本來就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什麼好事，大多也就甘心認罪。
而佛蘭德斯的投敵者，正如剛才所説，很多人是抱有民族主義動機的，很多人相信自己所作所為皆為正義，自然就更加反對清算。
更重要的是，佛蘭德斯的投敵者，特別是“佛蘭芒民族聯盟”成員，很多人是當地精英，比如官員、商人、知識分子……這些精英階層在佛蘭德斯的投敵者當中的比例遠高於瓦隆。而越是精英階層，在清算中就跌得越疼，心理上的落差就越大。
所以從各方面看，佛蘭德斯的投敵者，他們更有理由去怨恨清算，更有動機去影響佛蘭德斯的集體記憶，將自己描繪成戰後清算的受害者，而非二戰罪行的加害者。
但是問題來了，佛蘭德斯的投敵者，即便算上被清算所擴大化的羣體，也仍然只是佛蘭德斯的一小撮人，他們是怎麼去影響整個佛蘭德斯社會的呢？這就要説到他們的能力和手段了。
歲月史書如何修改集體記憶
正如我們剛才説的，佛蘭德斯的賣國賊們，有更多的精英，其中包括了不少知識分子，那他們的聲音就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更有能力去影響輿論。而這些人找到的切入點，就是佛蘭德斯民族主義。
很簡單的道理，因為佛蘭德斯民族主義者中有一批極端派選擇了與納粹德國合作，那麼比利時政府的清算對象中，佛蘭德斯民族主義者的比例自然就會很高。但是在佛蘭德斯民族主義者看來，他們和比利時政府素有恩怨，戰後清算就不是在清算投敵者，而是在針對佛蘭德斯民族這個整體。
佛蘭德斯的通敵者被關在動物園的籠子裏
而我們又知道，在比利時政府清算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冤假錯案這些不公正的現象。那麼只要把一切清算中出現的問題，都歸結於比利時政府意圖鎮壓佛蘭德斯的陰謀，自然會激起民眾的民族主義熱情。
按照這個思路，佛蘭德斯的納粹合作者們在戰後數年就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和報刊上的小作文，主要內容就是控訴比利時政府在戰後如何無情地鎮壓着無辜的佛蘭德斯人民，至於他們自己做了什麼，是不是真能代表佛蘭德斯人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畢竟情緒煽動到位了，輿論陣地佔領了，即便佛蘭德斯人民一開始不信，説得多了也不免動搖。更何況這些控訴當中也不乏真情實感和現實情況，不能説一點道理沒有。當然，這也是廢話，當年納粹控訴魏瑪政府的時候，也總能找到根據。
而比利時政府想要回應這種情緒，確實極為困難的。即便當時和後世的比利時史學家，都在查閲了檔案計算了數據之後，認為比利時政府的清算並沒有針對佛蘭德斯，但架不住投敵者們的小作文寫的好。專業的史料和數據在傳播能力上是遠不如生動活潑的情緒和案例的，前者在輿論上就已經輸了。
比如當時佛蘭德斯的通敵者們經常拿來寫小作文的一個典型，就是被比利時政府槍決的艾爾瑪·拉普拉斯（Irma Laplasse）。拉普拉斯的丈夫是“佛蘭芒民族聯盟”成員，兒子是佛蘭德斯納粹青年團成員，但她自己並沒有屬於任何組織。她被判處死刑的罪行，是因為她背叛了抵抗組織向德國人告密，導致了七名抵抗組織成員的死亡。
從拉普拉斯被處決開始，通敵者們就將她塑造成了一個被比利時政府冷血殺害的無辜母親，一個完美的烈士。她的故事傳遍大街小巷，她的家人被請到佛蘭德斯年度集會上講話，與佛蘭德斯極右翼關係密切的學者們出版了書籍直接質疑死刑判決的公正性，認定拉普拉斯根本就是被冤枉的。
一場佛蘭德斯民族主義紀念活動，中間的宣傳畫是拉普拉斯，左邊是二戰時期投敵的佛蘭德斯法西斯領導人斯塔夫·德克勒克（Staf de Clercq）
在壓力之下，比利時法院終於在1995年推翻了對拉普拉斯的判決，重新開始審判。1996年，法院充分重審了證據，認定拉普拉斯確實犯下了叛國罪，導致了7人的死亡，但法院將原來的死刑判決改為了終身監禁。也就是説，當初的判決確實量刑過重，但拉普拉斯並不無辜。
可是事實從來就沒人在意，她無不無辜，並不妨礙通敵者們將她塑造為“佛蘭德斯的貞德”，激起佛蘭德斯民眾對於比利時政府的敵意，和對通敵者的同情。而當通敵者將清算扭曲成對無辜者的鎮壓時，他們就成功地將重點從他們自身的罪行，轉移到了比利時政府的殘酷上。
而幫助通敵者們將這一套歷史敍事真正深入人心的，還有分散在各地的極右翼民間組織。這些組織通常由通敵者和他們的同情者建立起來，經常打着佛蘭德斯民族主義的旗號，舉辦各類文娛活動和成立青少年組織，以吸引當地人加入。而很多當地人即便本來並不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會在親朋好友的帶領下圖新鮮加入，逐漸被轉化成極端分子，相信那些洗白納粹反對比利時政府的敍事。
更離譜的是，通敵者們不光佔據了民間輿論，甚至還在很長一段時間佔據着學術高地。比如“佛蘭芒民族聯盟”的領導人伊利亞斯，在刑滿釋放之後就投入到了歷史寫作當中，甚至還因此獲過獎。而他寫的佛蘭德斯歷史，充滿了對自己的辯護，強調他們之所以和納粹德國合作只是一時糊塗，為了佛蘭德斯民族解放走上了歧途，並不是真的信仰納粹。
再比如，作為重要歷史工具書的第一版《佛蘭德斯運動百科》，其編纂工作也是由曾經的通敵者深度參與的。在百科中，那些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們，自然都被描繪成了被誤導的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什麼法西斯分子。
直到1980年左右，比利時學術界和新聞界才開始重視研究二戰的通敵者和對他們的戰後清算這段黑歷史，從而逐漸擺脱通敵者們對這一段歷史的壟斷。但通敵者的敍事早就在民間深入人心，學術界的轉向並不能很快轉化成實際輿論的轉向。民間風向有變，但變的不多。
所以從上到下，這些通敵者把控住了戰後的輿論方向，自然也就可以重新塑造民眾對二戰的集體記憶。在這樣的集體記憶裏，抵抗納粹的佛蘭德斯人被忽略了，被這些通敵者迫害的佛蘭德斯人被忽略了，只剩下了出於高尚的理想主義與納粹合作的佛蘭德斯人，以及因為信仰佛蘭德斯民族主義而被比利時政府殘酷鎮壓的佛蘭德斯人。
比利時直到今天都存在一種關於二戰的刻板印象：瓦隆人在英勇抵抗納粹德國的侵略，而佛蘭德斯人卻積極地與德國人合作——即便佛蘭德斯的抵抗運動並不比瓦隆弱。
誰在默許歲月史書？
但是問題來了，佛蘭德斯的主流政治勢力上哪兒去了？為什麼他們可以放任通敵者來改寫歷史呢？因為從一開始，佛蘭德斯的主流政治勢力，特別是右翼，就一直覺得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不是什麼威脅，而是可以利用的力量。
人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疼，總結和清算曆史的優先級，永遠排不上眼前的事務。對於比利時各大政治勢力來説，二戰的結束和國家的重建，意味着新一輪的政治鬥爭即將展開。當左派政治勢力意圖利用戰後清算來削弱右派力量的時候，右派政治勢力也做着相同的盤算。
比利時的傳統右翼政黨基督教人民黨（Christelijke Volkspartij，CVP），從歷史和意識形態上和佛蘭德斯民族主義是有接近的。佛蘭德斯的極右翼和主流右翼，極端民族主義和温和民族主義，並沒有涇渭分明，而是相互勾連的。很多時候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温和民族主義者，其實都是親朋好友，沒有什麼你死我活的關係。
比如比利時前首相萊奧·廷德曼斯（Leo Tindemans）就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記錄了這樣一個小故事：
廷德曼斯和“佛蘭芒民族聯盟”的編輯海克特·德布勞內（Hector De Bruyne）曾經在同一個學校上學，相互之間有一些交集。當比利時被解放之後，德布勞內為了避免清算，曾經在廷德曼斯的宿舍逃亡過一段時間，廷德曼斯甚至還為德布勞內在法庭上作證辯護。當然，最後德布勞內還是被判處了通敵罪，但沒有服滿刑期就被釋放了。而德布勞內一出獄就很快回歸了政治舞台，組建了新的激進民族主義政黨，最後加入了主流的民族主義政黨人民聯盟。當人民聯盟與基督教人民黨在1978年共同組閣的時候，時任首相廷德曼斯與德布勞內又重聚了，這次德布勞內被分配到了貿易部長的職位。
廷德曼斯在回憶錄裏相信德布勞內不是什麼壞人，只是一個被誤導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德布勞內自己呢，直到去世前還跟親朋好友堅稱，與納粹通敵合作根本就沒有錯。
德布勞內現在還在安特衞普地方的網站上被列為當地名人，也並不避諱他曾經參與“佛蘭芒民族聯盟”的黑歷史
但無論如何，廷德曼斯的態度就是很多佛蘭德斯主流人士對待通敵者的態度，只是一些犯了小錯的同胞，改過自新就好了。這個態度當然是有道理的，畢竟對於通敵者也總是有改造的空間。但是呢，至於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改過自新，似乎就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了。
所以當納粹通敵者們宣揚自己的無辜，要求推翻戰後清算的時候，佛蘭德斯主流右翼是沒有什麼心理負擔的，甚至很多人在心理上也是同情這些人的。
於是，當戰後的極右翼和極端民族主義者被清算，那麼他們的家人和同情者的選票，自然是主流右翼近水樓台先得月。為了爭奪這批選民，基督教人民黨一方面直接吸納了一批“佛蘭芒民族聯盟”成員，另一方面也在支持通敵者無罪的歷史敍事，鼓吹對通敵者的寬大處理。
就這樣，在主流政治勢力的推波助瀾之下，通敵者們迎來了第二春。有的改頭換面躋身主流政黨，有的自建組織在當地宣傳推廣極端民族主義，總之不會遇到多少阻力。
於是通敵者們自身政治勢力的增長，和他們的歷史修正主義之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促進的循環。通敵者們越是參與政治，越是可以推廣他們的小作文，攻擊比利時政府的清算，將自己洗白；而他們越是把自己洗成白蓮花，就越能減少他們復出的阻力，增強他們的政治勢力。
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今天佛蘭德斯的極右翼和新納粹登堂入室，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他們本來就是和二戰前的法西斯一脈相承，從未斷絕。這裏不是説佛蘭德斯社會到處都是納粹，或者説他們都相信通敵者是什麼好人，大部分人對此的態度就是不關心無所謂。反對極右翼的人當然有，做得太過的新納粹也會被制裁，但這並不影響極右翼在佛蘭德斯發展壯大的整體進程。
瓦隆的“防疫封鎖線”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佛蘭德斯的極右翼這麼強勢，按照常理來説，怎麼都要有些外溢效應。瓦隆又是怎麼做到，將極右翼一直隔離在主流之外的呢？這要從瓦隆政黨和媒體的“防疫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説起。
“封鎖線”是世界各國用來隔離極右翼的常規手段，這個詞來自法語的防疫封鎖線。顧名思義，這個策略就是把極右翼像疫情一樣隔離起來，不與他們接觸，保證主流政治的安全。這個東西佛蘭德斯也有，但他們的做法僅僅是各政黨相互約定，永遠不跟極右翼政黨組閣，僅此而已。除此之外，佛蘭德斯各主流政黨對待“佛蘭芒利益黨”的態度都和普通政黨沒有太大差別。這也是“封鎖線”策略在大部分國家的實際操作。
但瓦隆的“封鎖線”，比佛蘭德斯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都要嚴格得多。一般的封鎖線，也就是拒絕極右翼加入政府，但瓦隆的封鎖線，是直接禁止主流政黨與極右翼有任何互動。不光不能支持那些極右翼政黨的提案，也不能與他們談判，甚至在大選中與他們辯論都不行。根據瓦隆政黨的理念，與極右翼互動，不管是以何種形式，都是在給極右翼增加曝光，正當化極右翼的存在。因此一個有效的封鎖線，必須禁止這樣的互動。為了規範化這一封鎖線，瓦隆各政黨在1991年共同簽署了“民主憲章（Charte de la démocratie）”，並每隔幾年更新一次，加入更多的政黨，細化更多的規定。
而為了配合政黨的封鎖線，瓦隆甚至在媒體上也有相同的封鎖線。根據管理瓦隆媒體的“視聽媒體最高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的規定，在大選期間，任何媒體都不得為“與非民主政黨和運動相關聯的組織和個人”提供平台。也就是説，媒體不能去直接採訪報道極右翼，不能為極右翼提供宣傳平台，不得為極右翼展示電視辯論，一切對極右翼的報道都要嚴格遵循一系列審查規範。
瓦隆的極右翼政黨對於這種媒體封鎖肯定是不樂意的啊，於是每年都上法院控告媒體侵犯言論自由，認為媒體的審查違反了歐洲人權理事會的“非歧視”原則。但是瓦隆法院也不慣着他們，直接在1999年裁定媒體有權決定自己的審查標準，將瓦隆媒體的“封鎖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對於瓦隆的政客和媒體人來説，他們大多是支持針對極右翼的“封鎖線”的。他們的邏輯非常簡單：政黨是在民主條件下存在的，如果極右翼支持反民主的理念，那就是扛着紅旗反紅旗，我們為什麼要支持呢？
在這樣的意識下，瓦隆媒體不光審查本地區的極右翼，甚至在報道國外極右翼的時候也有諸多限制。比如隔壁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瓦隆媒體就從來不去採訪，甚至連2017年法國大選時勒龐和馬克龍的辯論，他們都要延遲兩分鐘再直播。
相比之下，出於歷史和社會原因，佛蘭德斯的政客和媒體人對於瓦隆的這種封鎖線往往是持反對態度的。他們覺得如此封鎖民選的政黨和政客顯然有違民主原則，最好的方法應該是直面他們的挑戰，與他們辯論，而不是直接封殺。所謂讓極右翼説話，天塌不下來。
不過正像剛才提到的，本來佛蘭德斯的主流政客跟極右翼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又眼饞極右翼的選票，他們到底是真的出於言論自由考慮，還是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我不好説。至少從極右翼的蓬勃發展來看，似乎佛蘭德斯沒人能辯倒他們。
其實瓦隆政客和媒體也曾經是對極右翼網開一面的。80年代瓦隆極右翼政黨“比利時國民陣線”興起的時候，他們的成員也曾經上電視，和主流政黨交流和辯論。但後來瓦隆的政黨和媒體發現，把極右翼邀請來辯論，他們只會復讀自己的綱領，説些有的沒的，根本不進行理性討論，那辯論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要把自己拉低到和他們一個水平線上？認真就輸了，不如直接把這些不好好説話的人屏蔽算了。
左邊是比利時國民陣線的標誌，右邊是法國國民陣線的標誌，後來勒龐甚至把不爭氣又喜歡抄襲的比利時同行給告了
於是從90年代開始，瓦隆的政黨和媒體對於針對極右翼的封鎖線有了充分的共識。這種封鎖當然是有代價的，想要封鎖極右翼，就必然會出現與之相關的腐敗和濫用權力，就必然會封鎖也許本不該被封鎖的言論和信息。但瓦隆社會的整體仍然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也就將封鎖線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瓦隆社會在戰後的嚴防死守
當然，瓦隆也有人質疑或挑戰過封鎖線的原則，但並不影響社會共識。而之所以瓦隆社會能一直堅持這些隔離和封鎖的措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於二戰時期的極右翼帶來的危害，有着另一種歷史記憶。
其實瓦隆地區與納粹德國合作的通敵者，比佛蘭德斯的那些民族主義者還有名。他們就是萊昂·德格雷勒（Léon Degrelle）所帶領的“雷克斯黨（Rex）”。雷克斯黨的核心是一羣是縫合了極端天主教思想和法西斯主義的年輕人，很多人是記者出身，非常擅長營銷和寫小作文攻擊政府。在他們的青春風暴之下，雷克斯黨第一次參加1936年選舉，就成為了全國第四大黨，震撼了比利時政壇。
而德格雷勒在與納粹的合作中也是頗為亮眼，親自上東線作戰，還接受了希特勒的嘉獎。戰後德格雷勒逃亡西班牙，在1994年去世之前，一直都是歐洲新納粹的精神領袖之一，和法國的勒龐等人關係密切。
得到希特勒嘉獎的德格雷勒
但是德格雷勒和雷克斯黨人為什麼沒有辦法在瓦隆地區，像佛蘭德斯民族主義者那樣，為自己翻案呢？不是説他們很多人本來就擅長寫小作文嗎，怎麼這次沒有辦法歲月史書了呢？
一方面，從小作文的需求角度看，瓦隆社會就很難認同通敵賣國的行為，你小作文寫得再好，沒有市場也是白搭。
瓦隆社會不是沒有認同極右翼和納粹的土壤，但他們作為比利時的主導者，對比利時的愛國之情往往會壓倒對德國侵略者的認同。而雷克斯黨人在納粹的合作中越是亮眼，瓦隆社會只會越記得他們對比利時人的迫害。德格雷勒越是被新老納粹奉為楷模，瓦隆社會就越會把他看成恥辱的賣國賊。
佛蘭德斯的戰後記憶之所以有着塑造空間，是因為他們由於歷史矛盾，一直糾結在比利時的國家認同與佛蘭德斯的民族認同之間，所以對於通敵者試圖依靠納粹天兵解放佛蘭德斯的説辭，抱有一定程度的認可。
但是對於瓦隆社會來説，他們的定性從戰爭一開始就決定了，納粹德國就是邪惡侵略者，與納粹德國合作的一切瓦隆人都是賣國賊，戰後針對他們的清算就是伸張正義，沒有任何討論的餘地。
通敵即是邪惡，清算即是正義，這是瓦隆社會在戰後很早就建立的共識。對於瓦隆社會來説，“雷克斯”這個詞就等同於納粹這類的負面詞彙，沒人想碰。那麼如果通敵者們從一開始的名聲就臭了，他們寫的小作文再好，再去控訴自己多麼無辜，清算多麼殘酷，也很難打動受眾。
而另一方面，從小作文的供給角度看，瓦隆社會也一直在壓制和屏蔽來自德格雷勒和新納粹分子的輿論宣傳。雖然雷克斯黨有很多年輕人和媒體界人士，但他們與傳統的瓦隆精英關係並不密切，沒有主流勢力想要容忍他們或者利用他們的同情者。而二戰後在瓦隆地區佔優勢的左派政黨，更是對於雷克斯黨的復興抱有極端警惕的態度。
所以當雷克斯黨的殘餘人員和新納粹合流，想要在瓦隆地區重新活動的時候，基本總是要面對政府的打壓和監視。如果你要想宣傳雷克斯黨的思想，持有德格雷勒的著作，散發鼓吹新納粹意識形態的小冊子，那不好意思，法庭見，而且你會輸。
比如德格雷勒的跟班讓羅伯特·迪鮑（Jean-Robert Debbaudt），1975年就因為編輯和傳播德格雷勒的著作而被判刑。1983年，還有一位試圖出版德格雷勒著作的出版商被布魯塞爾法庭定罪。法庭的理由是為了“保護他人的權利和公共秩序”，德格雷勒的著作不在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範圍之內。而這位出版商在被法庭定罪之後試圖上訴到歐洲人權委員會，仍然吃了個閉門羹。
至於德格雷勒，比利時政府從戰後就一直積極引渡他，並且專門出台法令規定他這樣的通敵者一旦踏入比利時境內即刻逮捕。而在1994年德格雷勒死後，為了對德格雷勒的影響斬草除根，比利時政府甚至光速出台了一項法令，直接禁止轉移德格雷勒的遺體到比利時境內。不知道雷克斯黨人看到“佛蘭芒民族聯盟”的領導人們又可以出書又可以被風光大葬是什麼心情。
佛蘭德斯人在“佛蘭芒民族聯盟”領袖德克勒克的墓園舉行紀念儀式
德格雷勒儘管在歐洲的極右翼和新納粹團體中呼風喚雨，但在他的祖國比利時，基本沒有任何聲音。一直試圖復興雷克斯黨恭迎德格雷勒回國的迪鮑，甚至只能跑到佛蘭德斯去搬救兵，因為瓦隆沒多少人搭理他們。
在這樣的嚴防死守之下，瓦隆地區的集體記憶並不會因為任何通敵者的小作文而受到干擾。直到今天，瓦隆地區不光沒有人為雷克斯黨這些通敵者翻案，對於佛蘭德斯政黨提出的大赦通敵者的提案，也每次都會被瓦隆政黨集體反駁回去。
佛蘭德斯政黨的理由是，這段黑歷史應該翻篇了，我們討論大赦通敵者，也是給比利時的歷史和解鋪路。而瓦隆政黨的反駁理由則是，你們大赦通敵者，免去他們的罪過，那就是把那些加害者和受害者相提並論，把追隨納粹的戰犯和抵抗納粹的英雄相提並論，這像話嗎？
其實這不是説瓦隆的政黨和民眾真的非常瞭解二戰歷史，但是社會上關於正邪的史觀已經完全固定，他們即便不瞭解歷史細節，也知道任何極右翼和新納粹都是不可接受的敵人，任何為他們翻案的行為都應該受到制裁。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比利時根特大學為了研究關於二戰的集體記憶，試圖採訪一批通敵者的後人。佛蘭德斯地區的通敵者後人往往會非常積極地參與採訪，甚至願意真名出鏡，認為是個自證清白的機會；而瓦隆地區的通敵者後人呢，往往都把這段歷史視為恥辱，既不願意接受採訪，更不願意透露姓名，以至於根特大學最後都沒找夠樣本量。
這就很能説明兩個地區的歷史態度差異了。
而瓦隆地區的這種將極右翼視為無可置疑的邪惡的歷史記憶，使得整個社會面對極右翼威脅的時候，能形成一種從上到下的封堵極右翼的共識。所以瓦隆社會一方面幾乎清零了以雷克斯黨為首的老一代納粹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將新一代的極右翼和新納粹隔離在主流之外。
共存和隔離，又有什麼大不了呢？
當然，極右翼和新納粹在比利時南北的不同命運，有着極其複雜的歷史社會因素，並不是我在這裏用一種敍事就能簡單地説清楚的。但這裏我們還得迴歸一個基本問題：佛蘭德斯社會與極右翼共存，又有什麼問題呢？瓦隆社會是不是過於大驚小怪了？
佛蘭德斯極右翼自己也有話説啊，我們都是民主選出來的，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有人選出來就表明我們反映民意訴求，憑什麼打壓我們？
但其實民意這個東西吧，佛蘭德斯和瓦隆其實沒有本質區別，表現出來的聲音和實際上的民意也不是一回事。從歷年的民調上看，佛蘭德斯民眾沒有比瓦隆更加“右”，瓦隆民眾也沒有比佛蘭德斯民眾更加“左”，説起來每個蛋都是有縫的。之所以佛蘭德斯和瓦隆的極右翼有着不同的影響力，並不是佛蘭德斯民眾更右，而是戰後上層精英的放任和歷史環境的影響。反過來講，佛蘭德斯民眾若是真有那麼多人相信極右翼的那些新納粹綱領，那比利時社會環境早就是另一番樣子了。
當然佛蘭德斯極右翼肯定不承認自己是新納粹，他們會説自己就是個普通組織，怎麼能給我們扣納粹的帽子，污人清白呢？
比如1998年12月的一次議會辯論上，瓦隆的社會黨議員拿着“佛蘭芒集團”的小冊子，一個個指出來上面的宣傳畫和綱領有多接近納粹和雷克斯黨。“佛蘭芒集團”的黨首就當場破防暴怒，説：“我們是雷克斯！我們是VNV！我們是阿道夫·希特勒！你挑一個，是不是還漏了墨索里尼！我們黨都是些30歲的年輕人，而不是30年代的那些人！你們就是害怕我們的影響力……”
至於佛蘭芒集團的小冊子有多像納粹宣傳，當時的左派政黨其實給總結了一下：
上圖，左邊的是佛蘭芒集團的宣傳畫，右邊的是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政黨的宣傳畫，到底是不是比利時左派在捕風捉影，大家自己來評判吧。
當然佛蘭芒集團雖然嘴上否認自己是搞納粹和種族主義，最後還是在2004年被法院判定進行了種族主義宣傳，必須解散政黨。於是佛蘭芒集團直接改了個名字，變成了如今的“佛蘭芒利益”，縮寫都是VB，人都是一批人，唯一的區別，就是象徵性地把自己的種族主義綱領收斂了一下。其實綱領還是極右翼的老一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佛蘭德斯的文化和種族純潔必須得到維護等等……只不過他們不會真的提集中營這種解決方案，只説要把移民都遣返回家。
這裏有沒有合理成分？確實也是有的，不然他們怎麼去吸引民眾的支持呢？比利時在移民整合上當然有問題。前幾天世界盃摩洛哥贏了比利時之後，布魯塞爾的騷亂又給了佛蘭芒利益黨一個好機會把移民趕出去。
可是話又説回來，這些移民來比利時也不是來度假的，歸根結底還是來幹髒活累活的。把他們趕走了，那些活兒白人老爺們自己又不幹，不還是得再找移民“背鍋”？而且，極右翼們嘴上説得都很文明，説他們只是響應民眾訴求，解決移民的犯罪問題。但實際上，佛蘭德斯極右翼分子組織的騷亂，以及針對移民的暴力行為，可並不比移民犯罪少。
比如18年佛蘭德斯極右翼為了抗議移民政策，同樣在布魯塞爾引發的騷亂
當然啦，如今新一代的納粹肯定比原始版本的納粹危害小，畢竟時代背景都不一樣了，想要有當年的那種殺傷力可太難了。所以跟新一代納粹共存，似乎佛蘭德斯社會也沒付出多大代價？
但是問題在於，如今的歐美新納粹之所以還沒搞出上世紀那種大事，不是因為他們本性更加純良，只是在當前各國的壓制之下，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而已。在佈雷維克殺害七十多人之前，恐怕也沒多少人會預見到歐洲極右翼有這種行動力。
同樣的邏輯其實放在上世紀30年代也是一樣的。當年的德國民眾響應納粹號召，反對腐敗無能的魏瑪共和國的時候，可沒想清楚自己迎來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一開始提到，比利時國王2019年大選後接見了佛蘭芒利益黨的年輕黨首，是1936年後比利時國王第一次接見極右翼。那1936年比利時國王接見的是誰呢？就是雷克斯黨的德格雷勒，也是一名有為的年輕人。
後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在利奧波德三世接見完德格雷勒沒幾年，二戰爆發，比利時被德國佔領，德格雷勒投敵，納粹在比利時建立起四年的恐怖統治。
當然，歷史不會簡單重現，我也不覺得當前的比利時極右翼真的能和納粹相提並論。但是每當我看見佛蘭德斯的極右翼們組織各種青少年的活動，看着那些孩子們笑嘻嘻地揮舞着參與種族滅絕的標誌和旗幟，將納粹戰犯當成民族英雄來紀念，還是有點膈應。
一羣佛蘭德斯青少年準備護送納粹時期佛蘭芒軍團的旗幟
你看人家德國同行們都已經開始搞未遂政變了，以佛蘭德斯極右翼當前的組織度和影響力，像二戰前一樣，學習借鑑鄰國“先進”經驗，其實真不是什麼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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