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國經濟怎麼穩怎麼進？聽三位經濟學家深度解析-劉元春、張軍、張燕生
【文/觀察者網 王慧 編輯/郭光昊】2022年已接近尾聲，新的一年，中國經濟怎麼幹？
12月15日至16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3年的經濟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穩經濟”的路線圖正式敲定。
會議提出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社會政策等五個方面的重點任務，從着力擴大內需、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等方面部署了具體工作。
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的重要一年。明年經濟工作有哪些要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提法、新表述傳遞出哪些重磅信號？
為此，觀察者網特邀宏觀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12大問題進行深度解讀。
以下為採訪實錄：
觀察者網：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明年依然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今年和去年相比，“三重壓力”發生了哪些變化？與去年相比，今年的“穩”字定調有什麼不同，對2023年經濟來説意味着什麼？
劉元春：“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是好幾年的基本工作方針，但是不同年份，其內涵會有很大變化。今年我們不僅面臨着去年的“三重壓力”，並且在三大超預期因素的作用下，“三重壓力”進一步增加。
這三大超預期因素分別是：第一，今年2月俄烏衝突帶來全球地緣政治惡化，大宗商品價格變異；第二，全球通貨膨脹導致歐美宏觀經濟政策全面逆轉，進而引發全球經濟增長壓力全面抬頭；第三，國內疫情大面積暴發。
在上述超預期因素的衝擊下，首先，今年的需求進一步疲軟。比如説，去年出口同比增長21.2%，而今年11月份的出口增速為-8.7%；去年房地產投資增速還能達到4.4%，今年1-11月份已經-9.8%了，下降幅度巨大；三大需求（投資、消費和出口）同步進一步回落。
其次，預期更加轉弱。表現最明顯的是民間投資，去年同比增長7.0%，今年1-11月僅有1.1%；消費者的信心指數也出現新低，持續惡化。另外在供給上，全球大宗商品的變異也對我們產生了明顯影響。
今年，“穩”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第一，穩增長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增速過快回落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核心問題；第二，預期的持續低迷亟需逆轉，在信心和動力上進行調整。
觀察者網：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闡述財政政策時指出要“提升效能”、“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而今年改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財政支出強度”。對於今年財政政策的重點，您有何觀察？“加力提效”的過程中要注意什麼？
**劉元春：**目前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抬頭，一些短板、底板問題開始出現，因此2023年財政“加力提效”很重要。
“加力”體現在總量上，總量上的擴大意味着：第一，赤字率要從2.8%提升到3.0%以上；第二，專項債不僅要提前發行，還要在規模上進一步擴容；第三，貼息的政策力度要進一步加大。而“提效”意味着，必須關注一些關鍵問題。
財政目前有以下幾個重點：
首先，要保證基層的基本運轉。2022年財政節奏提前，直接導致今年底和明年初，地方財政面臨極度緊張的狀況。可以到看，12月份就發行了特別國債7500億元，主要用於基層。
第二個重點是築牢民生底線。“新十條”的出台和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斷優化，的確對經濟社會運行的常態化有很大幫助，但最初會有一個疫情蔓延的過程，對整個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帶來挑戰，因此必須在特殊時期對一些特殊人羣給予重點保護。
第三，財政必須從傳統的以擴投資為主體向消費領域逐步傾斜，形成投資與消費擴張政策相同步的格局。2023年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而要提振消費的重點之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從什麼地方來，擴消費的支撐點又是什麼，這些都需要財政買單。
第四，財政在基建上會有進一步調整，特別是會加強區域間基礎設施聯通的投資力度，對“十四五”的重大工程、重大科技項目進行支持。
因此，2023年財政支出的重點領域很多，這就需要我們在總量以及總量擴容上的舉措有更深的考慮，甚至是創新。另外，在結構上要有一些重點關注：從中央向地方進一步傾斜；從投資向消費進一步傾斜；從一般項目向一些重大項目傾斜；從過去選擇性的財政政策實施方式向一種市場兼容性的工具轉變。2023年在財政上的調整將會是比較大的。
2022年10月30日，上海愚園路1088弄
觀察者網：與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貨幣政策相比，今年對貨幣政策描述由“靈活適度”變為了“精準有力”。如何理解“精準有力”？“精準有力”是否對應着邊際收緊？
劉元春：“精準有力”實際上是“結構性寬鬆”的另一種表述。“精準”體現在結構上，而非總量上，要在結構上加大貨幣政策寬鬆力度。“有力”是指看準關鍵問題、關鍵領域、關鍵環節，加大對它的貨幣政策的投入力度。
另外，總量上要求穩健，也就是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這一基本匹配意味着，2023年M2增速和社融增速相較2022年會進一步提升1-2個百分點。
今年我們的GDP名義增長速度估計在5.5%左右，明年估計在7%-7.5%的水平。如果盯住這一名義GDP增速的話，明年的M2增速應該是要提升1-2個百分點，這一點很明確。
雖然貨幣政策這部分的表述好像比較籠統，但明年面臨的挑戰還是很大的。
關於“精準有力”是否對應着邊際收緊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沒有收縮的道理。首先，11月份中國的金融條件指數有所收縮；第二，目前中國經濟在下行壓力下，物價水平處於加速收縮的狀態。11月的核心CPI只有0.6%，PPI已經負增長了。因此，中國與歐美所面臨的問題完全不一樣，我們是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面臨通縮的壓力。
在目前各種市場風險很高，企業資產負債表很脆弱的時候，保持適度的流動性是解決重大經濟風險的基本前提。同時，明年整個經濟要全面復甦，也需要我們在貨幣政策上增加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
11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於2022年12月5日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本次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約為7.8%。
觀察者網：會議指出，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並舉，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同時還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您認為明年我國產業政策的重點和抓手是什麼？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對我國產業體系建設有何作用？
**張燕生：**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指實體經濟（製造業、農業、建築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和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四個支柱協同發展，同時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人才鏈“四鏈協同”。
產業政策強調發展和安全並舉，實際上就是從過去40年的效率至上，轉變為同時要注重安全。
當前，產業鏈安全主要包含三方面：初級產品安全；供應鏈安全；金融、房地產、地方債等方面的安全。
我國供應鏈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過程：改革開放以來，首先是“離岸製造”。其背景是經濟全球化、IT革命造就了綜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應鏈管理體系，造就了一種新分工模式，即國際工序分工，當時有相當一部分的製造業工序和環節轉移到中國；後來是“在岸製造”，由代工貼牌逐漸轉向民營企業；然後是“全球製造”，像華為這樣的企業開始走向世界。
金融危機之後，先是出現了“回岸製造”，主要是因為美國歐洲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希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回到美歐。但由於產業鏈迴流美歐的成本很高，因此他們又推出了“近岸製造”，想讓北美的產業鏈、供應鏈回到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國家，歐洲的回到中東歐，亞洲則是遷移到印度、孟加拉、越南等。美歐的目的只有一個，讓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能把產業鏈、供應鏈遷出中國。
拜登上台後則大搞“友岸製造”，供應鏈、產業鏈有了價值觀，商品、服務、技術有了政治標籤。因此全球正在形成兩個平行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國的”和“中國以外的”。
現在，世界各國都強調供應鏈的安全和韌性。所謂的韌性，就是指供應鏈、產業鏈在發生貿易摩擦、疫情大流行、逆全球化時也能不中斷，至少打造中國以外的第二條供應鏈、產業鏈。過去是效率優先，追求低成本，現在則是寧可增加成本，也要保證安全。
觀察者網：會議強調，“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肯定了平台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並且未提及反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您認為這釋放了哪些信號？
**張軍：**是的，這次特別強調了平台經濟的重要性。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在數字經濟裏，用數字技術創造經濟活動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就是平台，因此平台做大無可厚非。況且，平台是一種新的市場結構，和傳統市場不同。傳統市場被稱為“單邊市場”，而平台是“雙邊市場”，具有巨大的規模效應，其定價原理也非常不同。
所以我認為，不能簡單套用傳統行業的標準來實施對平台的反壟斷管制。這是一個全新的市場，本身也在發展當中，我們對它的瞭解也在不斷深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善待平台經濟。
其實，數字經濟很明顯是數字技術驅動的經濟，而技術在快速迭代，業態也在不斷演進和變化。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一些頭部平台正在推進開放型生態建設，將來這些發展可能會改變我們對公平競爭的傳統認識。
2022年11月10日，2022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峯會數字經濟產業合作大會在烏鎮互聯網國際會展中心舉行。
觀察者網：在社會政策方面，會議首先提到的是就業政策，並強調要“把促進青年特別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青年調查失業率高企是當下就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在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三重壓力”仍然較大的情況下，您認為可以從哪些方面入手化解失業難題？
**張燕生：**在我看來，失業問題首先是企業和投資人的預期和信心的問題。如果央企大廠、民企大廠、外企大廠、互聯網大廠，這些最能創造工作機會的機構都在大規模裁員，手持鉅額現金準備過冬，那麼年輕人的就業問題就很難解決。
事實上，只要讓企業和投資人對中國經濟未來抱有信心，改變資本的無序收縮，他們可能就會大規模僱員。而預期和信心問題的核心在於減少目前政策環境、輿論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
中國經濟基本面向好的長期趨勢沒變，因此，需要政府、輿論和社會共同保護好企業和投資人的預期和信心，這樣才能真正有助於他們為明年再創新高的1150萬大學畢業生提供工作崗位。
我們可以考慮一個問題，2012年中國GDP增速破8，2015年中國GDP增速破7，GDP增速在持續減速，但為什麼那時候的就業問題沒有今天這麼突出？
我們可以看到，2012年之後，中國經濟出現了一條新趨勢線，服務業加快發展、消費加快發展、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以及城鎮化建設加快發展，這些都創造了大量工作機會。因此，還是要讓經濟有奔頭、有活力，這樣才能給年輕人和大學生創造新工作機會。
此外，今年疫情對年輕人就業的影響也很大。
大學生參加招聘會
觀察者網：會議指出，“明年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從戰略全局出發，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綱舉目張做好工作”。近年來，您一直在強調“穩預期”的重要性，並多次表示，“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時，要真正把預期管理放在決策的中心位置，而不只是緊盯如何化解風險”。您認為，預期對於經濟來説意味着什麼？宏觀政策怎麼做才能更好的穩預期？
**張軍：**宏觀經濟管理事實上是政府和市場之間尋找均衡點的過程。動態的經濟很複雜，不像實驗室裏可控的東西。不過，一旦偏離均衡點太遠，就需要宏觀管理當局和市場之間互動溝通，引導經濟回到均衡點。
因此，前提是要對宏觀經濟的均衡點在哪裏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比如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是多少，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失業率大概是多少，物價水平大概多少是可以接受的，這些都是對均衡點的描述。
所以，發改委、央行等宏觀管理部門首先要對正在運行中的宏觀經濟的正常狀態有一個基本看法，對幾個主要的指標應該在什麼位置有個可以修正的預測值。當然，市場上很多金融機構、投資者、大的券商等也有自己的看法。雙方的看法也許會相互影響，這當中會有一個磨合的過程，這個過程我理解就是預期管理。
宏觀管理部門出政策，市場會做出反應，經濟表現往往是由市場反應結果所決定的。如果市場主體普遍悲觀，宏觀經濟的運行一定會偏離管理層預期的狀態，出現預期缺口，包括產出缺口，就業缺口等等。
這些都可以通過數據看出來。所以我一直説，反映跟預期不一致的那些缺口的數據很重要。我們統計局每季度公佈的數據好像沒有特別能反應這些缺口的變化，因為我們沒有公佈預測值。
我認為，對宏觀管理者來説，宏觀經濟中最重要的就是這些缺口。如果管理部門發現，市場上的很多指標和反應都低於自己的預期，這時就要給市場主體釋放一些信號，讓他們能預測到政策可能做出調整的方向。所以，要先有自己的預測值。
其實我們沒有意識到，宏觀管理的核心就是預期管理，預期管理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錨。一旦缺少了這個錨，宏觀經濟政策就像漂在大海上的一條船，沒有了參照系。
我認為，目前我國宏觀政策的決策方式和政策風格也需要做出些改變。現在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與建議，我覺得更值得政府參考的是那些更專業和更獨立的意見，而不是更容易達成共識的看法。比如説，中國現在的潛在增長率到底是多少？為什麼這些年的增速出現下滑趨勢？這些問題似乎已有定論，官方的智囊機構也有公開一致的説法，但從這些年的經濟表現來看，這些判斷還是有可商榷之處。很多問題討論的並不充分。
前幾天在環球時報年會上，我大膽提議，是否可以考慮成立一個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類似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那樣），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上發揮更獨立的角色。比如説，這個委員會可以由國務院任命一批一流的學院派經濟學家為成員，這些成員屬於純粹的學者，在宏觀經濟研究領域有獨到的見解，能獨立為政府提供經濟政策諮詢意見，相對於現有非常分散的各大政府智囊或智庫機構，這個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意見會更獨立、權威和專業，給出的意見值得政府在出台政策時特別參考。
觀察者網：會議五次提到“內需” ，在明年經濟五個方面的重點工作中，擴大內需被放在了首要位置。在擴大內需上，“恢復和擴大消費”被擺在優先位置。此外，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還印發了《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您認為擴大內需未來可以從哪些方面發力？在外需逐漸疲軟的背景下，如何“繼續發揮出口對經濟的支撐作用”？
**張燕生：**擴大內需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要讓老百姓消費，首先要讓老百姓手裏有錢。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56.7%，人均經營淨收入佔比15.7%，人均財產淨收入佔8.9%，人均轉移淨收入佔18.7%。因此，如何提高人均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可以在改革上下很多功夫。
第二，要提高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要讓老百姓有錢之後花錢，就必須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但現在這方面仍存在很大問題。
第三，要提升中等收入人羣佔總人口的比例。目前，我國14億人口中只有4億中等收入羣體，太少了。應當實施中等收入人羣倍增戰略，到2035年前達到8億人。
如果政府紮紮實實把這三個問題解決好，那麼擴大內需、消費成為頭車就會成為現實。
今年11月份，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37048億元，同比增長0.1%。IMF預測，2023年全球1/3的經濟體將陷入經濟萎縮，也就是將出現全球性經濟衰退。因此，明年外需將出現萎縮，穩外貿的挑戰很大。
但是，近期江蘇、浙江、福建、四川等多地組織外貿企業包機出海“搶單”是對的。出去“搶訂單”是在修復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聯繫，修復和海外客户的關係，我們需要彌合過去三年造成的信息鴻溝。
2022年12月18日，義烏機場進口處，由永康市23家企業組成經貿團遠赴阿聯酋，抱團出海搶市場。
觀察者網：我注意到，此次會議用較大篇幅關注了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強調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亮明態度，毫不含糊。近年來您一直呼籲，要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民營企業是我們競爭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您認為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關鍵是什麼，未來可以怎麼做？
**張軍：**我的同事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歐美60%—70%的就業都是大中型企業提供的，但是在中國，超過一百人的企業佔比非常低，中小微企業提供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就業崗位。
有一種説法是，我們的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這些企業有很強的創造力和生存力，是我們經濟的底盤。這些市場主體不需要國家投入，反而為國家做重要貢獻，當然有理由保護這些底層的經濟活力。
在這些市場主體當中，我們有一大批非國有的企業非常成功。這些企業覆蓋很多領域，有製造業的，有現代服務業的，也有新經濟領域的。這些都是民營企業家創業成功的企業，我們在政治上應該允許並鼓勵他們做強做大。他們擁有國有企業難以比肩的競爭力和創造力。為什麼我們對民營企業不能一視同仁呢？
這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我非常認同。
我認為關鍵是要有實質性的保障。要通過立法的形式，把對民營經濟的保護確定下來。所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通過改革不斷走向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就是國家要保護市場主體的權益，因此民營企業的產權要受到法律保護。古人説，“有恆產者有恆心”，“恆產”就要求個人財產受到立法的保護。
關於平等保護民營企業，我國《憲法》也有相關規定。《憲法》第十一條規定：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我認為，在保護民營經濟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公權力（power，即政府的權力）和權益（right，即個人權益）之間的摩擦。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像設立金融法院一樣，專門設立一個試點法院。這個法院的功能就是保護民營企業的產權，專門審理這類案件，這樣可以少受地方政府幹預。
我們經常説，一個真實的行動勝過一打口號。2017年，最高法宣佈依法再審三起重大涉民企產權案件：顧雛軍案、張文中案和江蘇牧羊股權糾紛。這“三大案”被視為中國依法保護產權、糾正民企冤假錯案的重要風向標，對提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意義重大。
另外，很多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確實會受到歧視，比如説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甚至當他們遇到解決不了的困難時，一些地方政府還會利用這個機會，通過當地的國企或國資將其收購。這種現象還是蠻普遍的，尤其是在這幾年經濟下行、很多企業債務壓力比較大的背景下。
一般來説，民營企業勢單力薄，遇到這種情況也沒有辦法抗衡或理論，但是這會對他們的預期和信心都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用立法來阻止地方上的這些事情發生，已刻不容緩。同時，我認為在涉及保護民營企業權益不力的問題時，倒是應該問責地方官員。
觀察者網：會議指出，我們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這向外界傳遞出一種怎樣的信號？吸引外資的關鍵是什麼？
**張燕生：**有三組值得關注的數據：
首先，今年前11個月，加工貿易進出口增長只有1.3%。而台港澳企業是加工貿易的主體，説明他們現在面臨巨大的困難。
第二，今年前11個月，外企進出口下降0.1%，在外貿總值中的佔比已經下降到33.1%。曾經佔外貿半壁江山的外資已經下降到1/3，外資的進出口可以説到了冰點。
第三，2021年我國製造業引資規模比2019年減少4.6%，佔比下降到19.4%。
從這些數據可見，明年穩外貿、穩外資的形勢有多麼嚴峻。
2022年9月11日，上海洋山深水港自動化碼頭
我今年去蘇州調研，當地幹部提到，現在製造業的外資增量全靠再投資。成本驅動型外資和市場驅動型外資，它們的再投資仍然是指向低價的勞動力和市場。而對中國高質量發展來説，最需要的製造業外資是效率驅動型，也就是能帶來關鍵人才、關鍵技術、關鍵零部件生產的外資，但這部分卻大幅下降。
我認為，穩外資最好的方式就是中美高層增加接觸和互動。比如説，今年最近中美元首會晤，中方提出，中美雙方需要探討新時期兩國正確相處之道，找到兩國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兩國元首同意，兩國財金團隊就宏觀經濟政策、經貿等問題開展對話協調。
中方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我認為，中美迫切需要一個管控東亞地區風險的協議框架。
中美元首的幾次對話非常重要。元首通話或會晤之後，兩國工作團隊及時跟進和落實達成的共識也很重要。
全球跨國公司都很關注台海地區局勢，如果局勢不穩，現在很多外資都會隨時撤出。這同過去的製造業外資截然不同。看似不錯的外資數據背後，75%至80%是服務業外資，輕資產説走就走，隱含的是一場深層次外資外貿危機。我們如果不能控制好不確定性，就很難擺脱困境。
另外，我們現在過度強調進口替代、本國優先，導致許多外資擔憂，它們認為這是一種歧視。因此如何對外資、台港澳資、民資，如何對央企、民企、外企、台港澳企一視同仁，實現公平競爭，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值得我們認真考慮。
觀察者網：國務院副總理劉鶴12月15日在第五輪中國－歐盟工商領袖和前高官對話上指出，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針對當前出現的下行風險，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慮新的舉措，努力改善行業的資產負債狀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堅持房住不炒、“推動房地產業向新發展模式平穩過渡”。這一定調對於明年的房地產行業來説意味着什麼？房地產行業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劉元春：**關於房地產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確保目前房地產頭部企業的債務危機以及保交樓所產生的社會危機，不會進一步產生系統性的行業風險。因此，必須持續通過“三支箭”保持房地產流動性的相對穩定，另外要通過有效的債務重組方案，使房地產頭部企業的債務問題得到有效解決，防止產生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第二，政府在資金和債務重組的基礎上，出台一些擴大居民住房需求的政策，扭轉市場預期。房地產行業要想最終解套，不是靠政府“輸血”，而是通過市場需求的復甦。
第三，我們不能將中國宏觀的穩定依託於房地產市場能夠短期調整到位。因為本輪房地產調整涉及到深層次的基本參數、整個行業的盈利模式以及整個市場週期信心的調整，所以調整週期和深度會比以往更長、更深。
但是，宏觀穩定不可能等到房地產自我穩定之後再來穩定。所以政府軌要加力，通過政府的投資對新市民、年輕人的保障性住房、租房市場進行扶持。這實際上是要求中國房地產模式大轉型，從“香港模式”向“新加坡模式”轉變，從過去以增量調整為主體逐步過渡到增量和存量並存的調整模式。因此，這需要在房地產市場上，有“短中長”相組合的政策定位。
2022年9月6日，市民在太原一家房地產售樓部挑選商品房户型
觀察者網：會議強調，要“科學精準問責，為擔當者擔當”。問責制也是您一直以來呼籲的，您在採訪中曾提到，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之後，就要改變過度依賴上級激勵並引入向下問責的制度。問責制的利弊是什麼？如何才能做到“科學精準”？
張軍：“問責”對應的英文單詞是“accountability”，原意為“accountable or liable to people, do what is due”（對人負責，做該做的事），指的是一種激勵制度，讓官員承擔起責任來。中文翻譯成“問責”，實際上過度強調了“做錯事會被追責和懲罰”這層意思，反而忽略了激勵官員“去做正確的事”這層更為重要的意思。這樣可能會造成官員的卸責、不作為、不敢作為或極少作為。
“問責制”更好的譯法可能是“擔責制”，鼓勵或激勵官員更好擔責，而不是作為一種懲罰，做不好就免職。
我國的地方官員由上級任命，績效表現受到上級監督，因此他們首先會考慮怎樣執行上級制定的政策。不過，目前的地方官員也很在乎地方百姓的評價，因為這通常也會對其績效產生影響。所以，大多數人可能會更多地考慮平衡。
事實上，問責是不太容易把握的事情，因為在評估地方官員表現或績效時，很多東西很難被量化，能量化的東西也不見得就好，所以建立一個好的評價體系絕非易事。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主要看GDP增長率。這種評價方式比較簡單，因為可以量化，而越定性的東西越難以評估。在定量評價當中，單變量是最簡單的。如果對於一個事情的要求是“既要又要還要”，就變成了管理學上所説的“多任務的目標”，會變得複雜。
比如説，如果從GDP增速、環保、民生三個維度去評價一個官員，那麼他就會考慮什麼方案才是付出最小又能通過考核的最佳組合。前幾年，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強調環保“一票否決”，其他事情做的再好，只要環保不達標，考核就“一票否決”。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官員自然就不會特別關心GDP、投資等有關經濟增長的問題。
但我想這個階段一定是要過去的。如果我們的政府官員什麼都要管，這個問題就不可能徹底解決，“既要又要還要”的多任務目標就難以避免，而且最後還要做到精準問責下級官員。這些都很難做得到。這就引出了我們過去講的關於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最近講的太少了。
（張菁娟、黃一帆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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