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戴金：俄羅斯外交政策應集中到這條南北垂直線上

【受訪人/亞歷山大·戴金，譯/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 夏青】

·單極世界已被打破

**《俄羅斯報》：**在討論當代世界體系時，人們經常使用“多極化”一詞，把它作為一個理想的目標。但是，極點沒有這麼多，通常只有兩個，因此我們只能説“兩極化”。那麼，當今的兩極化指的是美國和中國嗎？

**亞歷山大·戴金：**顯然，單極世界已經被打破了。兩極化的世界正在形成。我認為，現在還很難説，新世界會是什麼樣的。我將當代的世界體系定義為走向世界兩極的運動。此後會發生什麼，很難説。像印度這樣充滿活力的角色已經出現，它暫時還不想與任何一極結盟。

**《俄羅斯報》****：**是否可以認為新的兩極模式是這樣的：俄羅斯和中國為一極，美國為另一極？

**亞歷山大·戴金：**我認為是這樣的。但不僅僅是美國，而是美國和所有的北約國家，加上日本和奧庫斯（AUKUS）。拜登對北約盟友排兵佈陣的嚴密程度，是近代美國總統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俄羅斯報》：**也就是説，兩極化的一極包括俄羅斯和中國，而另一極幾乎包括整個西方？

**亞歷山大·戴金：**是的，幾乎整個西方。也許土耳其除外。

“現在的外交政策不再是東—西空間，而是北—南空間”，截圖來自俄羅斯報

**《俄羅斯報》：**我們觀察到，土耳其現在的表現也很有意思。它正試圖以當時法國的方式在兩極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土耳其在創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中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亞歷山大·戴金：**土耳其正在尋找自己的國家利益，這也接近於埃爾多安總統的個人利益。如果回到冷戰時期，那麼土耳其如今的角色的確是和法國在第一次冷戰期間為尋求某種平衡而扮演的角色一樣，尤其是戴高樂時期的法蘭西。

今天，土耳其恰好扮演了這一角色，並試圖從這樣的立場中獲得某種利益：在某些問題上與一極合作，在某些問題上與另一極合作。

**《俄羅斯報》：**只要埃爾多安在位，這種情況就會持續下去嗎？

**亞歷山大·戴金：**如果他在2023年6月的選舉中敗選，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化，因為他的對手（也就是伊斯坦布爾、安卡等各大城市的市長）的政策更親西方。

**《俄羅斯報》：**土耳其目前的角色是否主要取決於國家元首個人的想法？

**亞歷山大·戴金：**是的，但埃爾多安在土耳其的支持率相當高。首先是土耳其企業對國內市場感到擔憂，他們想要拓展市場，而土耳其目前正在積極地向非洲、巴爾幹地區和中亞的突厥語國家擴張。所以，我們不能説這是他的獨角戲，這符合土耳其某些社會羣體的利益。另外，土耳其的農業從事者非常支持國家進行伊斯蘭化。

**《俄羅斯報》：**在中俄的組合中，兩國都揹負着自己的重擔。如果俄羅斯和中國是其中一極，如何分配他們的作用？顯然，中國是這一極中的經濟領導者，那麼俄羅斯承擔的是什麼？

**亞歷山大·戴金：**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俄羅斯現在所擁有的戰略武器潛力，中國在十年後也會擁有。中國明白也贊同這一點。我想起三年前，普京總統説，我們將向中國提供現代導彈襲擊預警系統。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計算機——衞星系統，中國人沒有。美國擁有，他們只向兩個國家提供這些信息：加拿大和英國。而中國也承認俄羅斯在這一領域具有領導地位。

此外，中國在油氣、某些礦產類、耕地面積等方面的資源匱乏。我們對中國的主要出口領域之一是食品。但是，中國在各類大眾消費品領域的經濟和技術領先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中東——21世紀的特殊現象

**《俄羅斯報》：**中東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能發揮什麼作用？它現在正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中心。

**亞歷山大·戴金：**中東是21世紀的特殊現象。典型的中東國家，如埃及、伊拉克，曾經發揮過主導作用，現在已經失去了作為阿拉伯世界領導者的地位。

阿聯酋、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已經取代了中東領導者的位置，它們正在成為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資中心和金融中心，尤其是阿聯酋。瑞士在美國領導的那一極中的地位十分明顯，阿聯酋從中受到啓發，正在試圖取代瑞士成為全球投資中心、全球銀行中心、創意產業中心、高科技中心。

**《俄羅斯報》：**對於這一新的角色，俄羅斯應該對阿聯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亞歷山大·戴金：**在我看來，我們對阿聯酋的政策是相當成功的。這是由於我們和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一樣，是一個產油國。在維持市場的價格平衡方面，我們擁有相同的利益。

此外，今天這些國家的執政者基本上已經對美國強硬、蠻橫的政策失望了。所有人都記得美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它引發了許多複雜的事件和悲劇。他們都記得，基於意識形態，美國人幾乎在兩週內就拋棄了他們40年的盟友——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先生，海灣地區對此記憶猶新。

此外，我們在中東進行的疫苗試驗非常成功，尤其是在阿聯酋。我們的疫苗使中東在抗疫藥物方面擁有多樣性的選擇。

2022年10月11日，阿聯酋總統謝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在聖彼得堡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晤。圖自阿聯酋通訊社

**《俄羅斯報》：**今天，世界應該如何對待像伊拉克、敍利亞這樣的國家？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認為，如果把幾個可惡的獨裁者推翻，很快中東就會變成一個和平、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繁榮的區域。然而，這些都沒有發生。

**亞歷山大·戴金：**康多莉扎·賴斯的想法主要源於美國在中歐和東歐實行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她認為，類似的經驗也可以運用於中東地區。

然而，中東地區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那裏的人們有着不同的傳統和身份認同。所以這種政策沒有在中東發揮作用。

**《俄羅斯報》：**我們觀察到在某種程度上伊斯蘭化的歐洲。如何看待在默克爾時代，德國對難民的開放政策的合理性？多元文化主義是否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亞歷山大·戴金：**我認為，從道德的層面而言，默克爾的政策是絕對合理的。這些難民是不幸的人，是阿拉伯之春、美國佔領阿富汗的受害者。德國向他們敞開了懷抱，這與中歐和東歐的許多國家，或者説與荷蘭和西班牙不同。從這一層面而言，我贊同這樣的政策。

不過，難民政策自然在德國也引發了許多過激行為。仇視伊斯蘭教的現象在法國尤其普遍，在英國也能看到部分現象，瑞典的右翼政黨還在推波助瀾“伊斯蘭恐懼症”的過程中上台了，而德國幾乎沒有仇視伊斯蘭教的現象。相反，在德國，出現了左傾現象，中左派已經上台了，我指的是社民黨和綠黨。總而言之，德國已經有能力以某種代價吸收這波移民。

**《俄羅斯報》：**人們應該如何嚴肅地看待歐洲正在被伊斯蘭化的事實？

**亞歷山大·戴金：**到目前為止，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在選舉中出現大量的右翼政黨，按照傳統，這些政黨主張加強國家主權，以實現土著民族的優先權。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只在意大利發生過，儘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中國不會切斷與美國的經濟合作

**《俄羅斯報》：**最近，您在參加國際專家討論會時提到，“目前的冷戰不會是一場正面戰爭，而是一場多方位的不對稱戰爭，我們必須為此做好準備。”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作準備？

**亞歷山大·戴金：**第一次冷戰是一場軍事——戰略、意識形態的戰爭。當時，我們與美國幾乎不存在經濟層面的關係，那時候中國和美國之間也根本不存在經濟關係，中國志願軍還在朝鮮戰爭前線作戰。

而如今，中國與美國、歐盟的貿易額接近1.5萬億美元。美國正在減少財政部的債券儲備，但持有中國債券的規模仍有近1萬億美元。因此，中國人不會與美國切斷經濟關係，美國人也不會這麼做，因為這威脅到兩國的經濟福祉。

意識形態戰爭在信息和通信技術方面體現地最為明顯。在第一次冷戰中，我們堅持無神論立場。今天，我們不再堅持這種立場了，我們各國在對待宗教的態度上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應該以平常心看待中國的國家利益，它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息息相關。

·分裂世界中的分裂社會

**《俄羅斯報》：**您還提到，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但這種不平等在國家內部也在加劇，經濟、環境、數字、疫苗等方面都存在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可以説，一個分裂的世界中的分裂社會是現代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徵？

**亞歷山大·戴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儘管在過去的四十年裏，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在不斷減少，但印度國內的不平等性在增長，中國自1980年起也開始增長。雖然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一直在減少，但發達國家內部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正在加劇。

如果我們談論西方社會，自1960年代初以來存在的社會契約正面臨着崩潰。這種社會契約的含義非常簡單：每一代人都會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好，孩子們比他們的父母更成功。而今天，它已經不起作用了。

有這樣一個指標——人類發展指數。在過去的兩年裏，這個指數一直在下降。這表明，建立在經濟持續增長、日益繁榮基礎上的社會契約的命數已盡，而數字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一進程。在農業方面，個人生產力之間的差距達兩到三倍。在工業領域，則達五到十倍。而在數字經濟、創意經濟中，這種差距可以達到數百倍，相應地，人們的補償金差距也在不斷擴大。這樣的差距和不平等引發了許多事件，也包括國家內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

今年9月，數萬人聚集在布拉格街頭抗議能源價格飆升。圖自美聯社

**《俄羅斯報》：**在一次採訪中，您説，鑑於目前的新局勢，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資產進行重新評估，將其分為核心資產和非核心資產，這麼做對俄羅斯是有利的。您説的“核心”和“非核心”是什麼意思？

**亞歷山大·戴金：**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外交政策的焦點放在橫向維度上：東方與西方的對抗。形象地講，就是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託克；1990年的《巴黎憲章》，關於歐洲沒有矛盾的優美措辭，這一切都像是烏托邦，就像“歐洲共同家園”。因此，今天波羅的海國家與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一起，重新喚起了百年前的比爾蘇斯基構想，即在俄羅斯周圍建立一條防線。這些國家影響着歐洲老牌國家的政策，如德國和法國。

這也正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對俄羅斯而言，沒有比波羅的海三國更具有侵略性的國家了。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在這些國家的每個首都設立大使館，還是在里加設立大使館，在塔林和維爾紐斯設立領事館就足夠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否需要在里斯本設立大使館，還是在馬德里設立大使館和在里斯本設立領事館就足夠了？

外交政策資產不是無限的，我主要指的是人力資源——高素質的外交人員。在我看來，現在應該把這樣的外交資產投入“後蘇聯空間”。讓我們把核心資產和非核心資產分開。

《俄羅斯報》：“後蘇聯空間”國家對俄羅斯仍然十分警惕。我們可以從那些寧願與俄羅斯保持距離的某些鄰國身上看到這一點。其中一些國家已經接受了俄羅斯的幫助，但不能説他們對俄羅斯充滿了感激之情。

**亞歷山大·戴金：**您所説的感激之情在與共有花園的鄰居關係中是可能存在的。在政治上，感激之情是一種罕見的東西。但你的話恰恰證實了我所説的話，我們是後知後覺的，我來給你舉個例子。

1968年底，在著名的八月事件之後，蘇聯科學院內建立了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研究所。直到2014年底，我才在這個研究所創建了一個後蘇聯空間研究中心。但對我們來説，提早與前蘇聯各共和國建立良好的關係是重要的，也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而不是事後再去敲他們已經緊閉的大門。

因此，我們成立了一個後蘇聯空間研究中心，中心工作人員的首批任務之一就是分析烏克蘭高中學生的文學和歷史教科書。通過簡單的頻率分析法得出，烏克蘭的反俄趨勢在1997-1998年開始迅速增長，但我們直到2014年才發現這一點。我們先前沒有研究過烏克蘭社會，也沒有研究烏克蘭青年。我們本可以邀請烏克蘭教師來這裏，與他們舉行一些研討會，尋找可以相互協作的領域，但我們並沒有做到。我們曾嘗試過與烏克蘭在商業層面、高層互動層面達成協議。

11月28日，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連任後訪問俄羅斯，與俄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圖自澎湃影像

我不希望這種情況在與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關係中重演。如今，我們的研究所正在十分仔細地研究這些國家。您看，中國和美國在這些國家的首都所設立的大使館建築是多麼宏偉，再看看在那裏工作的外交官數量有多少。哈薩克斯坦與中國締結了“永久戰略伙伴關係”，白俄羅斯與中國締結了“全天候戰略伙伴關係”。中國人把語言學作為一種外交政策工具，他們不説空話。

**《俄羅斯報》：**我們可以從今天的談話中得出什麼結論？

**亞歷山大·戴金：**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定位從橫向認識轉向縱向認識。在未來20年內，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早些時候，我們考慮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託克的空間，現在我們應該考慮從摩爾曼斯克到上海的空間，把我們外交政策的力量集中到這條南北垂直線上。

北極圈不凍港：摩爾曼斯克 圖自俄羅斯衞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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