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我為什麼主張給老百姓發錢？
在中國青壯派經濟學家中，姚洋是最活躍的學者之一。從互聯網到課堂，他頻有“驚人之語”。
或者嘲笑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伯南克，將金融危機原因怪罪於中國儲蓄過多是“地主家的兒子理論”；又或者挑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忽視了資本和其他要素也能創造價值；又或者在疫情三年裏，長期呼籲政府發錢給消費者，以此作為主要擴內需手段以刺激經濟。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學圈，這樣的聲音並不多。
2022年12月3日，姚洋等六位經濟學家發起《關於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共提出了7條關鍵建議。不知是否巧合，沒過多久，疫情防控的新十條發佈，中國經濟的一系列頂層意見出台。14日，作為中長期任務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發佈，15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着力擴大內需又成為2023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之首。六位經濟學家的多條意見被包含其中。
在防控政策放開、中國經濟即將迎來新開局之時，如何理解中央高層的戰略選擇？中國將如何應對疫情和重振經濟的雙重挑戰？擴大內需什麼辦法更有效？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科技封鎖？觀察者網近日就這些問題採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
擴大內需要跟共同富裕戰略對接
**觀察者網：**12月初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2012年，中國曾經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在這之前，1990年代末，擴大內需的討論也非常多。相比較之下，目前中國提出擴大內需的背景，以及擴大內需戰略的意義有何不同？
**姚洋：**把擴大內需規劃作為一個長期戰略，説明了大家意識到內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未來中長期時間內的重要增長引擎。
規劃從頂層設計的層面提出了消費和投資規模再上台階，建立完整內需體系等目標，也提出了很多擴大內需的辦法，特別是有關提升教育服務質量中鼓勵社會力量提供多樣化教育的説法，是對前一段走過頭的教育培訓行業政策的一次修正。
支持和規範民辦教育發展，我覺得這很重要，説明我們意識到教育領域存在很大的消費需求，單一的公辦教育沒法滿足老百姓對教育行業日益增長的需求。
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所以教育支出是一項很大的消費支出。中國服務貿易常年都是赤字狀態，服務貿易裏頭最大項恐怕就是教育，因為我們購買了大量國外的教育服務。可見高質量的教育在中國還是稀缺資源。
説實在的，國外的教育水平也參差不齊。這就給了國內的民辦教育很大的發展空間，就是要想怎麼鼓勵他們發展起來，做優做大做強。
1990年代，中國經濟速度高達14.2%，後來宏觀調控，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落入低谷，出口出現下滑。2008年以後同樣碰到了外需的下滑。所以那時候擴大內需的討論非常多，那時候人們認為擴大內需是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重要手段。
12月1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擴內需促消費，可以將其看作一個疫情困境之下的應急措施，但是《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則是從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角度，將擴大內需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觀察者網：**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內討論最多的是，中國依賴外需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已經到了頭。那麼此次《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是不是與1980年代提出出口導向戰略有着一樣的轉折意義？
**姚洋：**我覺得如果真能執行，可能會起到同樣的效果。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擴需求促消費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要提升消費質量，而不是一味的強調擴大消費佔GDP的比重。
過去10多年我們的國內消費佔GDP的比重上升還是比較快的，但是我們不能讓消費佔GDP的比例上升太快。因為儲蓄和消費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消費比例上升太快，意味着儲蓄率下滑，儲蓄率持續下滑就會影響投資增速。我們國家還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所以儲蓄率到2035年，無論如何不應該低於35%，現在是45%。
我們過去70年的發展，一直有一種強烈的艱苦奮鬥的思維邏輯。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國策，我們勒緊褲腰帶搞原始積累，生活那麼窮，我們的儲蓄率還非常高，積累率曾高達到三分之一。
改革開放之後國家不再強制性儲蓄了，但是因為我們處於發展的追趕階段，而且經濟又以出口為導向，所以財富急劇集中，這樣也造成了很高的儲蓄率。我們的剩餘勞動力又多，工資就漲不上去。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的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跟國際上主要經濟體相比偏低。
但是2012年之後，我們開始擴大內需，其實這背後的原因主要是中國經濟結構在發生變化：工業佔比下降，服務業佔比上升。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絕大多數勞動力都到服務業就業了，不像以前主要是去工廠就業。因為服務業對老百姓的收入回報要高得多，製造業的勞動力也大量外流到了服務業。
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的收入佔比上來了，消費佔比自然也就上來了。我們正走在一條從艱苦奮鬥到可以適度享受的發展階段。所以擴內需戰略規劃從提高消費質量來看，就是要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就是要消費升級，這可能比單純增加消費佔GDP的比例更有意義。
而在2012年的時候，包括1990年代末，我們還是在從發展的角度和結構轉型的角度來想問題。我們外需受到了衝擊，那怎麼辦？我們只好靠擴大內需，本質上還是一個GDP增長、提高人均GDP的概念。但現在我們更多要從消費的質量和生活的品質出發，這樣也可以和共同富裕戰略聯繫起來，使得高質量發展能為老百姓創造一個適度享受的環境，讓這個社會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充滿活力。
促進羣眾體育消費也是擴大內需戰略綱要的要點之一。圖為12月24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太偉滑雪場的第九屆全國大眾冰雪季（內蒙古站）啓動儀式活動現場
建國70年來，我們三代人都是在勒緊褲腰帶艱苦奮鬥中度過。但是如今人們對高品質適度享受型生活的需求，以及新一代年輕人對待工作和生活的觀念已經非常不同了。所以我們整個社會要跟着改變，政府的政策要跟着改變。我們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也是在適應這樣一個新趨勢。
發行消費券還要擴大規模
**觀察者網：**2022年12月3日，您與六位經濟學家發起《關於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共提出了7條關鍵建議，沒過多久12月6日中央最高決策層討論2023年中國經濟，12月7日出台新防控10條。隨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裏面，幾大任務包含了你們提到的建議。是你們的意見引起了注意？還是那個時間段，經濟形勢的嚴峻使得放鬆防控政策抓經濟成為大家的共識？為什麼？
**姚洋：**我們六個人想法都比較一致，特別是那時候疫情管控還比較嚴厲，所以我們希望看到逐步開放，我們的建議最後是不是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吸收了，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們的建議恐怕是大多數人願意看到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在吸收全國各個階層的聲音和主張，我們只不過是眾多聲音裏的一種。
當時主張繼續封控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期待病毒對人體傷害完全等同於普通感冒之後再放開。病毒或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們，可能要等到2023年6月份。這等於説封控還要繼續大半年時間，老百姓是不是受不了？經濟是不是受得了？這需要時間上的取捨。
這當然是一個很艱難的決策。病毒傳播太快了，嚴防死守已經防不住了。權衡下來，最後我們的防疫政策從防傳染變成了防重症。
**觀察者網：**你們的7條建議裏面，提到要“提高2023年赤字率，通過推出以新基建為核心的新一輪擴大內需活動，帶動各行各業復產復工”。不過，隨後您在與曾光的一次討論中，明確地提出擴大內需主要是要促消費而不是投資，政府應該直接給老百姓發錢。這個建議頗有爭議，反駁的意見會説，一，老百姓沒有錢，二，有錢也不敢消費，會變成儲蓄，證據是疫情之後儲蓄率上升了。你怎麼看？
**姚洋：**的確有爭議。很多人覺得發錢不是個好主意，因為政府發了錢之後，有的老百姓會把錢變成儲蓄，所以最終消費也沒上去。這種説法和研究結果是不相符的。
2020年那一輪地方政府消費券發放之後，我們學院有人做過研究。研究發現消費券是有乘數效應的，就是發100元，會放大到300-500元的消費。
如果政府擔心發錢會變成儲蓄，那麼就直接發消費券。規定消費者買東西必須按比例來使用消費券，比如説買了100塊錢的東西，只能用20塊錢的消費券。這實際上是可以執行的。
再比方説，政府還可以通過央行的數字貨幣賬户發錢。一方面能夠推廣數字人民幣的應用，比如老百姓要想得到政府的1000元消費券，必須下載央行的數字貨幣應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刺激經濟。
這1000元的數字人民幣，一次性全花光是不行的。比如一個用户要買200元的東西，只能用掉數字錢包的40元。如果是每人1000元的數字人民幣消費券，最後相當於給4.5萬億至6萬億元的消費打折20%，我的粗略計算表明，可以形成超過1個百分點的GDP增長。
某網絡平台的數字人民幣消費券使用系統
我們很多地方政府發放的消費券會圈定一些定點的商家名單，其目的是希望商家也讓利一部分。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很不好，會造成新的不公。有財力參與消費券活動的一般都是財大氣粗的商家，他們其實是乘機沾了國家的便宜。如果能夠對消費券的使用不加限制，消費者可以買任何東西，反而可以對那些瀕臨破產的小微企業起到扶持作用。
消費券還可以給予一個使用期間，就明確告訴老百姓，比如半年之內必須花掉。
很多人總是擔心一給老百姓發福利，他們可能就儲蓄了。我認為還是忽略了當前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新消費趨勢，現在年輕人很多都是借錢消費，校園貸就是這麼流行起來的。
通過投資拉動經濟，我們過去搞得很成功，但從中央政府批錢到立項，再到建成運營，需要一個過程。地方政府拿到中央給的錢之後，還得到市場上去借錢，如果啓動不了，就會面臨一堆負債，投資的效果不會馬上顯現。而且投資還受制於市場預期的下降。
另外，為什麼政府更願意去搞投資，而不是發錢給老百姓消費？我們換個角度思考，造高鐵最終目的是為了老百姓出行更方便，這其實就是一種公共用品消費的升級，那麼發錢給老百姓直接消費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可能還是我們的思維定勢問題，因為我們埋頭苦幹70多年投資搞建設的思維很難轉過來。
疫情爆發以來，各個地方發放了各種名目的消費券，但力度還是太小了。比如一個省發放了4億元的消費券，聽起來數目不小，但其實只佔這個省GDP的萬分之一，對經濟不會有太大影響。
當然，很多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困難，消費券可能也是咬着牙在發。這就需要中央政府下決心，發一筆專門的消費國債，來促進消費刺激經濟。我們國家還從來沒發過消費國債，2020年發過抗疫國債，但不是用在擴大消費上的。
面對美國的技術封鎖 中國要理性應對
**觀察者網：**我們再來聊聊國際大循環。您的新書《經濟的常識》裏面多次探討“警惕鼓吹中美脱鈎背後的利益企圖”。過去三年，中美關係跌入冰點，脱鈎論此起彼伏，但是您一直還比較樂觀。從前一陣子習總書記和拜登的會面傳遞的信息，以及德國總理訪華等一系列動作看，可能跟您的預計頗有吻合。2023年，您認為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會有好轉嗎？
姚洋：“警惕鼓吹中美脱鈎背後的利益企圖”，這句話是我在2020年中國疫情剛爆發之時講的。那時候，有很多人覺得一些西方國家要跟中國脱鈎，那我們也要做好脱鈎的準備。那時候美國已經啓動了在高科技領域和中國的競爭。國內就有一批人開始説，我們要自力更生，搞自主技術，特別是要研發高端的芯片。當時我就認為，要警惕這背後有利益集團。
回頭來看，我的預判對了。2022年夏天，國家查處“芯片大基金”涉嫌腐敗案件，牽扯到了高級別的官員。我們都崇敬科學家，但是科學家也是人，這意味着他們也有為自己利益吶喊的動機。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説，為了自主創新，為了“中國芯”努力的人就是壞人。
“脱鈎論”是一個所謂的自我實現的預言，越説就越會成為現實。
我們跟美國的知識界有很多交流，我們中國的學者會説，你們美國人玩不起，看到中國科技強大了，就卡我們脖子。他們回應説，你別光指責我們，是你們中國人要和我們脱鈎。
我們在高調宣傳自主創新的時候，美國就認為，中國要搞自主技術，想把其他國家排除在外，就是想跟我們脱鈎。這促使美國下定決心去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吸引製造業迴流。反過來，中國也會更加強化自己的認識，覺得美國人就是想置我們於死地。這是一個矛盾互相加深的過程。
**觀察者網：**所以您提到不要過分誇大美國的技術封鎖？您還提到美國在高科技如芯片行業的封鎖，我們有殺手鐧，為什麼？
**姚洋：**是的。過分誇大美國的技術封鎖，隨之而來的是更加高調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是有外溢效應的。其實，我們很多領域都在搞進口替代，這是個正常的過程，即使我們不去喊，我們國家的技術在發展，都會發生進口替代。比如我們的上海微電子在芯片設備，還有平頭哥半導體在軟件設計領域都在做自主研發，這是一個正常的過程，我們沒有必要去高調地説。
中美科技脱鈎對全世界都不利，對中國不利，對美國也不利。美國在高新科技領域對我們的封鎖，步步緊逼，已經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了。
台積電的CEO張忠謀説，全球化已死。現在台積電已經將全球核心工廠搬去美國，即便是美國掌握了最先進的芯片製造與工藝，企業生產了一大堆芯片，沒有用武之地。因為芯片行業是靠銷量贏得競爭的。如果銷量達不到一定規模，創新就極其艱難。
美國現在要求美國企業給中國芯片斷供，那等於是斷了自己企業的財路。中國科技企業當然要受損。
今年8月份開始，拜登政府禁止美國企業向中國出售14納米以下的高端芯片製造設備。現在美國在討論，這個封殺的範圍是否要再擴大到40納米或者更低端一些的80納米。如果美國人真要對80納米以下芯片製造行業下手，就是意味着美國想要把中國的整個芯片行業給徹底擊垮。但是如果美國真這麼幹，我堅信我們在中低端芯片的製造，完全可以自己幹出來，那美國封鎖中國的希望就落空了。
那我們如何應對美國的技術封鎖？我覺得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堅持自由貿易和互利共融，要爭取其他國家比如日本、歐洲站在我們這一邊，讓他們離不開我們。
中國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在行動上也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我們擁有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我們歡迎全球各地的企業都來中國投資；我們研發技術也是，不是關起門來，而是讓所有的國家都來參與，讓他們誰都離不開我們。那美國最後想孤立中國還得費點勁。
其實中國這幾年在美國的技術封鎖上表現得很有耐心，沒有還手，但是美國人欺人太甚。如果他們繼續變本加厲地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比如説要求80納米以下的芯片生產設備全部向中國禁售，那我們退無可退了。我覺得我們就應該反擊，我們也有殺手鐧，比如我們就可以禁止向美國出口稀土。
但是，處理中美科技戰，我認為中國應該主動爭取更好的有利於中國發展的環境。二戰之後的美蘇兩霸，兩國的軍事競賽將整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都拖入了對抗。後來到了70年代，雙方都覺得這樣下去會兩敗俱傷，於是他們就開始坐下來談，建立了一些規則，開啓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
我想，當年美蘇爭霸爭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最後都能坐下來談。中美關係還沒有到那個地步。即使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還是想要跟中國合作的。所以中美之間有坐下來談判的空間的。
那麼中美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能不能理性地來談一談，高科技領域應該怎麼競爭。比如美方不能禁止美國企業出售民用產品給中國；中國的芯片產業政策補貼，可以對中國和外資企業一視同仁等等。我覺得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新景氣週期就要到來 調控應慎行
**觀察者網：**在《經濟的常識》裏有一段2021年的演講，您説，中國經濟新的景氣週期就要到來，並提了幾個原因，其中包括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調整已經到位等。您還堅持這個看法嗎？
**姚洋：**我還是堅持這個看法，我覺得現在大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太低了。中國的潛在增長速度還在5.5%，那麼未來幾年，如果是政策不出現大的波動，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景氣週期。
主要原因就是，自從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一直在下滑，中國經濟在經歷結構調整。
2016年，中國經濟曾經出現過小陽春，但短暫的經濟復甦並沒有持續下去，然後就是三年疫情。這五六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一直處在低位運行。
經濟運行是有周期的，有低谷就會有上升。疫情期間，雖然很多中小企業倒閉了，但是也為新的企業騰出了空間。只要中國經濟開始復甦，比如明年能夠出現積極向好的局勢，我覺得接下來幾年中國經濟的增速就不會太低，甚至高出潛在增長速度也是完全可能的。
疫情防控放開之後，我估計到1月底最遲2月份，各地疫情可能就結束了。從二季度開始，中國經濟會有較明顯的復甦，全年達到5.5-6%的增長。
按照我們2035年的發展目標，到2035年，我國人均收入要在202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那麼這15年間，我們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至少要達到4.7%。但這並不容易達到。
即便是2023-2024年，中國經濟達到7%的增速，2020-2024這5年的平均增長率還不到5.5%。
**觀察者網：**今年以來，您在不同的場合談到中國經濟韌性十足，在您看來中國經濟哪些韌性表現可以幫助我們度過眼前難關，達到預期的增長目標？
**姚洋：**過去十年我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轉型升級成為主流；企業的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注重研發和創新已經成為主流。我國在中等技術領域已經進入世界第一陣營，在部分高科技領域也進入世界第一陣營，一些領域還引領世界，如新能源汽車領域。這些都是我國經濟韌性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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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對中國經濟比較樂觀。那麼明年中國經濟要開創新的局面，進入新的景氣週期，我們需要注意的風險因素是什麼？
**姚洋：**我比較擔心的還是政策的波動。政府看到經濟稍微過熱，房地產起來了，又開始宏觀調控，其他經濟學家也有類似的擔心。
我估計2023年我們的通脹目標還會定在3%。我認為3%就太低了，我們能不能容忍通脹率達到5%？這樣可以給大家一個信號，就是中國政府可以容忍經濟稍微過熱，因為經濟過冷了這麼多年了。當經濟景氣週期處在上升階段，應該多觀察一段時間，不要輕易出台緊縮政策進行調控，重複2021年對房地產、網絡平台的整頓覆轍，造成對市場信心經濟預期的打擊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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