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特列寧:現在俄羅斯外交政策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文/德米特里·特列寧,譯/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 夏青】
文章標題中的“斷點”一詞是特意選擇的。“轉折點”意味着仍然有機會通過轉身回到起點來重啓。“斷點”則意味着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逆轉。
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斷點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始終致力於以一個大國的身份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到了2000年代中期,俄羅斯顯然需要對這樣的政策做出調整。在21世紀10年代之交,俄羅斯嘗試對這一政策進行調整,“重新定義”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以及與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但這一嘗試以失敗告終了。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最終還是打破了俄羅斯融入西方社會的念頭,與之相關的“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託克的大歐洲”計劃也隨之破滅。
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破裂後,開始持續惡化。美國和歐盟的經濟制裁、政治競爭和信息戰將從前的夥伴關係轉變為對立關係,很多人將其比作20世紀下半葉的對抗,稱之為混合戰爭。2022年2月,這場混合戰爭添加了軍事元素,對立關係變成了一場軍事對抗——到目前為止,俄羅斯與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之間的衝突還是間接性的。軍事衝突徹底消除了曾作為夥伴關係留下的“餘温”,破滅了最後的希望,關係斷裂已成事實。

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是當代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斷點,截圖來自《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網站
烏克蘭的軍事衝突為俄羅斯國內發展開啓了一個全新階段。國家的邊境線、人口結構、經濟體系、社會關係和動向、政治環境、意識形態等等都在發生變化。俄羅斯聯邦的“1.0時代”已經結束,國家正在向新高質量的發展階段過渡,新形態的輪廓已經開始顯現。雖然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變化程度和變化意義無法與國內發生的那些鉅變相提並論,但就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而言,這些變化意味着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相應地,這也意味着這場遊戲的目標、任務、戰略和戰術的變化,這只是其中一些最重要的變化。
與2014-2022期間相比,在新的局勢中,俄羅斯面臨的是一個政治上動員起來的西方集體。隨着烏克蘭特別行動的開始,圍繞着美國的英語國家、歐洲和亞洲盟友之間的凝聚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僅是英國、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還有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採取了尖鋭的反俄立場。這是俄羅斯在歷史上第一次沒有西方盟友,甚至連能夠充當中間人或“翻譯”之類的對話者都沒有。一些傳統的歐洲“中立國”不再中立,不僅包括決定加入北約的芬蘭和瑞典,還有奧地利、愛爾蘭,甚至沒有加入過任何組織的瑞士,實際上都加入了反俄聯盟。梵蒂岡也支持反俄聯盟——由大約50個國家組成的聯盟。
誠然,西方國家未能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對俄羅斯的政治孤立,但他們能夠利用國際機制實現自己的利益。通過控制國際機構部門,西方成功地使反俄決議的贊成票佔多數。聯合國、歐安組織等國際組織被認為是維護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基礎,俄羅斯積極參與這些組織的創建,並在其中長期發揮着主導作用,結果這些國際組織卻重新調整對俄政策,開始反對俄羅斯。甚至連俄羅斯代表在這些組織所辦的論壇中的實際參與權都是由美國和歐洲當局決定的。俄羅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受到了衝擊,通過將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大會來規避俄羅斯在安理會的一票否決權。
俄羅斯領導層一直將核威懾作為保護國家重要利益不受外界侵犯的保證,但事實證明,只有核威懾是不夠的。俄羅斯總統曾發出警告,如果西方國家干預烏克蘭衝突,他們將面臨最嚴重的後果,但這並沒有阻止美國和北約國家積極有效地參與武裝和訓練烏克蘭軍隊,向烏克蘭實時提供情報,提供大規模的財政、經濟和技術援助——實際上,這已經是最積極地干預衝突的方式了,就差向烏克蘭派遣本國武裝部隊了。此外,俄羅斯官方發出的關於俄羅斯核能力和戰略核力量演習的聲明被西方借題發揮,將其解讀為俄羅斯準備發動核戰爭,這一言論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
然而,矛盾的是,這種輿論並沒有引起西方公眾反對核威脅、強烈抗議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在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的公眾意識中存在的恐懼因素,已經完全起不到重要作用了。北約與超級核大國俄羅斯的間接戰爭,對美國和歐洲而言已不再是真正讓他們感覺危險的事情了。原因很明顯:俄羅斯領導人不可能對美國或北約國家發動核打擊,因為這種決定本身就是自殺行為,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的效果有限,而且會讓俄羅斯變成全人類的公敵。
另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烏克蘭軍隊對俄羅斯控制的扎波羅熱核電站進行了系統性炮擊,而西方社會沒有對此做出任何反應,烏克蘭的行為不斷被有違常理地掩蓋,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實際上也是在為威脅歐洲核安全的一方掩蓋事實。
對俄羅斯的挑釁並沒有就此結束。除了可能由烏克蘭和西方國家挑起的廢核燃料事件外,還存在使用化學武器和生物材料進行挑釁的危險。敍利亞戰爭的經驗和西方國家對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PCW)的全面控制對俄羅斯構成了真正的挑釁威脅,以此栽贓俄羅斯。另一個潛在的重大危險是由烏克蘭組織的對北約國家的領土或軍事設施平台(飛機、船舶)的射擊事件,基輔當局試圖將其歸咎於俄羅斯,類似於2022年11月在毗鄰烏克蘭的波蘭境內發生的事件。這種挑釁的目的可能是使衝突升級,直至幷包括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
俄羅斯與西方的經濟聯繫已經斷裂。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制裁戰始於2014年,此後不斷加劇,在2022年升級成為一場全面的經濟、貨幣——金融戰爭。因此,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及向市場關係過渡以來所遵循的地緣經濟模式被打破,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與西方的關係——西方是俄羅斯主要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夥伴。俄羅斯從未預料到,其主權外匯儲備、私營企業家的資產會被凍結和沒收,事實上,它已經完全被排除在與西方貨幣的金融交易體系之外了。這樣一來,俄羅斯不僅失去了中央銀行的一半儲備,而且還失去了進入西方市場的機會。因此,俄羅斯不再指望西方經濟玩家會出於自身利益而減輕地緣政治衝突所造成的後果。
讓俄羅斯尤其悲痛和失望的是與歐洲的能源關係也破裂了。俄羅斯的領導層花費了五十年建立、發展與歐洲國家的能源關係,包括在冷戰期間,能源合作穩定了俄羅斯和歐洲關係——這與美國的關係不同,俄美不存在這種能源聯繫。俄羅斯向歐洲供應的天然氣具有價格優勢,俄羅斯一直試圖以各種方式使自己成為歐盟最可靠的能源供應夥伴。許多俄羅斯人希望,俄羅斯的能源武器——天然氣閥門,能夠阻止歐洲與俄羅斯斷絕關係。然而,他們又失算了。歐盟決定拒絕進口俄羅斯的石油和煤炭,並對進口俄羅斯天然氣加以限制、逐步擺脱俄羅斯能源,這打破了俄羅斯和歐洲之間最重要的物質紐帶。2022年9月,北溪管道被破壞,成為了俄歐關係破裂的標誌。
受北溪事件的影響,俄德夥伴關係加速瓦解,成為歐洲地緣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二戰之後,俄德兩國在沒有進行任何制度整合的情況下達成和解,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也成為了俄德兩國關係的基礎。此外,冷戰結束後蘇聯在德國統一中所發揮的作用也為兩國關係奠定了基礎。如今,俄羅斯和德國再次變成敵對關係:落後、反動和具有侵略性的俄羅斯形象迅速在德國人的心中重建起來,而德國向烏克蘭提供軍備的畫面使希特勒入侵的形象在俄羅斯公眾意識中重現。歐洲兩個最大的角色互相傷害,符合了美國和英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樣的俄德關係正在成為未來歐洲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今年9月底,北溪管道發生爆炸。圖自亞洲週刊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不僅是一場對俄羅斯的對手和前中立國的考驗,也是對俄羅斯的正式盟友和一體化夥伴的考驗。這場考驗的結果揭示了一個沒有公開過的真相:在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所有俄羅斯盟友中,只有白俄羅斯站在俄羅斯這一邊,並給予其真正的支持;所有其他盟友以及歐亞經濟聯盟的夥伴國都採取了中立立場。他們這麼做的主要動機在於,無論如何都要避免損害和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並利用俄羅斯專注於烏克蘭問題的時機,進一步實現本國的多邊外交政策,繼續與俄羅斯保持距離。這樣的局面給俄羅斯帶來了一個問題,即未來用什麼樣的方式處理與前蘇聯各共和國的聯盟和一體化的問題。
俄羅斯無力迅速應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挑戰,許多歐洲國家急劇降低對俄羅斯軍事力量的評估。
這種變化不僅把歐洲人從對核武器的恐懼中解放出來,還讓他們從“俄羅斯軍事威脅”的困境中走出來,並鼓勵他們從西方集體的物質和道德優勢的立場出發,對俄羅斯採取更具有進攻性的政策。
當然,特別軍事行動首先是對俄羅斯自身的一個考驗,突出其政治和軍事戰略、戰術方面的嚴重問題、武裝部隊的訓練、武裝、裝備和人員配備方面的問題、包括工業方面在內的國家動員準備問題、國家政策的意識形態問題、以及部分精英和社會的行為問題。
總之,這些目前還沒有被克服的問題,讓俄羅斯的盟友們感到失落,同時也鼓勵了俄羅斯的對手們更堅定地制定目標——通過在戰略上擊敗俄羅斯,挑起俄羅斯國家政治體制的變革,隨後實現非軍事化(包括無核化)、重塑俄羅斯的地理和政治局勢,更迭精英,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邊緣化,最終“徹底解決俄羅斯問題”。
在全球裂變的地緣政治大災難中,許多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國的立場是推動俄羅斯國際地位重要因素。中國、印度、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亞為了鞏固自己的主權和加強本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西方和俄羅斯的衝突中官方地採取了中立立場。在某些場合中,伊朗和中國採取了明顯親俄或有利於俄羅斯的立場。但在各個場合中,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和美國盟友,其立場卻十分客觀,且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這些拒絕加入反俄製裁的國家(儘管它們也部分支持譴責俄羅斯行為的政治決議)現在常常被稱為世界多數派。當然,這個多數派是異質的,各個國家的利益點相差甚遠,與俄羅斯關係的廣度和深度也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很多困難、矛盾,甚至還有對抗的因素,但總體而言,世界多數派已經成為當代俄羅斯外交政策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資源。在冷戰期間,蘇聯並沒有如此強大的潛在資源。
提醒一下,當時俄羅斯不得不花費大量資源、付出巨大的努力才將東歐國家留在自己的軌道上,其中只有兩個國家——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具有發達的工業和技術潛力。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裏,中國曾一度是蘇聯的對手;印度只建立了現代重工業的基礎;伊朗在伊斯蘭革命之前一直是美國的盟友,後來它將蘇聯與美國視作“撒旦國家”;土耳其、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是在南部遏制蘇聯的重要國家;巴西是華盛頓的忠實盟友;種族隔離時期,南非與南部非洲的親蘇政權不宣而戰。
因此,對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而言,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也不是毫無希望,只是現在已經沒有回頭路了。或者説,理論上可以有一條投降之路,但即使這樣也不會讓俄羅斯回到2月20日或2013年。這是一條通往國家災難、混亂和無條件喪失主權的道路。如果我們想避免這種情況,並且想與周圍世界進行更高水平的互動,那麼我們的總體方針只能是向前走。解決烏克蘭問題是俄羅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我們必須要研究應對當前衝突的所有方案。儘管我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無論是特別軍事行動中的失利,還是對方的實際勝利,都會引起動盪。的確,俄羅斯歷史上有過這樣的戰爭:例如,克里米亞戰爭和俄日戰爭,促使了國家進行內部改革和進一步的發展,讓俄羅斯從失敗中收穫了其他東西。《佈列斯特條約》拯救了布爾什維克政府;《里加條約》結束了不成功的蘇波戰爭,穩定了新興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西部邊疆地區;為芬蘭戰爭的勝利付出的超高代價,是對偉大衞國戰爭勝利的第一貢獻。然而,在當下,那些希望重演1855-1856年的俄羅斯人應該始終牢記1916-1917年的悲劇。
避免失敗並不意味着勝利。在前線“凍結”軍事行動意味着俄羅斯將承認它無力實現特別軍事行動所設定的目標,即在道義上失敗了。而且,這樣的“凍結”只是在給敵人恢復對俄軍事行動前的喘息機會,他們並沒有打算放棄自己的最高目標。然而,確實存在這種方案,而且就目前所能確定的情況而言,有關各方正在仔細研究這種方案。
另一個方案是在戰略上取得成功。在這裏,我們有意不使用“勝利”一詞,因為在1945年後的國內集體意識中,這個詞開始意味着敵人的慘敗,敵人完全的、無條件的投降。就烏克蘭問題而言,戰略上的成功是指俄羅斯控制住烏克蘭的整個東部、南部和中部地區。烏克蘭的西部地區在俄羅斯的控制之外,原則上它屬於異類,無法融入俄羅斯的文明空間,是一個動盪之源。
的確,如此留存的加利西亞和沃倫地區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的據點和西方勢力存在的橋頭堡,但這個橋頭堡不會有嚴重威脅到俄羅斯的極端勢力。俄羅斯在烏克蘭政策的整體成功主要取決於被控制的烏克蘭領土是否能與俄羅斯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融合,從而鞏固俄方取得的軍事成果。這一方案需要耗費俄羅斯巨量的資源和多年不懈的努力,雖然需要付出巨大的犧牲,但從戰略上講,這個方案會讓俄羅斯取勝。
任何解決烏克蘭衝突的方案都不意味着能夠建立一個穩定的東歐。西方在某些方面持續對俄羅斯施加壓力。烏克蘭本身是俄羅斯主要的痛點,除此之外,還包括白俄羅斯、德涅斯特河地區、加里寧格勒和高加索地區,俄羅斯將不得不在從北極到黑海的整個西部地緣政治戰線上鞏固自己的地位。
由於試圖衝出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保護國家的基本安全利益,俄羅斯實際上已經被“踢出”了這個秩序。在當前的全球動盪中——不僅在地緣政治方面,而且在地緣經濟和軍事領域——俄羅斯根本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來維持歐洲和整個世界的現狀。俄羅斯曾是1945年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支柱和守護者之一,現在它變成了一個戰鬥的國家,捍衞其主權和獨立,為推翻一國霸權的世界秩序而戰。這是一個新的角色,與革命時期的俄國相呼應,但又非常不同。成功地學好並履行這一角色並不容易。
向新的世界秩序過渡需要耗費一整個時代,而且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世界上兩個主要大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結果。到目前為止,金磚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世界多數派國家——更傾向於調整世界秩序,而不是徹底取代它,更不是毀壞它。然而,這種形勢也會變化,俄羅斯與西方的衝突對局勢的發展有着重要影響。
面臨這樣的情況,俄羅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是在經受住與西方艱難對抗的前提下。在此期間,俄羅斯在世界的地位是矛盾的、“混合的”。在面臨西方密集孤立的同時,俄羅斯將積極發展與世界多數派國家的合作,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和睦相處。
在邏輯上,俄羅斯的“賤民”地位意味着俄羅斯可以自由處理與那些再次變成對手的前夥伴國之間的關係。
應該好好利用這隻自由之手:如果俄羅斯人放下武器,坐到他們身邊以示忠誠,情況只會更糟。
例如,應該重審俄羅斯對戰略穩定的觀念。戰略穩定並不等同於與美國的戰略關係,更不是與華盛頓簽署協議和條約。對俄羅斯而言,戰略穩定的關鍵在於發展自身在各個領域的潛力,而即使與美國簽署協議,這也只是這些潛力的附加品——鑑於雙方的高度不信任,這種補充也是非常侷限的。此外,還有必要仔細研究一下不擴散核武器的問題。無論如何,俄羅斯都不可能按照美國對待伊朗和朝鮮那樣防擴散的方式行事。
與世界多數派國家關係的前景似乎會更加令人期待、更富有成效。要在新的形勢中保持戰略穩定,就需要與中國進行更緊密的合作,並與印度進行更深入的對話。現在俄羅斯亟需解決能源安全問題,中國和印度是主要的能源消費國,土耳其是新興的天然氣樞紐,在石油市場問題上要與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歐佩克+國家合作,在天然氣方面要與卡塔爾合作。俄羅斯食品的主要消費者也分佈在中東、亞洲和非洲。在技術方面,中國和印度可能會成為我們主要的合作伙伴。
在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框架下的雙邊關係、多邊關係中,俄羅斯需要在貨幣和金融領域建立過渡性世界秩序的要素,以擺脱美元霸權;在技術方面,加強國家主權;在媒體方面,限制英美媒體的主導地位。要尤其重視過渡性世界秩序基礎的建立——提高非西方國家國際組織的效率和影響力,在歐亞大陸、中亞、高加索和裏海、波斯灣等其他地區建立區域安全體系。

7月1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伊朗總統萊希(中)、俄羅斯總統普京(左)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會談前合影。(新華社圖)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説:
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已經沒有退路;俄羅斯與西方的艱難對抗將長期存在。
俄羅斯在這場鬥爭中的失敗是全國性的災難,以平等為基礎的、可持續的妥協方案幾乎不存在;只有前進的道路。
世界多數派的立場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主要資源,俄羅斯需要在世界舞台上爭取更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獨立,並在世界文明的框架內堅持自己的獨特性。
發展與世界多數派國家的政治、經濟、技術、軍事、信息、文化和人道主義互動是俄羅斯在可見的未來內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方向。
俄羅斯的戰略成功是真實存在的,它具備必要的內部和外部資源,但它需要領導層堅定的政治意願、精英階層無條件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
通往成功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但也是十分困難的,不可避免地伴隨着損失和犧牲;勝利的關鍵在於對局勢和重要的趨勢進行清醒的評估,明確目標,正確地分配資源,調準國家戰略。
【本文原刊於11月30日《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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