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梓：“國家管了我們三年，現在不管了？”

隨着新二十條、新十條的出台以及新冠病毒感染被調整為“乙類乙管”，國內疫情迎來一波高峯，也引發了輿論頗多爭議。

開弓沒有回頭箭，如何認識近期的政策調整？面對如此規模的傳染病，該如何理解政府的責任邊界？回顧三年抗疫，可以總結哪些治理經驗？隨着新冠感染被劃為“乙類乙管”，我們該如何統籌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發展？

圍繞相關問題，政治學者夫梓作出如下解讀：

**觀察者網：**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隨着各方面形勢變化，各地均對防控措施做出了調整。12月26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了《關於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的總體方案》，為平穩有序走出疫情指明瞭方向。而面對仍在肆虐的疫情，網絡上也出現了不少擔憂的聲音，認為現在是不是要徹底“躺平”、“放任不管”。您覺得該如何認識近期的政策變化？

**夫梓：**面對疫情，每個人由於個人立場、價值判斷的差異，做出的選擇不同，有人主張放開，有人主張清零，這是正常現象。在逐步放開之後，出現了一些超預期的情況，老年羣體為這項政策付出了相對其他羣體更高的風險成本。但是總的來看，各級地方政府並沒有完全“躺平”，而是正在逐步提高應對能力，通過一切手段千方百計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

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是一個自然的和必然的過程，因為前期從全球情況來看，其致死率和引發的重症率確實已經發生重要變化，這對公共政策有直接影響，這種情況下不調整就變成刻舟求劍了；但另一方面政策調整也是抉擇的結果，如此重大的決策關鍵時候需要有人拍板。對於國家來説，在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只能以“功效原則”為依據，如果你身處決策位置就會發現其實很難被某種特定價值捆綁，更多的還是要看形勢和成本。

國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們的制度資源和財政能力都是有限的，病毒是自然現象，它並不懼怕權力，如果所有防控力量加總都無法應對，這就已經是超負荷危機了，只能調整政策。當沒有足夠多的能力支付這個代價時，如何衡量眼下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如何保障並增加社會效益和人民幸福的總體程度，最後只能是權衡利弊，做出一個總體制度效能最大的決策。

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善於“十個手指彈鋼琴”，也就是説一個階段性內可以有政策的優先和重點，但是你做不到持續數年堅持一項工作是壓倒性的，而且不惜以其他一切領域的犧牲為代價。實際上，在12月份疫情政策調整之前，問題始終是存在的。地方經濟的發展、財政的可持續性、社會的穩定、市場的繁榮、畢業生的就業、孩子的正常教育……等等因素實際上已經逐漸進入到令各級決策者焦慮的狀態，決策者最終需要去權衡並做出一個選擇。

抗疫三年，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新華社資料圖

現在總體的大趨勢就是從國家強勢主導的動態清零模式，逐步過渡到國家、社會、市場、社區、家庭和個人多方參與的常態化防護上來。當然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平穩有序的過渡，儘快緩解眼下“放開”帶來的大規模感染的陣痛。

當前工作的重點很清晰，就是千方百計全力降低重症率、病亡率。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和地方要一起努力，形成一些工作機制。不能像前期防控政策那樣“從上到下”垂直指導，指導不宜過於具體，束縛住地方手腳，應該是中央提出一些原則性要求，讓地方想方設法調動自己的資源各自解決自己的問題。

之所以這樣，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區之間有着不同的財政能力和醫療服務供給水平，不同地方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不一致的。我注意到，北京、上海、天津和廣州等地的救治政策模式還是有一些不同，體現了因地制宜動態調整的要求。

根據國家衞健委的報告，截止到目前為止，從全國範圍內來看第一波感染最高峯未現大面積重症死亡。確實目前許多發達地區形勢總體平穩，醫療服務供給總體有序，但是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尤其是隨着感染人羣向廣大農村地區蔓延，馬上又要趕上年終歲末的返鄉春運人口大流動的高峯，農村地區面臨的挑戰可想而知。而這裏，醫療服務供給和救治能力下降的問題又十分突出，所以我們應該要有底線思維，儘量降低可能出現的更大社會風險和更高社會成本。

12月27日，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發熱門診，醫護人員為前來就診的患者輸液。中國日報記者 王敬 攝

目前在控制重症率、病亡率方面有幾個工作是必須做的，一是持續加強對重症率、病亡率的監測，尤其是對患有基礎性疾病的老年羣體的健康監測和服務指導，始終繃緊這根弦；二是督促全國公立醫院尤其是三級醫院兜住醫療救治和生命保障底線；三是竭盡全力加強廣大基層和鄉村地區醫療衞生機構的發熱門診建設，提高基層接診轉診能力；四是發揮好互聯網醫院及遠程醫療平台開展線上服務的補充作用。

**觀察者網：**在此前的防疫過程中，某些地區出現的層層加碼、過度防疫等問題一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而本輪防控政策調整也從回應這些問題開始，做出了一系列優化、調整。從國家能力和制度建設的角度，回顧三年抗疫，可以總結哪些經驗？隨着新冠感染被劃為“乙類乙管”，我們該如何統籌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

**夫梓：**如果要立足於國家能力的角度討論這次疫情的長期政治影響是什麼，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它有沒有破壞中國民主集中制的總體原則，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央領導的大一統的制度。

疫情這三年，很多人認為國家的權力大幅增長，國家對公民信息的獲取能力大幅提高，甚至也有人認為過去三年是一種極端管控狀態，但實際上我覺得可能不能籠統地這麼説。

因為這三年其實在很多時候屬於一種緊急狀態。國家宣佈緊急狀態後，其權力不一定是增長了，反而可能是被變相弱化了。

中國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嚴格來説中國沒有中央地方關係問題，所謂央地關係的許多問題其實大多是偽問題，因為在中國，所有的權力全部歸屬中央。疫情爆發以來，表面看我們國家的中央政府一直在圍繞疫情防控頒佈各種條例和指導，但是由於疫情進入到了一種緊急狀態，權力實際上被不斷下沉到基層，表面看是層層加碼，實際上是權力層層下沉，因為只有加碼才有權。這是對國家政治生活和法制建設的損害，當然也是對社會良性運行的損害。

這次疫情尤其是最後一個階段，廣大羣眾對基層組織管控方式有較大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中國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還有我們城市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其實是中國的準第六級政府，中國從82憲法一直到現在，幾次修改憲法，都沒有把執法權交給他們，就是因為這一級政府的素質和能力相對比較層次不齊，執法權下沉之後會帶來很多問題。

醫護人員和志願者們在凜冽的寒風中持續工作。新華社記者李昂 攝

現在，隨着我們對防疫政策做出調整，這些問題目前來講已經不存在了。我們需要關注的就是在正常的狀態下，重塑國家正當的、常態化的權力運行，重點是恢復國家大一統權威和政治功能，徹底消除三年來部分領域權力下沉分散、各行其是、管理混亂的狀態，促進中央地方關係、國家和市場社會關係以及國家法制建設良性健康發展。

具體來説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個在國家建設中間，以中央責任為主，以地方責任為輔，央地協同推動公共衞生兜底工作。成體量的發熱門診或發熱醫院的建設，醫護人員整體力量的建設，分級診療的推進，公民健康觀的培養等等工作，可能還是需要中央來牽頭推進，提供指導。

第二個是經濟恢復，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管理權都在中央政府，無一例外，現在中央通過各方面的手段出台了一些有效的激勵措施，已經激發了非常好的市場反應和良好預期。地方政府當然對此也負有責任，但更多還是中央要拿出足夠有效的宏觀政策。

第三個就是繼續推進全國大市場體系建設，實際上疫情過程中，由於權力下沉層層加碼，實際上強化了地區自主性和地區壁壘。

《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八十九條以及第一百條都清楚寫明，地方立法和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決定和命令都不得同憲法、法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相牴觸，強調中央高於地方原則。過去三年，產生了大量地方性法規、決定和命令，這些東西破壞了大一統的原則，不利於全國市場。

尤其是通過這次疫情，地方掌握着大規模蒐集到的基礎數據、人員數據、交通數據，地方健康碼之類的東西還造成了嚴重的“信息繭房”“各自為政”的問題。當然，我們也看到12月份以來，伴隨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包括交通運輸部在內的中央多個部門下達政令，消除跨區域人員查驗核酸、健康碼和“落地檢”要求，推動全國交通運輸一體化。

第四個是公共服務的恢復。過去三年疫情的衝擊導致大量的公共服務事實上已經癱瘓了，我覺得現在已經是個時機有序地去恢復這些公共服務，比如學校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例如許多城市地區的幼兒園，2022年以來基本就沒有開過課。中學線上教育帶來的問題也愈加顯現。如果疫情再出現高峯期，學校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這方面需要形成一些工作指導。另外還有許多城市的公園，到現在還在封閉不開。我覺得只有中央政府實現責任兜底，地方才能放開手腳承擔責任，積極恢復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務。

第五個是法治建設，緊急狀態下對法治體系的破壞是驚人的。這不能完全理解為是人為造成的，而是因為這種狀態本身必然會帶來管治權下沉，管治權下沉就是政治上的“封建”狀態，必然破壞統一的政令和法治。這一次疫情過後，實際上我覺得要對於地方做出的不符合中央要求的規章立法，進行集中的檢討和處理。這對於國家能力的建設也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我們不能説國家退出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這不符合實際，應該説現在這個情況實際上是從國家一元化主導防控的緊急狀態轉入了一個全民防護的狀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有羣眾的自治組織，再加上社區、單位、家庭，大家一起來轉化到一種常態化的防護之中，多元主導，各盡其力。

**觀察者網：**全民防護的狀態也就是我們所説的“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説，可能已經習慣了大政府的大包大攬。這是否意味着我們也要轉變以往對大政府的思維模式，重新認識新冠疫情後的政府職責？現在，經常聽到的説法是“國家管了我們三年，現在不管了”。其實“管”這種説法就特別有中國特色，政府就類似於一個大家長的角色。當然從政府職責的角度來講，保護公民生命健康、提供基本的醫療救助也是其職責之一。面對大型傳染病，政府職責有沒有邊界，邊界在哪裏？

**夫梓：**我剛才已經説了，國家絕對沒有“躺平”，從中央一直到地方，都在積極調整政策，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實際需求的政策。在功能方面，政府一直在監測重症率、病亡率情況並加強對特定老年羣體的健康監測和服務指導，國家也在督促全國公立醫院兜底，確保醫療救治和生命保障底線。最近對一些國際原研藥的引入，雖然帶來一定爭議，但對特定羣體救治肯定是有益無害的，這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前段時間個別地區的醫院內部有牀位但是不敢收治病人，加劇了醫療救治資源的緊張，國家衞健委注意到這種情況及時進行了糾偏，例如規定不以基礎病病亡人數評估問責醫院，目的是讓這些三級醫院更好承擔責任。

當然，對於個人來講，大環境確實變了，這一輪疫情過後全社會大概率會恢復正常運行，但是疫情因素又不會徹底消失，因此只能走向全民防護狀態，每個人“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選擇。但是，“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並不是説只有自己是唯一責任人，單位、社區、政府就不管了。

**觀察者網：**正如剛才提到的，放鬆管控後，一些民眾比較擔憂生命健康沒有保障。面對當下輿論呈現的焦慮情緒，該如何做好引導？

**夫梓：**這段時間以來，各大主流媒體的報道和專家的及時科普，使得公眾對於奧密克戎的認識逐步加深，也逐漸瞭解了該如何去應對這一傳染病。雖然這一波疫情大家有超出預期的體感，但是隨着感染波峯的跨越，全國多省已經在逐漸恢復正常社會秩序了，像北京從這周開始堵車了。應該説，焦慮的情緒總體上在逐步緩和。

但不同區域、不同年齡羣體甚至不同社會階層對此的感知肯定是不同的。像大規模的靈活就業羣體，他們這一感染就影響工作、影響生計，焦慮情緒可想而知。再比如一些有基礎疾病的人羣可能也會比較焦慮，還有對於幼兒感染的擔憂也是普遍的。

緩解民眾的焦慮，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實事求是的信息源，國家要加強對疫情發展的及時監測，尤其是對國內毒株發展變異的情況給出令公眾信服的信息，使公眾對病毒傳播重病率大概率轉弱的趨勢有穩定預期，如果有小概率情況，也要有心理準備；二是強化基礎儲備和兜底能力，利用當前窗口期加快感染病例分級分類救治，加強縣級以下基層醫療救治能力，補齊各方面制度短板，優化救治的科學流程，針對欠發達地區加快建設基層發熱門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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